小人物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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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师傅
   高师傅并不姓高,最初人们叫他小舒,后来叫他舒师傅,没过多久,因为他技术实在是高,又改口叫他高师傅,而且不分辈分不论长幼。
   还得从70年代初说起。为了适应农用机械逐步推广的新形势,当时的公社中学和农机站计划合办一个农机速成班,学员从在校的高中生里选拔,老师由农机站专业师傅担任并指导实习,学制为半年。招生公告刚贴出,舒申高第一个就报了名。这名还真报对了,舒申高的聪明才智在农机方面一下就显露出来了,老师教的他一听就懂,没教的他也悟得出来,第一次实习时,老师设置的几处故障他凭借一看二听都能准确快速排除。所谓一看二听,就是看机器冒出的烟和发出的声音。临近结业时,老师不上课了,他们让舒申高讲课,反正那年代学生上讲台也是新生事物。
   舒申高回乡后自然当上了生产队的机械师。相比一般农民,机械师可以免去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舒申高来说这只是最基本的优越之处,他还有更令人羡慕的地方,那就是其他生产队经常请他去修理机械,每每回来,他的口袋里会多出一盒“新华”牌名烟,他呼出的气息里会透着诱人的酒香。
   这样的事一开头便成了惯例,往后谁要是再请他去修理机械,都会好烟好酒大鱼大肉地招待他,不然机械就修不好,即使修得好,不是换活塞就是换轴承,开销恐怕比招待他要大得多。
   “高师傅”就是这个时期喊出来的,一是因为他的姓名里有个“高”字,二是因为他的技术确实无人能比,没办法,其他师傅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只消一看或是一听就能轻易解决,有时甚至手都不动,努下嘴示意故障在哪里就行了,你能不叫他高师傅?
   当然最受用的是高师傅本人。但受用的日子一长,高师傅的肠胃里就长酒虫了,要是几天没人请他去修机械,酒虫就开始作祟了。
   正是“双抢”季节,时间金贵得分秒必争,早稻收割后,必须尽快将满是稻茬的农田耕整好,这本是高师傅的职责,那台一边一个铁齿轮后边带个滚筒的大铁牛,只有他才能驾驭,可是这一回铁牛变成了铁疙瘩躺在田头怎么也着不了火。
   “几十号人等着下田插秧呢,你这是怎么了?”队长急得头顶冒烟,直搓著手问他。
   “怎么了?”高师傅从铁牛上站起来,摊着一双油手,不紧不慢地说,“准备钱吧,要换轴承了。”
   队长一听要换轴承头都大了,且不说一百多块钱没有出处,光是时间就耽搁不起。队长挠了挠头,忽然间悟到了什么,拉过高师傅,小声对他说:“我的高师傅,快让铁牛跑起来吧,晚餐的酒肉早替你备下了。”
   高师傅也不笑,像是有些勉强地说:“那就还让轴承坚持一下吧,其实早该换了的,只是怕队里没有钱……”
   果然不一会儿铁牛在田间撒着欢跑开了,队长看在眼里,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都说你说过‘有酒有肉马力加足,无酒无肉不换活塞就换轴’,看来是真的。”既然是真的,队长还得想办法去落实他许诺的晚餐。
   有了这次经历,生产赶紧时,队长每隔十天半月,就会“有酒有肉”犒劳高师傅一餐。还真不说,这酒肉钱花得不冤枉,生产队五台机械一年下来,不要说活塞轴承,连油泵都没换一个,合计一下挺划算的,一年的酒肉钱还抵不到换一次轴承。
   80年代初,推行联产承包,田要分给各家各户种。那天开分田的会,穷怕了的人们视田地为米缸粮囤,都希望多分些,可高师傅偏不。
   高师傅对队长说:“我不会农活,种不了地,分三亩口粮田就够了。”
   高师傅爱人嚷着不同意,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往会场外拽,然后低声吼她:“你忘了我是什么人?我是高师傅,如今分田到户,机械也会到户,到时家家户户都有机械,你想……”后面的话高师傅不说了,他爱人也不嚷了,同意只分三亩口粮田。
   形势的发展正如高师傅所料,他成了东家抢西家夺的稀缺人才。
   但有一点,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起初,请高师傅去耕整田地或修机械的人家,手头再紧也会打酒割肉,可高师傅吃饭时既不喝酒也不吃肉,主人家见了,开玩笑说:“高师傅,我家可换不起轴承啊。”
   高师傅认真地说:“无酒无肉马力加足,有酒有肉不换活塞就换轴。”
   主人家笑了:“你怎么把话说反了?”他依然认真地说:“不是说反了是形势变了,你的便宜我不占。你付了我工钱,凭什么还要备酒备肉?”
   这话一传开,登门来请他的人越发多了。
   高师傅上门服务期间,还被农机站高薪请去开办了两期培训班。培训别人的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高师傅一回家就贷款买了一台多功能碾米机、一台联合耕整机、一台大型收割机,因为忙不过来,还收了一个拿工资的学徒。仅仅三年,他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成了方圆十里第一个先富起来的能人。很快,一句既带歌谣色彩又融入了广告词的话便流传开来:
   “高师傅高,实在是高。”
   老犟
   老犟本姓姜,但村里人都叫他老犟。
   姜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戴副眼镜,清瘦,微驼,喜欢背着手走路,农事之外,无外乎看书,下棋,喝茶,都是学问人的喜好;更兼他遇事有己见,且不管别人如何看,认定了的就一定要坚持:因此,在村民们眼中,老姜是个异类。
   那一次,村里有户人家的老爷爷去世了,按习俗丧家请来两个民间艺人打丧鼓唱古书。书唱的是《三国》,其中有这样一句“曹操统军八十万,吓得孙权心胆寒”,老姜一听站起来,制止说书人往下唱,问:“曹操的水军究竟是多少万?”
   说书人也不含糊:“八十万。”
   老姜哼了一声,摆开架势,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锁战船北军用武’你看了吗?”
   说书人道:“不用看,我们说书人都这样唱。”
   老姜愈加有理:“都这样唱,就对了?”
   一旁听书的人便劝老姜算了,不想老姜急了,道:“算了?说得好轻松,人马都差了三万,你们知道吗?”    另一说书人忙帮腔,接过话说:“我们唱八十万,是为了字数和押韵,依你的换成八十三万还怎么唱?”老姜不答话,夺过鼓槌,一溜唱词脱口而出:
   曹操水军阵容壮,
   八十三万下江南。
   战船千里施连环,
   旌旗蔽空刀光闪。
   早有飞马报东吴,
   吓得孙权心胆寒……
   说书人见他唱得有板有眼,不觉红了脸,有人就出来打圆场,劝和道:“师傅不要计较,我们老犟就是这号人。”姜犟谐音,从此,老犟就叫开了。
   就因为犟,老犟也吃过亏。有一次,他去镇上办事,返回时天已擦黑,好歹搭上了回村的最后一辆接学生的三轮车。车快开时,老犟发现车棚外张贴的广告上有个别字,就对司机说:“‘招工启事’的‘示’字写错了,应该是事情的‘事’,你把它撕下来。”
   司机没好气地说:“错什么错?是那回事就行了。”老犟见司机不撕,就自己动手去撕,这广告是人家出钱贴上去的,司机当然不让他撕,老犟见撕不了,嚷道:“你这是学生娃坐的车,是害人子弟。”
   为了抗议,老犟赌气下了车,結果是跌跌撞撞摸了两个多小时的夜路才到家。
   这些方面犟也就犟了,毕竟与他的身份相符,也没有伤及别人什么,但有时老犟偏偏与村官们犟上了。
   村里唯一的小卖部是村主任开的,老犟也不例外是小卖部的常客,除了寻人下棋,单是五十元一斤的粗茶,他就少不得往小卖部跑,因为他每次来只买二两,喝不到五六天就完了。村主任的小卖部什么都卖,近些年,随着乡村丧葬风气的改变,还多了一样特殊商品花圈。
   村主任的小卖部还真邪乎,论秤称的东西短斤少两不稀罕,就是卖花圈也短斤少两。怎么少?起初是折叠式的花圈,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子里,进价十元,卖出去十五元。一段时间后,再卖出去的大多就只是一个纸盒了,纸盒成了花圈的象征,一摇,里面咚咚响,一根竹棍而已,但卖价依然是十五元。村民们相互吊死问丧,讲的是一个礼仪,钱花出去了,有没有花圈不关我的事。但纸盒里面没有花圈却关老犟的事。
   老犟远房的四叔过世了,他自然得去吊唁,一挂鞭,一个花圈,五加十五,他掏出二十元钱给村主任,村主任递给他一挂鞭一个纸盒。
   老犟摇着咚咚响的纸盒,往柜台上一扔,对村主任说:“这里面没花圈,换一个。”
   村主任眼睛一瞪:“换什么换,都是这样。”
   “那不行,我出的是买花圈的钱,怎么就买一个纸盒?”
   “纸盒就是花圈,谁打开看你的?”
   “人家就是不打开,我也不能诓骗人家……”
   闻声聚拢来一些村民,村主任大概是顾及影响,忙笑着止住老犟往下说,收回柜台上那个纸盒,给他换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花圈。
   自此以后,老犟像没有发生这件事一般,依然隔三岔五地去小卖部下棋或买茶叶,每次二两,钩在手指上,背着手来,背着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犟背上了罗锅,眼睛更近视了,家境也越发艰难了,但不变的是他的犟脾气。这年年末,县文明办要来村里验收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为了确保验收过关,村支书在高音喇叭里一遍接一遍广播,要求验收当天所有麻将桌都要收藏起来,各家各户的电视只准放中央1台或7台,老年人集中在村委会观看戏曲,下午五点中青年妇女一律到健身中心跳广场舞,等等。
   此外,支书还安排专人“陪”老犟下棋喝茶,茶叶是优质昂贵的西湖龙井,一斤装两包,一人一包,免费的,并许诺验收之后,跟他申报一个低保。验收进行得很顺利,支书以为大功告成,谁想到验收组前脚走,老犟巧妙摆脱陪他的人后脚就跟上了,结果是不但验收没有过关,支书因弄虚作假还受到了点名批评。不过,老犟又付出了代价,茶叶钱得自掏荷包,抵得上平时喝一年茶的开销了。
   更大的代价是低保恐怕没了指望,老伴埋怨他,难得他一次不犟,拍着茶杯笑着说:“我都喝上龙井了,吃什么低保?”
   刘引种
   故事发生在农业学大寨年代。
   那时,县社两级时兴组团去大寨参观学习。不过参观学习大多是走过场,充其量表达一下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一回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尤其像我们水乡地区。但有一个人的革命豪情持续高涨,硬要用实际行动向大寨学习。
   参观快结束时,他请示带队的公社领导,决定从大寨引进三千斤小麦良种。这个人就是驻队的工作组组长万正云。受他的鼓舞,还有两个工作组组长也引进了同样数目的小麦良种。
   良种运回来后,万正云亲自指挥社员们将良种搬进仓库。当搬运到最后一袋时,不料袋口裂缝了,金黄饱满的麦粒撒了一地。撒落的麦种在万正云的监视下,当然都打扫起来了。仓库门锁好后,社员们陆续离去了,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读书人模样的青年人磨磨蹭蹭落在最后。他见人们走远了,俯身趴在地上,将十几粒陷进地缝里的麦种,一粒粒抠了出来,藏在口袋里。
   这个青年人叫刘子林,是去年回乡的高中生,社员们背地里叫他“刘引种”。说起这外号,是有来历的。刘子林平日里喜欢读书,尤其是农技方面的。
   有一天午间歇工时,社员们凑在一块说一些不上台面的闲话,刘子林不愿听,独坐一边,掏出随身带的一本薄书《引种与品种》看了起来。
   有个社员出于好奇,想看看他读的什么书,偷偷从背后一把抓过来,大声叫道:“哟,是引种的书!”
   有人随即嚷道:“什么,刘子林要引种?你婚都没结就知道自己不行?”众人乐了,都跟着嚷嚷,刘子林脸红了,掉头往一边走。
   从此,他就有了那个外号。
   掌灯时分,刘子林走进了队长家。他从口袋里掏出麦种,递给队长,队长看了看,问:“这不是今天搬运的小麦良种吗?”
   “是的,请队长再仔细看看。”
   队长不知道刘子林给他看麦种的用意,反问道:“再仔细看,也就是几粒麦子,还能变成金子?”    “队长,我是说……这是春小麦。”
   “春小麦?春小麦就不是种啦?”
   “春小麦的主产区在北方,从气候等条件看,不适宜在江汉水乡播种。”
   “这可是万组长亲自引进的良种……”队长摇了摇头,有些为难。
   刘子林急了:“但万组长不懂农业,生产上的事你得做主。队长,这麦种真的不能播种,否则,会颗粒无收的!”
   队长这才意识到他作为一队之长的责任,严肃地问刘子林:“这是大是大非的事,你拿得准?”
   刘子林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队长,你忘了他们叫我‘刘引种’?只是万组长不会相信我的,请你千万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队长当即就去找万正云。但建功心切的万正云态度很坚决,他对队长说:“这次同时引进大寨麦种的三个生产队,都是征得了公社同意的,只等试种一成功,明年就全面铺开。”
   刘子林就在队长家等消息。听完队长的转述后,他有些失望,转身离去时,嘟哝了一句:“这可怎么办呢?”
   麦种落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真是天遂人愿,旱田耕作快结束时,又下了一场透雨,万正云立即做出部署,只等天一放晴,就抢墒播种。
   然而,播种那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存放在仓库里的麦种被淋了个透湿。不知何故,一向不漏雨的仓库库顶出现了一个碗口大的漏洞,漏洞不偏不倚正对着麦种。幸好万正云这两天去县里開会回不来,否则,还不知闹出怎样的一场风波来。队长绕着库房走了一圈,心里明白了七八分,便分析说十有八九是野猫上了屋。仓库保管员本就吓得六神无主,一听队长这样说,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说前天夜里他的确听见了野猫翻动瓦片的声音。麦种漏湿了,但小麦还得种。队长当机立断马上去购新麦种,并要求社员们对万组长严格保密。
   事情的结果是,当天下午,队长带着刘子林去县里购回了三千斤鄂麦6号。而作为保密的回报,社员们每家每户都分得了几十上百斤春小麦。事实上,社员们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谁也不会向万正云走漏半点儿风声。
   一转眼到了隆冬季节。有一天,另外两个也引进了大寨麦种的工作组组长,火急火燎地来找万正文,原来是他们两个生产队的小麦一个劲儿地疯长,怎么镇苗都不管用。万正云看到自己所在生产队的小麦长势正常,既高兴又疑惑,便主动去找队长了解情况。因为是第一次种小麦,队长对后期的生长也没有十足把握,并没有完全道出事情的真相。
   第二年夏收登场时,生产队的小麦获得了大丰收。因超额完成夏征任务,万正云受到了县委表彰,而另外两个因为盲目引种导致小麦绝收的工作组组长,则受到了撤职记大过处分。
   万正云披红挂彩从县里一回来,就去田间找队长,他紧紧地握着队长的手说:“你这鄂麦6号还真引进对路了,我谢谢你!”
   队长并不居功,指着身边的刘子林说:“要谢你就谢他,这鄂麦6号是他让我引进的。”
   社员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纷纷竖起拇指,对刘子林说:“好你个‘刘引种’,原来救我们命的那只野猫就是你呀。”
   刘子林不好意思,低着头,一脸的书生气。从此,人们就公开叫他“刘引种”了。
   一年后,上面来了一个推荐上农学院的指标,大队支书要推荐他的儿子去,万正云说刘子林是学农业的料,人才难得,硬是将指标给了刘子林。四年后,刘子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省农科院,研究方向就是引种与品种。
   聋叔
   身体的某一残疾,直接影响人一生的命运。聋叔便是如此。
   聋叔姓蔡名恒山,在村子里这个名字的知名度无疑是最低的。长辈和平辈的直呼他为聋子,晚辈的称他为聋叔,这是借代修辞格应用于生活的典型例子,但这借代里没有一丁点尊重。
   父母给了他一双摆设的耳朵,贫瘠岁月发育了他一副弱小的身材。聋叔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欠发达,但络腮胡却出奇地往旺处长,一年上头,至少有三百天都是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囫囵一个邋遢沧桑的老头。
   聋叔三十多岁才娶妻。妻子章氏原本有个喝了墨水的丈夫,因其被打成右派以致精神失常,章氏便带着个拖油瓶,经人介绍走进了聋叔的破草屋。一辈子嫁两个丈夫,一个疯子,一个聋子,章氏的命运也苦。
   聋叔成家后相继有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连上拖油瓶,他要养活六口人。聋叔像一只雨中的燕子,不停地衔泥筑巢,捕食育雏。他先后给四个儿女成了家,这四件大事虽件件捉襟见肘,但也还算不落人多少下风,仅从这一点看,聋叔就是了不起的。
   人人都有一对耳朵,但聋叔的耳朵比不上别人;人人都有一双手,但聋叔的一双手却比别人灵巧。聋叔在听觉上的亏欠,在一双手上得到了补偿。
   织网,编筲箕、花篮(渔具),聋叔样样都会,而砌土灶更是聋叔的绝门独活,就是专门的瓦匠也没法比。聋叔砌灶不用石灰泥沙,给他捞一桶河泥就行了。土砖砌到灶口处,聋叔挽一条锄把粗的草要子,裹上河泥,环绕灶口一周,然后把锅放上去,用力压一压,灶就砌成了。聋叔砌的灶,柴草放进去点火就燃,无须用拨火棍或吹火筒,旺火烧锅底,余火烤瓦罐,烟尘进烟囱,一顿饭做好了,灶台洁净如拭,厨房里只飘饭香不飘烟。
   这样的砌灶行家在乡村是不多见的,不知聋叔何以就如此无师自通。聋叔砌灶是不计报酬的,顶多抽两支劣质烟,砌完就走。各家的巧媳妇灶上灶下调和五味,要不了两天就忘了聋叔;但偶尔也有个别人家的灶走火或漏烟,媳妇就会数落聋叔不上心,让当家人快去把他找来。
   家家炊烟按聋叔的设计,袅袅升起在村子的上空,相伴着鸡鸣犬吠,村民们的日子就看得见闻得着了。
   1974年前后,社员们白天上工,晚上要集中在夜校里开会学习,虽说都不愿去,但还得去,因为参会者每晚记两分工。照说这样的会聋叔可以不参加,但聋叔每次都去了,去了就打瞌睡。
   有一天,聋叔睡得打呼噜,队长怕影响不好,推醒他,打手势叫他回去,聋叔急了,伸出两个手指左右晃了晃,队长明白他的意思,就默认了,耳聪的人也在打盹,凭什么不让聋叔挣这两分工呢。也巧,这时有人来报丧吕二爷过世了,照惯例,队长又要去临近的队请专门给亡人整容的师傅来。不想,队长灵机一动,拉过聋叔,比画之后也伸出两个手指,聋叔一见,乐呵呵地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我们队给亡人整容的事就由聋叔做了。
   聋叔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专业整容师,他一次次凭自己的一双手,推拿,揉捏,修面,施粉,饰遗容以体面,还逝者以尊严。
   大集体时,每一次由生产队给他记两分工;分田到户后,每一次,丧家给两包烟,用白纸包个利市——包多少聋叔是不计较的,他往兜里一揣,从不当人的面打开,而烟他会撕开一盒,见了男的就装,只是人们忌讳他那双手,就是烟鬼也一般不接他的烟。就这样聋叔用他的一双手,把人们认为最低贱而又最不可缺少的服务,一丝不苟地做到了每一个家庭。
   几十年为逝者整容的聋叔,却无法为他自己整容。聋叔去世时,依然胡子拉碴的,邋遢难看。村民们忽然意识到不能让聋叔就这样上路,三长四老一合计,竟把县殡仪馆的整容师请来了。
   聋叔受到了空前的抬看,也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只可惜聋叔自觉不到。整容后的聋叔,安详地躺在门板上,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平日里低到尘埃里去的聋叔,竟掩藏着几分不凡的气质,一时间,都感叹不已:他怎么偏偏就是个聋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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