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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华举是山东人，但不是那种人高马大的山东人。他鼻梁上架着眼镜，中等个头，在湖北时间久了，已经有不少南方人的气息。杜华举是新华社摄影记者，因为他长期拍摄三峡工程，有人便称他“杜三峡”。要说“杜三峡”的故事，还是要从他当上摄影记者开始。
改行当上了摄影记者
杜华举的老家在山东农村。高考那年填志愿，他不知道该报什么学校。听老师说本地大学条件不好，他就想上大连财经学院，一是觉得财经专业好，二是离家比较近；至于一类院校，就报了北大、清华等几个顶尖的大学，想着反正也不可能考上。结果考试成绩揭榜，杜华举文科成绩排在山东前50名，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1984年大学毕业时，工作还是由国家计划分配。新华社湖北分社到武大考察招人，学校通知杜华举到学生科谈话。杜华举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在大学主要收获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思想活跃了，会思考问题了；问到毕业分配意向，他表示不愿留在武汉，想回山东老家工作。学校辅导员说，新华社调动频繁，不会让你长期呆在一个地方的。就这样，信了辅导员的话，杜华举进了新华社湖北分社。
初进分社，因为大学期间在校报发表过一些文章，被认为写得不错，杜华举被分配当了文字记者。而杜华举喜欢摄影，他认为照片更真实，为此他自己买了一台相机。当时分社的一个文字记者罗辉（现任河南分社社长）也是摄影爱好者，俩人一拍即合，罗辉买了一台放大机。两个人在分社单身宿舍的卫生间建了暗房，开始了他们的摄影实践。杜华举说，他的第一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农村新华书店的送书员，为拍这个人，他从县城跟着送书员走了一天。
分社一位老摄影记者听说了这件事，支持他改行，并向他透露说，摄影组需要年轻人，你去找领导谈。1987年，杜华举从文字记者改当摄影记者。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杜华举算很熟悉了。杜华举爱说爱笑，摄影记者扎堆时，他总是不停地说，尤其在推杯换盏时，和谁叫起真儿来便不依不饶。近20年在基层、工地采访中，照片拍了无数，酒量也练出来了。
2011年夏天，我为了寻找一位当年在中原突围中逝去亲人的踪迹，到了湖北兴山县。然后辗转到了秭归。在三峡大坝处，和杜华举有了一次长谈，才了解了他与三峡的故事。
第一次接触三峡
1990年秋天，新华社湖北分社摄影记者杜华举，从总社摄影部接到一个报道任务——去秭归县的三斗坪中堡岛柑橘经济带，采访相关的经济新闻。杜华举听当地宣传部门的同志说，三峡工程建设正在重新论证，三斗坪是以后三峡大坝的选址，中堡岛正坐落在坝址中心线上。杜华举知道，修建三峡大坝已经争论多年，对当地来说，争论的结果就是多年不搞基本建设，不搞开发。其实，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都盼望通过开发，促进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发展。
那一次报道柑橘经济带，杜华举脑子里虽没有“三峡工程”的概念，但他拍摄了三斗坪镇中堡岛的全景。因当时彩色胶卷紧缺，只拍了黑白胶卷。这是他最初拍摄与三峡有关的照片。
老记者带着拍三峡
1992年三峡工程通过论证后，新华社摄影部对三峡工程的报道被列入日程。湖北分社摄影组长于澄建带着杜华举一起去三峡采访，杜华举是当时摄影组最年轻的记者。一同去三峡工地的，还有总社摄影部老记者薛铁军。当时，三峡工程处在施工前期，坝区已经成立移民局，坝区征地和施工准备工作已经展开。杜华举在两位老记者的带领和指导下，开始拍摄。
有一次，工地要进行一次大面积施工爆破，爆破时间定在早上五点。因为拍摄的最佳位置在面对爆破地点的江对岸，记者要在前一天晚上过江，而对岸没有住处，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凑合一夜，如果遇到早上大雾，也许就拍不到好照片，于是几个同时去采访的媒体记者都放弃了去拍摄。薛铁军什么话也不说，一个人高高兴兴地过江去了。薛铁军当时已是50多岁了，还有点耳聋，经常带着助听器采访。
第二天一早，果然江面大雾，能见度很差，但是薛铁军还是拍了照片回来。杜华举说，这件事对他触动非常大，什么叫机会，面对机会又要什么态度，什么叫敬业，老记者薛铁军都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了他。这件事让他特别佩服薛铁军。
让杜华举感受最深的是，新华社是所大学校，一线的记者很注重团队合作，尤其一些业务能力强，水平高的记者，很大度，从不摆架子，还尽量把机会让给年轻记者。
1993年下半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开工典礼报道，工程指挥部给了新华社三个证儿，其中只有一个可变换拍摄位置的名额，而薛铁军、于澄建，还有总社中央新闻组的樊如均等几个老记者，把这个难得的可移动位置的拍摄证件给了杜华举。杜华举说，我第一次拍摄国家领导人，还是在世界瞩目的大工程开幕仪式上，老记者就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留给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工程开工揭幕，还有其他领导人出席，于澄建、樊如均耐心教我怎样拍主席台上的领导人，我虽然有压力，但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底气很足。
杜华举拍摄的三峡工程开幕式照片，媒体采用很好。其中一张用鱼眼镜头拍摄的全景照片被《中国记者》杂志刊登在封面上，那是他的照片第一次上杂志封面。
第一次用数码相机拍三峡
由于杜华举对三峡工地已经非常熟悉，大江截流期间，他除了负责安排新华社摄影报道组的吃、住、行，还要想题目、搞策划，甚至承担文字记者的采访工作。为此，当时的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于继华封杜华举为“参谋长”。
1997年，为了顺利完成11月份大江截流的报道，总社摄影部从年初就开始筹划。为了抢时效，报道组领了一台尼康数码相机，并安装了XH—200图片传输系统。
10月6日导流明渠通航那天杜华举很兴奋，也终身难忘，他第一次在湖北通过XH—200发出第一组数码照片。上午摄影部编辑打电话说，照片很好。下午又打电话说，你现在出名了，某领导办公室打来电话，图片说明中将导流明渠宽度350米写成35米了。杜华举当时操作电脑不熟练，数字少了一个零！幸亏有位审稿人说，关于导流明渠的稿发了三次，编辑应该记住或核实相关数据，这个差错不能全怪记者，编辑也有责任。
第一次航拍三峡
搞摄影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的装备和采访条件比别人好。当看到央视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杜华举便自嘲是“小米加步枪”。
自嘲归自嘲，杜华举总认为新华社没有三峡工程的航拍照，是一大缺憾。1997年，他先后向分社、总社摄影部有关领导提出了租用飞机航拍三峡工程的设想。时任摄影部经理李根兴一口答应经费由部里出。1997年10月，新华社大江截流报道领导小组组长、副总编辑闵凡路到宜昌听汇报。杜华举趁机将一直在做的航拍梦向他托出：除非调用军队的直升飞机，否则照片难以拍好，而调用军用飞机非总编室出面不可。老闵一口答应。在总参两位副总参谋长的大力支持下。1997年11月6日，总参谋部陆航局某部的米－17型直升飞机终于盘旋在三峡工地上空。
按照杜华举提议，在米－17型直升机肚子下用红纸贴上新华社字样。航拍当天，在工地上的工人看到新华社的飞机临空，情绪激动，欢呼雀跃。
航拍当天有一个笑话，一个号称擅长航拍老记者提出，飞机航拍很危险，每个人都要用绳子将自己捆绑在座位上，为此分社买了一大捆尼龙绳，登机后大家一度很紧张。后来发现根本用不着，飞机飞行很平稳，当时最多一次飞行了4个小时。通过这次航拍，新华社不仅第一次拍摄到大江截流的现场，还拍摄了从三峡工地到奉节的大量原始资料。
“爸爸为什么总去三峡过年？”
冬季是水电施工的黄金季节。每年春节，三峡工程建设者们都不休息，工地上热火朝天。工人节日坚持生产、职工吃年饭等一些题材是编辑部需要的，杜华举也不愿错过。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元旦、春节，杜华举是在三峡工地度过了。
一个除夕夜，杜华举的妻子写了一篇短文：我和儿子伫立窗前，对着茫茫夜空，儿子说，爸爸，祝你新年快乐！说完，儿子噙着眼泪问我，爸爸为什么总到三峡去过年呢？那时候，杜华举的儿子已7岁，孩子出生后就没和父亲一起过个年。每当别人合家团聚的时候，杜华举的妻儿却在体会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滋味。
2009年6月杜华举突然一场病，把大家吓了一跳。当时听说他做了一个大手术，上午9点推进手术室，到下午2点才出来，光血就输了1500多毫升！——然而数月后，9月中旬三峡试验性蓄水时，他就又出现在三峡大坝上了。
“他是三峡照片拍得最多的摄影记者。”
三峡工程启动阶段，从宜昌到位于秭归的三峡工地路况很差，常常堵车，40多公里的路有时要走上一天。有一次，杜华举去三峡采访，路上堵车，等了四五个小时，长途汽车下来换汽车轮渡，到了三斗坪后还要徒步走三四公里才能到工地。
杜华举每年去三峡采访十几次，拍摄移民、大江截流、水库蓄水、船闸通航、大坝封顶、围堰爆破……他是三峡工程建设照片拍得最多的摄影记者。杜华举说：他拍摄的很多题目是与编辑赖向东一起策划的，赖向东是到三峡次数最多的编辑。
近20年来，杜华举在宜昌到三斗坪的路上往返数百次。每次都携带沉重的摄影器材，长途客车换来换去，路途颠簸，跋涉之艰辛可想而知。
那时的三峡工地，既没有宾馆，也没有招待所。指挥部有一个摄影干事叫陈鉴，他有一个办公室兼宿舍，里面有一张折叠床。遇到大事，《湖北日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都去找他，只能在他那里打地铺。
在秭归，我见到了杜华举的老朋友，葛洲坝三峡指挥部办公室的陈鉴。
陈鉴是“老水利”，葛洲坝等水利工程建设时，他就是摄影专职干部，进入三峡后任葛洲坝集团三峡指挥部摄影科长。
陈鉴说，第一次见杜华举，看他带着眼镜，说话不多，斯斯文文，像个知识分子。时间长了，感受到新华社的记者的确严谨，大家一起采访一件事，事后杜华举一定会从相关部门核实材料。
“杜华举在哪儿拍，我们就到哪儿拍；杜华举用什么镜头，我就用什么镜头。”——这是三峡工地上一些摄影同行的口头禅，
杜华举爱动脑子，当时很多摄影记者都跟着他，看他用什么镜头，大家都用什么镜头，他在什么地方拍什么，大家都跟着拍什么。1994年大江截流航拍，第一次尝试航拍，陈鉴用标准头拍，杜华举用长焦镜头调，有些局部特写构图非常好，陈鉴说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有一阵，几个常拍三峡的记者合起来‘搞他’，他用什么镜头，大家都用什么镜头，他在什么地方拍，大家都跟着在那里拍，大家想看看，我们这么多人还搞不赢你一个人？结果，你不得不服他。”
陈鉴说，杜华举能吃苦，一次为拍摄三峡工地的全景，他背着几十斤重的器材，一步步爬上没有任何保护的100多米高的塔吊机，爬上后手脚发软，虽然高空有风吹，但是，衣服裤子全湿透了。三峡工地环境比较艰苦，夏天室外气温经常超过摄氏40度，高温下连汗都没有了。有时候，白天在工地采访、拍摄，晚上要上山拍夜景，下午五点钟就要上山找好位置，等到晚上九点钟再拍。杜华举有一个毛病，干活特别累了，就睡觉，不吃饭。
在三峡工地，一个工作周期经常是半个月、一个月，特别是二期工程开工后，工期紧，新闻点多。在工地跑新闻，遇到吃饭时，杜华举随手向工人要个碗，盛点菜，蹲在一块就吃起来。有一年春节在工地采访378集团公司。那里北方人居多，午饭时，杜华举提出，想去看看过年时职工食堂的伙食。陈鉴和杜华举到了那里，刚好遇到蒸熟馒头出锅，又大又白，看着就喜欢，炊事员就叫他们尝新鲜。杜华举是山东人，看着馒头眼馋，开始不好意思吃，吃了一个挺香，再吃一个，一口气吃了5个馒头！十多年过去了，工地上认识杜华举的人说起他当年吃馒头的故事，还颇为感慨：一个记者为了采访，大年初一饿成那样……
杜华举在三峡这块地盘，老少皆称其“老杜”。在三峡，到处是他的熟人，老杜就是通行证，只要提起老杜，到哪都畅通无阻。
陈鉴说，杜华举这个人有影响力，有人格魅力，这个魅力能感染我们。所以，只要有重要事情，他们就会保证他采访、拍照片。有时只有一个机位，也要保证让他能拍到。工程刚开始，条件艰苦，出去采访仅有一辆切诺基，七八个人摞在一起，有人干脆坐在别人腿上。当时我自己有一个办公室兼宿舍，他们来了，就几个人挤在一起，经常是三个人挤着睡在地铺，十几年下来感情像是亲兄弟。听说老杜做手术了，三峡的兄弟们都要去看他，为了不让朋友们担心，杜华举都拒绝了……
风雨同行20载，不弃不舍拍三峡
从三峡工程论证到大坝建成蓄水，20年里，杜华举最多的一年有200天在三峡工地，及时向海内外报道三峡工程建设的每一步进展。他是在三峡工地采访时间最长的记者，足迹遍布了三峡工地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每个山头，拍摄新闻照片数万张。他先后三次赴巴东与80多岁的老船工同吃住，拍摄了一组反映库区老船工对大坝建成后憧憬美好生活的专题照片《孤帆远影三峡情》，《新华每日电讯》头版辟栏刊登并配发了时任总编辑南振中撰写的点评，《人民中国》杂志用大量篇幅刊发了全部照片和他撰写的通讯。在三峡，他踏踏实实地做着一件事：用镜头记载当代中国重大工程建设的全过程。总社摄影部一位领导说，对三峡的报道，我从不担心。这不仅是对杜华举三峡报道的赞誉，也是对他的信任。
2011年仲夏的一天，杜华举带我参观三峡大坝。头顶是炎热的阳光下，脚下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坝，而我心中有个难解的谜团：一个摄影记者，怎么能20年不厌其烦地将镜头对着这个人工建造的水泥大坝，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着这枯燥艰苦的工作？为此我不止一次地追问他。
杜华举说，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期间他就开始接触有关科研、论证方面的材料，对三峡工程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他想，如果三峡工程能被全国人大批准上马，就一定要争取担负摄影报道的任务，决不能辜负这一历史使命，他有着一股火热的激情。特别是1994年以来，他对三峡工地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看到三峡工地就有一种亲切感，如果长时间没到工地上转一转、摁几下快门（这种情况很少），就会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总是感到不踏实。
一个记者与三峡工程风雨同行20载，从人生而立到知天命之年，杜华举和三峡建设相伴，度过了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不弃不舍拍摄三峡使杜华举感受颇多，他认为关于三峡工程建设，一直有不同意见和争论。面对这个举世无双的大工程，无论是环境影响、泥沙淤积、防洪蓄水等都是举世关注的大事。因史无前例，当年设计多是根据物理、数学的模型推演，究竟怎么样，还要经过历史、时间来检验。他所做的就是全过程记录，记录每一个节点，每一点变化。
改行当上了摄影记者
杜华举的老家在山东农村。高考那年填志愿，他不知道该报什么学校。听老师说本地大学条件不好，他就想上大连财经学院，一是觉得财经专业好，二是离家比较近；至于一类院校，就报了北大、清华等几个顶尖的大学，想着反正也不可能考上。结果考试成绩揭榜，杜华举文科成绩排在山东前50名，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1984年大学毕业时，工作还是由国家计划分配。新华社湖北分社到武大考察招人，学校通知杜华举到学生科谈话。杜华举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在大学主要收获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思想活跃了，会思考问题了；问到毕业分配意向，他表示不愿留在武汉，想回山东老家工作。学校辅导员说，新华社调动频繁，不会让你长期呆在一个地方的。就这样，信了辅导员的话，杜华举进了新华社湖北分社。
初进分社，因为大学期间在校报发表过一些文章，被认为写得不错，杜华举被分配当了文字记者。而杜华举喜欢摄影，他认为照片更真实，为此他自己买了一台相机。当时分社的一个文字记者罗辉（现任河南分社社长）也是摄影爱好者，俩人一拍即合，罗辉买了一台放大机。两个人在分社单身宿舍的卫生间建了暗房，开始了他们的摄影实践。杜华举说，他的第一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农村新华书店的送书员，为拍这个人，他从县城跟着送书员走了一天。
分社一位老摄影记者听说了这件事，支持他改行，并向他透露说，摄影组需要年轻人，你去找领导谈。1987年，杜华举从文字记者改当摄影记者。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杜华举算很熟悉了。杜华举爱说爱笑，摄影记者扎堆时，他总是不停地说，尤其在推杯换盏时，和谁叫起真儿来便不依不饶。近20年在基层、工地采访中，照片拍了无数，酒量也练出来了。
2011年夏天，我为了寻找一位当年在中原突围中逝去亲人的踪迹，到了湖北兴山县。然后辗转到了秭归。在三峡大坝处，和杜华举有了一次长谈，才了解了他与三峡的故事。
第一次接触三峡
1990年秋天，新华社湖北分社摄影记者杜华举，从总社摄影部接到一个报道任务——去秭归县的三斗坪中堡岛柑橘经济带，采访相关的经济新闻。杜华举听当地宣传部门的同志说，三峡工程建设正在重新论证，三斗坪是以后三峡大坝的选址，中堡岛正坐落在坝址中心线上。杜华举知道，修建三峡大坝已经争论多年，对当地来说，争论的结果就是多年不搞基本建设，不搞开发。其实，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都盼望通过开发，促进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发展。
那一次报道柑橘经济带，杜华举脑子里虽没有“三峡工程”的概念，但他拍摄了三斗坪镇中堡岛的全景。因当时彩色胶卷紧缺，只拍了黑白胶卷。这是他最初拍摄与三峡有关的照片。
老记者带着拍三峡
1992年三峡工程通过论证后，新华社摄影部对三峡工程的报道被列入日程。湖北分社摄影组长于澄建带着杜华举一起去三峡采访，杜华举是当时摄影组最年轻的记者。一同去三峡工地的，还有总社摄影部老记者薛铁军。当时，三峡工程处在施工前期，坝区已经成立移民局，坝区征地和施工准备工作已经展开。杜华举在两位老记者的带领和指导下，开始拍摄。
有一次，工地要进行一次大面积施工爆破，爆破时间定在早上五点。因为拍摄的最佳位置在面对爆破地点的江对岸，记者要在前一天晚上过江，而对岸没有住处，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凑合一夜，如果遇到早上大雾，也许就拍不到好照片，于是几个同时去采访的媒体记者都放弃了去拍摄。薛铁军什么话也不说，一个人高高兴兴地过江去了。薛铁军当时已是50多岁了，还有点耳聋，经常带着助听器采访。
第二天一早，果然江面大雾，能见度很差，但是薛铁军还是拍了照片回来。杜华举说，这件事对他触动非常大，什么叫机会，面对机会又要什么态度，什么叫敬业，老记者薛铁军都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了他。这件事让他特别佩服薛铁军。
让杜华举感受最深的是，新华社是所大学校，一线的记者很注重团队合作，尤其一些业务能力强，水平高的记者，很大度，从不摆架子，还尽量把机会让给年轻记者。
1993年下半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开工典礼报道，工程指挥部给了新华社三个证儿，其中只有一个可变换拍摄位置的名额，而薛铁军、于澄建，还有总社中央新闻组的樊如均等几个老记者，把这个难得的可移动位置的拍摄证件给了杜华举。杜华举说，我第一次拍摄国家领导人，还是在世界瞩目的大工程开幕仪式上，老记者就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留给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工程开工揭幕，还有其他领导人出席，于澄建、樊如均耐心教我怎样拍主席台上的领导人，我虽然有压力，但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底气很足。
杜华举拍摄的三峡工程开幕式照片，媒体采用很好。其中一张用鱼眼镜头拍摄的全景照片被《中国记者》杂志刊登在封面上，那是他的照片第一次上杂志封面。
第一次用数码相机拍三峡
由于杜华举对三峡工地已经非常熟悉，大江截流期间，他除了负责安排新华社摄影报道组的吃、住、行，还要想题目、搞策划，甚至承担文字记者的采访工作。为此，当时的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于继华封杜华举为“参谋长”。
1997年，为了顺利完成11月份大江截流的报道，总社摄影部从年初就开始筹划。为了抢时效，报道组领了一台尼康数码相机，并安装了XH—200图片传输系统。
10月6日导流明渠通航那天杜华举很兴奋，也终身难忘，他第一次在湖北通过XH—200发出第一组数码照片。上午摄影部编辑打电话说，照片很好。下午又打电话说，你现在出名了，某领导办公室打来电话，图片说明中将导流明渠宽度350米写成35米了。杜华举当时操作电脑不熟练，数字少了一个零！幸亏有位审稿人说，关于导流明渠的稿发了三次，编辑应该记住或核实相关数据，这个差错不能全怪记者，编辑也有责任。
第一次航拍三峡
搞摄影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的装备和采访条件比别人好。当看到央视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杜华举便自嘲是“小米加步枪”。
自嘲归自嘲，杜华举总认为新华社没有三峡工程的航拍照，是一大缺憾。1997年，他先后向分社、总社摄影部有关领导提出了租用飞机航拍三峡工程的设想。时任摄影部经理李根兴一口答应经费由部里出。1997年10月，新华社大江截流报道领导小组组长、副总编辑闵凡路到宜昌听汇报。杜华举趁机将一直在做的航拍梦向他托出：除非调用军队的直升飞机，否则照片难以拍好，而调用军用飞机非总编室出面不可。老闵一口答应。在总参两位副总参谋长的大力支持下。1997年11月6日，总参谋部陆航局某部的米－17型直升飞机终于盘旋在三峡工地上空。
按照杜华举提议，在米－17型直升机肚子下用红纸贴上新华社字样。航拍当天，在工地上的工人看到新华社的飞机临空，情绪激动，欢呼雀跃。
航拍当天有一个笑话，一个号称擅长航拍老记者提出，飞机航拍很危险，每个人都要用绳子将自己捆绑在座位上，为此分社买了一大捆尼龙绳，登机后大家一度很紧张。后来发现根本用不着，飞机飞行很平稳，当时最多一次飞行了4个小时。通过这次航拍，新华社不仅第一次拍摄到大江截流的现场，还拍摄了从三峡工地到奉节的大量原始资料。
“爸爸为什么总去三峡过年？”
冬季是水电施工的黄金季节。每年春节，三峡工程建设者们都不休息，工地上热火朝天。工人节日坚持生产、职工吃年饭等一些题材是编辑部需要的，杜华举也不愿错过。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元旦、春节，杜华举是在三峡工地度过了。
一个除夕夜，杜华举的妻子写了一篇短文：我和儿子伫立窗前，对着茫茫夜空，儿子说，爸爸，祝你新年快乐！说完，儿子噙着眼泪问我，爸爸为什么总到三峡去过年呢？那时候，杜华举的儿子已7岁，孩子出生后就没和父亲一起过个年。每当别人合家团聚的时候，杜华举的妻儿却在体会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滋味。
2009年6月杜华举突然一场病，把大家吓了一跳。当时听说他做了一个大手术，上午9点推进手术室，到下午2点才出来，光血就输了1500多毫升！——然而数月后，9月中旬三峡试验性蓄水时，他就又出现在三峡大坝上了。
“他是三峡照片拍得最多的摄影记者。”
三峡工程启动阶段，从宜昌到位于秭归的三峡工地路况很差，常常堵车，40多公里的路有时要走上一天。有一次，杜华举去三峡采访，路上堵车，等了四五个小时，长途汽车下来换汽车轮渡，到了三斗坪后还要徒步走三四公里才能到工地。
杜华举每年去三峡采访十几次，拍摄移民、大江截流、水库蓄水、船闸通航、大坝封顶、围堰爆破……他是三峡工程建设照片拍得最多的摄影记者。杜华举说：他拍摄的很多题目是与编辑赖向东一起策划的，赖向东是到三峡次数最多的编辑。
近20年来，杜华举在宜昌到三斗坪的路上往返数百次。每次都携带沉重的摄影器材，长途客车换来换去，路途颠簸，跋涉之艰辛可想而知。
那时的三峡工地，既没有宾馆，也没有招待所。指挥部有一个摄影干事叫陈鉴，他有一个办公室兼宿舍，里面有一张折叠床。遇到大事，《湖北日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都去找他，只能在他那里打地铺。
在秭归，我见到了杜华举的老朋友，葛洲坝三峡指挥部办公室的陈鉴。
陈鉴是“老水利”，葛洲坝等水利工程建设时，他就是摄影专职干部，进入三峡后任葛洲坝集团三峡指挥部摄影科长。
陈鉴说，第一次见杜华举，看他带着眼镜，说话不多，斯斯文文，像个知识分子。时间长了，感受到新华社的记者的确严谨，大家一起采访一件事，事后杜华举一定会从相关部门核实材料。
“杜华举在哪儿拍，我们就到哪儿拍；杜华举用什么镜头，我就用什么镜头。”——这是三峡工地上一些摄影同行的口头禅，
杜华举爱动脑子，当时很多摄影记者都跟着他，看他用什么镜头，大家都用什么镜头，他在什么地方拍什么，大家都跟着拍什么。1994年大江截流航拍，第一次尝试航拍，陈鉴用标准头拍，杜华举用长焦镜头调，有些局部特写构图非常好，陈鉴说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有一阵，几个常拍三峡的记者合起来‘搞他’，他用什么镜头，大家都用什么镜头，他在什么地方拍，大家都跟着在那里拍，大家想看看，我们这么多人还搞不赢你一个人？结果，你不得不服他。”
陈鉴说，杜华举能吃苦，一次为拍摄三峡工地的全景，他背着几十斤重的器材，一步步爬上没有任何保护的100多米高的塔吊机，爬上后手脚发软，虽然高空有风吹，但是，衣服裤子全湿透了。三峡工地环境比较艰苦，夏天室外气温经常超过摄氏40度，高温下连汗都没有了。有时候，白天在工地采访、拍摄，晚上要上山拍夜景，下午五点钟就要上山找好位置，等到晚上九点钟再拍。杜华举有一个毛病，干活特别累了，就睡觉，不吃饭。
在三峡工地，一个工作周期经常是半个月、一个月，特别是二期工程开工后，工期紧，新闻点多。在工地跑新闻，遇到吃饭时，杜华举随手向工人要个碗，盛点菜，蹲在一块就吃起来。有一年春节在工地采访378集团公司。那里北方人居多，午饭时，杜华举提出，想去看看过年时职工食堂的伙食。陈鉴和杜华举到了那里，刚好遇到蒸熟馒头出锅，又大又白，看着就喜欢，炊事员就叫他们尝新鲜。杜华举是山东人，看着馒头眼馋，开始不好意思吃，吃了一个挺香，再吃一个，一口气吃了5个馒头！十多年过去了，工地上认识杜华举的人说起他当年吃馒头的故事，还颇为感慨：一个记者为了采访，大年初一饿成那样……
杜华举在三峡这块地盘，老少皆称其“老杜”。在三峡，到处是他的熟人，老杜就是通行证，只要提起老杜，到哪都畅通无阻。
陈鉴说，杜华举这个人有影响力，有人格魅力，这个魅力能感染我们。所以，只要有重要事情，他们就会保证他采访、拍照片。有时只有一个机位，也要保证让他能拍到。工程刚开始，条件艰苦，出去采访仅有一辆切诺基，七八个人摞在一起，有人干脆坐在别人腿上。当时我自己有一个办公室兼宿舍，他们来了，就几个人挤在一起，经常是三个人挤着睡在地铺，十几年下来感情像是亲兄弟。听说老杜做手术了，三峡的兄弟们都要去看他，为了不让朋友们担心，杜华举都拒绝了……
风雨同行20载，不弃不舍拍三峡
从三峡工程论证到大坝建成蓄水，20年里，杜华举最多的一年有200天在三峡工地，及时向海内外报道三峡工程建设的每一步进展。他是在三峡工地采访时间最长的记者，足迹遍布了三峡工地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每个山头，拍摄新闻照片数万张。他先后三次赴巴东与80多岁的老船工同吃住，拍摄了一组反映库区老船工对大坝建成后憧憬美好生活的专题照片《孤帆远影三峡情》，《新华每日电讯》头版辟栏刊登并配发了时任总编辑南振中撰写的点评，《人民中国》杂志用大量篇幅刊发了全部照片和他撰写的通讯。在三峡，他踏踏实实地做着一件事：用镜头记载当代中国重大工程建设的全过程。总社摄影部一位领导说，对三峡的报道，我从不担心。这不仅是对杜华举三峡报道的赞誉，也是对他的信任。
2011年仲夏的一天，杜华举带我参观三峡大坝。头顶是炎热的阳光下，脚下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坝，而我心中有个难解的谜团：一个摄影记者，怎么能20年不厌其烦地将镜头对着这个人工建造的水泥大坝，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着这枯燥艰苦的工作？为此我不止一次地追问他。
杜华举说，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期间他就开始接触有关科研、论证方面的材料，对三峡工程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他想，如果三峡工程能被全国人大批准上马，就一定要争取担负摄影报道的任务，决不能辜负这一历史使命，他有着一股火热的激情。特别是1994年以来，他对三峡工地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看到三峡工地就有一种亲切感，如果长时间没到工地上转一转、摁几下快门（这种情况很少），就会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总是感到不踏实。
一个记者与三峡工程风雨同行20载，从人生而立到知天命之年，杜华举和三峡建设相伴，度过了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不弃不舍拍摄三峡使杜华举感受颇多，他认为关于三峡工程建设，一直有不同意见和争论。面对这个举世无双的大工程，无论是环境影响、泥沙淤积、防洪蓄水等都是举世关注的大事。因史无前例，当年设计多是根据物理、数学的模型推演，究竟怎么样，还要经过历史、时间来检验。他所做的就是全过程记录，记录每一个节点，每一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