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全球化经济活动给人们提供的案例来看，尽管国际工商界内部存在理性的组织与个人，他们的努力会发挥全球化的正面影响力，不至于使其走上扭曲之路。但是一些跨国公司的活动将会造成单一化商业模式及文化的危险性可能还是存在的——比如美国一些生物公司的基因工程有可能会垄断并控制全球的农业和人们的食物的生产。
　　确实有极大的可能性，特别是当人们认为市场就是商业组织的独角戏时，这种可能性就更加确定。
　　然而市场并不是商业组织的独角戏。
　　人类历史中任何阶段的商业活动，本质上都是商业组织和消费者（广泛的个人和团体）互动博弈的过程。消费者的个性选择常常造成商业组织的失望甚至失败。
　　如果兼顾到消费者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巨大影响力——他们常常会被一些商业组织假定为没有分辨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弱势群体而大肆忽悠——那么，消费者的配合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全球化的速度，也同样可以相同的能量抑制其速度。因为他们不同意自己的利益受到过度伤害。
　　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对全球产业竞争的影响力，可以提供一个来自餐饮服务行业的观察报告。
　　我曾经和北方人在南方的城市里满街寻找地道的“面条和馒头”，也和南方的朋友在北方的城市里到处搜索原汁原味的“菜盖饭”。
　　中国是个饮食大国，但围绕着“面食”和“米饭”的特色餐厅并不总是能安慰南方人和北方人在异乡奔波时那特别挑剔的“肠胃”。
　　这种由幼年成长起来的，来自一个人肠胃中对某种食物的信仰，分化出来汉人中的“面食”派和“米饭”派，扩而大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也首先表现在他们的饮食习惯上。
　　对于食物的信仰及其发展出来的文化，也滋生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因此当人们被一种流行的时尚和趋势牵扯到很远的地方时，坚固的肠胃会把他们拉回到原来的地方。
　　关于目前依然更多表现在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我们从那些最早的经济学奠基者那里可以找到朴素的启示。亚当·斯密在完成他影响深远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后，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又写了《道德情操论》，他一生的经济学主张是不脱离道德原则的。另一位英国的经济学家——阿费里德·马歇尔坚持同样的原则，它在自己的《经济学原理》中开宗明义地说：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共同塑造了世界历史。
　　这些经济学家遥远的声音，揭示了商业组织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和“天花板”——它不可能脱离全社会的道德诉求——无论从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还是正义原则上。
　　如今的全球化也是一样，在经济领域之外，它不可能抹平政治、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性。甚至在纯经济和商业领域，全球化超趋势也无法抹平多样化模式的共存。
　　我观察到的近在身边的“商业肠胃”的交锋可以说明这一点。
　　走出白广路北口，沿着广安门内大街向左或向右各走不到500米的范围内，有众多的餐馆。
　　如果是在晚上的任何时候出来，我会有多种选择：
　　我可以到毗邻而居的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去吃一份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外加一杯咖啡，如果是这样，我通常要付出20-30元的代价。
　　除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可以到宏良粥店喝一碗粥，那里还有不错的咖啡供应。
　　我可以到“永和大王”要一杯热腾腾的豆浆，还有别的点心。
　　我可以到“城一锅”要一盘饺子，或者别的菜。
　　我可以到“陈阿婆重庆绿色火锅店”去吃火锅。
　　我还可以到对面的那家“韩国烧烤店”去吃烧烤……
　　这些餐厅都是24小时营业的，我一个人在任何处的花费都不会比麦当劳或者肯德基更多，而麦当劳或者肯德基的口味让我这个中国人沮丧，在其他地方我会更愉快。如果是在白天，我的选择就更多了，我竟然可以在对面的小店里吃到3元钱一碗的牛肉拉面，4元钱的一碗的山西刀削面，它们的价格在北京的建外SOHO或者SOHO现代城是6—8元钱一碗，那里是北京有名的商业区。
　　我的体会说明了什么？
　　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并不像十几年前门所惊呼的那样，将会摧毁“民族的餐饮业”——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多样化的选择。正如同中餐馆在国外所做的那样。
　　如此的商业现实是任何足够强大的商业机构不能抹平的，却被投机意识太强的中国企业家忽视了，人们想寻找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