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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0日，山西省万荣县裴庄乡集贤村一农家小院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当该县民政局领导把一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薛白滔同志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的牌匾交给烈士之子薛克印时，年已65岁的薛克印与全家人百感交集，泣不成声。这是薛克印老人30多年来最大的心愿——为给60年前牺牲在阎匪枪口下的父亲薛白滔平反昭雪，薛克印与家人已整整奔波了31年。
60年前英勇就义
薛白滔，又名薛正刚，1918年3月出生于万荣县集贤村，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薛白滔长期担任我党地下交通员，还经常在荣河县一带的村庄刷写“坚持抗日，反对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除晋南人民的疾苦”等标语，发动群众抗日。其间，他还曾参加过王海青率领的武装部队攻打光华、王显镇两个日寇据点的战斗。与我党外围工作人员吴晟(1940年，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地下党组织特别小组批准同意吴晟长期留在阎匪军政机关为我党做地下工作，当时吴晟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结识后，薛白滔在吴晟任命的王海青(革命烈士，原荣河抗日县长)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搞政治宣传工作。薛白滔的精明强悍和对共产党的忠心耿耿给吴晟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國成立后，他给予薛白滔很高的评价：“白滔对抗日和反阎匪的革命工作，一直表现非常坚决。他不惜身家性命，开展荣河县的抗日工作，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他总是那么乐观、顽强，有独立见解。我没有发现他对工作任务表现过怯弱……”
1946年6月下旬，薛白滔在荣河县李家坡村被“荣河爱乡团”逮捕，同年8月8日被阎匪十五专署以共产党嫌犯身份枪杀于运城。就义时年仅28岁。在押赴刑场的路上。铁丝穿肩、视死如归的薛白滔昂首挺胸，高声大呼“共产党万岁”，押解他的匪徒们惊慌中将毛巾塞入他的口中。
1951年，河津县人民政府确认薛白滔为革命烈士，并授予其家人“革命烈士”牌匾。薛白滔的妻子姚仙爱以及其子薛克印享受国家革命烈士家属的抚恤政策待遇。
遭遇“假烈士”冤案
1973年年初。集贤村闹派性斗争。村里有人诬陷“村老支书薛俊杰(1949年入党。历任集贤村人代会主席、村主任、农业社社长、村党支部书记、草委会主任等职)把烈士牌匾挂在了土匪(指薛白滔)门上”。
第二年夏天，村里的一些干部强行将挂在薛克印家门上的烈士牌匾取下。1976年3月10日，万荣县革委会取消了薛白滔的革命烈士荣誉并停止了对其家人的烈士家属待遇，同时，还以怂恿包庇“假烈士”薛白滔的罪名。开除了薛俊杰的党籍。并撤销其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假烈士”冤案发生后。不仅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也把薛克印一家人打入了苦海深渊。为革命就义的薛白滔变成了所谓的“大土匪”“假烈士”，而烈士的一家人为此也受到了株连。薛克印连任15年的生产队长被撤换。因“假烈士”冤案引来的一连串灾祸。让全家人成天喊冤。有苦难言。
为了洗清父亲的不白之冤。当时36岁的薛克印从此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他根据自己童年的记忆和当地有关父亲的传言，北上临汾、太原。又辗转到北京，南下四川、云南，西行陕西、甘肃，历经千辛万苦。先后找到了100多位知情人。在这期间，他给在全国各地了解、知道情况的父亲生前的老领导、老同事发出查访信742封。
1976年12月6日，方荣县公安局以薛克印借其父一事围攻谩骂驻村宣传队等罪名。在群众大会上将薛克印五花大绑。并公开拘留，在县看守所关押了612天。1978年8月19日，被释放后的薛克印。留在县医院治脚伤。两个月后又含泪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路。当时。支撑他的只有一个信念：党和政府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查清父亲的冤案，自己就是跑死在路上，也要还父亲清白!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9月29日，万荣县公安局对薛克印做出平反决定：撤销原处分，予以平反，无罪释放，并赔偿其关押612天的全部经济损失294．2元。
长期悬而不决
1976年到1984年8年间，在薛克印一次次上访和有关领导的过问下。当地地、县两级先后两次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薛白滔究竟是真烈士还是假烈士进行了重新调查、复查，使此案出现转机。
1980年，运城行署组织复查后，给万荣县下发文件．文件指示：薛白滔仍以革命烈士对待，其家属继续享受烈士待遇。然而，这个文件下发后，集贤村却不予执行。薛白滔恢复烈士名誉案又一度“搁浅”。1983年，万荣县人民政府和运城行署经复查后研究。先后分别上报省民政厅等单位，同意恢复薛白滔烈士称号。其家属享受烈士待遇。
1984年6月，省民政厅在薛白滔问题的复函中称：“因现有证明材料对薛白涛死难经过的主要情节说法不一，难以澄清。尚不宜批准其烈士称号。但是，薛白滔生前与我党外围工作人员吴晟结识后，在收编股匪，参加‘反阎起义’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又确系被阎匪十五专署所枪杀。应认定薛白滔在生平后期对革命有所贡献的事实，不能以伪匪人员看待，更不应歧视其家属。对于因此案而受株连的人和事，同意你们意见，由万荣县人民政府予以纠正和平反。”
1995年11月6日，万荣县委研究决定：撤销1976年12月12日关于对恭薛俊杰怂恿包庇薛白滔假烈士等问题处分决定的批复，恢复薛俊杰同志党籍，党龄连续计算。然而这位74岁的老党员已于县委决定下发前7天含恨离世。之后，乡党委、政府在理葬这位老党员的当天公开宣布为他平反，并举行了追悼会。但有关部门对恢复薛白滔烈士一事，出于种种原因，久拖不决。此时，为此事已心力交瘁的薛克印仍不气馁，他带着借亲戚的一点钱重新踏上了上访路……
31年冤案终昭雪
2004年6月的一天傍晚，薛克印拿着厚厚的一提包材料来到运城寻找有关部门时，在街头听人说运城市法律援助工作者协会专门帮助弱势群体破解难题。便于第二天找到了该协会的会长郭佐堂和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奠国。他们听薛克印诉说了曲折遭遇后，深感有责任有义务为他排忧解难，便立即找到运城市民政局局长张建中和副局长杨运科以及纪检组长李太亨。详细审查了上访材料和有关案卷。在掌握冤情的基础上，他们一方面多次赶到山西省民政厅提出看法和意见，一方面费尽周折，奔走呼吁，请求省、市、县主管部门对此案尽快给予公正解决。在运城市民政局和运城市法律援助工作者协会的共同努力下，此事先后引起了万荣县委和运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认真审查所报材料，2006年2月16日，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向省政府办公厅上报了关于恢复薛白滔革命烈士称号的请示。2006年8月28日，省民政厅研究决定并给运城市民政局复函，同意恢复薛白滔革命烈士称号。至此，薛克印在历经了31年的奔波上访后，终于为自己的父亲洗清了冤屈，讨回了公道。
为了给父亲讨回清白，为自家正名，多年来，薛克印和老伴一直先后居住在村东北角土崖下自挖的一眼土窑和两间只有一人多高、面积仅有10多平方米的破房里。房屋因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就用两块塑料布遮挡着顶棚。家里除了一个小柜子和一张旧桌子外。最“值钱”的就是用了几十年的老风箱和一口破铁锅。屋内地面上坑坑洼洼，4个墙角的几个老鼠洞格外显眼。多年来一家人全靠着两亩责任田里栽的果树和放养的几只羊过活。
在这31年刻骨铭心的上访路上，薛克印曾12次进京、330多次跑运城、太原等地，还曾身无分文沿路乞讨。回忆起这些，刚强的老人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说：“31年来，我经历了万荣县的6任县委书记和7任县民政局长，我坚信共产党英明伟大，绝不会冤枉亏待我那为革命献身的老父亲。虽然我历经坎坷磨难，但我最终等到了父亲恢复烈士名誉的这一天，我觉得自己现在死了也值！父亲的在天之灵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可以安息了！”
60年前英勇就义
薛白滔，又名薛正刚，1918年3月出生于万荣县集贤村，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薛白滔长期担任我党地下交通员，还经常在荣河县一带的村庄刷写“坚持抗日，反对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除晋南人民的疾苦”等标语，发动群众抗日。其间，他还曾参加过王海青率领的武装部队攻打光华、王显镇两个日寇据点的战斗。与我党外围工作人员吴晟(1940年，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地下党组织特别小组批准同意吴晟长期留在阎匪军政机关为我党做地下工作，当时吴晟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结识后，薛白滔在吴晟任命的王海青(革命烈士，原荣河抗日县长)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搞政治宣传工作。薛白滔的精明强悍和对共产党的忠心耿耿给吴晟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國成立后，他给予薛白滔很高的评价：“白滔对抗日和反阎匪的革命工作，一直表现非常坚决。他不惜身家性命，开展荣河县的抗日工作，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他总是那么乐观、顽强，有独立见解。我没有发现他对工作任务表现过怯弱……”
1946年6月下旬，薛白滔在荣河县李家坡村被“荣河爱乡团”逮捕，同年8月8日被阎匪十五专署以共产党嫌犯身份枪杀于运城。就义时年仅28岁。在押赴刑场的路上。铁丝穿肩、视死如归的薛白滔昂首挺胸，高声大呼“共产党万岁”，押解他的匪徒们惊慌中将毛巾塞入他的口中。
1951年，河津县人民政府确认薛白滔为革命烈士，并授予其家人“革命烈士”牌匾。薛白滔的妻子姚仙爱以及其子薛克印享受国家革命烈士家属的抚恤政策待遇。
遭遇“假烈士”冤案
1973年年初。集贤村闹派性斗争。村里有人诬陷“村老支书薛俊杰(1949年入党。历任集贤村人代会主席、村主任、农业社社长、村党支部书记、草委会主任等职)把烈士牌匾挂在了土匪(指薛白滔)门上”。
第二年夏天，村里的一些干部强行将挂在薛克印家门上的烈士牌匾取下。1976年3月10日，万荣县革委会取消了薛白滔的革命烈士荣誉并停止了对其家人的烈士家属待遇，同时，还以怂恿包庇“假烈士”薛白滔的罪名。开除了薛俊杰的党籍。并撤销其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
“假烈士”冤案发生后。不仅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也把薛克印一家人打入了苦海深渊。为革命就义的薛白滔变成了所谓的“大土匪”“假烈士”，而烈士的一家人为此也受到了株连。薛克印连任15年的生产队长被撤换。因“假烈士”冤案引来的一连串灾祸。让全家人成天喊冤。有苦难言。
为了洗清父亲的不白之冤。当时36岁的薛克印从此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他根据自己童年的记忆和当地有关父亲的传言，北上临汾、太原。又辗转到北京，南下四川、云南，西行陕西、甘肃，历经千辛万苦。先后找到了100多位知情人。在这期间，他给在全国各地了解、知道情况的父亲生前的老领导、老同事发出查访信742封。
1976年12月6日，方荣县公安局以薛克印借其父一事围攻谩骂驻村宣传队等罪名。在群众大会上将薛克印五花大绑。并公开拘留，在县看守所关押了612天。1978年8月19日，被释放后的薛克印。留在县医院治脚伤。两个月后又含泪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路。当时。支撑他的只有一个信念：党和政府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查清父亲的冤案，自己就是跑死在路上，也要还父亲清白!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9月29日，万荣县公安局对薛克印做出平反决定：撤销原处分，予以平反，无罪释放，并赔偿其关押612天的全部经济损失294．2元。
长期悬而不决
1976年到1984年8年间，在薛克印一次次上访和有关领导的过问下。当地地、县两级先后两次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薛白滔究竟是真烈士还是假烈士进行了重新调查、复查，使此案出现转机。
1980年，运城行署组织复查后，给万荣县下发文件．文件指示：薛白滔仍以革命烈士对待，其家属继续享受烈士待遇。然而，这个文件下发后，集贤村却不予执行。薛白滔恢复烈士名誉案又一度“搁浅”。1983年，万荣县人民政府和运城行署经复查后研究。先后分别上报省民政厅等单位，同意恢复薛白滔烈士称号。其家属享受烈士待遇。
1984年6月，省民政厅在薛白滔问题的复函中称：“因现有证明材料对薛白涛死难经过的主要情节说法不一，难以澄清。尚不宜批准其烈士称号。但是，薛白滔生前与我党外围工作人员吴晟结识后，在收编股匪，参加‘反阎起义’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又确系被阎匪十五专署所枪杀。应认定薛白滔在生平后期对革命有所贡献的事实，不能以伪匪人员看待，更不应歧视其家属。对于因此案而受株连的人和事，同意你们意见，由万荣县人民政府予以纠正和平反。”
1995年11月6日，万荣县委研究决定：撤销1976年12月12日关于对恭薛俊杰怂恿包庇薛白滔假烈士等问题处分决定的批复，恢复薛俊杰同志党籍，党龄连续计算。然而这位74岁的老党员已于县委决定下发前7天含恨离世。之后，乡党委、政府在理葬这位老党员的当天公开宣布为他平反，并举行了追悼会。但有关部门对恢复薛白滔烈士一事，出于种种原因，久拖不决。此时，为此事已心力交瘁的薛克印仍不气馁，他带着借亲戚的一点钱重新踏上了上访路……
31年冤案终昭雪
2004年6月的一天傍晚，薛克印拿着厚厚的一提包材料来到运城寻找有关部门时，在街头听人说运城市法律援助工作者协会专门帮助弱势群体破解难题。便于第二天找到了该协会的会长郭佐堂和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奠国。他们听薛克印诉说了曲折遭遇后，深感有责任有义务为他排忧解难，便立即找到运城市民政局局长张建中和副局长杨运科以及纪检组长李太亨。详细审查了上访材料和有关案卷。在掌握冤情的基础上，他们一方面多次赶到山西省民政厅提出看法和意见，一方面费尽周折，奔走呼吁，请求省、市、县主管部门对此案尽快给予公正解决。在运城市民政局和运城市法律援助工作者协会的共同努力下，此事先后引起了万荣县委和运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认真审查所报材料，2006年2月16日，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向省政府办公厅上报了关于恢复薛白滔革命烈士称号的请示。2006年8月28日，省民政厅研究决定并给运城市民政局复函，同意恢复薛白滔革命烈士称号。至此，薛克印在历经了31年的奔波上访后，终于为自己的父亲洗清了冤屈，讨回了公道。
为了给父亲讨回清白，为自家正名，多年来，薛克印和老伴一直先后居住在村东北角土崖下自挖的一眼土窑和两间只有一人多高、面积仅有10多平方米的破房里。房屋因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就用两块塑料布遮挡着顶棚。家里除了一个小柜子和一张旧桌子外。最“值钱”的就是用了几十年的老风箱和一口破铁锅。屋内地面上坑坑洼洼，4个墙角的几个老鼠洞格外显眼。多年来一家人全靠着两亩责任田里栽的果树和放养的几只羊过活。
在这31年刻骨铭心的上访路上，薛克印曾12次进京、330多次跑运城、太原等地，还曾身无分文沿路乞讨。回忆起这些，刚强的老人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说：“31年来，我经历了万荣县的6任县委书记和7任县民政局长，我坚信共产党英明伟大，绝不会冤枉亏待我那为革命献身的老父亲。虽然我历经坎坷磨难，但我最终等到了父亲恢复烈士名誉的这一天，我觉得自己现在死了也值！父亲的在天之灵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