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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腐败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但是与其他国家的国企相比，我国的腐败状况尤其严重，形势很严峻。单看经常曝出的高额职务消费就已经触目惊心。这也是一种腐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国企》记者说。
陕籍律师王荣利被誉为“民间反腐败研究第一人”、“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第一人”。今年年初，他推出了《2013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梳理王荣利历年来发布的相关报告可以发现，2010年，该数据犯事国企高管均贪“即将突破”千万元；2012年，人均贪腐高达3000万元；2013年人均贪腐1935万元。国企高管犯罪人数也逐年增长，涉案金额居高不下，足见“前腐后继”。
腐败是多诱因触发的行为，包括心理、价值观、文化和社会性等诸多问题。那么，中国式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一是中国贪渎文化的影响
近年来一系列贪腐现象说明，腐败者的价值取向是尽快占有更多的财富，满足感官和让他人羡慕所产生的主观享受。然而，贪污腐败现象日益增多，为什么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呢？
这与中国传统的贪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现在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正是中国古老贪渎文化的一种延续。
所谓贪渎文化，就是中国主流文化不明确反对的，贪官、腐败者们的习惯思维和习惯行为。有学者撰文指出：“古代的封建官吏无论是合法的收入或非法的收入都是靠权力取得的，所以为了实现最基本的财产欲望就必须首先追逐权力。但是，封建官僚是一个整体，个人权力的取得、巩固和实现都必须依靠上级和同僚的提携和关照。而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正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一古老诫律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因此，一个人在仕途上要想真正得到上级的提携和同僚关照，贿赂或请客送礼就既顺理成章又畅通无阻。”
而中国人衡量是否成功的标准，往往只看他能占有和享受多少社会资源和财富。这就是我们主流文化长期对贪渎文化暧昧的根源。这种文化心理一定程度上缺少对腐败现象的有力抵制，甚至认同助长。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样的习语，简直就是对贪污贿赂的鞭策和劝进。
前述学者指出：“正因为如此，近20年来，愈演愈烈的权力腐败才根本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更为糟糕的是，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权力寻租现象和腐败分子。而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只口袋里。公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中国古老贪渎文化的遗毒和影响。”
2012年，有评论人士注意到了中国政府机构和企业中出现腐败现象的社会文化背景。“阿里巴巴存在于中国社会中，而中国社会目前很多人是没有价值底线的，加上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所谓‘厚黑学’深入人心的影响，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一个企业（即使是像华为、阿里巴巴集团这样的大企业）的抗争力量是多么的渺小！”
二是过于重视人治的力量
中国历来重视人治而忽视法治，表现在企业管理上更多地强调道德的作用。华为总裁任正非曾强调“彻底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的重要性。他以“无私”来要求自己并影响别人，可见他是个“道德主义”者。而国有企业中，以个人道德品质来规范企业行为的更是比比皆是。
剖析那些沦为腐败分子的人，几乎是道德品质较差的人，或者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为此，中央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特别强调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以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中央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对领导人员“素质”的考核包括政治素质、职业素养、廉洁从业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德”的考核。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不断提升品德素养。这是自然的。强调道德没有错，但若完全仰仗道德来管理企业就可能出问题。正如媒体评论员所称，“‘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的说法我们耳熟能详。在那个‘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年代，实际上是人性最为黑暗的年代。‘私心’根植于人的基因深处，不是用一些口号所能驱逐抛弃得了的。后来人们发现人不可能完全‘大公无私’，于是又提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种更接近人性的口号。但是，不管什么口号，都只能诉诸人的道德自觉。而‘自觉’是没有行为约束力的，因此是不可靠的”。
三是权力寻租空间巨大
发生在企业内部的腐败，与发生在政府权力中的腐败，在表现形式上不太一样，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腐败者掌握了过多的市场资源。
政府对经济运行掌握了过多的行政干预权力，企业有求于审批官员，从而使政府内部产生了权力寻租空间，导致官员产生腐败。发生在企业的腐败行为，则主要是由于企业掌握了一定的市场资源，产业链上下游的生产商、供应商都有求于这个企业，通过向相关人员行贿来得到市场机会。
比如，华为员工能够涉腐，是他们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作为发展迅速的名企，华为有大量的上游采购权，供应商、经销商都不敢怠慢华为的采购人员。由于华为提供的硬件和软件的解决方案没有标准定价，采购时存在操作空间，就给员工以吃回扣、拿返点的可乘之机。
同样，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快速扩张中，很多员工获得了权力。在没有制度监督的情况下，权力寻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即便是每月工资只有数千元的店小二，他们手中的权力或许就可以掌握很多大卖家的“生死”。在供求关系不平衡的情况下，体系外就会自动寻求平衡。很简单，一些卖家就会通过行贿的手段来获取稀缺资源，店小二也很难在没有监督的体制下靠自己的价值观来抵御这种不断进攻的贿赂。于是，腐败的产生是必然的，甚至是大规模的。
通俗地说，只要具有代理身份，掌握了稀缺资源，不管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不管是民企、国企还是政府机构，都存在腐败的道德风险，将稀缺资源变现以谋取私利。
上述三个原因，基本上是中国式腐败的产生源头。由此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其中制度创新是首要的，文化创新和人的塑造是根本。而要想解决企业腐败，在人的塑造之外更关键的是规章制度和多重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长久之道。
陕籍律师王荣利被誉为“民间反腐败研究第一人”、“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第一人”。今年年初，他推出了《2013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梳理王荣利历年来发布的相关报告可以发现，2010年，该数据犯事国企高管均贪“即将突破”千万元；2012年，人均贪腐高达3000万元；2013年人均贪腐1935万元。国企高管犯罪人数也逐年增长，涉案金额居高不下，足见“前腐后继”。
腐败是多诱因触发的行为，包括心理、价值观、文化和社会性等诸多问题。那么，中国式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一是中国贪渎文化的影响
近年来一系列贪腐现象说明，腐败者的价值取向是尽快占有更多的财富，满足感官和让他人羡慕所产生的主观享受。然而，贪污腐败现象日益增多，为什么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呢？
这与中国传统的贪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现在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正是中国古老贪渎文化的一种延续。
所谓贪渎文化，就是中国主流文化不明确反对的，贪官、腐败者们的习惯思维和习惯行为。有学者撰文指出：“古代的封建官吏无论是合法的收入或非法的收入都是靠权力取得的，所以为了实现最基本的财产欲望就必须首先追逐权力。但是，封建官僚是一个整体，个人权力的取得、巩固和实现都必须依靠上级和同僚的提携和关照。而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正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一古老诫律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因此，一个人在仕途上要想真正得到上级的提携和同僚关照，贿赂或请客送礼就既顺理成章又畅通无阻。”
而中国人衡量是否成功的标准，往往只看他能占有和享受多少社会资源和财富。这就是我们主流文化长期对贪渎文化暧昧的根源。这种文化心理一定程度上缺少对腐败现象的有力抵制，甚至认同助长。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样的习语，简直就是对贪污贿赂的鞭策和劝进。
前述学者指出：“正因为如此，近20年来，愈演愈烈的权力腐败才根本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更为糟糕的是，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权力寻租现象和腐败分子。而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只口袋里。公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中国古老贪渎文化的遗毒和影响。”
2012年，有评论人士注意到了中国政府机构和企业中出现腐败现象的社会文化背景。“阿里巴巴存在于中国社会中，而中国社会目前很多人是没有价值底线的，加上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所谓‘厚黑学’深入人心的影响，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一个企业（即使是像华为、阿里巴巴集团这样的大企业）的抗争力量是多么的渺小！”
二是过于重视人治的力量
中国历来重视人治而忽视法治，表现在企业管理上更多地强调道德的作用。华为总裁任正非曾强调“彻底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的重要性。他以“无私”来要求自己并影响别人，可见他是个“道德主义”者。而国有企业中，以个人道德品质来规范企业行为的更是比比皆是。
剖析那些沦为腐败分子的人，几乎是道德品质较差的人，或者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为此，中央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特别强调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以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中央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对领导人员“素质”的考核包括政治素质、职业素养、廉洁从业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德”的考核。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不断提升品德素养。这是自然的。强调道德没有错，但若完全仰仗道德来管理企业就可能出问题。正如媒体评论员所称，“‘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的说法我们耳熟能详。在那个‘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年代，实际上是人性最为黑暗的年代。‘私心’根植于人的基因深处，不是用一些口号所能驱逐抛弃得了的。后来人们发现人不可能完全‘大公无私’，于是又提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种更接近人性的口号。但是，不管什么口号，都只能诉诸人的道德自觉。而‘自觉’是没有行为约束力的，因此是不可靠的”。
三是权力寻租空间巨大
发生在企业内部的腐败，与发生在政府权力中的腐败，在表现形式上不太一样，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腐败者掌握了过多的市场资源。
政府对经济运行掌握了过多的行政干预权力，企业有求于审批官员，从而使政府内部产生了权力寻租空间，导致官员产生腐败。发生在企业的腐败行为，则主要是由于企业掌握了一定的市场资源，产业链上下游的生产商、供应商都有求于这个企业，通过向相关人员行贿来得到市场机会。
比如，华为员工能够涉腐，是他们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作为发展迅速的名企，华为有大量的上游采购权，供应商、经销商都不敢怠慢华为的采购人员。由于华为提供的硬件和软件的解决方案没有标准定价，采购时存在操作空间，就给员工以吃回扣、拿返点的可乘之机。
同样，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快速扩张中，很多员工获得了权力。在没有制度监督的情况下，权力寻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即便是每月工资只有数千元的店小二，他们手中的权力或许就可以掌握很多大卖家的“生死”。在供求关系不平衡的情况下，体系外就会自动寻求平衡。很简单，一些卖家就会通过行贿的手段来获取稀缺资源，店小二也很难在没有监督的体制下靠自己的价值观来抵御这种不断进攻的贿赂。于是，腐败的产生是必然的，甚至是大规模的。
通俗地说，只要具有代理身份，掌握了稀缺资源，不管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不管是民企、国企还是政府机构，都存在腐败的道德风险，将稀缺资源变现以谋取私利。
上述三个原因，基本上是中国式腐败的产生源头。由此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其中制度创新是首要的，文化创新和人的塑造是根本。而要想解决企业腐败，在人的塑造之外更关键的是规章制度和多重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