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联储的表态看，它没有听从政府的建议，将继续以固有频率和幅度加息。但全球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并没有跟随这种收缩流动性的做法。这些管理者一直对此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货膨胀率总是比预期的要低。其实美国本身也是这样。
　　摩根士丹利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核心通胀率有了一定的长进，已经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1.1%上涨到了现在的1.4%。这里所说的核心通胀率，是指从测量指数的篮子里刨除了能源和食品价格变化的情况。在这些经济体已经实行了多年QE政策、释放了大量流动性的背景下，如此低的通货膨胀率显然与以前的经济通识相悖。
　　中国内地也有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中出现过非常高的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这个数字曾经达到24%，而当时的M2只有不到5万亿元的水平。到了2017年年底，M2接近170万亿元，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基本只在2%左右。2018年通胀水平略有上升，但也是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输入性结果。
　　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引发了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上的问题。凯恩斯认为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应该更多的支出，从需求端来带动整体经济的活力，从而使失业率降低，并让经济重获繁荣。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货币主义的开创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梅纳德·凯恩斯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是错的。他认为凯恩斯的办法对经济并不管用，反而会引起经济运行的低效率。不断的积极财政政策也会引起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这种经济现象，弗里德曼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政府让整个经济体保持一个可预期的通胀率。这样可以让经济体更稳健地发展。
　　但现在遇到的现实情况似乎是，无论经济管理者怎样大量地投入流动性，通胀率的变化似乎是难以与其发生线性关系的。
　　那么问题来了，M2总量并不代表通胀，但是为什么在不同时期，流动性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会差这么多？很多经济体的管理者，例如日本和欧盟其实在很长时间都期望有一个像样的通货膨胀率，但这种情况迟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去哪了呢？
　　如果你关注这些年人们生活行为的变化，也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原因。
　　其中一个咱们曾经不止一次说过，那就是所谓的“亚马逊现象”。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物流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开始在互联网上购物。互联网购物引起了两个经济结构性的变化。一个是信息透明让人们比价更为方便，他们可以很轻易地挑到性价比最高的同类产品，而不用再跑10家shopping mall。第二是，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更靶向性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产品。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拼多多。
　　制造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信息透明阻止了传统意义的经济危机，但是增加了制造商提价的难度，他们很难把成本的提升轻易转嫁给消费者。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很多成熟的经濟体中，居民消费增量呈现饱和的趋势，很多钱被用于投资。特别是在中国内地，这是和前些年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人们不再把获得的新增货币财富用于购买大件新鲜的消费品。在2008年之后，很多投资者倾向于把大量的资金用于房地产交易。
　　除此之外，交易的电算化和资产证券化水平的提高，也让很多门类的投资更加方便、简单。有不少流动性滞留在不同的市场之中，并未参与实体经济的循环。这里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数字货币市场。原本根本没有这么个市场，然而丰富的流动性让此类市场迅速膨胀。
　　虽然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位，很多资产的价格却有很大幅度的攀升。这些指标之所以不影响通货膨胀水平，原因很简单，它们没有在统一口径内。
　　在成熟稳定的经济体，更简单的比价、资产证券化，当然还有互联网改变了通货膨胀规律。世界也许会因此变得更好。不过还有一种可能，这是种假象，一切预料中的坏只是来得晚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