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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组织之间的界面条件一向主导着管理者对组织类型的思考。当界面条件趋于重复并稳定时，管理者倾向于命令式控制组织，例如韦伯的“理性官僚组织” （Bureaucracy）；而在界面条件趋于动荡并且不规则的时候，管理者试图从参与式组织类型中寻找控制的方法，例如华人创业者谢家华（Tony Hsieh）的网上鞋店Zappos，他把员工自我组织的热情和能力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一个依靠文化控制的超级扁平合弄制组织（Holacracy）。当界面条件摇摆于稳定和动荡之间时，企业应该选择怎样的组织类型？双元组织（Ambidexterity）似乎为合适的选择。最近20年，管理学和企业界都开始关注双元组织，并试图以双元组织化解既要成熟市场，又要新市场的悖论。
古拉丁语中，“ambi”指双 （both），“dexter”指右边 （right），合在一起，Ambidexterity原来指篮球比赛中“双手运球”能力，后来延展为“双元组织能力”。双元组织既能左手画圆，也能右手画方，代表一种双灵活能力。1991年，马奇（James March）研究“探索”与“利用”（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认为二者兼顾是必然趋势。马奇对“探索”与“利用”的定义被视为双元组织的硬核。 “利用”强调从现有的能力出发，在自己熟悉的市场中推出有成本优势的产品。“探索”活动则指向新市场、新流程、新产品和新能力。
关于“利用”与“探索”的策略意向成为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朱子形容朝露落于青草叶面的滋润状态为“虚心涵泳”。双元组织应该“虚心涵泳”利用和探索的策略意向。否则，非双。
“纸上得来终觉浅”。现实中，真正能够有双元能力的组织非常罕见。实践中，许多公司设计X-专项计划，将执行两种活动的团队分开。例如，成立之初，微软的X-Box游戏机开发团队不仅在组织结构上分开，还与成熟业务的团队在物理空间上分开，在自己的独幢办公楼里。“谷歌眼镜”采取的也是X-计划。它有自己的预算、开发时间、营销目标。当谷歌眼镜未能实现战略目标时，专项计划暂止。双元能力成为大公司内部创业的标配。但真正能同时在全公司上下保持双元组织关系的企业很少。最近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微软纳德拉（Satya Nadella）推动的利用和探索策略。在他的《刷新》一书中，纳德拉描写了自己担任微软总裁后洞察未来的过程。像当年郭士纳找到IBM转型的“中间件”（middle ware）策略过程一样，纳德拉360度倾听组织内外关键利益相关者的看法。通过浸透到商业变化现象的细节中，通过生动感受隐隐汇集的行业动线，纳德拉果敢地向全体员工传达他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在纳德拉领导下，微软从过去熟悉的商业范式断然走向代表趋势的云计算、移动通讯和计算。对微软，没有纳德拉远见的引导，就不可能有最近5年的成功表现。
放眼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状况，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面对的经营环境恶化，变化高频，形态陌生。环境与组织之间的界面条件更加需要双元组织设计，但实践中成功的案例却又那么稀少，其罕见带来了三个问题：难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解决方法在哪？如何实践？
通过对200多家企业的调查，我们发现，根子在决策酝酿阶段的本能思维定见（Instinctive heuristics）。解决的方法是建议容纳探索创新的本能定见。实践中，成功的领导者善于利用因危机而生的敬畏植入对双元组织的偏好，形成新的本能定见。
双元组织的前置促进条件很多，例如工作设计、文化、激励、导师制度等。我们认为，通过危机文学叙事（Literary narratives）形成的“探索本能定见”是最初始、最有效的方法。本文先从自然本能定见的角度说明，双元组织有内生的矛盾与冲突，所以它难以成功。然后，我们提出一套危机叙事的方法去植入“探索本能定见”。它在决策酝酿阶段就能“虚心涵泳”双元的策略意图。没有它，即便双元组织启动了，也难以维持长久。最后，我们汇總对双元组织的讨论，解释为什么要从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综合维度去看双元组织代表的组织境界，并提出八项建立“探索定见”的方法。
人是用语言创造的智慧动物，并无所不在其限制中（Noam Chomsky）。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基本的语言格式有递进再生的功能。我们不可避免地用语言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人的创造活动背后是语言活动。但是，语言也制造了思维的边界，形成对人的认知和行动的限制条件。缺乏对应的语言（语法、语义和文本），人也无法首先在头脑中编程创造性的认知活动。双元组织涉及到的“利用”和“探索”活动最后还是可以抽象为思维的语言活动。
神经科学家罗通（Beau Lotto）把乔姆斯基的语言悖论延申到对人的意识活动分析中。他的研究显示，在客观世界和人脑能够感知到的世界之间，存在偏差，例如视觉偏差。这个偏差是进化的结果。我们总是有偏差地感知世界，因为它帮助人趋利避害。它的典型表现就在于，通过进化的历史记忆，大脑建立起自然本能定见（Instinctive heuristics）。这种本能定见充满无需置疑的认定前提。“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自然本能定见通俗而生动的例子。又如，在社会心理范围内，长期逃难的历史记忆也容易形成“落后就会落难”的定见，以至于人们不分场合地争先恐后。从进化的角度看，争先恐后反映的是一种追求确定性的恐慌心态。它和有偏见的感知一样，是一种追求确定性的环境适应能力。长期进化沉淀后，它们在心理意识层面形成条件反射的思绪和固定思维语言文本（潜意识层面略有不同，但不影响本文的论述）。 思绪和组织它的语言叙事文本就是本能定见。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称之为“启发性原则”。在有风险的决策过程中，叙事文本影响人们的偏好。为简化表述思绪的语言叙事文本特征，我们选择称之为“本能定见”。它代表已经成形的神经放电活动，并以叙事文本的形式发挥作用。我们思考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就是定见的一种表现。 综上述，思维有叙事文本，不假思索选择的就是成形的叙事文本，是定见。定见包含無需分析的认定前提。它引导感知活动的方向，影响策略意图。自然形成的定见反对探索创新的策略意图，因为守成的定见认为，探索创新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只要守成（利用）的定见统治思维活动，双元组织很难建立。
本能定见对双元组织决策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对于“利用与探索”决策，高管往往有模棱两可的看法。影响高管选择的信息处理过程也有两种：一是冷静的理性分析（Rational analysis）；另一个是本能的启发性定见原则（Intuitive heuristics），简称本能定见 。本能定见是过去经验中形成的启发性原则。遭遇类似情形时，人们快速启动本能定见，不假思索，做出反应。理性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高管选择利用与探索并举的决策。本能定见原则一般会促使高管倾向选择低风险的成本控制和在成熟市场发展的策略（“利用”策略）。令企业家不满的是，即便高管选择“利用”与“探索”并举，中下级别管理者仍然受启发性原则影响，不能维持并举的策略。因此，尽管理性策略选择上，企业希望二者并举，能左右开弓（也是Ambidexterity原意）。现实中，真正实践左右开弓的组织罕见。其中，自然本能定见主导低风险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自然本能定见的默认选择偏好低风险和高确定性。它的保持方法是依靠历史记忆形成的认定前提和记录它们的语言文本。反映在企业的“利用”活动中，“效率优先”、“把握好已知市场机会”、“保障生存条件”等语言文本就是企业决策过程中的“自然本能定见”。2018年，万科的“活下去”成为商业流行语，在许多董事会中被反复引用，甚至变成衡量2018年管理业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它们都从各个方面体现出自然本能定见在企业决策过程中的默认地位。反观之，除非组织的本能定见还包括“探索”的语言文本，否则双元组织难以落地生根。因此，它罕见的根就在守成的本能定见（“利用”定见）影响决策意向。
追求“利用”和“探索”的本能定见有差别。它的直接反映就在代表各种思维活动的叙事文本中。“利用”的叙事文本围绕着“确定性”、“效率”、“成本”、“风险可控”、“高度相关性的扩张”、“六西格玛”、“渐进式技术”、“基本线规划”、“季度销售增长”、“季度利润率” 、“共享产品平台设计”、“边际优化”、“设备技术改造”、“市场预测和生产规划”、“垂直组织结构设计”。由这些叙事文本表达的定见都有一些共同点：降低不确定性、保持确定性、重复已经知道和熟悉的技术和流程。它们与人的自然本能定见完全一致。但是，建构双元组织，管理层需要树立另外一套本能定见，即“探索定见”。依照代表思维活动的叙事文本，表1比较了“利用”和“探索”思维背后不同的本能定见。
表1仅仅选择了一些典型的叙事文本。涉及到策略、产品、市场等具体话题时，表达“探索定见”的语言陈述也会有差异。但是，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面对不确定时候的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这些定见容易引导决策者选择开放的、创新的、多元的、多项衡量标准的策略方向。它们也代表着组织“探索”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通过这两套定见的比较，我们了解双元组织不容易执行的生物进化的原因。按照罗通的解释，“探索”的定见本能上有违大脑神经感知系统追求确定性，趋利避害、偏好可预测性和连续性，以及排斥变化的认知的前提设定。简单地说，生物进化的人容易受利用的定见影响，喜欢单元组织。社会化（后天反思学习活动）的人，知道双元组织的价值，但实施时，建立探索的定见很难。对有各色人等的组织而言，同时保持利用和探索的定见非常有挑战性。
定见是可以改变的。“探索定见”可以植入。
当我们使用“本能”时，它常常被当作亿万年进化的结果，被认为是不可以改变的。这是对本能狭隘的解释。神经科学家更把本能看作神经元和神经突触放电反应，产生重复的神经网络结构。它有记忆效果。通俗地讲，受到外部刺激后，感知到的相同刺激会调动记忆中存储的反应，这就是本能。本能反应不需要再经过分辨和分析的过程，所以快速。在适应环境的大目标影响下，生存的本能定见最强。人的感知工具也主要为这一本能反应服务。不过，人的本能定见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改变既有的头脑中的前提设定，如果我们训练感知工具为改变定见服务，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本能定见和它对人决策选择的影响。危机的濒临体验往往能改变人的定见。
人脑思维活动有可塑性，本能定见可以改变，伦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罗通（Beau Lotto）研究发现，经历不寻常事件的人，他们对事物的本能定见可以改变。体验非同寻常的事件让人震撼，容易让人产生“敬畏效果”（Awe effects）。它可能帮助人们突破日常习性限制，升华感知更宏观的环境维度。升华后的人更愿意选择有风险的行为。突破常规，升华感知，宏观维度，和风险行为，这些都为有利于探索创新的本能定见创造了发生条件。
在他的一个验证“敬畏效果”的试验中，罗通让观看“太阳马戏”表演的参与者戴上头盔记录仪，并在观看的过程中和之后回答问题。“太阳马戏”的许多舞台设计和表演不仅惊心动魄，而且出人意料。观赏它的震撼效果是演出的一个重要卖点。他的研究证明，有震撼和敬畏体验的观众更加开放地回应问题，也更加愿意接受新事物，承受高风险。罗通的试验也部分解释，经历大事件后，人们常有大彻大悟的体验，看待事物的视角更开阔，对风险的认知更全面（敬畏效果可否塑造更加封闭的思维，能不能让人选择无助地服从行为？罗通的回答是肯定的。当震撼和敬畏带来的不仅有恐惧，还有恐慌性愤怒时，人们更容易寻求权威保护，更容易把安全性列为最优决策目标。这是我们在管理危机的非凡经历时需要额外小心的地方）。 在管理经验中，能够产生震撼和敬畏效果的莫过于危机事件了。危机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产生广泛影响的特征。它常常引发系统层面的集体心理震撼和恐慌。我们的问卷和田野调查佐证罗通在神经科学研究方面揭示的“敬畏效果”。那些能够转危为机的管理者，他们往往因为危机震撼而更加开放、更加宽视角看待陌生现象，更加愿意接受创新的风险。
转危为机的案例一般有三个伴生现象：1）濒临绝境的临界体验；2）最高决策者有把握发展趋势的认知和决断能力。3）高管能够将“转危为机”的思想意识宣讲灌输到能够贯彻执行的行动中（简称宣贯）。经过“转危为机”的宣贯，组织成员培养建立起新的本能定见。他们仍然对非凡事件保有敬畏情绪，但不再以排斥和恐惧的心态看待事件的影响力。相反，他们更加愿意寻找危机带来的变革机会。因为相信，所以试图去理解和发现。通过敬畏效果而改写的本能定见让组织成员更加能够接受“利用与探索”并举的策略。双元组织发生和成型的途径很多。但我们发现，通过与危机事件相伴生的心理敬畏效果，管理者可以获得植入“探索”本能定见的机会。
我们对转危为机做过200个样本的研究。我们发现，组织成员是否有濒临绝境的临界体验非常重要。关于临界体验的问题包括：是否感受到组织存亡系于一线？是否有强烈的时间压力和紧迫感？是否有高度反常的情绪？有临界体验的组织成员更加愿意投身于不熟悉的生产流程创新，愿意接受新技术，愿意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没有临界体验的组织成员更倾向于对熟悉的流程和产品做效率和成本的改进。“转危为机”一般不会发生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的类似产品延伸，更会在新技术、新流程、新产品和新市场的背景下发生。因此，如果组织好“濒临绝境的临界体验”，获得转危为机的成功体验，可以帮助企业植入探索的本能定见。
对临界体验带来的开发和创新意识，格鲁夫深有体会。在他的《只有偏执狂才会成功》一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怎样让组织成员理解新到来的微处理器技术挑战是一种具有10X力度的冲击，是对英特尔熟悉的记忆芯片技术的一个策略拐点。利用环境剧变，营造临界体验，也是IBM前任总裁郭士纳（Louis Gersther）采取的策略。在《大象也能跳舞》中，郭士纳回忆，1993年接任的时候，IBM账面现金只能支撑12个月。百年老店，摇摇欲坠。怎样向组织成员沟通“临界状态”，又能避免争相跳船的恐慌？现在看来，对照罗通的脑神经和感知理论，郭士纳很好地利用了危机带来的震撼敬畏效果。
在敬畏效果影响下，危机临界体验推动人们从“利用”跨越到“探索”，它有着生物学的理论支持。 生物学家考夫曼（Stuart Kauffman）从生命现象的角度解释感受临界体验的价值。在《秩序起源》一书中，考夫曼解释生命发生、发展、寂灭和转换的三种环境：有序环境、混乱环境、复杂环境。代表转危为机的物种变异和繁殖现象一般发生在有序和混乱环境的界面之上。按照他的分析逻辑，组织成员临界体验濒临绝境的心理状态能够刺激生命形态的变异和进化。
毫无疑问，企业领导者比考夫曼研究的生物分子结构和蛋白质要复杂。领导者在转危为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面对危机带来的未来不确定性，一般人可能感到无法驾驭。而领导者能洞察先机。他们比其他人更加能够看到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路径选择。我们的研究显示，当领导者有这样的把握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决断能力时，组织更有可能转危为机。
让管理团队具备领导者同等水平的决断能力，这是不现实的。让管理团队具备领导者在“利用”和“探索”两个世界无障碍往来的认知能力，这是必须要做的。它可以通过改造思维叙事文本来实现。
比较本能定见的叙事文本，它们代表着两种认知世界：确定性对不确定性、低风险对高风险、可预测对不可预测、能够直观感知对不能够直观感知、有历史事实支持对无历史事实证明、“在熟悉的情境参照系中”对“没有情境参照系”、现在的对未来的、有连续轨迹的对断断续续的、“清晰的一种正确选择”对“模糊的多项可能选择”。一句话概括，“利用的世界”是一个可以真实感知的具体经验，“探索的世界”是能无限想象的抽象概念世界。对于一般管理者，这是两个矛盾对立的世界。即便危机临界体验的敬畏效果可以植入“探索定见”，危机过后，人们又返回“利用定见”主导的世界。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探索定见”主导的世界不真，是假的！为了确定性，我们还是回到“利用定见”的世界中去！
“真”是定见的锚。能确定、可预测为“真”。事实是确定和预测的依据。自然本能把它们串在一起。
能够在两种认知世界流畅往返的领导者有怎样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为何他们能够同时执二端而不悖？这是因为他们有不同于常人的真实观（Truthfulness）。在“真”的问题上，“利用定见”主导的世界和“探索定见”主导的世界可以有一套共同的标准。在它评判下，“现实真”和“虚拟真”可以比较，没有种类的优劣差别。按照神经科学家罗通的理论，无论是现实的经验数据（看到了、摸到了、听到了），还是虚拟的想象数据（想象的、推演的、幻觉的），它们本身都没有两样。数据没有意义，数据在被人感知的过程中，人脑的思维活动（神经元放电活动）调动记忆中的认定前提，对数据做相互关系解释，且赋予意义。另一方面，按照语言学的理论，思维背后都是一套語言叙事文本。因此，语言叙事文本的标准可以同时运用到“利用”和“探索”的两个世界中去。有了同样一套参照系和判断标准，领导者就不必依赖物理体验（眼、耳、鼻等）去确定真实性。简单而言，在他们的思维过程中，“现实真”和“虚拟真”都可以抽象到语言叙事文本的逻辑一致性和可接近性上。 只要能够用叙事文本想透的，都是真切的。“现实真”是通过具体实际的身体感知而接近并确认的真（看见、摸到）。“虚拟真”是通过想象、模拟、推演和游戏而接近并确认的真。
有领导力的一个标志是接受“虚拟真”，接受虚拟现象也是能够数据化分析，能够确定和预测的。如果这样的领导力先进性可以转移到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中去，建立“探索定见”就不难。如果那样，通过思维层次的叙事语言，“现实真”和“虚拟真”统一到一个世界观里。只有在统一的世界观里，“利用定见”和“探索定见”才可能同时存在，并行不悖。 只要“利用”和“探索”的定见有各自的真假分辨体系，双元组织即便建立起来，也难以维持。只有两种定见都接受统一的判断“真切”的语言叙事文本，双元组织才是真切并能长久的存在。
过去，持这样的统一真切世界观的人很少，但现在越来越普遍。信息技术、虚拟空间概念、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大发展的背景下，在语言文本的层次讨论智能现象，例如双元组织，已经没有认知障碍。换言之，证明双元组织的终极问题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统一的语言叙事解释。下面，我们借助语言学家瑞安（Marie-Laure Ryan）的“叙事学”解释“利用”和“探索”，“现实真”和“虚拟真”的统一性。
按照瑞安的叙事学理论，“利用定见”和“探索定见” 的基础各自为“现实真”和“虚拟真”。“现实真”是已经发生的，“虚拟真”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已经发生的只有一个世界，一个已经被人感知到的世界。可能发生的也许有无穷多个世界。
人们对“现实真”有自然而然的选择偏好。表面上看，它是因为“现实真”有较高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其实是因为“现实真”的数据（看到、听到、嗅到等）容易接近，因为我们的感知器官的便利存在。从神经科学和语言学去理解，“现实真”的数据必须要經过思维语言的转换。在思维语言叙事文本中，感知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叙事过程。感知到的是真还是假，它受三者影响：大脑内存的本能定见、感知的情境背景，感知活动赋予数据之间有意义的关系。如果感知到的现象被完整一致解释，解释有助于预测，那么就是真，否则为假。“现实真”还是“现实假”，它取决于感知过程中的语言叙事文本。按照瑞安的“叙事学”理论，“现实真”可以转化到语言叙事文本的世界中。
人们对“虚拟真”有着自然而然的排斥偏见。表面上看，它是因为“虚拟真”还不存在。其实是因为“虚拟真”的数据（假想、模拟、仿真活动等）难以接近，因为我们生物感知器官需要人造技术才能处理这些数据。从人工智能、信息技术、VR技术的角度看，接近和编排这些数据完全可能。经过人造技术转换，“虚拟真”的数据到达和“现实真”同样的大脑思维阶段，经历同样的叙事文本解释，受到同样的真假判断。按照瑞安的叙事学理论，在语言叙事文本的世界里，“虚拟真”和“现实真”是同等、同质真切的。
因此，有了人造技术，过去不容易被感知的虚拟事实可以成为数据，可以被思考。人造技术解决了“接近性”的问题。和经验事实一样，虚拟事实同样可以被接近、被思考、被语言叙事文本处理。人造技术只是把过去隐晦的本质明晰化，即“虚拟真”可以由对应它的事实形式来证明。
综上，我们终于可以在统一的语言叙事文本中比较和判断“现实真”和“虚拟真”。它们为双元组织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叙事文本世界观。
“虚拟真”和“现实真”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存在的数量。“现实真”已经发生，已经被感知一次，已经与各种有形的具体事物发生固定的联系。因此，“现实真”只存在一个世界中，一个已经实现的世界（实现界）。但是，“虚拟真”具有无穷可能性，它不受时空情境限制，它能同时存在与多个虚拟可能的世界（虚可界）。虚拟可能、多种世界同时存在、不受具体真实物的限制，这些正是探索活动的创新条件。
如果虚可界总是塌陷进入实现界，探索创新就无法推进，因为被囚禁了。如果虚可界不能解释“真切”，那么求真、求实、求确定的自然本能定见必然占据头脑思维的统治地位。探索创新也仍然无法推进，因为被排斥了。语言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发现，在语言叙事文本的世界，二者不仅统一，也不相互排斥。这时，它们各自发挥应有的功效，为“利用”和“探索”活动服务。图1展示“探索”和“利用”的定见在语言叙事文本世界里统一了。只有到这个阶段，双元组织才真正建立起来。
“利用”和“探索”活动之间的互补性是怎样实现的？双元组织研究一直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运用语言叙事学，我们看到它们之间不断进化演变的互补性。如图1所示，“利用”活动首先从人基本需求出发，制造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自然功用（饱、暖、安全的价值）。基本需求和人的直接感知相联系。消费者的满足也来自具体形态的产品。但是，以炫耀消费经济为例，探索创新的可能性已经不得不超越人的基本和具体的需求，不得不着力于消费者的心理满足。心理满足是思维活动的表现。思维活动背后是语言叙事文本。因此，探索创新的价值要有具体产品载体，但产品只是载体。产品之上，探索创新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叙事文本解释。当最受欢迎的叙事功用与产品载体相结合时，产品成为包含和传递叙事价值信号的信物。当我们说“传达信号的媒介也是信号的一部分”时，我们指的是，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时代，只有两种制造企业：制造载体产品的工厂和整合价值信物的媒体。信物为王！
判断“真伪”的认知系统一定要统一。否则，两种定见之间的紧张关系（Tension）就经常打架，难以管理。迄今，双元组织讨论都试图从竞争的角度解释“利用”和“探索”活动。有些形容它们之间是矛盾关系，为“一个真实”而竞争。因此，“利用”和“探索”这两元之间互相排斥。管理的重点在于解决矛盾引起的冲突。有些形容它们之间是悖论关系，即分开看都合理，同时放在一起看就显得陌生和怪异（Absurd and strange）。因此，“利用”和“探索”活动只能在竞争中相互妥协。管理的要点不是判断谁真谁假，而是找到二者之间一个妥协的解释。真相就是去感知它们在一起的怪异，直至不陌生。 最近的研究则回到辩证思维，把双元之间的竞争看作不断进步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它们之间总是冲突和矛盾的。经过斗争，在下一个时期，其中的一元战胜对方，展现更高级的真实性。因此，管理者要把握好斗争方法，接受一个时期的冲突，为下一个阶段的升华做准备。下面的表格概括了这三种讨论的主要观点。 上述的三种系统解释都有它们的合理有用之处。但是，它们对双元的竞争解释限制了探索创新的潜力。三种解释都没有对“利用定见”和“探索定见”如何共存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它们都没有在“现实真”和“虚拟真”的统一性和同等地位上表明立场。实践中，因为“探索”的本能定见没有建立起来，管理决策者就不由自主地受占统治地位的“利用定见”的左右。因此，探索创新的潜力难以发挥。我们认为，只有把双元组织看作一个更高级的组织境界，才能正确调和“利用”与“探索”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能在“虚拟真”的维度发挥探索创新的潜能。
对应双元组织四种组织境界，图2描绘了各种境界强调的实践能力。进入双元组织境界，认识到“虚拟真”，善于用叙事文本的方法演绎虚拟价值，它们是管理的重点。
涉及到“利用”和“探索”活动，在矛盾观点主导的组织境界中，管理者容易实施简单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他们这种实践能力偏向实际上受到矛盾世界观的影响，即有你无我。悖论观的组织境界是一种上升和发展的境界。悖论观认为，二者同在有陌生和怪异性。这种认识是一种进步。它试图不偏不依任何一方，不让一方有专属的特权地位。接受双元之间紧张关系的妥协是一种有益的偏离。它从组织生命系统自我保护、自我强化、自证合理的习性中偏离出来。在熟悉怪异性的过程中，组织决策的搜索视野变宽广了，选择的差异度变大了。悖论观以这种方式促进探索创新的效果。不过，悖论妥协的另一个方向趋势是维持现状，让“利用”和“探索”活动陷入内耗的互损均衡状态。双方都成为显示对方不合理的看板，却没有在促进对方反思上做任何贡献。辩证的组织境界是对悖论互损倾向的反动。因为有斗争的方法，一方總是要胜过另一方。所以，均衡一定会被打破。辩证的组织境界把进化的实践能力放到组织决策的首位。于是，升华、发展、进化成为产品开发和市场扩张的主旋律。但是，辩证组织境界中，管理者时常感受到焦虑和无能为力。焦虑，因为斗争的实践。无能为力，因为进化所需要的虚拟实践能力没有跟上。
只有在“现实真”和“虚拟真”的共同语言切实性建立之后，虚拟可能的世界和实现的具象世界才真正流畅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思维活动背后语言叙事文本的解释，我们把双元组织境界放在虚可界和实现界统一的大系统之中（见图2）。在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虚拟能力突出表现在语言叙事文本的递进演变上。这时“利用”活动的具象性和“探索”活动的抽象性完全互补。探索创新产生的新价值首先通过语言叙事表达出来，并不断具象化到产品中去。能够产品化的新价值信号便共融为信物。不能够产品化的新价值信号被扬弃。因为可以在语言叙事文本的层面想象、建立模型、修改、实现或扬弃，探索创新的经济成本大大降低。这时，“利用”和“探索”之间是超越竞争的协同关系（Synergistic）。因此，只有把双元组织放到这样一个组织境界的高度，管理者才能最大化实现探索创新的潜力。
为顺利接近双元组织境界，管理者可以收集危机中爆发出来的丰富感知元素，然后采用下面的方法去建立“探索定见”。
◎ 情境规划的方法（S c e n a r i o planning）。情境规划强调用想象力去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别是要调动语言叙事方法想象过去完全不可想象的，一旦发生就有灭顶之灾的情境。与危机材料相结合，情境规划把多种虚拟可能的未来带到组织成员面前，帮助他们体验虚可界和实现界之间多孔的边界。
◎ 电脑游戏的方法。游戏能充分利用语言叙事文本属性，设计不同的游戏规则，随时修改演变过程。游戏的结果比较容易控制。通过游戏，组织成员可以选择体验各种危机管理过程。虽然游戏不能完全制造真实的危机震撼效果，但它可以比现实版的危机经历更丰富。
◎ 模拟仿真的方法。把组织内部和行业外部发生过的危机汇总整理成集。选择其中的典型，模拟仿真全部经历，再对各种体会做复盘反思。复盘过程中，着重突出探索创新活动的作用。然后，用“替代性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的方法，再次叙事，显示探索创新的真切可靠性，以此帮助建立探索的定见。
◎ 浸透式案例分析。选择已经被编辑过的危机案例，分配案例中的决策角色到个人。通过角色扮演，案例分析者体会感知当事人的决策困境和选择。一般情况下，成为教材的危机案例会包括“利用”和“探索”的二个维度。通过案例决策角色和分析者的两种视角，组织成员可以虚拟接近并体会当事人对探索创新的危机解决方法。
◎ 梦想，假想，胡思乱想。设定一个“梦想、假想、乱想”时间。期间，组织成员可以虚拟想象各种发生在组织中的怪诞事件，并演绎它们的变化过程。通过“三想”，组织成员消除对怪诞思维的陌生和恐惧感。同时，他们也练习提升语言叙事能力。
◎ 写莎士比亚戏剧。莎士比亚戏剧浓缩他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心理活动的模式。学习莎士比亚模板化能力，我们用少量的戏剧模板去涵盖探索创新过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借助莎翁戏剧对人物心理冲突的格式化描写，例如“王子复仇记”，我们把危机事件的震撼敬畏效果生动地烘托出来。它方便管理者建立探索的定见。 ◎ 编好莱坞电影脚本。好莱坞的电影脚本有格式塔般的叙事文本结构。大部分好莱坞的电影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风格上，无论是动作片、剧情片还是科幻片，好莱坞电影通常演绎着英雄千面的故事：英雄岌岌无名，英雄过着无聊平凡的生活，恶魔出现，英雄拒绝高尚，人间悲情发生，英雄不得已面对恶魔，英雄颓丧退隐山中，觉醒事件发生，英雄与恶魔生死决斗，命悬一线的绝望境地，神秘力量出现，英雄战胜恶魔，彰显正义和仁爱。好莱坞的格式让复杂的制作过程有了一个因循易演的程式化常规活动（Routines）。发现和利用常规是好莱坞管理复杂性的成功诀窍。例如，我们常常说“好莱坞结局”，它指的就是一种常规，即圆满结局。组织探索创新的叙事脚本时，好莱坞格式可以模仿。
◎ 四种辩论方法。我们可以运用四种辩论形式提高建立双元组织定见的语言叙事文本。它们包括林肯-道格拉斯二人辩论、反驳辩论、一次反驳辩论和俄勒冈-牛津式交叉提问辩论。辩论帮助我们精确使用叙事逻辑，生动表达观点，并敏锐辨别对方的漏洞。与辩论相关的叙事能力越强，我们越能理解和接受双元组织的两种定见。
上述方法风格不同，但都为一个目的服务：结合危机材料，植入和建立“探索”的本能定见。一旦在语言叙事文本方面熟悉“探索”的逻辑和价值，组织成员能逐渐培养接受“虚拟真”的积极态度。当“虚拟真”的事实数据建立起被感知评估的同等心理地位后，组织成员对不确定、不可预测、陌生、偏差的排斥设定也会改变。按照神经科学的研究，前提设定改变后，人们的焦虑感降低，兴奋感提高，探索创新的意愿也随之增强。
只有建立“利用”和“探索”的本能定见，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双元组织。这是本文核心要点。从语言叙事文本理论出发，我们发现“利用定见”自然排斥探索创新。建立共生的“探索定见”是启动双元组织的重要活动。结合神经科学研究，我们建议运用危机临界体验激发的震撼敬畏效果植入“探索定見”。为巩固“探索定见”，虚拟可能世界的真切性必须与实现了的具体世界有同样的、一致的评价体系。文学叙事的方法可以中介“虚拟真”和“现实真”。在“利用定见”和“探索定见”共生背景下，产品创造过程也被解放出来。有形产品是无形价值的载体和媒介，是信物。
星云大师一向鼓吹“虚空生万有”。他写下有名的偈语：“四大皆空示现有，五蕴和合亦非真。”实现界的产品就是“示现有”的“现实真”。虚可界对商业价值的叙事文本就是“五蕴和合”活动。双元组织实践是持续的“虚空生万有”活动。
古拉丁语中，“ambi”指双 （both），“dexter”指右边 （right），合在一起，Ambidexterity原来指篮球比赛中“双手运球”能力，后来延展为“双元组织能力”。双元组织既能左手画圆，也能右手画方，代表一种双灵活能力。1991年，马奇（James March）研究“探索”与“利用”（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认为二者兼顾是必然趋势。马奇对“探索”与“利用”的定义被视为双元组织的硬核。 “利用”强调从现有的能力出发，在自己熟悉的市场中推出有成本优势的产品。“探索”活动则指向新市场、新流程、新产品和新能力。
关于“利用”与“探索”的策略意向成为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朱子形容朝露落于青草叶面的滋润状态为“虚心涵泳”。双元组织应该“虚心涵泳”利用和探索的策略意向。否则，非双。
“纸上得来终觉浅”。现实中，真正能够有双元能力的组织非常罕见。实践中，许多公司设计X-专项计划，将执行两种活动的团队分开。例如，成立之初，微软的X-Box游戏机开发团队不仅在组织结构上分开，还与成熟业务的团队在物理空间上分开，在自己的独幢办公楼里。“谷歌眼镜”采取的也是X-计划。它有自己的预算、开发时间、营销目标。当谷歌眼镜未能实现战略目标时，专项计划暂止。双元能力成为大公司内部创业的标配。但真正能同时在全公司上下保持双元组织关系的企业很少。最近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微软纳德拉（Satya Nadella）推动的利用和探索策略。在他的《刷新》一书中，纳德拉描写了自己担任微软总裁后洞察未来的过程。像当年郭士纳找到IBM转型的“中间件”（middle ware）策略过程一样，纳德拉360度倾听组织内外关键利益相关者的看法。通过浸透到商业变化现象的细节中，通过生动感受隐隐汇集的行业动线，纳德拉果敢地向全体员工传达他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在纳德拉领导下，微软从过去熟悉的商业范式断然走向代表趋势的云计算、移动通讯和计算。对微软，没有纳德拉远见的引导，就不可能有最近5年的成功表现。
放眼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状况，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面对的经营环境恶化，变化高频，形态陌生。环境与组织之间的界面条件更加需要双元组织设计，但实践中成功的案例却又那么稀少，其罕见带来了三个问题：难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解决方法在哪？如何实践？
通过对200多家企业的调查，我们发现，根子在决策酝酿阶段的本能思维定见（Instinctive heuristics）。解决的方法是建议容纳探索创新的本能定见。实践中，成功的领导者善于利用因危机而生的敬畏植入对双元组织的偏好，形成新的本能定见。
双元组织的前置促进条件很多，例如工作设计、文化、激励、导师制度等。我们认为，通过危机文学叙事（Literary narratives）形成的“探索本能定见”是最初始、最有效的方法。本文先从自然本能定见的角度说明，双元组织有内生的矛盾与冲突，所以它难以成功。然后，我们提出一套危机叙事的方法去植入“探索本能定见”。它在决策酝酿阶段就能“虚心涵泳”双元的策略意图。没有它，即便双元组织启动了，也难以维持长久。最后，我们汇總对双元组织的讨论，解释为什么要从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综合维度去看双元组织代表的组织境界，并提出八项建立“探索定见”的方法。
自然本能定见反对双元组织
人是用语言创造的智慧动物，并无所不在其限制中（Noam Chomsky）。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基本的语言格式有递进再生的功能。我们不可避免地用语言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人的创造活动背后是语言活动。但是，语言也制造了思维的边界，形成对人的认知和行动的限制条件。缺乏对应的语言（语法、语义和文本），人也无法首先在头脑中编程创造性的认知活动。双元组织涉及到的“利用”和“探索”活动最后还是可以抽象为思维的语言活动。
神经科学家罗通（Beau Lotto）把乔姆斯基的语言悖论延申到对人的意识活动分析中。他的研究显示，在客观世界和人脑能够感知到的世界之间，存在偏差，例如视觉偏差。这个偏差是进化的结果。我们总是有偏差地感知世界，因为它帮助人趋利避害。它的典型表现就在于，通过进化的历史记忆，大脑建立起自然本能定见（Instinctive heuristics）。这种本能定见充满无需置疑的认定前提。“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自然本能定见通俗而生动的例子。又如，在社会心理范围内，长期逃难的历史记忆也容易形成“落后就会落难”的定见，以至于人们不分场合地争先恐后。从进化的角度看，争先恐后反映的是一种追求确定性的恐慌心态。它和有偏见的感知一样，是一种追求确定性的环境适应能力。长期进化沉淀后，它们在心理意识层面形成条件反射的思绪和固定思维语言文本（潜意识层面略有不同，但不影响本文的论述）。 思绪和组织它的语言叙事文本就是本能定见。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称之为“启发性原则”。在有风险的决策过程中，叙事文本影响人们的偏好。为简化表述思绪的语言叙事文本特征，我们选择称之为“本能定见”。它代表已经成形的神经放电活动，并以叙事文本的形式发挥作用。我们思考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就是定见的一种表现。 综上述，思维有叙事文本，不假思索选择的就是成形的叙事文本，是定见。定见包含無需分析的认定前提。它引导感知活动的方向，影响策略意图。自然形成的定见反对探索创新的策略意图，因为守成的定见认为，探索创新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只要守成（利用）的定见统治思维活动，双元组织很难建立。
本能定见对双元组织决策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对于“利用与探索”决策，高管往往有模棱两可的看法。影响高管选择的信息处理过程也有两种：一是冷静的理性分析（Rational analysis）；另一个是本能的启发性定见原则（Intuitive heuristics），简称本能定见 。本能定见是过去经验中形成的启发性原则。遭遇类似情形时，人们快速启动本能定见，不假思索，做出反应。理性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高管选择利用与探索并举的决策。本能定见原则一般会促使高管倾向选择低风险的成本控制和在成熟市场发展的策略（“利用”策略）。令企业家不满的是，即便高管选择“利用”与“探索”并举，中下级别管理者仍然受启发性原则影响，不能维持并举的策略。因此，尽管理性策略选择上，企业希望二者并举，能左右开弓（也是Ambidexterity原意）。现实中，真正实践左右开弓的组织罕见。其中，自然本能定见主导低风险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自然本能定见的默认选择偏好低风险和高确定性。它的保持方法是依靠历史记忆形成的认定前提和记录它们的语言文本。反映在企业的“利用”活动中，“效率优先”、“把握好已知市场机会”、“保障生存条件”等语言文本就是企业决策过程中的“自然本能定见”。2018年，万科的“活下去”成为商业流行语，在许多董事会中被反复引用，甚至变成衡量2018年管理业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它们都从各个方面体现出自然本能定见在企业决策过程中的默认地位。反观之，除非组织的本能定见还包括“探索”的语言文本，否则双元组织难以落地生根。因此，它罕见的根就在守成的本能定见（“利用”定见）影响决策意向。
双元组织需要双重定见
追求“利用”和“探索”的本能定见有差别。它的直接反映就在代表各种思维活动的叙事文本中。“利用”的叙事文本围绕着“确定性”、“效率”、“成本”、“风险可控”、“高度相关性的扩张”、“六西格玛”、“渐进式技术”、“基本线规划”、“季度销售增长”、“季度利润率” 、“共享产品平台设计”、“边际优化”、“设备技术改造”、“市场预测和生产规划”、“垂直组织结构设计”。由这些叙事文本表达的定见都有一些共同点：降低不确定性、保持确定性、重复已经知道和熟悉的技术和流程。它们与人的自然本能定见完全一致。但是，建构双元组织，管理层需要树立另外一套本能定见，即“探索定见”。依照代表思维活动的叙事文本，表1比较了“利用”和“探索”思维背后不同的本能定见。
表1仅仅选择了一些典型的叙事文本。涉及到策略、产品、市场等具体话题时，表达“探索定见”的语言陈述也会有差异。但是，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面对不确定时候的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这些定见容易引导决策者选择开放的、创新的、多元的、多项衡量标准的策略方向。它们也代表着组织“探索”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通过这两套定见的比较，我们了解双元组织不容易执行的生物进化的原因。按照罗通的解释，“探索”的定见本能上有违大脑神经感知系统追求确定性，趋利避害、偏好可预测性和连续性，以及排斥变化的认知的前提设定。简单地说，生物进化的人容易受利用的定见影响，喜欢单元组织。社会化（后天反思学习活动）的人，知道双元组织的价值，但实施时，建立探索的定见很难。对有各色人等的组织而言，同时保持利用和探索的定见非常有挑战性。
用危机经历植入探索的定见
定见是可以改变的。“探索定见”可以植入。
当我们使用“本能”时，它常常被当作亿万年进化的结果，被认为是不可以改变的。这是对本能狭隘的解释。神经科学家更把本能看作神经元和神经突触放电反应，产生重复的神经网络结构。它有记忆效果。通俗地讲，受到外部刺激后，感知到的相同刺激会调动记忆中存储的反应，这就是本能。本能反应不需要再经过分辨和分析的过程，所以快速。在适应环境的大目标影响下，生存的本能定见最强。人的感知工具也主要为这一本能反应服务。不过，人的本能定见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改变既有的头脑中的前提设定，如果我们训练感知工具为改变定见服务，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本能定见和它对人决策选择的影响。危机的濒临体验往往能改变人的定见。
通过敬畏效果而改写的本能定见让组织成员更加能够接受“利用与探索”并举的策略。双元组织发生和成型的途径很多。但我们发现，通过与危机事件相伴生的心理敬畏效果，管理者可以获得植入“探索”本能定见的机会。
人脑思维活动有可塑性，本能定见可以改变，伦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罗通（Beau Lotto）研究发现，经历不寻常事件的人，他们对事物的本能定见可以改变。体验非同寻常的事件让人震撼，容易让人产生“敬畏效果”（Awe effects）。它可能帮助人们突破日常习性限制，升华感知更宏观的环境维度。升华后的人更愿意选择有风险的行为。突破常规，升华感知，宏观维度，和风险行为，这些都为有利于探索创新的本能定见创造了发生条件。
在他的一个验证“敬畏效果”的试验中，罗通让观看“太阳马戏”表演的参与者戴上头盔记录仪，并在观看的过程中和之后回答问题。“太阳马戏”的许多舞台设计和表演不仅惊心动魄，而且出人意料。观赏它的震撼效果是演出的一个重要卖点。他的研究证明，有震撼和敬畏体验的观众更加开放地回应问题，也更加愿意接受新事物，承受高风险。罗通的试验也部分解释，经历大事件后，人们常有大彻大悟的体验，看待事物的视角更开阔，对风险的认知更全面（敬畏效果可否塑造更加封闭的思维，能不能让人选择无助地服从行为？罗通的回答是肯定的。当震撼和敬畏带来的不仅有恐惧，还有恐慌性愤怒时，人们更容易寻求权威保护，更容易把安全性列为最优决策目标。这是我们在管理危机的非凡经历时需要额外小心的地方）。 在管理经验中，能够产生震撼和敬畏效果的莫过于危机事件了。危机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产生广泛影响的特征。它常常引发系统层面的集体心理震撼和恐慌。我们的问卷和田野调查佐证罗通在神经科学研究方面揭示的“敬畏效果”。那些能够转危为机的管理者，他们往往因为危机震撼而更加开放、更加宽视角看待陌生现象，更加愿意接受创新的风险。
转危为机的案例一般有三个伴生现象：1）濒临绝境的临界体验；2）最高决策者有把握发展趋势的认知和决断能力。3）高管能够将“转危为机”的思想意识宣讲灌输到能够贯彻执行的行动中（简称宣贯）。经过“转危为机”的宣贯，组织成员培养建立起新的本能定见。他们仍然对非凡事件保有敬畏情绪，但不再以排斥和恐惧的心态看待事件的影响力。相反，他们更加愿意寻找危机带来的变革机会。因为相信，所以试图去理解和发现。通过敬畏效果而改写的本能定见让组织成员更加能够接受“利用与探索”并举的策略。双元组织发生和成型的途径很多。但我们发现，通过与危机事件相伴生的心理敬畏效果，管理者可以获得植入“探索”本能定见的机会。
我们对转危为机做过200个样本的研究。我们发现，组织成员是否有濒临绝境的临界体验非常重要。关于临界体验的问题包括：是否感受到组织存亡系于一线？是否有强烈的时间压力和紧迫感？是否有高度反常的情绪？有临界体验的组织成员更加愿意投身于不熟悉的生产流程创新，愿意接受新技术，愿意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没有临界体验的组织成员更倾向于对熟悉的流程和产品做效率和成本的改进。“转危为机”一般不会发生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的类似产品延伸，更会在新技术、新流程、新产品和新市场的背景下发生。因此，如果组织好“濒临绝境的临界体验”，获得转危为机的成功体验，可以帮助企业植入探索的本能定见。
对临界体验带来的开发和创新意识，格鲁夫深有体会。在他的《只有偏执狂才会成功》一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怎样让组织成员理解新到来的微处理器技术挑战是一种具有10X力度的冲击，是对英特尔熟悉的记忆芯片技术的一个策略拐点。利用环境剧变，营造临界体验，也是IBM前任总裁郭士纳（Louis Gersther）采取的策略。在《大象也能跳舞》中，郭士纳回忆，1993年接任的时候，IBM账面现金只能支撑12个月。百年老店，摇摇欲坠。怎样向组织成员沟通“临界状态”，又能避免争相跳船的恐慌？现在看来，对照罗通的脑神经和感知理论，郭士纳很好地利用了危机带来的震撼敬畏效果。
在敬畏效果影响下，危机临界体验推动人们从“利用”跨越到“探索”，它有着生物学的理论支持。 生物学家考夫曼（Stuart Kauffman）从生命现象的角度解释感受临界体验的价值。在《秩序起源》一书中，考夫曼解释生命发生、发展、寂灭和转换的三种环境：有序环境、混乱环境、复杂环境。代表转危为机的物种变异和繁殖现象一般发生在有序和混乱环境的界面之上。按照他的分析逻辑，组织成员临界体验濒临绝境的心理状态能够刺激生命形态的变异和进化。
毫无疑问，企业领导者比考夫曼研究的生物分子结构和蛋白质要复杂。领导者在转危为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面对危机带来的未来不确定性，一般人可能感到无法驾驭。而领导者能洞察先机。他们比其他人更加能够看到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路径选择。我们的研究显示，当领导者有这样的把握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决断能力时，组织更有可能转危为机。
让管理团队具备领导者同等水平的决断能力，这是不现实的。让管理团队具备领导者在“利用”和“探索”两个世界无障碍往来的认知能力，这是必须要做的。它可以通过改造思维叙事文本来实现。
比较本能定见的叙事文本，它们代表着两种认知世界：确定性对不确定性、低风险对高风险、可预测对不可预测、能够直观感知对不能够直观感知、有历史事实支持对无历史事实证明、“在熟悉的情境参照系中”对“没有情境参照系”、现在的对未来的、有连续轨迹的对断断续续的、“清晰的一种正确选择”对“模糊的多项可能选择”。一句话概括，“利用的世界”是一个可以真实感知的具体经验，“探索的世界”是能无限想象的抽象概念世界。对于一般管理者，这是两个矛盾对立的世界。即便危机临界体验的敬畏效果可以植入“探索定见”，危机过后，人们又返回“利用定见”主导的世界。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探索定见”主导的世界不真，是假的！为了确定性，我们还是回到“利用定见”的世界中去！
“真”是定见的锚。能确定、可预测为“真”。事实是确定和预测的依据。自然本能把它们串在一起。
能够在两种认知世界流畅往返的领导者有怎样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为何他们能够同时执二端而不悖？这是因为他们有不同于常人的真实观（Truthfulness）。在“真”的问题上，“利用定见”主导的世界和“探索定见”主导的世界可以有一套共同的标准。在它评判下，“现实真”和“虚拟真”可以比较，没有种类的优劣差别。按照神经科学家罗通的理论，无论是现实的经验数据（看到了、摸到了、听到了），还是虚拟的想象数据（想象的、推演的、幻觉的），它们本身都没有两样。数据没有意义，数据在被人感知的过程中，人脑的思维活动（神经元放电活动）调动记忆中的认定前提，对数据做相互关系解释，且赋予意义。另一方面，按照语言学的理论，思维背后都是一套語言叙事文本。因此，语言叙事文本的标准可以同时运用到“利用”和“探索”的两个世界中去。有了同样一套参照系和判断标准，领导者就不必依赖物理体验（眼、耳、鼻等）去确定真实性。简单而言，在他们的思维过程中，“现实真”和“虚拟真”都可以抽象到语言叙事文本的逻辑一致性和可接近性上。 只要能够用叙事文本想透的，都是真切的。“现实真”是通过具体实际的身体感知而接近并确认的真（看见、摸到）。“虚拟真”是通过想象、模拟、推演和游戏而接近并确认的真。
有领导力的一个标志是接受“虚拟真”，接受虚拟现象也是能够数据化分析，能够确定和预测的。如果这样的领导力先进性可以转移到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中去，建立“探索定见”就不难。如果那样，通过思维层次的叙事语言，“现实真”和“虚拟真”统一到一个世界观里。只有在统一的世界观里，“利用定见”和“探索定见”才可能同时存在，并行不悖。 只要“利用”和“探索”的定见有各自的真假分辨体系，双元组织即便建立起来，也难以维持。只有两种定见都接受统一的判断“真切”的语言叙事文本，双元组织才是真切并能长久的存在。
过去，持这样的统一真切世界观的人很少，但现在越来越普遍。信息技术、虚拟空间概念、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大发展的背景下，在语言文本的层次讨论智能现象，例如双元组织，已经没有认知障碍。换言之，证明双元组织的终极问题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统一的语言叙事解释。下面，我们借助语言学家瑞安（Marie-Laure Ryan）的“叙事学”解释“利用”和“探索”，“现实真”和“虚拟真”的统一性。
探索与利用定见是怎样统一的
按照瑞安的叙事学理论，“利用定见”和“探索定见” 的基础各自为“现实真”和“虚拟真”。“现实真”是已经发生的，“虚拟真”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已经发生的只有一个世界，一个已经被人感知到的世界。可能发生的也许有无穷多个世界。
人们对“现实真”有自然而然的选择偏好。表面上看，它是因为“现实真”有较高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其实是因为“现实真”的数据（看到、听到、嗅到等）容易接近，因为我们的感知器官的便利存在。从神经科学和语言学去理解，“现实真”的数据必须要經过思维语言的转换。在思维语言叙事文本中，感知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叙事过程。感知到的是真还是假，它受三者影响：大脑内存的本能定见、感知的情境背景，感知活动赋予数据之间有意义的关系。如果感知到的现象被完整一致解释，解释有助于预测，那么就是真，否则为假。“现实真”还是“现实假”，它取决于感知过程中的语言叙事文本。按照瑞安的“叙事学”理论，“现实真”可以转化到语言叙事文本的世界中。
人们对“虚拟真”有着自然而然的排斥偏见。表面上看，它是因为“虚拟真”还不存在。其实是因为“虚拟真”的数据（假想、模拟、仿真活动等）难以接近，因为我们生物感知器官需要人造技术才能处理这些数据。从人工智能、信息技术、VR技术的角度看，接近和编排这些数据完全可能。经过人造技术转换，“虚拟真”的数据到达和“现实真”同样的大脑思维阶段，经历同样的叙事文本解释，受到同样的真假判断。按照瑞安的叙事学理论，在语言叙事文本的世界里，“虚拟真”和“现实真”是同等、同质真切的。
因此，有了人造技术，过去不容易被感知的虚拟事实可以成为数据，可以被思考。人造技术解决了“接近性”的问题。和经验事实一样，虚拟事实同样可以被接近、被思考、被语言叙事文本处理。人造技术只是把过去隐晦的本质明晰化，即“虚拟真”可以由对应它的事实形式来证明。
只要“利用”和“探索”的定见有各自的真假分辨体系，双元组织即便建立起来，也难以维持。
综上，我们终于可以在统一的语言叙事文本中比较和判断“现实真”和“虚拟真”。它们为双元组织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叙事文本世界观。
“虚拟真”和“现实真”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存在的数量。“现实真”已经发生，已经被感知一次，已经与各种有形的具体事物发生固定的联系。因此，“现实真”只存在一个世界中，一个已经实现的世界（实现界）。但是，“虚拟真”具有无穷可能性，它不受时空情境限制，它能同时存在与多个虚拟可能的世界（虚可界）。虚拟可能、多种世界同时存在、不受具体真实物的限制，这些正是探索活动的创新条件。
如果虚可界总是塌陷进入实现界，探索创新就无法推进，因为被囚禁了。如果虚可界不能解释“真切”，那么求真、求实、求确定的自然本能定见必然占据头脑思维的统治地位。探索创新也仍然无法推进，因为被排斥了。语言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发现，在语言叙事文本的世界，二者不仅统一，也不相互排斥。这时，它们各自发挥应有的功效，为“利用”和“探索”活动服务。图1展示“探索”和“利用”的定见在语言叙事文本世界里统一了。只有到这个阶段，双元组织才真正建立起来。
“利用”和“探索”活动之间的互补性是怎样实现的？双元组织研究一直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运用语言叙事学，我们看到它们之间不断进化演变的互补性。如图1所示，“利用”活动首先从人基本需求出发，制造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自然功用（饱、暖、安全的价值）。基本需求和人的直接感知相联系。消费者的满足也来自具体形态的产品。但是，以炫耀消费经济为例，探索创新的可能性已经不得不超越人的基本和具体的需求，不得不着力于消费者的心理满足。心理满足是思维活动的表现。思维活动背后是语言叙事文本。因此，探索创新的价值要有具体产品载体，但产品只是载体。产品之上，探索创新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叙事文本解释。当最受欢迎的叙事功用与产品载体相结合时，产品成为包含和传递叙事价值信号的信物。当我们说“传达信号的媒介也是信号的一部分”时，我们指的是，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时代，只有两种制造企业：制造载体产品的工厂和整合价值信物的媒体。信物为王！
做为一种组织境界的双元组织
判断“真伪”的认知系统一定要统一。否则，两种定见之间的紧张关系（Tension）就经常打架，难以管理。迄今，双元组织讨论都试图从竞争的角度解释“利用”和“探索”活动。有些形容它们之间是矛盾关系，为“一个真实”而竞争。因此，“利用”和“探索”这两元之间互相排斥。管理的重点在于解决矛盾引起的冲突。有些形容它们之间是悖论关系，即分开看都合理，同时放在一起看就显得陌生和怪异（Absurd and strange）。因此，“利用”和“探索”活动只能在竞争中相互妥协。管理的要点不是判断谁真谁假，而是找到二者之间一个妥协的解释。真相就是去感知它们在一起的怪异，直至不陌生。 最近的研究则回到辩证思维，把双元之间的竞争看作不断进步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它们之间总是冲突和矛盾的。经过斗争，在下一个时期，其中的一元战胜对方，展现更高级的真实性。因此，管理者要把握好斗争方法，接受一个时期的冲突，为下一个阶段的升华做准备。下面的表格概括了这三种讨论的主要观点。 上述的三种系统解释都有它们的合理有用之处。但是，它们对双元的竞争解释限制了探索创新的潜力。三种解释都没有对“利用定见”和“探索定见”如何共存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它们都没有在“现实真”和“虚拟真”的统一性和同等地位上表明立场。实践中，因为“探索”的本能定见没有建立起来，管理决策者就不由自主地受占统治地位的“利用定见”的左右。因此，探索创新的潜力难以发挥。我们认为，只有把双元组织看作一个更高级的组织境界，才能正确调和“利用”与“探索”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能在“虚拟真”的维度发挥探索创新的潜能。
对应双元组织四种组织境界，图2描绘了各种境界强调的实践能力。进入双元组织境界，认识到“虚拟真”，善于用叙事文本的方法演绎虚拟价值，它们是管理的重点。
因为“探索”的本能定见没有建立起来，管理决策者就不由自主地受占统治地位的“利用定见“的左右。因此，探索创新的潜力难以发挥。
涉及到“利用”和“探索”活动，在矛盾观点主导的组织境界中，管理者容易实施简单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他们这种实践能力偏向实际上受到矛盾世界观的影响，即有你无我。悖论观的组织境界是一种上升和发展的境界。悖论观认为，二者同在有陌生和怪异性。这种认识是一种进步。它试图不偏不依任何一方，不让一方有专属的特权地位。接受双元之间紧张关系的妥协是一种有益的偏离。它从组织生命系统自我保护、自我强化、自证合理的习性中偏离出来。在熟悉怪异性的过程中，组织决策的搜索视野变宽广了，选择的差异度变大了。悖论观以这种方式促进探索创新的效果。不过，悖论妥协的另一个方向趋势是维持现状，让“利用”和“探索”活动陷入内耗的互损均衡状态。双方都成为显示对方不合理的看板，却没有在促进对方反思上做任何贡献。辩证的组织境界是对悖论互损倾向的反动。因为有斗争的方法，一方總是要胜过另一方。所以，均衡一定会被打破。辩证的组织境界把进化的实践能力放到组织决策的首位。于是，升华、发展、进化成为产品开发和市场扩张的主旋律。但是，辩证组织境界中，管理者时常感受到焦虑和无能为力。焦虑，因为斗争的实践。无能为力，因为进化所需要的虚拟实践能力没有跟上。
只有在“现实真”和“虚拟真”的共同语言切实性建立之后，虚拟可能的世界和实现的具象世界才真正流畅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思维活动背后语言叙事文本的解释，我们把双元组织境界放在虚可界和实现界统一的大系统之中（见图2）。在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虚拟能力突出表现在语言叙事文本的递进演变上。这时“利用”活动的具象性和“探索”活动的抽象性完全互补。探索创新产生的新价值首先通过语言叙事表达出来，并不断具象化到产品中去。能够产品化的新价值信号便共融为信物。不能够产品化的新价值信号被扬弃。因为可以在语言叙事文本的层面想象、建立模型、修改、实现或扬弃，探索创新的经济成本大大降低。这时，“利用”和“探索”之间是超越竞争的协同关系（Synergistic）。因此，只有把双元组织放到这样一个组织境界的高度，管理者才能最大化实现探索创新的潜力。
只有建立“利用”和“探索”的本能定见，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双元组织。
为顺利接近双元组织境界，管理者可以收集危机中爆发出来的丰富感知元素，然后采用下面的方法去建立“探索定见”。
◎ 情境规划的方法（S c e n a r i o planning）。情境规划强调用想象力去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别是要调动语言叙事方法想象过去完全不可想象的，一旦发生就有灭顶之灾的情境。与危机材料相结合，情境规划把多种虚拟可能的未来带到组织成员面前，帮助他们体验虚可界和实现界之间多孔的边界。
◎ 电脑游戏的方法。游戏能充分利用语言叙事文本属性，设计不同的游戏规则，随时修改演变过程。游戏的结果比较容易控制。通过游戏，组织成员可以选择体验各种危机管理过程。虽然游戏不能完全制造真实的危机震撼效果，但它可以比现实版的危机经历更丰富。
◎ 模拟仿真的方法。把组织内部和行业外部发生过的危机汇总整理成集。选择其中的典型，模拟仿真全部经历，再对各种体会做复盘反思。复盘过程中，着重突出探索创新活动的作用。然后，用“替代性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的方法，再次叙事，显示探索创新的真切可靠性，以此帮助建立探索的定见。
◎ 浸透式案例分析。选择已经被编辑过的危机案例，分配案例中的决策角色到个人。通过角色扮演，案例分析者体会感知当事人的决策困境和选择。一般情况下，成为教材的危机案例会包括“利用”和“探索”的二个维度。通过案例决策角色和分析者的两种视角，组织成员可以虚拟接近并体会当事人对探索创新的危机解决方法。
◎ 梦想，假想，胡思乱想。设定一个“梦想、假想、乱想”时间。期间，组织成员可以虚拟想象各种发生在组织中的怪诞事件，并演绎它们的变化过程。通过“三想”，组织成员消除对怪诞思维的陌生和恐惧感。同时，他们也练习提升语言叙事能力。
◎ 写莎士比亚戏剧。莎士比亚戏剧浓缩他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心理活动的模式。学习莎士比亚模板化能力，我们用少量的戏剧模板去涵盖探索创新过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借助莎翁戏剧对人物心理冲突的格式化描写，例如“王子复仇记”，我们把危机事件的震撼敬畏效果生动地烘托出来。它方便管理者建立探索的定见。 ◎ 编好莱坞电影脚本。好莱坞的电影脚本有格式塔般的叙事文本结构。大部分好莱坞的电影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风格上，无论是动作片、剧情片还是科幻片，好莱坞电影通常演绎着英雄千面的故事：英雄岌岌无名，英雄过着无聊平凡的生活，恶魔出现，英雄拒绝高尚，人间悲情发生，英雄不得已面对恶魔，英雄颓丧退隐山中，觉醒事件发生，英雄与恶魔生死决斗，命悬一线的绝望境地，神秘力量出现，英雄战胜恶魔，彰显正义和仁爱。好莱坞的格式让复杂的制作过程有了一个因循易演的程式化常规活动（Routines）。发现和利用常规是好莱坞管理复杂性的成功诀窍。例如，我们常常说“好莱坞结局”，它指的就是一种常规，即圆满结局。组织探索创新的叙事脚本时，好莱坞格式可以模仿。
◎ 四种辩论方法。我们可以运用四种辩论形式提高建立双元组织定见的语言叙事文本。它们包括林肯-道格拉斯二人辩论、反驳辩论、一次反驳辩论和俄勒冈-牛津式交叉提问辩论。辩论帮助我们精确使用叙事逻辑，生动表达观点，并敏锐辨别对方的漏洞。与辩论相关的叙事能力越强，我们越能理解和接受双元组织的两种定见。
上述方法风格不同，但都为一个目的服务：结合危机材料，植入和建立“探索”的本能定见。一旦在语言叙事文本方面熟悉“探索”的逻辑和价值，组织成员能逐渐培养接受“虚拟真”的积极态度。当“虚拟真”的事实数据建立起被感知评估的同等心理地位后，组织成员对不确定、不可预测、陌生、偏差的排斥设定也会改变。按照神经科学的研究，前提设定改变后，人们的焦虑感降低，兴奋感提高，探索创新的意愿也随之增强。
结论：虚拟真的实践
只有建立“利用”和“探索”的本能定见，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双元组织。这是本文核心要点。从语言叙事文本理论出发，我们发现“利用定见”自然排斥探索创新。建立共生的“探索定见”是启动双元组织的重要活动。结合神经科学研究，我们建议运用危机临界体验激发的震撼敬畏效果植入“探索定見”。为巩固“探索定见”，虚拟可能世界的真切性必须与实现了的具体世界有同样的、一致的评价体系。文学叙事的方法可以中介“虚拟真”和“现实真”。在“利用定见”和“探索定见”共生背景下，产品创造过程也被解放出来。有形产品是无形价值的载体和媒介，是信物。
星云大师一向鼓吹“虚空生万有”。他写下有名的偈语：“四大皆空示现有，五蕴和合亦非真。”实现界的产品就是“示现有”的“现实真”。虚可界对商业价值的叙事文本就是“五蕴和合”活动。双元组织实践是持续的“虚空生万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