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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初期革故鼎新，其“风俗革命”的影响尤为深远。本文通过考察民国头十年(1912—1921年)的礼制变革与民国成立前后三十年间(1902—1931年)的礼俗变迁以及二者的关系，指出其发展轨迹为“始于变俗而终于变礼，变礼不易而化俗更难”。民国初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礼制变革，社交礼制变革的特点是西化印迹明显。民国初期礼制变革的成效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开化地区效果较为明显，在广大乡村、内地远未普及。与礼制相比，这一时期的礼俗变迁具有“过”与“不及”两个极端特点。说明化礼为俗不仅需要政治意识的进步，更需要价值观念的更新。民国初期的礼制变革蕴含着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使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文化秩序进一步被消解，并朝着近代化的方向演变和重新构建。
[关键词]礼制，礼治，变革，社交礼仪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8—0013-07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以礼治立国，故而有“衣冠国度”、“礼仪之邦”的称谓。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古代礼制发展成为一种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礼仪规范，以至于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待人接物无不浸淫着礼治文化特有的文化意蕴。这种无处不在的礼制规范积淀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中，形成了特有的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近代以来，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改良社会风俗、变革礼制做为进行政治改良或革命的重要内容。民国初年革故鼎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文化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制。历史已经证明，虽然政治改良或政治革命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也更容易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唯有“风俗革命”具有持久之功，长久之效，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所在。民国初期的礼制变革“有力地触动了封建社会的陋习，具有解放思想、移风易俗的作用，对以后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礼制变革不同于其他改革或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近代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这种变迁轨迹往往是“始于变俗而终于变礼”。这也是本文立论的基点。考虑到文化变迁的时间连续性，本文的探讨拟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头十年为主要研究时限，前后各延十年，即以1902年到1931年间三十年内的礼制变革为探讨范围。本文拟主要探讨社交礼仪等方面的礼制、礼俗变革。
一、民国前夕礼制变革的先声
在中国，礼俗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进行政治改良还是政治变革，必先倡导礼俗变革。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只有破除严重束缚人们思想、与社会变革相抵触的礼制观念和恶风陋习，才能发动民众，变革社会，构建新的政治体制。社交礼俗是人生礼仪的重要内容，它们的变更，往往是社会制度变更的标志，也是风俗习尚变迁的晴雨表。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交礼俗在清末也有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官场中跪拜礼和卑称的废除。
跪拜礼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使用年代最长、最频繁的一种基本礼节，它形象地体现出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所谓“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跪拜礼满足了受礼者不可僭越的权威感和优越感，使行礼者时刻不忘自己是臣服者、卑贱者的身份，因而具有一种人格侮辱的成分，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作用。在清代，跪拜礼不仅发展成一种三跪九叩之礼，而且又推广了满族特有的屈膝请安礼仪。包天笑曾以嘲讽的笔调描述过清末屈膝请安礼：
“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得好，算是分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要弄得不好，踏着自己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跃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双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洲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官宦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
随着西方以人格平等为主旨的鞠躬、握手等社交礼仪的传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礼仪的落后，以致“卑躬屈膝”一词成了损人尊严的贬义词。戊戌变法以来，梁启超、谭嗣同都主张废除跪拜礼。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行跪拜礼“目糜其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阴，以从事无谓之虚礼”，其目的便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这与新政的目标格格不入。到20世纪初，反对跪拜礼的呼声日趋高涨。有人说：“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喏也，恳恩也，极度人世可怜之状，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级社会中，居然行之大庭，视同典礼。”这是奴役人的仪式。
与人们的认识水平相比较，跪拜礼的变革进程要缓慢得多，而且首先是从外交礼仪开始变革的。早在1793年英国使节乔治·马嘎尔尼访华时，坚持不向乾隆皇帝行中国的跪拜礼，乾隆帝不得不同意他行单屈膝礼。至此，神圣不可改变的跪拜礼走上了变革之路。80年后，列强使节要求参加同治帝亲政典礼，并要求觐见时采用西礼“折腰者三”。这时的清王朝由于国势衰落，已开始认识到西方各国是地位平等的“与国”，而非中国的藩属国。尽管许多大臣还反对变礼，但由于熟悉洋务的李鸿章主张“礼与时变通”，最终采取折中的办法，各国使节先是五鞠躬，后又改为三进三鞠躬。从此，这种特定的鞠躬礼仪成为清朝外交礼仪的一部分。在国内，由于中国海关、邮局、税务部门有不少外国人，中国人同他们打交道时要采用西式礼节。但真正有机会经常实行西式礼仪的只是少数到外国的中国人。
19世纪中期以后陆续有官员和留学生到东西方各国考察学习，他们当然只能入境随俗，以鞠躬握手为礼。1866年，第一位去欧洲考察的斌椿已经注意到“西俗相见，以握手为礼，间有接吻者，无分男女也”。他还注意到中外握手的区别，大为感慨：“柔荑不让硕人篇，一握方称礼数全；疏略恐都卿怪我，并非执手爱绻然。”由此可知，斌椿握手频繁，而且对和西方女子握手从不习惯到娴熟，但还有一点心理障碍。自斌椿开始，出访的清朝官员在会见外国元首时，一律以握手鞠躬为礼。
鸦片战争以后，新来的传教士写了《西礼须知》《戎礼须知》等系统介绍西方社交方式的书籍，大批中国官员、留学生又把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在国内广泛介绍，对西方的社交礼仪、社交方式不厌其烦地加以详尽地描述。这些海外见闻和他们在国内的身体力行，对于改变国人跪拜礼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既然对外可以实行鞠躬礼，国内变礼的呼声自然日甚一日。到1906年，这时的清王朝准备实行“新政”，受民间改革礼仪思潮的影响，一些封疆大吏开始在其管辖范围内改革官场礼仪。改革的中心是改跪拜为长揖，并禁用“卑职”称呼。最早进行官场礼仪改革的是两广总督岑春煊。1906年1月24日(旧历除夕)，岑春煊向下属发布示谕，历 数下跪请安“婢膝奴颜，有伤气节”之流弊，宣布从旧历翌年正月起，广东、广西两省官员，在晋见上级时，一律废除跪拜礼。其示谕全文如下：
“照得臣工之事，皇上属员之奉上官，在尽心不在屈膝。徒以文貌相承而情谊不通，必多壅塞之弊。况屈膝请安之礼，实钦定礼部则例百官接见礼仪内所不载。司、道、府、厅、州、县佐杂，于督抚常见之礼与初见不同，止有三揖而无屈膝。无论婢膝奴颜，有伤气节，且钦定则例所不载者，而臣下贸贸然行之，延久不改，未免违犯王章，习非胜是。受此仪者，迹近矜高；而行此仪者，亦失卑屈；一举两失，甚为无谓，本部堂心窃非之。自明年正月为始，文武大小官员，入见概用长揖，普免屈膝请安俗仪，以符定制而挽颓风。除札行两司外，合行出示晓谕，一体尊行毋违。特示。”
岑春煊打着恢复清初定制的旗号，开官场礼仪改革之先河，此举深得人心，《大公报》称之为“文明之气象”。此后不久，湖北、江苏、河南、江西等省也相继于年内废除了跪拜礼，改为下级晋见上级时，初见三揖，常见一揖。江西布政使进而废除了请安这一满清特有的礼仪，其示谕云：
“卑躬屈节，流为足恭，受者不安，施者自贬，均无所取。今直省凡属僚谒见上官，先屈右膝为礼，名曰请安，流而忘返，甚至禀辞、谢委、庆吊等事，无不行之，积习相沿，遂成惯例。夫屈辱肢体以相趋奉，既非所以尊人格，且查会典内载文职长官仪注，初见庭参，常见皆三揖，亦无所谓请安。既非功令所应有，而贸然行之，亦非所以肃王章……嗣后凡自知府以下进见本署司者，无论何事，概不请安。初见三揖，常见-揖，以省繁文而崇官体。但既有以尊之重之，诸僚友亦当有以自尊者。”
从这则示谕中可以看出，封建官场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已开始具有尊重人格的观念，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随着跪拜和请安礼的废除，其他一些繁文缛节也相继废除，最典型的是卑称的废去。1906年春，江苏巡抚陈夔龙通饬全省，在宣布废除跪拜礼的同时，禁止在公札中使用“卑”字。他在札文中说：
“即如官场称呼，府以下必加‘卑’字，不知方自何时。其实官虽一命，亦有莅民治事之权职曰天职，何卑之有。官场通行请安，本非令典所有，虽此风已久，初属近于足恭。嗣后通省府、州、厅、县以下公牍中，一律免称卑字。如系现任，既称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县知县，如系候补，即称候补知府、候补知州、候补知县，其余佐贰杂职，莫不仿此。凡有来辕进见者，无论品级大小，初见三揖，平时旅见一揖，一律免其请安。以上两端，习惯成风，最为无用，特首先禁止，以为转称之权舆。此外浮文末节，可省则省，但使认真办事，奋图勉功，本部院爱之重之，决不责其脱略也。通饬各属遵照。”
除在官场革新礼仪外，山东巡抚杨士骧还下令从学堂做起，“应考各员，是日入场点名，见抚帅只一揖，不准请安”。官场革新礼仪的效果如何，可从1907年《大公报》刊登的一则新闻中窥其端倪：
“本月十四日(按指1907年1月17日)下午五钟，有陆军部某大臣自天津乘火车晋京，在东站下车后，有铁路巡警某，见该大臣莅止，而一种媚气，身不觉其俯，腿不觉其弯，乃上前一步日：‘请大人安’。某大臣以其为巡警兵也，似不甚介意，但颌之而已，旁观者无不窃笑该巡警之旧习难除。”
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屈膝请安礼的废除几成社会共识，某巡警请安，是怪事新闻，因而“旁观者无不窃笑”，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一些人头脑里，官本位意识不可能轻易剔除，请安礼虽废，媚骨未除，礼仪革新任重而道远。
二、民国初期社交礼礼仪变革的主要内容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从此，共和政体取代了封建帝制。凡政治、经济、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事业，均进入大变革时代。民国初期政局动荡，新旧势力交锋激烈，各种政策朝令夕改，复古逆流一度叫嚣尘上。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终究不可逆转。特别是在社会风俗变革方面，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心思变已成为时代潮流，无论是临时政府执政，袁世凯掌权，还是北洋军阀坐庄，他们相继出台了一些礼制变革方面的法令、法规，制定了全新的礼制、服制，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社会风俗发生了剧烈演变，其激烈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初礼制的颁布使礼俗变革由自下而上的社会行为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社会力量和政府行为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民初礼制变革的主旋律。
从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30年代初为止，历届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礼制方面的法令、法规。这些规制，有的是在民国前夕“通商数区，通人数辈”中开始实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有的属于废旧立新，根本变革；有的具文公布，有的只是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草案，并未公布；有的是在民间流行的基础上，逐渐成为约定俗成不成文的规制。关于社交礼仪制度的演变，具体分述如下：
民国建立以后，对社交礼仪中的称谓和相见礼做了改革，颁布了新的礼制。人们把改制后的脱帽、鞠躬、握手、鼓掌、洋式名片、新的称谓等习惯称之为“文明礼仪”。
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公布《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令文如下：
官厅为治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成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为此令仰该部遵照，速即通知各官署，并转饬所属，成喻此意。
这则令文以政府的名义革除了清朝普遍流行的“大人”“老爷”称谓，官厅人员以官职相称，民众以“先生”或“君”相称，使平等思想渗透于人际关系中，并由政府工作人员垂范实行，其意义深远。虽然后来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时“大人”“老爷”之称复行，但并没有以政府的名义颁布实行。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教育部在答复各地祭孔礼仪时宣布：“查民国通礼，在现尚未颁行。在未颁布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唯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这是临时政府第一次发布命令宣布废除拜跪礼仪，与此同时，还明令以鞠躬礼代替清末风行的叩拜、相揖、清安、拱手等旧相见礼。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决议，由袁世凯于1912年8月7日正式公开了民国《礼制》，全文共二章七条：
第一章男子礼
第一条 男子为脱帽鞠躬。
第二条 庆典、礼典、婚礼、聘自、用脱帽之鞠躬礼。
第三条 公宴、公礼式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礼。
第四条 寻常相见，用脱帽礼。
第五条 军人警察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本制。
为主张男女社交公开，是由于旧礼摧残高尚人格的自由幸福，不利于男女间养成高尚人格，阻碍了建立真善美的道德风尚。有人指出：“所谓男女社交，一定是要女子由性的桎梏解放出来，不依靠节操来生活，与男子立有平等地位，才能实行。”随着男女同校的实行，男女青年的正常交往开始广泛出现，“男女大防”首先被青年知识分子突破。经过不懈的努力。到20年代，公共社交和娱乐场所已不再男女分开，女子的社交空间逐渐扩大，至此已与男子无异。说明人们的社交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跪拜等旧礼节的衰废，鞠躬等新礼节逐步推广，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动摇了整个封建礼教的根基，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文化秩序进一步被消解，并朝着近代化的方向演变和重新构建。这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考察民国成立前后三十年内社交礼仪礼制和礼俗的变迁，我们发现最容易改变的是公共社交礼仪、称谓。
通过分析民国初期礼制变革与礼俗变迁的关系，我们发现其发展轨迹大体是：始于变俗而终于变礼，变礼不易而化俗更难。礼制变革只有切合实际，才有可能被广大民众认可，只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才有可能成为流行时尚，并最终融化成实实在在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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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礼制，礼治，变革，社交礼仪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8—0013-07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以礼治立国，故而有“衣冠国度”、“礼仪之邦”的称谓。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古代礼制发展成为一种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礼仪规范，以至于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待人接物无不浸淫着礼治文化特有的文化意蕴。这种无处不在的礼制规范积淀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中，形成了特有的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近代以来，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改良社会风俗、变革礼制做为进行政治改良或革命的重要内容。民国初年革故鼎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文化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制。历史已经证明，虽然政治改良或政治革命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也更容易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唯有“风俗革命”具有持久之功，长久之效，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所在。民国初期的礼制变革“有力地触动了封建社会的陋习，具有解放思想、移风易俗的作用，对以后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礼制变革不同于其他改革或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近代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这种变迁轨迹往往是“始于变俗而终于变礼”。这也是本文立论的基点。考虑到文化变迁的时间连续性，本文的探讨拟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头十年为主要研究时限，前后各延十年，即以1902年到1931年间三十年内的礼制变革为探讨范围。本文拟主要探讨社交礼仪等方面的礼制、礼俗变革。
一、民国前夕礼制变革的先声
在中国，礼俗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进行政治改良还是政治变革，必先倡导礼俗变革。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只有破除严重束缚人们思想、与社会变革相抵触的礼制观念和恶风陋习，才能发动民众，变革社会，构建新的政治体制。社交礼俗是人生礼仪的重要内容，它们的变更，往往是社会制度变更的标志，也是风俗习尚变迁的晴雨表。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交礼俗在清末也有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官场中跪拜礼和卑称的废除。
跪拜礼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使用年代最长、最频繁的一种基本礼节，它形象地体现出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所谓“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跪拜礼满足了受礼者不可僭越的权威感和优越感，使行礼者时刻不忘自己是臣服者、卑贱者的身份，因而具有一种人格侮辱的成分，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作用。在清代，跪拜礼不仅发展成一种三跪九叩之礼，而且又推广了满族特有的屈膝请安礼仪。包天笑曾以嘲讽的笔调描述过清末屈膝请安礼：
“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得好，算是分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要弄得不好，踏着自己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跃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双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洲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官宦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
随着西方以人格平等为主旨的鞠躬、握手等社交礼仪的传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礼仪的落后，以致“卑躬屈膝”一词成了损人尊严的贬义词。戊戌变法以来，梁启超、谭嗣同都主张废除跪拜礼。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行跪拜礼“目糜其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阴，以从事无谓之虚礼”，其目的便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这与新政的目标格格不入。到20世纪初，反对跪拜礼的呼声日趋高涨。有人说：“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喏也，恳恩也，极度人世可怜之状，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级社会中，居然行之大庭，视同典礼。”这是奴役人的仪式。
与人们的认识水平相比较，跪拜礼的变革进程要缓慢得多，而且首先是从外交礼仪开始变革的。早在1793年英国使节乔治·马嘎尔尼访华时，坚持不向乾隆皇帝行中国的跪拜礼，乾隆帝不得不同意他行单屈膝礼。至此，神圣不可改变的跪拜礼走上了变革之路。80年后，列强使节要求参加同治帝亲政典礼，并要求觐见时采用西礼“折腰者三”。这时的清王朝由于国势衰落，已开始认识到西方各国是地位平等的“与国”，而非中国的藩属国。尽管许多大臣还反对变礼，但由于熟悉洋务的李鸿章主张“礼与时变通”，最终采取折中的办法，各国使节先是五鞠躬，后又改为三进三鞠躬。从此，这种特定的鞠躬礼仪成为清朝外交礼仪的一部分。在国内，由于中国海关、邮局、税务部门有不少外国人，中国人同他们打交道时要采用西式礼节。但真正有机会经常实行西式礼仪的只是少数到外国的中国人。
19世纪中期以后陆续有官员和留学生到东西方各国考察学习，他们当然只能入境随俗，以鞠躬握手为礼。1866年，第一位去欧洲考察的斌椿已经注意到“西俗相见，以握手为礼，间有接吻者，无分男女也”。他还注意到中外握手的区别，大为感慨：“柔荑不让硕人篇，一握方称礼数全；疏略恐都卿怪我，并非执手爱绻然。”由此可知，斌椿握手频繁，而且对和西方女子握手从不习惯到娴熟，但还有一点心理障碍。自斌椿开始，出访的清朝官员在会见外国元首时，一律以握手鞠躬为礼。
鸦片战争以后，新来的传教士写了《西礼须知》《戎礼须知》等系统介绍西方社交方式的书籍，大批中国官员、留学生又把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在国内广泛介绍，对西方的社交礼仪、社交方式不厌其烦地加以详尽地描述。这些海外见闻和他们在国内的身体力行，对于改变国人跪拜礼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既然对外可以实行鞠躬礼，国内变礼的呼声自然日甚一日。到1906年，这时的清王朝准备实行“新政”，受民间改革礼仪思潮的影响，一些封疆大吏开始在其管辖范围内改革官场礼仪。改革的中心是改跪拜为长揖，并禁用“卑职”称呼。最早进行官场礼仪改革的是两广总督岑春煊。1906年1月24日(旧历除夕)，岑春煊向下属发布示谕，历 数下跪请安“婢膝奴颜，有伤气节”之流弊，宣布从旧历翌年正月起，广东、广西两省官员，在晋见上级时，一律废除跪拜礼。其示谕全文如下：
“照得臣工之事，皇上属员之奉上官，在尽心不在屈膝。徒以文貌相承而情谊不通，必多壅塞之弊。况屈膝请安之礼，实钦定礼部则例百官接见礼仪内所不载。司、道、府、厅、州、县佐杂，于督抚常见之礼与初见不同，止有三揖而无屈膝。无论婢膝奴颜，有伤气节，且钦定则例所不载者，而臣下贸贸然行之，延久不改，未免违犯王章，习非胜是。受此仪者，迹近矜高；而行此仪者，亦失卑屈；一举两失，甚为无谓，本部堂心窃非之。自明年正月为始，文武大小官员，入见概用长揖，普免屈膝请安俗仪，以符定制而挽颓风。除札行两司外，合行出示晓谕，一体尊行毋违。特示。”
岑春煊打着恢复清初定制的旗号，开官场礼仪改革之先河，此举深得人心，《大公报》称之为“文明之气象”。此后不久，湖北、江苏、河南、江西等省也相继于年内废除了跪拜礼，改为下级晋见上级时，初见三揖，常见一揖。江西布政使进而废除了请安这一满清特有的礼仪，其示谕云：
“卑躬屈节，流为足恭，受者不安，施者自贬，均无所取。今直省凡属僚谒见上官，先屈右膝为礼，名曰请安，流而忘返，甚至禀辞、谢委、庆吊等事，无不行之，积习相沿，遂成惯例。夫屈辱肢体以相趋奉，既非所以尊人格，且查会典内载文职长官仪注，初见庭参，常见皆三揖，亦无所谓请安。既非功令所应有，而贸然行之，亦非所以肃王章……嗣后凡自知府以下进见本署司者，无论何事，概不请安。初见三揖，常见-揖，以省繁文而崇官体。但既有以尊之重之，诸僚友亦当有以自尊者。”
从这则示谕中可以看出，封建官场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已开始具有尊重人格的观念，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随着跪拜和请安礼的废除，其他一些繁文缛节也相继废除，最典型的是卑称的废去。1906年春，江苏巡抚陈夔龙通饬全省，在宣布废除跪拜礼的同时，禁止在公札中使用“卑”字。他在札文中说：
“即如官场称呼，府以下必加‘卑’字，不知方自何时。其实官虽一命，亦有莅民治事之权职曰天职，何卑之有。官场通行请安，本非令典所有，虽此风已久，初属近于足恭。嗣后通省府、州、厅、县以下公牍中，一律免称卑字。如系现任，既称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县知县，如系候补，即称候补知府、候补知州、候补知县，其余佐贰杂职，莫不仿此。凡有来辕进见者，无论品级大小，初见三揖，平时旅见一揖，一律免其请安。以上两端，习惯成风，最为无用，特首先禁止，以为转称之权舆。此外浮文末节，可省则省，但使认真办事，奋图勉功，本部院爱之重之，决不责其脱略也。通饬各属遵照。”
除在官场革新礼仪外，山东巡抚杨士骧还下令从学堂做起，“应考各员，是日入场点名，见抚帅只一揖，不准请安”。官场革新礼仪的效果如何，可从1907年《大公报》刊登的一则新闻中窥其端倪：
“本月十四日(按指1907年1月17日)下午五钟，有陆军部某大臣自天津乘火车晋京，在东站下车后，有铁路巡警某，见该大臣莅止，而一种媚气，身不觉其俯，腿不觉其弯，乃上前一步日：‘请大人安’。某大臣以其为巡警兵也，似不甚介意，但颌之而已，旁观者无不窃笑该巡警之旧习难除。”
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屈膝请安礼的废除几成社会共识，某巡警请安，是怪事新闻，因而“旁观者无不窃笑”，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一些人头脑里，官本位意识不可能轻易剔除，请安礼虽废，媚骨未除，礼仪革新任重而道远。
二、民国初期社交礼礼仪变革的主要内容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从此，共和政体取代了封建帝制。凡政治、经济、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事业，均进入大变革时代。民国初期政局动荡，新旧势力交锋激烈，各种政策朝令夕改，复古逆流一度叫嚣尘上。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终究不可逆转。特别是在社会风俗变革方面，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心思变已成为时代潮流，无论是临时政府执政，袁世凯掌权，还是北洋军阀坐庄，他们相继出台了一些礼制变革方面的法令、法规，制定了全新的礼制、服制，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社会风俗发生了剧烈演变，其激烈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初礼制的颁布使礼俗变革由自下而上的社会行为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社会力量和政府行为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民初礼制变革的主旋律。
从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30年代初为止，历届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礼制方面的法令、法规。这些规制，有的是在民国前夕“通商数区，通人数辈”中开始实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有的属于废旧立新，根本变革；有的具文公布，有的只是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草案，并未公布；有的是在民间流行的基础上，逐渐成为约定俗成不成文的规制。关于社交礼仪制度的演变，具体分述如下：
民国建立以后，对社交礼仪中的称谓和相见礼做了改革，颁布了新的礼制。人们把改制后的脱帽、鞠躬、握手、鼓掌、洋式名片、新的称谓等习惯称之为“文明礼仪”。
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公布《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令文如下：
官厅为治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成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为此令仰该部遵照，速即通知各官署，并转饬所属，成喻此意。
这则令文以政府的名义革除了清朝普遍流行的“大人”“老爷”称谓，官厅人员以官职相称，民众以“先生”或“君”相称，使平等思想渗透于人际关系中，并由政府工作人员垂范实行，其意义深远。虽然后来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时“大人”“老爷”之称复行，但并没有以政府的名义颁布实行。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教育部在答复各地祭孔礼仪时宣布：“查民国通礼，在现尚未颁行。在未颁布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唯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这是临时政府第一次发布命令宣布废除拜跪礼仪，与此同时，还明令以鞠躬礼代替清末风行的叩拜、相揖、清安、拱手等旧相见礼。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决议，由袁世凯于1912年8月7日正式公开了民国《礼制》，全文共二章七条：
第一章男子礼
第一条 男子为脱帽鞠躬。
第二条 庆典、礼典、婚礼、聘自、用脱帽之鞠躬礼。
第三条 公宴、公礼式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礼。
第四条 寻常相见，用脱帽礼。
第五条 军人警察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本制。
为主张男女社交公开，是由于旧礼摧残高尚人格的自由幸福，不利于男女间养成高尚人格，阻碍了建立真善美的道德风尚。有人指出：“所谓男女社交，一定是要女子由性的桎梏解放出来，不依靠节操来生活，与男子立有平等地位，才能实行。”随着男女同校的实行，男女青年的正常交往开始广泛出现，“男女大防”首先被青年知识分子突破。经过不懈的努力。到20年代，公共社交和娱乐场所已不再男女分开，女子的社交空间逐渐扩大，至此已与男子无异。说明人们的社交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跪拜等旧礼节的衰废，鞠躬等新礼节逐步推广，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动摇了整个封建礼教的根基，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文化秩序进一步被消解，并朝着近代化的方向演变和重新构建。这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考察民国成立前后三十年内社交礼仪礼制和礼俗的变迁，我们发现最容易改变的是公共社交礼仪、称谓。
通过分析民国初期礼制变革与礼俗变迁的关系，我们发现其发展轨迹大体是：始于变俗而终于变礼，变礼不易而化俗更难。礼制变革只有切合实际，才有可能被广大民众认可，只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才有可能成为流行时尚，并最终融化成实实在在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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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