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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人性的解蔽与整合角度探讨，《金瓶梅》作者由纵欲走向禁欲的人性观与明代中后期的多种思想文化并存共生的局面有关，也与当时“克己复礼”思想大背景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明代小说；金瓶梅；人性；克己复礼中图分类号：1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历来各种文学史都把《金瓶梅》的出现看作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看成与这种文化思想对应的产物。然而考察作者的人性观，可以发现《金瓶梅》其实也合乎明中后期“克己复礼”思想。
一、《金瓶梅》作者的人性观
葛晨虹在《人性论》一书中从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理性、德性和人道主义五个方面来诠释人性的当代含义。自然性主要指包括性欲在内的人的自然情欲，社会性主要指人的本质属性和阶级性，理性主要指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理智，德性主要指人的善恶倾向，人道主义主要指从人学意义上给与任何人享有作为人的权利。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较全面的人性观。他说，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还意味着人在自然性、社会性、理性、德性等各个方面，取得全方位的占有，最终获得完整人性”。下面笔者将根据上述“人性”在自然性、理性、德性三个层面的涵义来探讨《金瓶梅》作者的人性观。
(一)自然性的揭启和作者的性意识
《圣经》里说，亚当、夏娃原本无羞耻之心，由于偷吃了禁果才发现彼此裸着身子，于是用树叶遮羞，从此人类进入了文明状态。然而，“文明”也是对人本真状态的遮蔽。人类的性、性欲是人性中的自然属性，是人在文明社会保留本真状态的“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这源自人的生的本能。弗洛伊德认为生之本能包括保存和延长个体生命，也包括延续人类这个物种的存在。然而，这种源自生之本能的自然性，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中却迟迟未给予重视。
先秦告子大力宣传“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礼记·礼运》中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道出男女情欲乃生之本能。然而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道学就取得了主导地位，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格“情”，反对自然情欲的张扬。尽管如此，历代妓院一直公开营业，狎妓也是城市社会公开的事。加上民间本来盛行道教，道教主张采战术、男女交合、阴阳和谐。尤其是明中后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心学左派和狂禅思想(如李贽说“好货好色”乃人之本性)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趋向世俗化，逐渐形成不以闺帏为讳，大谈性爱的社会风气。明代一些名士如唐伯虎等就大绘春宫图。作为社会反映和时代折射的小说，《金瓶梅》以前所未有的汪洋恣肆的姿态对人性中的自然性作了里程碑式的揭启。
以李瓶儿为例，作者以夸张的手笔写了她对性的感性需要。情欲极其旺盛。她嫁给花子虚，而花氏常在外宿妓嫖娼，引起她的极端厌恶。厌恶的原因小说并未明说，但从文本推断，乃是李瓶儿心中强烈的欲火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私通西门庆后，性欲得到一定满足，“随问把我做第几个也罢。亲奴舍不的你”(第16回)，迫切希望嫁与他。西门庆耽搁了迎娶，她便耐不住寂寞，匆匆招赘了蒋竹山。但腰力孱弱的蒋竹山远远满足不了她对性的强烈欲望，于是泼口大骂：“你本虾鳝，腰里无力，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把你当块肉儿，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忘八!”
只有嫁到西门府后，她才从西门庆那里获取了性满足，因而变得温顺贤惠。对潘金莲、吴月娘一再忍让，即使屡受委屈也不抱怨不恼气，可以看成是对自己来之不易的性满足的极为珍惜，她不想因为和潘、吴闹翻脸，树敌过多而遭到意中人西门庆的遗弃。刚嫁进西门府，尽管西门庆一连三天都不与其同房，脱光其衣服用鞭子抽她，她也只是哭咽吞气，并不曾反抗，反而还对西门庆说：“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第19回)这其实是她内心对性欲渴求的潜意识流露。
在文学史上性生活一般是被“遮蔽”的描写对象。虽然前代艳情诗从《诗经》就已有之，如《召南·野有死麇》，到南北朝时出现大量宫体诗，但艳情生活始终保持一种粗线条朦胧的诗意的反映状态。自《金瓶梅》始，文学园地才破天荒打开情欲洪流的闸门，让情欲以巨大势能的汹涌姿态奔腾而出。作者大胆渲染情欲的必然性，让世人对情欲的原始性、自然性看得更清楚。这种情欲的自然性正是李贽等人所说的“生理”、“不容己”态势。“这个当下性”“才是‘吾之心性’、‘自己的性命’的原态真相。”和我们今天许多杂志宣传的“幸福即‘性’福”的观念也是一致的。
人作为万物之灵长，远高贵于普通高级动物。但是由于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有着生的本能欲望，因而求食求色以繁衍后代，有其合理性。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人的食欲、色欲等欲望，有时犹如纸包不住火，是一些人逃避不了的自然性生理需求。《金瓶梅》中自然情欲的宣泄正是作为人学意义上的“人”的某些生活内容。是还原式的人的“在”的生活方式，也正是作者人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这种自然情欲的有力宣泄在《金瓶梅》中表现为对性生活自然主义的大量描写。对性、性生活的去蔽，展现了人类“此岸”的生存状态，也是张扬人性的原生态和自然态的体现。正如沟口雄三高度赞扬李贽那样，《金瓶梅》作者也是“要在‘不容己’的人性的极限的至情内，探讨‘人’的自然的本来。在没有预先固定的形迹、因而充满矛盾的‘人’的各种形象内。探讨‘人’的自然的本来。而且以剥露出在各种形象中的自己的人性，来认识在自己身上所表现的‘这样’并本来就是‘这样’的性命的实态——自然的本来”。作品还写到梵僧送给西门庆壮阳的药丸(第49回)，表现了人物对性生活的贪婪，从此也可看出作者已有性本能的自我意识了。故如果说李贽是明末人性主义思想家，那么《金瓶梅》作者无疑也是，因为他以文学形式大胆揭启了人的自然性。展现了人欲的不可回避性，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二)德性的警示与理性的回归
《金瓶梅》对人性的自然性作了揭启和去蔽。然而作者并未仅停留在人性观这一层面，他还注意德性的警示和对人性进行合乎理性的建构。
自然性的泛滥导致德性善的丧失。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陈敬济要满足自己的色欲，必定丧失德性中的“善”。
西门庆“饱暖思淫欲”，除了原有几室妻妾外，还宿妓嫖娼，勾搭李桂姐、郑月儿、吴银儿，但依然满足不了他旺盛的性欲，势必引起社会道德和纲常秩序的混乱。他霸占过的女人中，潘金莲原是武大郎老婆，李瓶儿原是花子虚老婆。后均成了其妾。庞春梅、迎春、绣春等是丫环，王六儿、宋惠莲、惠元是仆人的老婆，贲四嫂、如意儿是佣 人，林太太是王三官的母亲，他都骗到手施以淫乐。他跟其中任何一人发生性关系，都是有违传统道德规范的。花子虚是其十兄弟之一，夺李瓶儿有背朋友之义；与潘金莲、李瓶儿通奸是拆毁他人家庭；与庞春梅、迎春、绣春、贲四嫂、如意儿等人是主仆乱伦；与王六儿、惠莲、惠元等人是侮辱仆人，导致主仆不和：与林太太发生关系是丧廉寡耻。
西门庆不仅只是和这些女人发生性关系，还因此制造了一桩桩人命案。为谋娶潘、李，他先后害死武大郎、花子虚，殴打蒋竹山；为长期霸占宋惠莲，差点活活打死来旺；为夺回李桂儿，驱逐情敌，曾把王三官治以酷刑。如果说为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渔色，有违道德，理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惩罚，那么制造人命案则将这种自然性上的情欲嬗变为德性上的大“恶”，危及到整个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由此可见，自然性情欲与德性上的“恶”紧密相关，呈现出一定的因果关系。再从女主人公角度看，她们和西门庆发生性关系也多少带有“恶”的倾向。潘、李为满足自己的情欲(自然性)红杏出墙，这已构成对传统社会女性德性标准贤惠、善良、本分的践踏。
自然情欲的放纵必然带来德性上“善”的丧失，走向“恶”的深渊。《金瓶梅》里所写有强烈情欲的人都彻底黑暗，没有光明、没有德性可言。“西门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张竹坡这么评价其实也是站在一定的价值理性(道德)立场上对人物予以批判。可以说情欲(自然性)横流就必然导致道德(德性善)沦丧、恶事滋生。这是作者给予读者的警示。
怎样消解人性由自然性膨胀导致的恶性?作者采取了回归理性的办法。
首先，作者将人的理性置于自然性之上。小说(“词话本”)开头就奠定了这样的基调：
词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借项羽刘邦的历史典故，说明“英雄难过美人关”、女人是祸己亡身的毒药等带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权力话语，小说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始终紧紧围绕这一基调展开演进。小说塑造的三大性妇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尤其是潘庞两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是作家歧视妇女、固守传统儒家伦理观念的“征候”。孔曰：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作者正是站在儒家伦理之理性立场上，将放逐的灵魂进行“规训”，告诫人们不要滥情纵欲，将自然性的情欲消解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色相因”的儒释道合成的伦理文化体系中。作者大肆描写纵欲滥情，正是为了批判性欲。西门庆和几个宠妾最终皆纵欲身亡，导致家道破败，这一切都离不开小说开头的价值约定：女人是祸水，淫乱都得不到好下场。因而可以说，作者在开头处就已建构了理性的框架，将人的自然性置于理性约束之中。
其次，作者在小说结尾再次以理性对自然性进行了强有力的“规训”和“导引”。潘、庞和西门皆纵欲而亡，孝哥抛弃红尘的繁华，斩断世俗的眷盼，皈依佛门。孝哥遁入空门是为了替代父亲接受惩罚。显然，对纵欲的惩罚不仅限于淫恶者本人，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后代，说明淫恶的危害是巨大的，人们必须警醒，以此为戒。因而有人评《金瓶梅》“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和，取报应轮回之事”。其中作者戒淫的理性标尺就是大彻大悟的佛道之“道”和传统儒家伦理之“理”。哲学家康德说过：“人类生活之所以有秩序。人之所以有道德，正是因为理性能够给自己、给人类立下行为准则，使人不会顺从感性欲望的本能驱使，不致陷入畜群的境地。”《金瓶梅》以合乎儒家伦理观念和佛道之道的“纵欲必亡”的理性结局作终极关怀，充分突出了理性的尊贵和权威性。或许这点就是张竹坡不目之为“淫书”的主要原因。这种对理性的遵从使它回落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中，获得普及流传的旺盛生命力。洛克说过：“我们人类在各种年龄阶段有各种不同的欲望，这不是我们的错处；我们的错处是在不能使得我们的欲望接受理智的规范。”回落到理性层面，接受理性的规训和导引，合乎以儒家为主导的儒释道彼此渗透、相互阐释的文化心态，也正是小说远比前后许多古典情色小说(前者如《如意君传》，后者如《玉娇李》、《玉蒲团》)高明之处。
(三)人性的二元张力关系与整合趋向
据上所述，《金瓶梅》对人的自然性进行了揭启，又使它向理性回归，展示了人性的丰富层面。不仅如此，它还对人性的诸多二元张力关系进行了整合。限于篇幅，笔者只就自然性与理性的二元张力关系进行阐述。
情欲与理性是人性内涵中最基本的二元张力关系。西门庆和金、瓶、梅四人都是情欲的化身、自然性的代表，他们极度膨胀和变态的自然性欲，有力地突破了封建犬儒学派的禁欲主义，对于当时历史背景下超越庸俗的礼教文化规范，反对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陈腐的新儒家学说，有着矫枉过正的深远影响。和弗洛伊德一样，《金瓶梅》作者对被社会理学文化压抑着的性本能潜意识进行了去蔽。然而作者又清醒地意识到过多的自然情欲必然带来巨大的危害。于是四人的命运代表了作者的人性观。他们短暂的生命透射出作者企图用理性控制非理性无意识的欲望，将人从无意识中解脱出来的思想意向。这就是作者对人性的自然性和理性的二元张力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此关系被作者运用到典型人物的刻画，并合理配置各自比重。然而有人却因此说这造成了人物形象性格上的分裂。其实这不是作者思路混乱，没考虑笔下人物性格的统一性，而是他对人性的复杂有深层洞悉，只是由于塑造纵欲形象的需要，将人的自然性夸张了一下，比重加大了些。其实这一切都在作者“欲理合一”的理性思维框架内展开，并最终保证理性的规训。因而与其说造成人物性格上的分裂，不如说是自然性与理性的对立又整合。整合的结果是理性占据绝对优势，自然性被理性战败，处于从属地位。小说中体现为西门庆因纵欲身亡。吴月娘因节欲得以延寿。
性欲的存在是主人公富有主体性的表征。当然正常的性欲决不是金、瓶、梅和西门庆那样的性乱交和乱伦。《金瓶梅》以夸张手法刻画的畸形性爱生活，是今人不能接受的。但只就正视性爱而言，性爱是法律上的夫妻作为一个成年人应享有的生活，作者对主人公的性生活给予了关注，写了她们作为主体的真实生活与感受。因而正视主人公的性欲存在，正是作者富有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
综之，笔者认为，《金瓶梅》作者对人性的认识相当深入和准确，他对人性中的自然性和理性矛盾对立的层面有某些合理的认识，即既高扬人性这面大旗，又抑制它滑向纵欲主义深渊；既揭启、解蔽了人的自然性，又回归到传统理性；既解构了人性诸多层面，又建构着人性的二元张力关系：既主张人性的张扬，又维护着人性的整合。弗 洛姆说：“人属于彼此对立的两个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这样说：“人类是处于这样一种麻烦困惑的境地，他们是动物，同时又是自我意识的精神存在，就是说，人类因为在其本性中具有理性精神的一面，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性，并感觉到必须维护它。”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杰出的人性主义文学巨著。
二、思想文化的多元共生与明代中后期“克己复礼”思想大背景
作家的人性观直接指导着《金瓶梅》的创作形成。那么，对于《金瓶梅》的人性观形成的原因，该怎么看?
一方面，笔者承认它与明代中后期王学左派及其后学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放任自由的思潮和大肆淫乐的风气有很大关系。但另一方面，应看到王学左派也有要求“克己复礼”的一面，它对《金瓶梅》回归理性、主张禁欲的思想倾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理解《金瓶梅》既津津乐道性生活，又严厉反对纵欲这种似乎矛盾的思想立场。
当然，笔者首先更多地看重创作的内在成因，即《金瓶梅》作者作为主体，有能动创新性。这种内在成因使他独立于他那个时代，使他可能不局限于当时的思想背景。那么他就可以受到历代文化积淀的影响。如儒家早就要求的“克己复礼”思想。这种思想作为文化的积淀，可以内化为个体的自觉和无意识的道德自律，以致某些个体在婚外恋的偷情后总觉得有违道德，带着对妻子或丈夫的些许内疚。如“三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王三巧和陈大郎偷情，当时是情不自禁，且在性爱中感到快乐，但事后自知对不起丈夫蒋兴哥，所以一旦蒋要休掉她，她也是心怀愧意，默默接受。《金瓶梅》中宋惠莲也是如此，尽管她从与西门庆的性爱中能得到快感和物资上的满足，但她想做西门姨太太的梦想一旦破灭，来旺被西门庆派人毒打一顿，她还是想着来旺是自己的丈夫，想着来旺平日的恩爱，所以她最后羞愧自缢了。这说明明代小说家们总是受到要求道德批判的文化积淀的影响。
其实即便是同一时代，各种思想也是多元并存的。它们共生于社会各个角落，只是有的符合主流，有的非主流。譬如有人主张“克己复礼”，遵从礼教规范的思想行为标准；有人讲究个性自由，行为放纵率真；有人本纵欲，但看到别人纵欲而亡，或自己遭受疾病侵扰后，也禁欲起来；有的先信奉禁欲，后来性意识萌发，变得纵欲，再后又变成端重：禁欲了。《金瓶梅》作者可能也如此，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的是别人的经历，他了解一些)，受到了各种思想的综合影响。
汉代以后，各朝各代大致都有如下现象：一方面，底层文化一直存在宣扬享乐主义、及时行乐，讲究铺张浪费(好食)、好色好淫、满足当下快感的思想(某些被认为是落后思想)。这只需从道教某些教派宣扬房中术、民间许多民歌涉及男女之情直白表达即可看出。这种思想的存在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的凸现。于是在管理相对松弛的底层就会出现大肆淫乐的风气。历代一直公开营业的妓院，就是满足底层文化需要和人的“本我”状态的畸形的物质形态。因而可以推想，《金瓶梅》作者“我口写我心”，写出各朝都会出现的沉溺淫乐的人情世故，也不是不可能。另一方面，上层文化(讲究忠孝节烈的礼教文化，即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宋元明以来渗入了佛家因果报应、色空观等思想)以理性约束世人思想和行为，宣扬“万恶淫为首”，代表的是理性的禁欲，是对“本我”的现实改造和强制导引，是“超我”的体现。在《金瓶梅》中表现为让西门庆因淫致死，用佛家的轮回观惩罚他。这也是佛教传人中国后极易出现的事，并非只有明中后期才有。
如果不考虑西门庆作为官僚、大商人在明中后期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中人物以纵欲起、以禁欲终，以佛家因果报应来惩淫治恶，是佛教传人后历代小说都可能出现的叙事策略。简言之，《金瓶梅》就是一部反映寻常人从七情六欲的放纵到克己复礼的禁欲的心路历程的小说。当然，倘若非得要拿出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那我们会发现明中后期“克己复礼”思想是作家禁欲思想形成的一个大背景。
目前学界众多学者认为明中后期王学左派，即泰州学派王畿、王艮为代表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对整个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那我们就先以王学左派代表罗近溪和李贽等为例。
罗近溪，名汝芳，他曾因学习王阳明的《传习录》而疾病痊愈，师从传泰州之学的颜山农，接受王畿、王艮学风。但他也说：“礼者，统之为三纲，分之则为五常，而详之则为百行，会家国天下而反之本矣，则在于吾之一身。身则必礼以修之，而纲常百行、容动周旋，必中其节文也。推此本身而联乎末矣，则通之家国天下，必礼以齐治均平之。”
罗近溪从颜山农那里吸收了不“制欲”也能“体仁”、“复礼”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罗近溪：
先生自述其不动心于生死得失之故，山农曰：“是制欲，非礼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复还天理，非制欲，安能体仁?”山农曰：“子不观孟子之论四端乎?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如此体仁，何等直截!故子患当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时如大梦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纳拜称弟子，尽受其学。
可见罗主张“克去己私，复还天理”。其字“惟德”，可以说就是主张复礼的一种暗示。
李贽师从何心隐，而何心隐师从王畿，显然李贽是王学左派后学。他说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赞扬人的本真存在；他也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宣扬“好货好色”乃人之本性。但李贽后来却出家为僧，作为僧人，就必须戒掉色心，所以他“淡于声色”，“恶近妇人”。他晚年作品《道古录》云：“理即礼也，即中庸也。故又曰知礼，知礼即是知中庸，知中庸即是知天命矣……苟不知礼，其何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是故知礼要矣”，“自畔于礼也夫!自绝其命于天也夫!”以礼立本，呼吁人人均需克己复礼。
明后期重要的思想家还有焦竑和公安“三袁”。
焦竑与李贽虽然论点未尽一致，但大体是相同的。焦兹被称为“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于兹”，是极受李卓吾等人推崇的人物：“宏甫(李贽)之学虽无所授，其得之弱侯(焦兹)者亦甚有力。”公安“三袁”也受焦竑启迪甚大，袁宏道在《书念公碑文后》说：“自余山居七载，再游南北，一时学道之士，俱落蹊径……盖余参学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及自谓不至误人。”此二老，指焦竑与李贽，可见焦兹与李贽在“三袁”心目中的地位。而焦竑强调“克己复礼”和除去“欲念”。他说：“礼者，体也。仁不可名，而假于礼以名……盖歧于己，则天下外矣。克夫己，则天下归矣，归即复也。”
公安“三袁”是焦兹与李贽的好友。“大袁”袁宗道在《读大学》说：“礼，即是克己复礼之礼。不 知礼，即浑是人欲之私，其身颓然屈于万物之下而颠仆矣，故曰：‘不知礼，无以立。’”也是以礼立本，要祛除“浑是”人欲，但又不是“存天理”以“去人欲”，而是克己复礼地祛除人欲。“克”己不等同于“灭”己，是要以不消灭人欲的方式去克服人欲的侵扰。他还说：“己、礼，非一非二。迷之则己，悟之则礼。”显然，他是肯定“礼”和合“礼”规范的事的。他还说：“己如结水成冰，礼如释冰成水。己如析金为瓶盘钗钏，礼如镕瓶盘钗钏为金。”克己并不是要灭掉情欲，而是要让生命从迷惑状态转为清明状态。他又说：“情念结而为人矣，安能免怒与过?第常人纵情念，而不知有真；学者又欲灭情念以存真。任之者妄，而欲灭之者亦妄也。”所以，放“任”情念(情欲)和“灭”情念都为错。显然是主张留存情欲，但不过度纵欲。
即使是被学界高度赞扬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和主将，袁宏道也大致如此。的确他曾高度赞扬过《金瓶梅》等书为“逸典”，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并认为“闾巷有真诗”，追求个性解放，率性自然。他在《龚惟长先生》公开宣扬“目极世间之色”，乃至“宾客满座，男女交舄”，“妓妾数人，游闲数人”，寻欢作乐到“朝不谋夕”、“恬不知耻”的地步。但是，我们也得同时看到，他后期对自己早期率性行为表示了后悔。如《寿刘起凡先生五十序》说：“当余少年盛气时，意不可一世士，见乡里之铢持寸守者，意殊轻之，调笑玩口，见于眉睫。中年以来，饱历世故，追思曩日所怀，可愧非一。”“余谓公之端重，正余之所惭，而欲以晚节范其一二者。”深感懊悔而推崇“端重自守”之习。袁中道在《中郎先生行状》中记载了：“(宏道语)‘吾觉向来精神，未免泼散。近日一意收敛……’又曰：‘四十以后，置粉黛，纵情欲，便非好消息也。’语多如此，不悉记。”宏道在《游苏门山百泉记》里也说：“举世皆以为无益，而各惑之，致捐性命以殉，是之谓溺。”可见他中年以后的思想刚好与前期相反，不再讲究率性纵欲，而是克己复礼，回归端重。
袁中道和宏道也差不多。他在《心律》中说：“少年不得志于时，壮怀不堪牢落，故借以消遣，援乐天樊素、子瞻榴花之例以自解。又以远游常离家室，情欲未断，间一为之……若夫分桃断袖，极难排豁。自恨与沈约同癖，皆由远游，偶染此习。吴越、江南，以为配偶，恬不知耻。以今思之，真非复人理……吾因少年纵酒色，致有血疾。每一发动，咽喉壅塞，脾胃胀满，胃中如有积石，夜不得眠，见痰中血，五内惊悸，自叹必死……神识一去，淫火所烧，堕大地狱，可不怖哉!夫致病不在多淫取毙，或以偶值，醉饱寒暑，中之，皆可以丧身失命。一生学道，而以淫死，岂不痛心!”
少年游冶，放纵情欲。把身体搞垮了，以致年纪渐大以后，偶一交合即会发病。袁中道《答王章甫》云：“弟之病，实由少年谈无忌惮学问，纵酒迷花所致。年来血气渐衰，有触即发。”《书族兄事》提到其族兄袁继洲跟人学禅，“有盲禅语之日：‘禅唯悟性而已。一切情欲，当恣为快乐。于此原无妨碍。’继洲欣然从之，饮啖任情，且多不戒衽席。久之遂病。”后来等到觉悔了，已来不及，一命呜呼了。
但情欲并非理智上知道应该断绝就能断的。袁中道为避男色女色，逃到山水之中。他的《饮酒说》谓：“人见我好居舟中，不知舟中可以养生……不然常居城市，终日醺醺，既醉之后，淫念随作，水竭火炎，岂能久于世哉?故人知我之为逍遥游，不知其为养生主也。”可见他是以对山水的喜好来减轻对情色的爱好。在《寄云浦》他说得更清楚：“弟近日东西游览，亦非耽情山水，借此永断淫欲，庶几少延天年耳。”由于要克己复礼，袁宏道、中道等人由纵欲转向了禁欲。
其实由纵欲受挫生病，后转向禁欲是更多人的一般选择，只不过罗汝芳、李贽、焦竑、公安“三袁”等人是思想家或文学家，他们用文字写下了自己的体验、感受与认知，故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这些名人的资料，而当时民间更多的人(无名氏)由纵欲转向禁欲的心理变化没被记载下来。所以罗汝芳、李贽、焦竑、公安“三袁”等人对“克己复礼”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民间更多的人，代表了明代中后期整个(包括上层的和民间的)思想界的部分状况。这部分不容忽略。
由于《金瓶梅》成书于明中后期，故其由欣赏纵欲转向惩淫禁欲，既肯定人欲又否定过度纵欲，最终回归理性的人性观，可以看作与明代中后期这一“克己复礼”的思想状况是相吻合的，或者说受到它或多或少的影响。
(责任编辑 吴 勇)
关键词：明代小说；金瓶梅；人性；克己复礼中图分类号：1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历来各种文学史都把《金瓶梅》的出现看作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看成与这种文化思想对应的产物。然而考察作者的人性观，可以发现《金瓶梅》其实也合乎明中后期“克己复礼”思想。
一、《金瓶梅》作者的人性观
葛晨虹在《人性论》一书中从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理性、德性和人道主义五个方面来诠释人性的当代含义。自然性主要指包括性欲在内的人的自然情欲，社会性主要指人的本质属性和阶级性，理性主要指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理智，德性主要指人的善恶倾向，人道主义主要指从人学意义上给与任何人享有作为人的权利。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较全面的人性观。他说，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还意味着人在自然性、社会性、理性、德性等各个方面，取得全方位的占有，最终获得完整人性”。下面笔者将根据上述“人性”在自然性、理性、德性三个层面的涵义来探讨《金瓶梅》作者的人性观。
(一)自然性的揭启和作者的性意识
《圣经》里说，亚当、夏娃原本无羞耻之心，由于偷吃了禁果才发现彼此裸着身子，于是用树叶遮羞，从此人类进入了文明状态。然而，“文明”也是对人本真状态的遮蔽。人类的性、性欲是人性中的自然属性，是人在文明社会保留本真状态的“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这源自人的生的本能。弗洛伊德认为生之本能包括保存和延长个体生命，也包括延续人类这个物种的存在。然而，这种源自生之本能的自然性，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中却迟迟未给予重视。
先秦告子大力宣传“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礼记·礼运》中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道出男女情欲乃生之本能。然而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道学就取得了主导地位，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格“情”，反对自然情欲的张扬。尽管如此，历代妓院一直公开营业，狎妓也是城市社会公开的事。加上民间本来盛行道教，道教主张采战术、男女交合、阴阳和谐。尤其是明中后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心学左派和狂禅思想(如李贽说“好货好色”乃人之本性)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趋向世俗化，逐渐形成不以闺帏为讳，大谈性爱的社会风气。明代一些名士如唐伯虎等就大绘春宫图。作为社会反映和时代折射的小说，《金瓶梅》以前所未有的汪洋恣肆的姿态对人性中的自然性作了里程碑式的揭启。
以李瓶儿为例，作者以夸张的手笔写了她对性的感性需要。情欲极其旺盛。她嫁给花子虚，而花氏常在外宿妓嫖娼，引起她的极端厌恶。厌恶的原因小说并未明说，但从文本推断，乃是李瓶儿心中强烈的欲火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私通西门庆后，性欲得到一定满足，“随问把我做第几个也罢。亲奴舍不的你”(第16回)，迫切希望嫁与他。西门庆耽搁了迎娶，她便耐不住寂寞，匆匆招赘了蒋竹山。但腰力孱弱的蒋竹山远远满足不了她对性的强烈欲望，于是泼口大骂：“你本虾鳝，腰里无力，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把你当块肉儿，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忘八!”
只有嫁到西门府后，她才从西门庆那里获取了性满足，因而变得温顺贤惠。对潘金莲、吴月娘一再忍让，即使屡受委屈也不抱怨不恼气，可以看成是对自己来之不易的性满足的极为珍惜，她不想因为和潘、吴闹翻脸，树敌过多而遭到意中人西门庆的遗弃。刚嫁进西门府，尽管西门庆一连三天都不与其同房，脱光其衣服用鞭子抽她，她也只是哭咽吞气，并不曾反抗，反而还对西门庆说：“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第19回)这其实是她内心对性欲渴求的潜意识流露。
在文学史上性生活一般是被“遮蔽”的描写对象。虽然前代艳情诗从《诗经》就已有之，如《召南·野有死麇》，到南北朝时出现大量宫体诗，但艳情生活始终保持一种粗线条朦胧的诗意的反映状态。自《金瓶梅》始，文学园地才破天荒打开情欲洪流的闸门，让情欲以巨大势能的汹涌姿态奔腾而出。作者大胆渲染情欲的必然性，让世人对情欲的原始性、自然性看得更清楚。这种情欲的自然性正是李贽等人所说的“生理”、“不容己”态势。“这个当下性”“才是‘吾之心性’、‘自己的性命’的原态真相。”和我们今天许多杂志宣传的“幸福即‘性’福”的观念也是一致的。
人作为万物之灵长，远高贵于普通高级动物。但是由于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有着生的本能欲望，因而求食求色以繁衍后代，有其合理性。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人的食欲、色欲等欲望，有时犹如纸包不住火，是一些人逃避不了的自然性生理需求。《金瓶梅》中自然情欲的宣泄正是作为人学意义上的“人”的某些生活内容。是还原式的人的“在”的生活方式，也正是作者人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这种自然情欲的有力宣泄在《金瓶梅》中表现为对性生活自然主义的大量描写。对性、性生活的去蔽，展现了人类“此岸”的生存状态，也是张扬人性的原生态和自然态的体现。正如沟口雄三高度赞扬李贽那样，《金瓶梅》作者也是“要在‘不容己’的人性的极限的至情内，探讨‘人’的自然的本来。在没有预先固定的形迹、因而充满矛盾的‘人’的各种形象内。探讨‘人’的自然的本来。而且以剥露出在各种形象中的自己的人性，来认识在自己身上所表现的‘这样’并本来就是‘这样’的性命的实态——自然的本来”。作品还写到梵僧送给西门庆壮阳的药丸(第49回)，表现了人物对性生活的贪婪，从此也可看出作者已有性本能的自我意识了。故如果说李贽是明末人性主义思想家，那么《金瓶梅》作者无疑也是，因为他以文学形式大胆揭启了人的自然性。展现了人欲的不可回避性，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二)德性的警示与理性的回归
《金瓶梅》对人性的自然性作了揭启和去蔽。然而作者并未仅停留在人性观这一层面，他还注意德性的警示和对人性进行合乎理性的建构。
自然性的泛滥导致德性善的丧失。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陈敬济要满足自己的色欲，必定丧失德性中的“善”。
西门庆“饱暖思淫欲”，除了原有几室妻妾外，还宿妓嫖娼，勾搭李桂姐、郑月儿、吴银儿，但依然满足不了他旺盛的性欲，势必引起社会道德和纲常秩序的混乱。他霸占过的女人中，潘金莲原是武大郎老婆，李瓶儿原是花子虚老婆。后均成了其妾。庞春梅、迎春、绣春等是丫环，王六儿、宋惠莲、惠元是仆人的老婆，贲四嫂、如意儿是佣 人，林太太是王三官的母亲，他都骗到手施以淫乐。他跟其中任何一人发生性关系，都是有违传统道德规范的。花子虚是其十兄弟之一，夺李瓶儿有背朋友之义；与潘金莲、李瓶儿通奸是拆毁他人家庭；与庞春梅、迎春、绣春、贲四嫂、如意儿等人是主仆乱伦；与王六儿、惠莲、惠元等人是侮辱仆人，导致主仆不和：与林太太发生关系是丧廉寡耻。
西门庆不仅只是和这些女人发生性关系，还因此制造了一桩桩人命案。为谋娶潘、李，他先后害死武大郎、花子虚，殴打蒋竹山；为长期霸占宋惠莲，差点活活打死来旺；为夺回李桂儿，驱逐情敌，曾把王三官治以酷刑。如果说为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渔色，有违道德，理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惩罚，那么制造人命案则将这种自然性上的情欲嬗变为德性上的大“恶”，危及到整个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由此可见，自然性情欲与德性上的“恶”紧密相关，呈现出一定的因果关系。再从女主人公角度看，她们和西门庆发生性关系也多少带有“恶”的倾向。潘、李为满足自己的情欲(自然性)红杏出墙，这已构成对传统社会女性德性标准贤惠、善良、本分的践踏。
自然情欲的放纵必然带来德性上“善”的丧失，走向“恶”的深渊。《金瓶梅》里所写有强烈情欲的人都彻底黑暗，没有光明、没有德性可言。“西门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张竹坡这么评价其实也是站在一定的价值理性(道德)立场上对人物予以批判。可以说情欲(自然性)横流就必然导致道德(德性善)沦丧、恶事滋生。这是作者给予读者的警示。
怎样消解人性由自然性膨胀导致的恶性?作者采取了回归理性的办法。
首先，作者将人的理性置于自然性之上。小说(“词话本”)开头就奠定了这样的基调：
词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借项羽刘邦的历史典故，说明“英雄难过美人关”、女人是祸己亡身的毒药等带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权力话语，小说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始终紧紧围绕这一基调展开演进。小说塑造的三大性妇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尤其是潘庞两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是作家歧视妇女、固守传统儒家伦理观念的“征候”。孔曰：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作者正是站在儒家伦理之理性立场上，将放逐的灵魂进行“规训”，告诫人们不要滥情纵欲，将自然性的情欲消解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色相因”的儒释道合成的伦理文化体系中。作者大肆描写纵欲滥情，正是为了批判性欲。西门庆和几个宠妾最终皆纵欲身亡，导致家道破败，这一切都离不开小说开头的价值约定：女人是祸水，淫乱都得不到好下场。因而可以说，作者在开头处就已建构了理性的框架，将人的自然性置于理性约束之中。
其次，作者在小说结尾再次以理性对自然性进行了强有力的“规训”和“导引”。潘、庞和西门皆纵欲而亡，孝哥抛弃红尘的繁华，斩断世俗的眷盼，皈依佛门。孝哥遁入空门是为了替代父亲接受惩罚。显然，对纵欲的惩罚不仅限于淫恶者本人，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后代，说明淫恶的危害是巨大的，人们必须警醒，以此为戒。因而有人评《金瓶梅》“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和，取报应轮回之事”。其中作者戒淫的理性标尺就是大彻大悟的佛道之“道”和传统儒家伦理之“理”。哲学家康德说过：“人类生活之所以有秩序。人之所以有道德，正是因为理性能够给自己、给人类立下行为准则，使人不会顺从感性欲望的本能驱使，不致陷入畜群的境地。”《金瓶梅》以合乎儒家伦理观念和佛道之道的“纵欲必亡”的理性结局作终极关怀，充分突出了理性的尊贵和权威性。或许这点就是张竹坡不目之为“淫书”的主要原因。这种对理性的遵从使它回落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中，获得普及流传的旺盛生命力。洛克说过：“我们人类在各种年龄阶段有各种不同的欲望，这不是我们的错处；我们的错处是在不能使得我们的欲望接受理智的规范。”回落到理性层面，接受理性的规训和导引，合乎以儒家为主导的儒释道彼此渗透、相互阐释的文化心态，也正是小说远比前后许多古典情色小说(前者如《如意君传》，后者如《玉娇李》、《玉蒲团》)高明之处。
(三)人性的二元张力关系与整合趋向
据上所述，《金瓶梅》对人的自然性进行了揭启，又使它向理性回归，展示了人性的丰富层面。不仅如此，它还对人性的诸多二元张力关系进行了整合。限于篇幅，笔者只就自然性与理性的二元张力关系进行阐述。
情欲与理性是人性内涵中最基本的二元张力关系。西门庆和金、瓶、梅四人都是情欲的化身、自然性的代表，他们极度膨胀和变态的自然性欲，有力地突破了封建犬儒学派的禁欲主义，对于当时历史背景下超越庸俗的礼教文化规范，反对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陈腐的新儒家学说，有着矫枉过正的深远影响。和弗洛伊德一样，《金瓶梅》作者对被社会理学文化压抑着的性本能潜意识进行了去蔽。然而作者又清醒地意识到过多的自然情欲必然带来巨大的危害。于是四人的命运代表了作者的人性观。他们短暂的生命透射出作者企图用理性控制非理性无意识的欲望，将人从无意识中解脱出来的思想意向。这就是作者对人性的自然性和理性的二元张力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此关系被作者运用到典型人物的刻画，并合理配置各自比重。然而有人却因此说这造成了人物形象性格上的分裂。其实这不是作者思路混乱，没考虑笔下人物性格的统一性，而是他对人性的复杂有深层洞悉，只是由于塑造纵欲形象的需要，将人的自然性夸张了一下，比重加大了些。其实这一切都在作者“欲理合一”的理性思维框架内展开，并最终保证理性的规训。因而与其说造成人物性格上的分裂，不如说是自然性与理性的对立又整合。整合的结果是理性占据绝对优势，自然性被理性战败，处于从属地位。小说中体现为西门庆因纵欲身亡。吴月娘因节欲得以延寿。
性欲的存在是主人公富有主体性的表征。当然正常的性欲决不是金、瓶、梅和西门庆那样的性乱交和乱伦。《金瓶梅》以夸张手法刻画的畸形性爱生活，是今人不能接受的。但只就正视性爱而言，性爱是法律上的夫妻作为一个成年人应享有的生活，作者对主人公的性生活给予了关注，写了她们作为主体的真实生活与感受。因而正视主人公的性欲存在，正是作者富有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
综之，笔者认为，《金瓶梅》作者对人性的认识相当深入和准确，他对人性中的自然性和理性矛盾对立的层面有某些合理的认识，即既高扬人性这面大旗，又抑制它滑向纵欲主义深渊；既揭启、解蔽了人的自然性，又回归到传统理性；既解构了人性诸多层面，又建构着人性的二元张力关系：既主张人性的张扬，又维护着人性的整合。弗 洛姆说：“人属于彼此对立的两个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这样说：“人类是处于这样一种麻烦困惑的境地，他们是动物，同时又是自我意识的精神存在，就是说，人类因为在其本性中具有理性精神的一面，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被赋予了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尊严性，并感觉到必须维护它。”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杰出的人性主义文学巨著。
二、思想文化的多元共生与明代中后期“克己复礼”思想大背景
作家的人性观直接指导着《金瓶梅》的创作形成。那么，对于《金瓶梅》的人性观形成的原因，该怎么看?
一方面，笔者承认它与明代中后期王学左派及其后学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放任自由的思潮和大肆淫乐的风气有很大关系。但另一方面，应看到王学左派也有要求“克己复礼”的一面，它对《金瓶梅》回归理性、主张禁欲的思想倾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理解《金瓶梅》既津津乐道性生活，又严厉反对纵欲这种似乎矛盾的思想立场。
当然，笔者首先更多地看重创作的内在成因，即《金瓶梅》作者作为主体，有能动创新性。这种内在成因使他独立于他那个时代，使他可能不局限于当时的思想背景。那么他就可以受到历代文化积淀的影响。如儒家早就要求的“克己复礼”思想。这种思想作为文化的积淀，可以内化为个体的自觉和无意识的道德自律，以致某些个体在婚外恋的偷情后总觉得有违道德，带着对妻子或丈夫的些许内疚。如“三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王三巧和陈大郎偷情，当时是情不自禁，且在性爱中感到快乐，但事后自知对不起丈夫蒋兴哥，所以一旦蒋要休掉她，她也是心怀愧意，默默接受。《金瓶梅》中宋惠莲也是如此，尽管她从与西门庆的性爱中能得到快感和物资上的满足，但她想做西门姨太太的梦想一旦破灭，来旺被西门庆派人毒打一顿，她还是想着来旺是自己的丈夫，想着来旺平日的恩爱，所以她最后羞愧自缢了。这说明明代小说家们总是受到要求道德批判的文化积淀的影响。
其实即便是同一时代，各种思想也是多元并存的。它们共生于社会各个角落，只是有的符合主流，有的非主流。譬如有人主张“克己复礼”，遵从礼教规范的思想行为标准；有人讲究个性自由，行为放纵率真；有人本纵欲，但看到别人纵欲而亡，或自己遭受疾病侵扰后，也禁欲起来；有的先信奉禁欲，后来性意识萌发，变得纵欲，再后又变成端重：禁欲了。《金瓶梅》作者可能也如此，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的是别人的经历，他了解一些)，受到了各种思想的综合影响。
汉代以后，各朝各代大致都有如下现象：一方面，底层文化一直存在宣扬享乐主义、及时行乐，讲究铺张浪费(好食)、好色好淫、满足当下快感的思想(某些被认为是落后思想)。这只需从道教某些教派宣扬房中术、民间许多民歌涉及男女之情直白表达即可看出。这种思想的存在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的凸现。于是在管理相对松弛的底层就会出现大肆淫乐的风气。历代一直公开营业的妓院，就是满足底层文化需要和人的“本我”状态的畸形的物质形态。因而可以推想，《金瓶梅》作者“我口写我心”，写出各朝都会出现的沉溺淫乐的人情世故，也不是不可能。另一方面，上层文化(讲究忠孝节烈的礼教文化，即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宋元明以来渗入了佛家因果报应、色空观等思想)以理性约束世人思想和行为，宣扬“万恶淫为首”，代表的是理性的禁欲，是对“本我”的现实改造和强制导引，是“超我”的体现。在《金瓶梅》中表现为让西门庆因淫致死，用佛家的轮回观惩罚他。这也是佛教传人中国后极易出现的事，并非只有明中后期才有。
如果不考虑西门庆作为官僚、大商人在明中后期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中人物以纵欲起、以禁欲终，以佛家因果报应来惩淫治恶，是佛教传人后历代小说都可能出现的叙事策略。简言之，《金瓶梅》就是一部反映寻常人从七情六欲的放纵到克己复礼的禁欲的心路历程的小说。当然，倘若非得要拿出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那我们会发现明中后期“克己复礼”思想是作家禁欲思想形成的一个大背景。
目前学界众多学者认为明中后期王学左派，即泰州学派王畿、王艮为代表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对整个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那我们就先以王学左派代表罗近溪和李贽等为例。
罗近溪，名汝芳，他曾因学习王阳明的《传习录》而疾病痊愈，师从传泰州之学的颜山农，接受王畿、王艮学风。但他也说：“礼者，统之为三纲，分之则为五常，而详之则为百行，会家国天下而反之本矣，则在于吾之一身。身则必礼以修之，而纲常百行、容动周旋，必中其节文也。推此本身而联乎末矣，则通之家国天下，必礼以齐治均平之。”
罗近溪从颜山农那里吸收了不“制欲”也能“体仁”、“复礼”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罗近溪：
先生自述其不动心于生死得失之故，山农曰：“是制欲，非礼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复还天理，非制欲，安能体仁?”山农曰：“子不观孟子之论四端乎?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如此体仁，何等直截!故子患当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时如大梦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纳拜称弟子，尽受其学。
可见罗主张“克去己私，复还天理”。其字“惟德”，可以说就是主张复礼的一种暗示。
李贽师从何心隐，而何心隐师从王畿，显然李贽是王学左派后学。他说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赞扬人的本真存在；他也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宣扬“好货好色”乃人之本性。但李贽后来却出家为僧，作为僧人，就必须戒掉色心，所以他“淡于声色”，“恶近妇人”。他晚年作品《道古录》云：“理即礼也，即中庸也。故又曰知礼，知礼即是知中庸，知中庸即是知天命矣……苟不知礼，其何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是故知礼要矣”，“自畔于礼也夫!自绝其命于天也夫!”以礼立本，呼吁人人均需克己复礼。
明后期重要的思想家还有焦竑和公安“三袁”。
焦竑与李贽虽然论点未尽一致，但大体是相同的。焦兹被称为“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于兹”，是极受李卓吾等人推崇的人物：“宏甫(李贽)之学虽无所授，其得之弱侯(焦兹)者亦甚有力。”公安“三袁”也受焦竑启迪甚大，袁宏道在《书念公碑文后》说：“自余山居七载，再游南北，一时学道之士，俱落蹊径……盖余参学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及自谓不至误人。”此二老，指焦竑与李贽，可见焦兹与李贽在“三袁”心目中的地位。而焦竑强调“克己复礼”和除去“欲念”。他说：“礼者，体也。仁不可名，而假于礼以名……盖歧于己，则天下外矣。克夫己，则天下归矣，归即复也。”
公安“三袁”是焦兹与李贽的好友。“大袁”袁宗道在《读大学》说：“礼，即是克己复礼之礼。不 知礼，即浑是人欲之私，其身颓然屈于万物之下而颠仆矣，故曰：‘不知礼，无以立。’”也是以礼立本，要祛除“浑是”人欲，但又不是“存天理”以“去人欲”，而是克己复礼地祛除人欲。“克”己不等同于“灭”己，是要以不消灭人欲的方式去克服人欲的侵扰。他还说：“己、礼，非一非二。迷之则己，悟之则礼。”显然，他是肯定“礼”和合“礼”规范的事的。他还说：“己如结水成冰，礼如释冰成水。己如析金为瓶盘钗钏，礼如镕瓶盘钗钏为金。”克己并不是要灭掉情欲，而是要让生命从迷惑状态转为清明状态。他又说：“情念结而为人矣，安能免怒与过?第常人纵情念，而不知有真；学者又欲灭情念以存真。任之者妄，而欲灭之者亦妄也。”所以，放“任”情念(情欲)和“灭”情念都为错。显然是主张留存情欲，但不过度纵欲。
即使是被学界高度赞扬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和主将，袁宏道也大致如此。的确他曾高度赞扬过《金瓶梅》等书为“逸典”，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并认为“闾巷有真诗”，追求个性解放，率性自然。他在《龚惟长先生》公开宣扬“目极世间之色”，乃至“宾客满座，男女交舄”，“妓妾数人，游闲数人”，寻欢作乐到“朝不谋夕”、“恬不知耻”的地步。但是，我们也得同时看到，他后期对自己早期率性行为表示了后悔。如《寿刘起凡先生五十序》说：“当余少年盛气时，意不可一世士，见乡里之铢持寸守者，意殊轻之，调笑玩口，见于眉睫。中年以来，饱历世故，追思曩日所怀，可愧非一。”“余谓公之端重，正余之所惭，而欲以晚节范其一二者。”深感懊悔而推崇“端重自守”之习。袁中道在《中郎先生行状》中记载了：“(宏道语)‘吾觉向来精神，未免泼散。近日一意收敛……’又曰：‘四十以后，置粉黛，纵情欲，便非好消息也。’语多如此，不悉记。”宏道在《游苏门山百泉记》里也说：“举世皆以为无益，而各惑之，致捐性命以殉，是之谓溺。”可见他中年以后的思想刚好与前期相反，不再讲究率性纵欲，而是克己复礼，回归端重。
袁中道和宏道也差不多。他在《心律》中说：“少年不得志于时，壮怀不堪牢落，故借以消遣，援乐天樊素、子瞻榴花之例以自解。又以远游常离家室，情欲未断，间一为之……若夫分桃断袖，极难排豁。自恨与沈约同癖，皆由远游，偶染此习。吴越、江南，以为配偶，恬不知耻。以今思之，真非复人理……吾因少年纵酒色，致有血疾。每一发动，咽喉壅塞，脾胃胀满，胃中如有积石，夜不得眠，见痰中血，五内惊悸，自叹必死……神识一去，淫火所烧，堕大地狱，可不怖哉!夫致病不在多淫取毙，或以偶值，醉饱寒暑，中之，皆可以丧身失命。一生学道，而以淫死，岂不痛心!”
少年游冶，放纵情欲。把身体搞垮了，以致年纪渐大以后，偶一交合即会发病。袁中道《答王章甫》云：“弟之病，实由少年谈无忌惮学问，纵酒迷花所致。年来血气渐衰，有触即发。”《书族兄事》提到其族兄袁继洲跟人学禅，“有盲禅语之日：‘禅唯悟性而已。一切情欲，当恣为快乐。于此原无妨碍。’继洲欣然从之，饮啖任情，且多不戒衽席。久之遂病。”后来等到觉悔了，已来不及，一命呜呼了。
但情欲并非理智上知道应该断绝就能断的。袁中道为避男色女色，逃到山水之中。他的《饮酒说》谓：“人见我好居舟中，不知舟中可以养生……不然常居城市，终日醺醺，既醉之后，淫念随作，水竭火炎，岂能久于世哉?故人知我之为逍遥游，不知其为养生主也。”可见他是以对山水的喜好来减轻对情色的爱好。在《寄云浦》他说得更清楚：“弟近日东西游览，亦非耽情山水，借此永断淫欲，庶几少延天年耳。”由于要克己复礼，袁宏道、中道等人由纵欲转向了禁欲。
其实由纵欲受挫生病，后转向禁欲是更多人的一般选择，只不过罗汝芳、李贽、焦竑、公安“三袁”等人是思想家或文学家，他们用文字写下了自己的体验、感受与认知，故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这些名人的资料，而当时民间更多的人(无名氏)由纵欲转向禁欲的心理变化没被记载下来。所以罗汝芳、李贽、焦竑、公安“三袁”等人对“克己复礼”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民间更多的人，代表了明代中后期整个(包括上层的和民间的)思想界的部分状况。这部分不容忽略。
由于《金瓶梅》成书于明中后期，故其由欣赏纵欲转向惩淫禁欲，既肯定人欲又否定过度纵欲，最终回归理性的人性观，可以看作与明代中后期这一“克己复礼”的思想状况是相吻合的，或者说受到它或多或少的影响。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