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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浙江诸暨的一个小镇。如今，发源于这个小镇的一条经验，已经被全国学习了半个世纪。这条经验治理社会的方式，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走群众路线”一脉相承。
专家认为，当前多方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复杂，社会治理问题日益突出，“枫桥经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
浙江省诸暨市正在强制拆除城乡所有违建，这项工作引发诸暨上下震动。
作为全国有名的富裕地区，诸暨集中大量民营企业，小廠房、小企业很多，违法占地和违建不少，一次性拆除，各方抵触情绪很大。
拆违已持续半年，10月临近尾声，没有引发矛盾激化，也没有重大群体性事件，没有上访。
当地官员将此归结为“枫桥经验”的功劳。
拆违建，先拆领导的
从年初开始，诸暨全市包括市区和农村所有“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一律拆除，每10天启动一轮新任务，各责任主体每10天必须拆除100平方米，以此推进，直到全部拆完为止。
诸暨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陈善平说，当地在强制拆除开展之前，就启动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走访民意。
由政法委、综治委监督，主管部门负责调查走访，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要求被作为工作要点。
比如有些拆违中，对确实影响生产、有住房困难的居民，按照政策，落实土地或房屋。
工作启动后，第一步先拆领导干部占用土地的违建，其次是党员和普通干部的违建，第三步拆除企业的违建，最后拆老百姓的。
这与拆迁不透明、不彻底、选择性执法有很大不同，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先有纪委介入督办，前面三类人违建先拆，百姓就没有太大怨言。
陈善平说：“我们只要依靠‘枫桥经验’开展工作，老百姓不会不满意。”
“枫桥经验”源于上世纪60年代，诸暨市枫桥镇是其发源地。
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枫桥的干部群众发现，与其把“四类人”抓起来、交上去，不如说理，让他们在当地接受改造。
最后，枫桥镇没有抓人，而是让“四类人”在基层接受教育。这与其他地方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毛泽东对此肯定地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随后，公安部派调查组到枫桥总结经验，形成了报告。当年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全国”。
调解要靠“老娘舅”
现在通讯发达，人们遇到问题，很容易发微博。要想“矛盾不上交”，并不容易。
记者调查发现，为此，当地整合20项社会管理创新项目，分解到各级管理部门。这些项目包括“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矛盾纠纷调解体系”“舆情研判导控服务平台”“基层信访三诊工作法”等。
为了让矛盾不激化，诸暨市建立了“枫桥式矛盾纠纷调解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诸暨市委、市政府成立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调解指导中心和调解总会。调解指导中心挂靠在司法局，负责对全市的调解机构培训、考核、发放资金等；调解总会则是民间组织，协调工作。
在这两个机构的指导下，每镇每村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调委会成员都是当地德高望重、有威信的人士，俗称“老娘舅”。工作不白干，每调解成功一个事件，奖励50元到200元。
陈善平告诉记者，遇到重大事件或矛盾突出的群体事件，调解总会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举行听证会。医疗、工商、交通事故等矛盾比较集中的领域，分别成立了6个调解中心，它们均为第三方组织，成员也基本都是民间人士。
陈善平说，如果遇到医疗纠纷，当事人可能会比较抵触卫生局介入，但是对第三方调解则更容易接受。
调解员的报酬有的按月领固定工资，有的按调解成功的案例奖励，资金纳入市、镇两级财政。
枫桥镇的杨茂夫退休前曾担任过副镇长、乡党委书记，退休后一直做调解员。他说，每个村十户推选一位信息员，每月有事没事都要向村调委会报告社情民意。平时邻里之间的纠纷、小矛盾依靠信息员化解，“事情在萌芽时期，一次骂人、一次打人就介入”。
有些调解员已形成品牌，诸如“老杨”“老朱”“江大姐”等，他们在当地名声很大。
处理群体事件不派大批警察
今年3月，枫桥镇钟瑛村，一人骑摩托车将村里一男子撞伤致死，因为赔偿款谈不拢，死者家属组织几车人，准备去闹丧。村里平安专管员骆志军听闻后，遂通知镇派出所。
镇派出所副所长吴嘉军，带上调解员“老杨”、两个民警及村组干部到钟瑛村口，将他们拦下。经劝阻，当事人愿意坐下接受调解。
如果按照原来的执法思路，可能会调集警力赶赴现场，而通过平安专管员、调解员，只有五六个人就化解了矛盾。
这是枫桥派出所开创的新模式：建立从派出所到群众家门口的联络线，全镇分为三个警务站，共12名民警，28个村建立警务点，由村内选举的平安专管员负责。
这些平安专管员装备带有具备定位功能的手机，每个人在哪儿，警务站均一目了然。平安专管员负责收集信息，上报辖区内的不安全因素，所上报的信息也列入考核。
当地政法部门意识到，民众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应该用法治思维，在法治的框架内解决社会矛盾。
对调解员来说，调解不是没有原则的“和稀泥”，必须依法调解。
在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看来，应该让更多的社会管理经验特别是群众自治的经验法律化、制度化，由经验上升为制度，从而形成公开持久的规范。
法制化，老经验换新颜
“枫桥经验”一直被中央高层重视，但当前矛盾已与50年前明显不同。
袁振龙是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也是“创新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构建‘大综治’格局”课题负责人。
他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相比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管理相对滞后。我国将长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等。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大局。
在他看来，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向创新社会管理要答案。这也是社会管理选择“综合治理”模式的根本原因。
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曾受邀前往中南海，与中办有关负责人探讨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与对策。她说，近年来，征地拆迁、司法公正、劳资纠纷、医患关系等多方面问题的频发，也是中央如此重视社会管理的催化剂。
对目前社会治理中的难题，高层也很关注。
习近平很重视“枫桥经验”。他从福建调任浙江工作后不久，即赴枫桥调研。习近平认为，走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建设平安社会，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2004年5月11日，浙江省委决定建设“平安浙江”，当地相继创造了综治工作中心、综治进民企、“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民主恳谈、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等工作形式，“枫桥经验”也被赋予新的内涵。
浙江省政法委一位干部提出，依靠群众的“枫桥经验”与依法办事相辅相成，很多民间的问题，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枫桥经验”能够得到化解。
诸暨市司法局通过对调解员的培训，也提高了调解员的法律意识，在依法的前提下去调解，化解矛盾。
上述政法委干部说：“这样才不至于走偏。”
专家认为，当前多方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复杂，社会治理问题日益突出，“枫桥经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路。
浙江省诸暨市正在强制拆除城乡所有违建，这项工作引发诸暨上下震动。
作为全国有名的富裕地区，诸暨集中大量民营企业，小廠房、小企业很多，违法占地和违建不少，一次性拆除，各方抵触情绪很大。
拆违已持续半年，10月临近尾声，没有引发矛盾激化，也没有重大群体性事件，没有上访。
当地官员将此归结为“枫桥经验”的功劳。
拆违建，先拆领导的
从年初开始，诸暨全市包括市区和农村所有“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一律拆除，每10天启动一轮新任务，各责任主体每10天必须拆除100平方米，以此推进，直到全部拆完为止。
诸暨市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陈善平说，当地在强制拆除开展之前，就启动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走访民意。
由政法委、综治委监督，主管部门负责调查走访，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要求被作为工作要点。
比如有些拆违中，对确实影响生产、有住房困难的居民，按照政策，落实土地或房屋。
工作启动后，第一步先拆领导干部占用土地的违建，其次是党员和普通干部的违建，第三步拆除企业的违建，最后拆老百姓的。
这与拆迁不透明、不彻底、选择性执法有很大不同，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先有纪委介入督办，前面三类人违建先拆，百姓就没有太大怨言。
陈善平说：“我们只要依靠‘枫桥经验’开展工作，老百姓不会不满意。”
“枫桥经验”源于上世纪60年代，诸暨市枫桥镇是其发源地。
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枫桥的干部群众发现，与其把“四类人”抓起来、交上去，不如说理，让他们在当地接受改造。
最后，枫桥镇没有抓人，而是让“四类人”在基层接受教育。这与其他地方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毛泽东对此肯定地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随后，公安部派调查组到枫桥总结经验，形成了报告。当年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全国”。
调解要靠“老娘舅”
现在通讯发达，人们遇到问题，很容易发微博。要想“矛盾不上交”，并不容易。
记者调查发现，为此，当地整合20项社会管理创新项目，分解到各级管理部门。这些项目包括“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矛盾纠纷调解体系”“舆情研判导控服务平台”“基层信访三诊工作法”等。
为了让矛盾不激化，诸暨市建立了“枫桥式矛盾纠纷调解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诸暨市委、市政府成立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调解指导中心和调解总会。调解指导中心挂靠在司法局，负责对全市的调解机构培训、考核、发放资金等；调解总会则是民间组织，协调工作。
在这两个机构的指导下，每镇每村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调委会成员都是当地德高望重、有威信的人士，俗称“老娘舅”。工作不白干，每调解成功一个事件，奖励50元到200元。
陈善平告诉记者，遇到重大事件或矛盾突出的群体事件，调解总会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举行听证会。医疗、工商、交通事故等矛盾比较集中的领域，分别成立了6个调解中心，它们均为第三方组织，成员也基本都是民间人士。
陈善平说，如果遇到医疗纠纷，当事人可能会比较抵触卫生局介入，但是对第三方调解则更容易接受。
调解员的报酬有的按月领固定工资，有的按调解成功的案例奖励，资金纳入市、镇两级财政。
枫桥镇的杨茂夫退休前曾担任过副镇长、乡党委书记，退休后一直做调解员。他说，每个村十户推选一位信息员，每月有事没事都要向村调委会报告社情民意。平时邻里之间的纠纷、小矛盾依靠信息员化解，“事情在萌芽时期，一次骂人、一次打人就介入”。
有些调解员已形成品牌，诸如“老杨”“老朱”“江大姐”等，他们在当地名声很大。
处理群体事件不派大批警察
今年3月，枫桥镇钟瑛村，一人骑摩托车将村里一男子撞伤致死，因为赔偿款谈不拢，死者家属组织几车人，准备去闹丧。村里平安专管员骆志军听闻后，遂通知镇派出所。
镇派出所副所长吴嘉军，带上调解员“老杨”、两个民警及村组干部到钟瑛村口，将他们拦下。经劝阻，当事人愿意坐下接受调解。
如果按照原来的执法思路，可能会调集警力赶赴现场，而通过平安专管员、调解员，只有五六个人就化解了矛盾。
这是枫桥派出所开创的新模式：建立从派出所到群众家门口的联络线，全镇分为三个警务站，共12名民警，28个村建立警务点，由村内选举的平安专管员负责。
这些平安专管员装备带有具备定位功能的手机，每个人在哪儿，警务站均一目了然。平安专管员负责收集信息，上报辖区内的不安全因素，所上报的信息也列入考核。
当地政法部门意识到，民众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应该用法治思维，在法治的框架内解决社会矛盾。
对调解员来说，调解不是没有原则的“和稀泥”，必须依法调解。
在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看来，应该让更多的社会管理经验特别是群众自治的经验法律化、制度化，由经验上升为制度，从而形成公开持久的规范。
法制化，老经验换新颜
“枫桥经验”一直被中央高层重视，但当前矛盾已与50年前明显不同。
袁振龙是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也是“创新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构建‘大综治’格局”课题负责人。
他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相比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管理相对滞后。我国将长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等。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大局。
在他看来，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向创新社会管理要答案。这也是社会管理选择“综合治理”模式的根本原因。
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曾受邀前往中南海，与中办有关负责人探讨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与对策。她说，近年来，征地拆迁、司法公正、劳资纠纷、医患关系等多方面问题的频发，也是中央如此重视社会管理的催化剂。
对目前社会治理中的难题，高层也很关注。
习近平很重视“枫桥经验”。他从福建调任浙江工作后不久，即赴枫桥调研。习近平认为，走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建设平安社会，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2004年5月11日，浙江省委决定建设“平安浙江”，当地相继创造了综治工作中心、综治进民企、“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民主恳谈、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等工作形式，“枫桥经验”也被赋予新的内涵。
浙江省政法委一位干部提出，依靠群众的“枫桥经验”与依法办事相辅相成，很多民间的问题，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枫桥经验”能够得到化解。
诸暨市司法局通过对调解员的培训，也提高了调解员的法律意识，在依法的前提下去调解，化解矛盾。
上述政法委干部说：“这样才不至于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