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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今年23岁，脸蛋瘦削，身材娇小，如果仅看这样的年纪和外表，旁人对她的印象通常只停留在“一个娇弱的小姑娘”这个层面。但如果你能耐心听完她种葡萄的故事，你一定会惊讶：“没想到这么小的姑娘，能做成这么大的事！”
这个葡萄我是非种不可的
在凤阳乡村道两旁，连绵分布着青绿色的葡萄种植棚。夏日午后两点的阳光晒得人头顶发烫，但张丁玲的脸上却泛着喜悦，因为今年她的葡萄长势不错。“像这些果实，颗粒都很饱满。”张丁玲指着一串挂上白色果霜的葡萄介绍道。
在葡萄采摘前，张丁玲几乎每天都耗在果园里，仔细查看地上长草了没有、枝叶长势如何、是否有病虫害、挂果多不多……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果园里从来都停不下来，总能找到事情做，“有时候有些枝搭错了就随手整整。”
因为长时间在果园里钻研，张丁玲无师自通，成了葡萄专家。走在街上，时不时便有农户拿着病变的枝叶样本向她询问：“出了什么问题？应该要怎么治？”
如今凤阳乡约3500亩的葡萄园，都是张丁玲一手带动起来的。而就在3年多前，谁也不相信，她这样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能把葡萄种植做到规模化。此前，这里的葡萄种植只限于散户，甚至一些村民因为销售难，已经对种葡萄失去了兴趣。
如果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当时张丁玲本该是个在西安念书的大学生，但她却一心想退学回家种葡萄。
“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多方面的原因。”那时张丁玲的父亲身体出现问题，正考虑把家里的几亩葡萄园盘掉，但葡萄园的收入是家里所有开销的来源。张丁玲是家里的老大，“如果没有葡萄园了，家里以后要怎么办？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而且我们这边的葡萄质量一直都很好。”
张丁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却极力反对，一个理由是“葡萄这东西太难管理了”，而张丁玲之前从未学过相关的专业知识，另一个更让这位种了几十年葡萄的老农民不能接受的理由是，“好不容易培养出的大学生，现在却要放下学业回到山沟沟里来种田？”
张丁玲尝试与父亲沟通，父亲直接甩给她一个愠怒的表情：“你是真的打算退学回农村吗？”凤阳是个小山村，远离县城，经济欠发达。在当地人的观念里，只有外出闯荡得风生水起，才能算得上出人头地，上大学则是一条康庄大道。
倔强的张丁玲还是违拗了父亲的意愿，大二那年，她向学校递交了退学申请，并获得校方批准。“我先是在外面打了一年工，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要回来种葡萄。”张丁玲和志同道合的缪文钦结了婚，一起种起了葡萄，“缪文钦也是对葡萄一见倾心”。
“我对父亲说，我现在回来不是‘退’，你女儿今天也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是真的觉得种葡萄很有发展前景才回来的。”
起步极其艰难，首要问题是“资金怎么解决？”他们拿出所有的积蓄，又向银行申请贷款。“他们要求抵押营业证、房产证这些，按政策当时能贷到的最高额度是50万元，但最后只肯放给我们20万元。”那年，他们种下了40亩葡萄苗，总投资60万元。
“那个时候真的是倾尽所有啊。”张丁玲的眼眶不自觉就红了。
父亲跟他们怄气，不闻不问。母亲看不过去，过来帮忙却总是唉声叹气。“我和缪文钦两个人每天四五点钟起床去果园，一干就是大半天，虽然每天都告诉自己中午太热的时候要早点回来，但有时候就觉得多干一会，就能多做一点事情。”夏天，葡萄棚里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他们愣是挺到中午12点半才骑着电动车回家吃午饭，下午不到1点半，两人又钻进棚里开始干活，晚上回去还得贴在电脑前看资料。
这样的勤勉主要源于性格。亲友们时常劝张丁玲和缪文钦轻松点，请一些工人帮忙减轻劳作负担，但张丁玲坚持“现在还在起步阶段，凡事能省则省”，况且“什么事情都只有自己经手才能放心”。
“我们就想，不管怎样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成。”两人的坚持获得了回报，本该在第二年才能有收成的葡萄园，在第一年就成功回本。村里人也渐渐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葡萄种植的希望。
从350亩到3500亩，只用了一年
在管理自家葡萄园的同时，张丁玲也在筹划带动乡亲们一起加入规模种植的行列。一开始她总是碰钉子，“要么说没钱啊，要么就是觉得（葡萄）没什么好种的。”事实上，乡邻们拒绝的理由，正是张丁玲坚决要在村里推广规模种植的原因。
种植一亩葡萄所需成本在1.5万元左右，如果没有雄厚资金支持，一个普通农民是很难实现规模化种植的，而一旦停留在零散种植状态，又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贷款难，这一点张丁玲已经深有体会；二是葡萄的销路打不开。
张丁玲深谙市场运作的规则，她想将以往的买方市场扭转为卖方市场。张丁玲记得，小时候，父亲带着她一起去卖葡萄，总要忍受经销商收购时的臭脸和不平等条约，“一筐葡萄放上秤，首先就得减掉一斤，没得商量。”这样的霸王条款在周边地区存在了几十年。不仅如此，采购商对凤阳乡葡萄种植户的态度也非常冷淡，“他们连车子都不愿意开进来，还要农户们自己把葡萄运出去卖给他们。”张丁玲觉得只有实现有序的产业化种植，才能提高果农的收入。
除此以外，张丁玲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她期待村里的葡萄种植能发展成当地的特色产业，“让村里的年轻人能靠这个养家糊口”。在张丁玲回来种葡萄前，凤阳绝大多数的青壮年都在外从事体力活，收入微薄，“辛苦又不稳定”，而“村里好好的田却荒在那里”。张丁玲头一年种葡萄的地就是抛荒后重新开垦的。
2012年，张丁玲说服附近农户将村里的葡萄种植面积提升到了350亩。面对收购商，她有了底气，将各种不平等条约放上了谈判桌，要求废除。几经来回，收购商只得妥协。毫无疑问，这场争取公平贸易的战役，以果农的胜利告终。而张丁玲为此付出的心血，乡民们都看在眼里。
首先要确保的是“果农思想上的一致”。事实上，在张丁玲抗议之前，果农们已经怨气深重，“他们就觉得凭什么啊，为什么一上秤就得减掉一斤啊。”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用张丁玲的话说，她只不过是那个敢于“揭竿起义”的人而已。 隔壁村有些果农憋不住，担心和收购商对着干，会导致葡萄卖不出去。为避免内部产生分歧，联盟一下子崩盘，张丁玲挨户做思想工作：“我们种植户一定要统一战线。”
福音接踵而至。葡萄收购价从原来的每公斤10元上升至13元；政府加大了对葡萄种植户的重视，设立了专门的补贴资金；贷款条件也不再那么苛刻。
看到希望的乡邻纷纷效仿，2013年，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很快达到3500亩，荒废的田地被启用，不少青壮年选择回村种葡萄。
张丁玲说，这其中合作社功不可没。2011年，由缪文钦牵头的祥瑞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到2014年，加入合作社的果农已经从原本的5户发展为现在的几十户。
合作社的存在让果农们团结得更紧密，却也给张丁玲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一些没加入合作社的种植户中，出现了议论张丁玲夫妇独占资源的流言蜚语。有次开会，一个果农便当面抱怨他们太小气，“把资金啊、福利啊全给占了”。不久前，镇里决定成立一个“葡萄协会”，希望张丁玲或缪文钦来当协会会长，张丁玲当场回绝：“这浑水我们不能趟，大家已经有猜想了。”
张丁玲理解果农们的不满，但她认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资金就那么多，资源那么有限，如果分散到每个种植户的话，肯定做不强，现在只能先把一部分做起来，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区域经济突围策略的角度来讲，张丁玲的想法是合适的，但农户们的不满却不好平息，不过她也不想为此多做什么辩解。
“如果我们真的要在中间谋私利的话，仅仅拿一些收购商的回扣，我现在也可以有很多钱了，但是我不爱这么做。在任何时候，我都说要择优选择合作的收购商，谁给果农的价格高，谁开的条件合理，我们就选谁。”
良好的销路就是未来
每次缪文钦安慰她“我们已经做到这样了，偶尔失败一次也没关系”时，张丁玲都要反问一句：“为什么要失败呢？”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是我想做的，我就一定要想办法做到。”张丁玲用一句乡亲们常用的俚语总结道，“可能胆子比较肥吧。”
为了拓宽葡萄销售途径，张丁玲曾把周边城乡的大型超市都走了个遍，试图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销售之路。但最后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超市方面要求我们在既定的时候提供足够的货源，但是这个我们不好保证，所以觉得不太合适。”
现在她在考虑走定制农业的路子，实现自产自销。和父亲相熟的一位收购商曾告诉她：“经销商们在中间赚的差价，远远比果农获得的多。”经过多方打探，她掌握了产品的最终去向，希望能通过与客户直接建立联系，减少中间的销售环节。而在对多个城市的生产基地进行调研后，她觉得这是可行的。“5·18”海交会上的见闻也加强了她的信心，“我看见别人的产品也是这么做的。”张丁玲说。
有机的循环农业模式也在张丁玲的规划当中，“就是在葡萄棚里养鸡养鸭，也增加点收入。”她认为，只要时机成熟，这些模式可以在农村大范围推广。
尽管，现在村里的葡萄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难题，但张丁玲踌躇满志。事实也让她乐观，除省内的订单外，一些外省客户也会发来订购请求。他们发得最远的货是去北京。
到了收获的季节，张丁玲和缪文钦有时候要忙着打包到夜里十一二点。葡萄园离家远，一些附近的村民会把做好的饭菜端过来给他们吃。“村里人心地都很好的。”张丁玲开心地笑了。让她欣喜的还有父亲态度的转变，“他现在经常会来果园看一看葡萄的长势，比我们走得还勤。”
张丁玲的葡萄园已扩大到80亩，她预测今年将是个丰收年，“葡萄的收购价格应该会比去年还高一点。”
电话那头，缪文钦刚刚告诉她：“市里开会说要重点加大对葡萄产业的政策倾斜。”
“不管上面有没有给资源上的支持，我都要把葡萄种成功，只不过快慢问题而已。”张丁玲的脸微微扬起，洋溢着青春和自信。
这个葡萄我是非种不可的
在凤阳乡村道两旁，连绵分布着青绿色的葡萄种植棚。夏日午后两点的阳光晒得人头顶发烫，但张丁玲的脸上却泛着喜悦，因为今年她的葡萄长势不错。“像这些果实，颗粒都很饱满。”张丁玲指着一串挂上白色果霜的葡萄介绍道。
在葡萄采摘前，张丁玲几乎每天都耗在果园里，仔细查看地上长草了没有、枝叶长势如何、是否有病虫害、挂果多不多……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果园里从来都停不下来，总能找到事情做，“有时候有些枝搭错了就随手整整。”
因为长时间在果园里钻研，张丁玲无师自通，成了葡萄专家。走在街上，时不时便有农户拿着病变的枝叶样本向她询问：“出了什么问题？应该要怎么治？”
如今凤阳乡约3500亩的葡萄园，都是张丁玲一手带动起来的。而就在3年多前，谁也不相信，她这样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能把葡萄种植做到规模化。此前，这里的葡萄种植只限于散户，甚至一些村民因为销售难，已经对种葡萄失去了兴趣。
如果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当时张丁玲本该是个在西安念书的大学生，但她却一心想退学回家种葡萄。
“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多方面的原因。”那时张丁玲的父亲身体出现问题，正考虑把家里的几亩葡萄园盘掉，但葡萄园的收入是家里所有开销的来源。张丁玲是家里的老大，“如果没有葡萄园了，家里以后要怎么办？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而且我们这边的葡萄质量一直都很好。”
张丁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却极力反对，一个理由是“葡萄这东西太难管理了”，而张丁玲之前从未学过相关的专业知识，另一个更让这位种了几十年葡萄的老农民不能接受的理由是，“好不容易培养出的大学生，现在却要放下学业回到山沟沟里来种田？”
张丁玲尝试与父亲沟通，父亲直接甩给她一个愠怒的表情：“你是真的打算退学回农村吗？”凤阳是个小山村，远离县城，经济欠发达。在当地人的观念里，只有外出闯荡得风生水起，才能算得上出人头地，上大学则是一条康庄大道。
倔强的张丁玲还是违拗了父亲的意愿，大二那年，她向学校递交了退学申请，并获得校方批准。“我先是在外面打了一年工，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要回来种葡萄。”张丁玲和志同道合的缪文钦结了婚，一起种起了葡萄，“缪文钦也是对葡萄一见倾心”。
“我对父亲说，我现在回来不是‘退’，你女儿今天也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是真的觉得种葡萄很有发展前景才回来的。”
起步极其艰难，首要问题是“资金怎么解决？”他们拿出所有的积蓄，又向银行申请贷款。“他们要求抵押营业证、房产证这些，按政策当时能贷到的最高额度是50万元，但最后只肯放给我们20万元。”那年，他们种下了40亩葡萄苗，总投资60万元。
“那个时候真的是倾尽所有啊。”张丁玲的眼眶不自觉就红了。
父亲跟他们怄气，不闻不问。母亲看不过去，过来帮忙却总是唉声叹气。“我和缪文钦两个人每天四五点钟起床去果园，一干就是大半天，虽然每天都告诉自己中午太热的时候要早点回来，但有时候就觉得多干一会，就能多做一点事情。”夏天，葡萄棚里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他们愣是挺到中午12点半才骑着电动车回家吃午饭，下午不到1点半，两人又钻进棚里开始干活，晚上回去还得贴在电脑前看资料。
这样的勤勉主要源于性格。亲友们时常劝张丁玲和缪文钦轻松点，请一些工人帮忙减轻劳作负担，但张丁玲坚持“现在还在起步阶段，凡事能省则省”，况且“什么事情都只有自己经手才能放心”。
“我们就想，不管怎样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成。”两人的坚持获得了回报，本该在第二年才能有收成的葡萄园，在第一年就成功回本。村里人也渐渐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葡萄种植的希望。
从350亩到3500亩，只用了一年
在管理自家葡萄园的同时，张丁玲也在筹划带动乡亲们一起加入规模种植的行列。一开始她总是碰钉子，“要么说没钱啊，要么就是觉得（葡萄）没什么好种的。”事实上，乡邻们拒绝的理由，正是张丁玲坚决要在村里推广规模种植的原因。
种植一亩葡萄所需成本在1.5万元左右，如果没有雄厚资金支持，一个普通农民是很难实现规模化种植的，而一旦停留在零散种植状态，又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贷款难，这一点张丁玲已经深有体会；二是葡萄的销路打不开。
张丁玲深谙市场运作的规则，她想将以往的买方市场扭转为卖方市场。张丁玲记得，小时候，父亲带着她一起去卖葡萄，总要忍受经销商收购时的臭脸和不平等条约，“一筐葡萄放上秤，首先就得减掉一斤，没得商量。”这样的霸王条款在周边地区存在了几十年。不仅如此，采购商对凤阳乡葡萄种植户的态度也非常冷淡，“他们连车子都不愿意开进来，还要农户们自己把葡萄运出去卖给他们。”张丁玲觉得只有实现有序的产业化种植，才能提高果农的收入。
除此以外，张丁玲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她期待村里的葡萄种植能发展成当地的特色产业，“让村里的年轻人能靠这个养家糊口”。在张丁玲回来种葡萄前，凤阳绝大多数的青壮年都在外从事体力活，收入微薄，“辛苦又不稳定”，而“村里好好的田却荒在那里”。张丁玲头一年种葡萄的地就是抛荒后重新开垦的。
2012年，张丁玲说服附近农户将村里的葡萄种植面积提升到了350亩。面对收购商，她有了底气，将各种不平等条约放上了谈判桌，要求废除。几经来回，收购商只得妥协。毫无疑问，这场争取公平贸易的战役，以果农的胜利告终。而张丁玲为此付出的心血，乡民们都看在眼里。
首先要确保的是“果农思想上的一致”。事实上，在张丁玲抗议之前，果农们已经怨气深重，“他们就觉得凭什么啊，为什么一上秤就得减掉一斤啊。”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用张丁玲的话说，她只不过是那个敢于“揭竿起义”的人而已。 隔壁村有些果农憋不住，担心和收购商对着干，会导致葡萄卖不出去。为避免内部产生分歧，联盟一下子崩盘，张丁玲挨户做思想工作：“我们种植户一定要统一战线。”
福音接踵而至。葡萄收购价从原来的每公斤10元上升至13元；政府加大了对葡萄种植户的重视，设立了专门的补贴资金；贷款条件也不再那么苛刻。
看到希望的乡邻纷纷效仿，2013年，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很快达到3500亩，荒废的田地被启用，不少青壮年选择回村种葡萄。
张丁玲说，这其中合作社功不可没。2011年，由缪文钦牵头的祥瑞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到2014年，加入合作社的果农已经从原本的5户发展为现在的几十户。
合作社的存在让果农们团结得更紧密，却也给张丁玲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一些没加入合作社的种植户中，出现了议论张丁玲夫妇独占资源的流言蜚语。有次开会，一个果农便当面抱怨他们太小气，“把资金啊、福利啊全给占了”。不久前，镇里决定成立一个“葡萄协会”，希望张丁玲或缪文钦来当协会会长，张丁玲当场回绝：“这浑水我们不能趟，大家已经有猜想了。”
张丁玲理解果农们的不满，但她认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资金就那么多，资源那么有限，如果分散到每个种植户的话，肯定做不强，现在只能先把一部分做起来，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区域经济突围策略的角度来讲，张丁玲的想法是合适的，但农户们的不满却不好平息，不过她也不想为此多做什么辩解。
“如果我们真的要在中间谋私利的话，仅仅拿一些收购商的回扣，我现在也可以有很多钱了，但是我不爱这么做。在任何时候，我都说要择优选择合作的收购商，谁给果农的价格高，谁开的条件合理，我们就选谁。”
良好的销路就是未来
每次缪文钦安慰她“我们已经做到这样了，偶尔失败一次也没关系”时，张丁玲都要反问一句：“为什么要失败呢？”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是我想做的，我就一定要想办法做到。”张丁玲用一句乡亲们常用的俚语总结道，“可能胆子比较肥吧。”
为了拓宽葡萄销售途径，张丁玲曾把周边城乡的大型超市都走了个遍，试图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销售之路。但最后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超市方面要求我们在既定的时候提供足够的货源，但是这个我们不好保证，所以觉得不太合适。”
现在她在考虑走定制农业的路子，实现自产自销。和父亲相熟的一位收购商曾告诉她：“经销商们在中间赚的差价，远远比果农获得的多。”经过多方打探，她掌握了产品的最终去向，希望能通过与客户直接建立联系，减少中间的销售环节。而在对多个城市的生产基地进行调研后，她觉得这是可行的。“5·18”海交会上的见闻也加强了她的信心，“我看见别人的产品也是这么做的。”张丁玲说。
有机的循环农业模式也在张丁玲的规划当中，“就是在葡萄棚里养鸡养鸭，也增加点收入。”她认为，只要时机成熟，这些模式可以在农村大范围推广。
尽管，现在村里的葡萄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难题，但张丁玲踌躇满志。事实也让她乐观，除省内的订单外，一些外省客户也会发来订购请求。他们发得最远的货是去北京。
到了收获的季节，张丁玲和缪文钦有时候要忙着打包到夜里十一二点。葡萄园离家远，一些附近的村民会把做好的饭菜端过来给他们吃。“村里人心地都很好的。”张丁玲开心地笑了。让她欣喜的还有父亲态度的转变，“他现在经常会来果园看一看葡萄的长势，比我们走得还勤。”
张丁玲的葡萄园已扩大到80亩，她预测今年将是个丰收年，“葡萄的收购价格应该会比去年还高一点。”
电话那头，缪文钦刚刚告诉她：“市里开会说要重点加大对葡萄产业的政策倾斜。”
“不管上面有没有给资源上的支持，我都要把葡萄种成功，只不过快慢问题而已。”张丁玲的脸微微扬起，洋溢着青春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