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这不仅是文学界的革命性转变，也反映出思想界在经历政治压制后的觉醒。 作为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刘震云在完成其初期文学创作实践后开始向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靠拢。《故乡天下黄花》是其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品。文章用小写的方式书写宏观历史，用主观化的视角表现客观历史，用偶然化的立场分解历史必然性，实践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主张。
　　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下的一种消解正史、重构个人小史的小说创作思潮。大约从1985年起，文坛忽然掀起一股规模不小的新历史小说潮。在很短的时间内，文坛便涌现了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格非的《迷舟》《敌人》，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周梅森的“战争与人”系列，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等一大批书写历史的小说。与传统的历史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历史”，都只是一种无法勘正的时空背景，其中的人物、情节、背景也无法借由正史考证。或者说，这些小说，只是作家们借助了特定的历史时空，自由地表达了创作主体对人的存在和命运的深度思考。这种不顾及历史史实和证据的创作，彻底改变了人们进入历史的方式，因此被人们称为“新历史主义小说”。随着这种小说范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便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中极为特殊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在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思潮中，刘震云的小说无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无论是故乡系列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还是《温故一九四二》等作品，都充分体现了刘震云匠心独运的历史观。本文将从新历史主义理论角度出发，对其作品《故乡天下黄花》进行相关解读。
　　“大历史”的“小写化”
　　宏大叙事是传统历史书写模式下的表达，它构拟了集体主义的表现模式，而忽略了其中细微的真实存在。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传统叙事过于强调方向正确与价值功利，而在细节上必然导致遮蔽与歪曲，因此它要做到“反叛”式地审视历史本身，将意识形态从历史叙事中剥离出来，与教科书式的表达分道扬镳，将历史看做实实在在的过往，没有目的，没有起始，只是一个可供挖掘与提炼的连续存在。新历史主义解构宏大历史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集体的大历史不断拆散成无数个个体的小历史，描写“非英雄”式的平民，描绘个体的喜怒哀乐，乃至卑劣欲望。二是使用世俗化、荒诞化的手法扭曲正史的存在形态，将各种历史元素加以糅合，形成另类的表达特征。
　　《故乡天下黄花》从一个普通村民的视角，审视马村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民国初年，为了村长一职，李家雇杀手杀死了现任村长孙殿元，由此引发了孙李两家的世代仇杀。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来了，为了争夺马村的支配权，八路、汉奸、中央军、土匪几路人马相互咬斗，村民惨遭荼毒，饱受蹂躏。1949年翻身闹土改，地主李家和孙家被斗倒，贫农赵刺猬、癞和尚、李葫芦诸人为了争夺村子的控制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野蛮争斗，马村再度陷入混亂。与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民族大义不同，《故乡天下黄花》呈现给我们的是马村村民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一系类杀戮行为。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没有正统的正与邪，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了争夺权利的机器;在这里，历史不是“三红一创”中随着洪流滚滚向前的的宏大画卷，而是由各种偶然性、荒诞性拼合而成的生活片段;在这里，人们关心的不是政权如何更迭，抗战前途怎样，中国如何变革，而是普普通通的、底层百姓的利益与生死存亡。这种“小写化”的历史将读者带入了另一种“真实的历史”之中，实现了新历史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无形消解。
　　客观历史的“主体化”
　　传统历史观把历史看成独立于认识评价的客观存在，然而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如此说来，自古以来操纵历史的都是特权阶级。那么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认可的历史，不过是在庞杂的史料当中选择符合统治阶级意志与统治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建构起来的能够代表政权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历史叙事，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因此，新历史主义思潮开始改变这种观念，强调历史的“诗性”，即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和权力性，而这一“诗性”最终造成了历史的“主观性”。
　　在《故乡天下黄花》中，尽管大的历史背景不变，但马村的“历史”却始终掌握在各类村民的手中，打上了深深的个人欲望史的烙印。文章的开头便是村长孙殿元被仇家勒死在土窖里，李家开始掌权;接着孙老元的干儿许布袋的复仇活动活活吓死了李老喜，孙家于马村重新掌权;土改时期，贫农翻身，赵刺猬与赖和尚打倒了地主李文武开始在马村称霸。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马村始终陷于各色权利的角逐之中，而马村的每一个村民，都参与着马村“历史”的书写。在这里，历史叙事的庄严感与神秘感于嘻笑怒骂与挖苦嘲讽之中被消解殆尽， 历史叙事的个人化意识突显得愈加明显。
　　必然历史的“偶然化”
　　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历史的必然性被削弱，偶然性代替其成为推动人物命运转折和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历史主义小说常常撷取具体事件中一些突发的偶然性来大写特写。如孙家少爷孙屎根伏击鬼子这件事本来是有严谨周密的计划的，结果其中发生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李小武刚好骑马挎枪回来要祭祖，吴班长去询问的过程中刚好遇到孙屎根的部下小冯并听说了其军事划，土匪头子路小秃刚好这几天发疟疾准备回村劫东西，小冯带的麻药经过一番曲折终于上了日本人的饭桌却因量不够没有把日本人全部迷晕。最后孙屎根不但没完成任务反倒成了中央军李小武的俘虏，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再说卖油出身的李葫芦，由于记性好在“文革”期间背了200多条语录，一夜之间竟翻身成了“人物头”，在全村人面前扬眉吐气，然而“文革”一结束倒被作为造反派抓进了监狱，他痛哭流涕地说道：“早知这样，还不如听俺爹的话，老老实实卖油了”。生活中不可捉摸的偶然因素一下子就改变了人物的命运，甚至造成了历史的逆转，这对传统的历史小说作出了很大的挑战。而这一挑战，正是新历史主义的魅力所在。
　　刘震云笔下的历史是民间乡里的历史，是宏大历史背景投射进乡土的复写。他从民间立场出发，修筑出民间历史，为宏大的历史时代做出另一种可能的阐释，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研究。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