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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
在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应注重风险防范和治理。
“十三五”期间“互联网+”和金融如何服务“三农”事业，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当前，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存在“沉不下去”的现象，很多商业银行 “浮”在城镇，农民和小微农企长期融资难、担保难，农村征信市场严重缺失，使得金融机构对“三农”长期敬而远之。但去年以来，诸多互联网、大数据企业相继涌入“三农”领域，尝试以高新科技手段弥补传统金融领域的薄弱环节，击中了普惠“三农”多年以来的诸多痛点。
然而，这些新打法、新出路的本质仍是金融，亟待监管规范使之成为新经济发展动力，也亟待切实防范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尤其是在监管层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普惠金融”也面临着净化和提纯。
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很多人都希望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实现企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但金融是特殊产业，倘若不具备相关经验、人才和基础设施条件，光凭热情是无法将企业办好的。”李东荣表示，“互联网+普惠金融”这一新出路势必带来新挑战，当前要义是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注重风险防范和治理，将行业“害群之马”坚决清理出去。
普惠金融是世界难题
《财经国家周刊》：推进普惠金融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同时也是个全球性难题。你对此怎么看？
李东荣：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银行从事货币信贷工作，曾经还与国家扶贫办的同志一起组织推动农村信贷工作。30多年前，我最早接触的贷款业务就是对农村地区的扶贫贴息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贷款以及供销社贷款等，期间接触了很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对农村的金融问题积累了一定认识。
我感到这是一个面临着长期挑战的全球普遍难题。其核心是如何让老百姓得到公平、公正、高效、便捷和便宜的金融服务，全球都在共同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今天谈普惠金融更有现实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将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几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的诸多重要文件中，均出现了“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这三个词。尤其去年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更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而且，金融机构经历了多年探索，在发展普惠金融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路径上均比过去更清晰了。
《财经国家周刊》：这几年，我国普惠金融的推进工作可谓遭遇了颇多困难。在你看来，真正的难点何在？
李东荣：实践中，要真正实现普惠金融，就需要解决一些历史性难题。我认为，全世界普惠金融的难题都离不开以下三点：
第一是金融服务成本高。尤其边远地区、人烟稀少和交通不便的地区，我们传统做法就是设机构、派专人，以及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回到金融的本性上，金融实际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市场产物，所以首先要遵从价值规律、成本核算。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因此天生具有逐利性，必须实现股东回报。当然，金融机构也要讲社会责任，也要整体上考虑社会平衡。正是因此，全球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解决实现普惠金融的高成本问题。
第二是服务效率低。金融机构在大城市相对更好经营，规模大、设施较为先进且员工工作方便，但要深入到具体地域，例如边远地区，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就很难设置先进的设施，影响服务效率。
第三是商业不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组织，金融机构要遵循经济基本规律。如果商业不可持续，即便有一腔热血也难以实现普惠金融，更别谈做深、做扎实了。
早年，我们曾很敬佩孟加拉的“穷人的银行家”——穆罕穆德·尤努斯。他经常到访北京，介绍孟加拉的普惠金融经验。但后期，他的经验模式同样很难持续，也回避不了一些全球性难题。
当下令人欣慰的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实现普惠金融提供了可能的手段和解决思路。我们已经认识到仅靠传统模式是不够的，仅凭热情和愿望也是不够的，要同时结合科学技术和经济规律，才能真正推动普惠金融最终实现。
新出路，也是新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互联网+普惠金融”已然大势所趋。对于互联网如何弥补传统服务模式之不足，你有何看法？
李东荣：现代科学技术尤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发展，实际上正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撑。
例如，传统金融服务首先要设网点、设机构、安排专人。但如果金融交易量达不到一定规模比例，安排专人则很难维持。但在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条件下，这个问题则有可能妥善解决。
当今社会可谓是“无网络，不金融”。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都不可能离开网络和移动网络，网络为金融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普惠金融是我们的共同需求，而互联网金融尤其移动金融是实施普惠金融的有效途径。我们应该通过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每个角落，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得到公平、合理、有效的服务。当前，无论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均积极尝试结合中国国情、运用科学技术来改进金融服务，在努力寻找新出路。
《财经国家周刊》：这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期间需着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李东荣：我个人认为，要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应注意解决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安全性。要警惕一些诈骗者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提供虚假收益的理财产品，骗老百姓的钱。尤其在农村，财富的积攒尤为不易，一个欺诈的理财产品很可能摧毁一个家庭。因此，首先就是解决好安全性问题。金融服务不论是传统手段抑或现代手段，安全是第一位的。要保证老百姓在金融交易中不会轻易被欺诈和产生损失，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就对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便利性。要让金融服务变得更方便、有效、简单，如同“傻瓜相机”般易于操作、便于知晓，尤其要让投资者明白金融产品的基本要素和风险性。要让老百姓拿起手机就能很简单地进行存款、取款、汇款、融资、理财等操作。当然，这也涉及到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问题。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即经济性问题，也就是解决普惠金融成本的可承受性问题，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值当、用得划算。
上述这三方面解决好了，推进普惠金融才可能有新的突破。
《财经国家周刊》：如你所述，安全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至关重要。为此，全新的渠道和模式发展，需要遵从哪些基本原则？
李东荣：全球对于普惠金融与现代通信技术的融合都非常重视。最近G20专门设立了研究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的工作组，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要求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让金融服务为所有人提供便利。结合中国国情，我觉得在前述基础上，还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市场主导，优化政策环境。金融业务毕竟是市场行为，须遵循市场规律，尤其商业性金融机构须考虑商业可持续性。因此，普惠金融要遵循市场原则和市场导向，不能光凭热情。要综合运用我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和互联网产业政策来支持“互联网+普惠金融”。例如，这两年通信运营商降低了宽带费用，将4G宽带服务覆盖面扩大并延伸，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便利老百姓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
二是覆盖基础服务，实现重点突破。要统筹考虑城乡总体发展，使基础金融服务实现全覆盖，即不论是传统网点服务还是新兴技术手段，网络覆盖到哪里，基础金融服务就跟到哪里。例如，针对我国最年轻的地级市——海南三沙市，如果按照传统习惯，这一地级市应具备金融机构的普设机构，因为该市是厅局级单位，按惯例应设立分行一级的机构，比如设立工商银行三沙市分行等。但我们分析发现，该市人口与陆地面积较少，并不一定需要新设很多大型机构，重要的是解决服务覆盖面问题。因此，考虑到通信信号已覆盖了该市，工商银行通过各种电子金融服务机具，也能满足其基本的金融服务需求，节省大量成本并提高了效率。而这，就是现代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网作用于金融服务的体现。
清理“害群之马”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整治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正式成立。一方面要推动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要守住风险底线，你对此有什么具体思路？
李东荣：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推动创新发展是必须的，通过创新能使金融服务更加便利地惠及全国。但风险防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不论企业或个人，投资方或融资方，都必须注重风控。尤其是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不能因过度强调创新而忽视安全防范，导致一些农村企业遭受损失，或者农民个人财产遭受损失。这就需要我国金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身份认证体系的建设，以及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安全的建设，来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康性。
对此，我有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要实现“互联网+普惠金融”，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但是，发展普惠金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各国均有差异，中国若采取肯尼亚和孟加拉等国的模式，恐怕风险会很大。具体到现实国情，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就差异较大。例如，互联网金融企业80%都高度集中在东部6省。因此，要有选择、有区别地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同时，要善于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鼓励各地在互联网金融管理上积极探索。只要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有安全保障的方法，都可以研究和借鉴。
第二，鼓励各类从业机构发展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当今社会已不能相互割据地来发展金融了。我国的电子商务、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互联网企业均各有优势，尤其互联网企业在客户资源方面优势明显。例如，蚂蚁金服的支付宝就黏住了大量客户，拥有很重要的资源。
应该鼓励互联网企业发挥其技术能力和计算资源，鼓励传统银行机构与新型互联网企业发展合作，扩大合作空间。同时，传统金融机构还可以发挥其长期积累的风控经验、管理经验和人才优势，将其比较成熟的经验做法与互联网企业形成良性互补，实现“1+1>2”的效果。
第三，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个好东西，但引导不好，就会让一些动机不纯的“害群之马”影响整个行业。当前，首先要重建市场秩序，因为创新总是走在监管之前，但监管不能过于滞后，监管层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及时补位，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断发酵和扩大。所以，当前重任是通过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把“害群之马”清理出去。
“互联网+普惠金融”发展迅速，首要任务是解决好安全问题。
我认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营较好的企业，具备良好的动机和管理实力，能实现较好的风控和市场效应;第二类是发展动机良好但自身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内部风控、管理资源或资金实力有限，需要加强教育和帮助，夯实内部基础。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和热情，希望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实现企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但金融是特殊产业，需要诸多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倘若不具备相关经验、人才和基础设施条件，光凭热情是不行的。第三类，就是一些动机不纯的企业，借互联网金融的东风来非法集资等，妄图实现个人发横财等私欲，必须坚决清理出去。
第四，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移动金融。移动金融被全球公认为移动互联网和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两者的双重基因以及服务渠道多、范围广、效率高、适应信息时代条件等特征。当前，一部智能手机基本能实现所有的金融服务，接下去若规划合理、建设得当，现金收付业务、资金融通业务、征信业务和理财业务均可在移动端实现。
在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应注重风险防范和治理。
“十三五”期间“互联网+”和金融如何服务“三农”事业，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当前，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存在“沉不下去”的现象，很多商业银行 “浮”在城镇，农民和小微农企长期融资难、担保难，农村征信市场严重缺失，使得金融机构对“三农”长期敬而远之。但去年以来，诸多互联网、大数据企业相继涌入“三农”领域，尝试以高新科技手段弥补传统金融领域的薄弱环节，击中了普惠“三农”多年以来的诸多痛点。
然而，这些新打法、新出路的本质仍是金融，亟待监管规范使之成为新经济发展动力，也亟待切实防范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尤其是在监管层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普惠金融”也面临着净化和提纯。
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很多人都希望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实现企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但金融是特殊产业，倘若不具备相关经验、人才和基础设施条件，光凭热情是无法将企业办好的。”李东荣表示，“互联网+普惠金融”这一新出路势必带来新挑战，当前要义是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注重风险防范和治理，将行业“害群之马”坚决清理出去。
普惠金融是世界难题
《财经国家周刊》：推进普惠金融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同时也是个全球性难题。你对此怎么看？
李东荣：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银行从事货币信贷工作，曾经还与国家扶贫办的同志一起组织推动农村信贷工作。30多年前，我最早接触的贷款业务就是对农村地区的扶贫贴息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贷款以及供销社贷款等，期间接触了很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对农村的金融问题积累了一定认识。
我感到这是一个面临着长期挑战的全球普遍难题。其核心是如何让老百姓得到公平、公正、高效、便捷和便宜的金融服务，全球都在共同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今天谈普惠金融更有现实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将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几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的诸多重要文件中，均出现了“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这三个词。尤其去年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更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而且，金融机构经历了多年探索，在发展普惠金融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路径上均比过去更清晰了。
《财经国家周刊》：这几年，我国普惠金融的推进工作可谓遭遇了颇多困难。在你看来，真正的难点何在？
李东荣：实践中，要真正实现普惠金融，就需要解决一些历史性难题。我认为，全世界普惠金融的难题都离不开以下三点：
第一是金融服务成本高。尤其边远地区、人烟稀少和交通不便的地区，我们传统做法就是设机构、派专人，以及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回到金融的本性上，金融实际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市场产物，所以首先要遵从价值规律、成本核算。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因此天生具有逐利性，必须实现股东回报。当然，金融机构也要讲社会责任，也要整体上考虑社会平衡。正是因此，全球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解决实现普惠金融的高成本问题。
第二是服务效率低。金融机构在大城市相对更好经营，规模大、设施较为先进且员工工作方便，但要深入到具体地域，例如边远地区，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就很难设置先进的设施，影响服务效率。
第三是商业不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组织，金融机构要遵循经济基本规律。如果商业不可持续，即便有一腔热血也难以实现普惠金融，更别谈做深、做扎实了。
早年，我们曾很敬佩孟加拉的“穷人的银行家”——穆罕穆德·尤努斯。他经常到访北京，介绍孟加拉的普惠金融经验。但后期，他的经验模式同样很难持续，也回避不了一些全球性难题。
当下令人欣慰的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实现普惠金融提供了可能的手段和解决思路。我们已经认识到仅靠传统模式是不够的，仅凭热情和愿望也是不够的，要同时结合科学技术和经济规律，才能真正推动普惠金融最终实现。
新出路，也是新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互联网+普惠金融”已然大势所趋。对于互联网如何弥补传统服务模式之不足，你有何看法？
李东荣：现代科学技术尤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发展，实际上正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撑。
例如，传统金融服务首先要设网点、设机构、安排专人。但如果金融交易量达不到一定规模比例，安排专人则很难维持。但在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条件下，这个问题则有可能妥善解决。
当今社会可谓是“无网络，不金融”。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都不可能离开网络和移动网络，网络为金融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普惠金融是我们的共同需求，而互联网金融尤其移动金融是实施普惠金融的有效途径。我们应该通过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每个角落，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得到公平、合理、有效的服务。当前，无论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均积极尝试结合中国国情、运用科学技术来改进金融服务，在努力寻找新出路。
《财经国家周刊》：这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期间需着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李东荣：我个人认为，要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应注意解决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安全性。要警惕一些诈骗者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提供虚假收益的理财产品，骗老百姓的钱。尤其在农村，财富的积攒尤为不易，一个欺诈的理财产品很可能摧毁一个家庭。因此，首先就是解决好安全性问题。金融服务不论是传统手段抑或现代手段，安全是第一位的。要保证老百姓在金融交易中不会轻易被欺诈和产生损失，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就对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便利性。要让金融服务变得更方便、有效、简单，如同“傻瓜相机”般易于操作、便于知晓，尤其要让投资者明白金融产品的基本要素和风险性。要让老百姓拿起手机就能很简单地进行存款、取款、汇款、融资、理财等操作。当然，这也涉及到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问题。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即经济性问题，也就是解决普惠金融成本的可承受性问题，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值当、用得划算。
上述这三方面解决好了，推进普惠金融才可能有新的突破。
《财经国家周刊》：如你所述，安全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至关重要。为此，全新的渠道和模式发展，需要遵从哪些基本原则？
李东荣：全球对于普惠金融与现代通信技术的融合都非常重视。最近G20专门设立了研究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的工作组，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要求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让金融服务为所有人提供便利。结合中国国情，我觉得在前述基础上，还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市场主导，优化政策环境。金融业务毕竟是市场行为，须遵循市场规律，尤其商业性金融机构须考虑商业可持续性。因此，普惠金融要遵循市场原则和市场导向，不能光凭热情。要综合运用我国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和互联网产业政策来支持“互联网+普惠金融”。例如，这两年通信运营商降低了宽带费用，将4G宽带服务覆盖面扩大并延伸，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便利老百姓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
二是覆盖基础服务，实现重点突破。要统筹考虑城乡总体发展，使基础金融服务实现全覆盖，即不论是传统网点服务还是新兴技术手段，网络覆盖到哪里，基础金融服务就跟到哪里。例如，针对我国最年轻的地级市——海南三沙市，如果按照传统习惯，这一地级市应具备金融机构的普设机构，因为该市是厅局级单位，按惯例应设立分行一级的机构，比如设立工商银行三沙市分行等。但我们分析发现，该市人口与陆地面积较少，并不一定需要新设很多大型机构，重要的是解决服务覆盖面问题。因此，考虑到通信信号已覆盖了该市，工商银行通过各种电子金融服务机具，也能满足其基本的金融服务需求，节省大量成本并提高了效率。而这，就是现代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网作用于金融服务的体现。
清理“害群之马”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整治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正式成立。一方面要推动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要守住风险底线，你对此有什么具体思路？
李东荣：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推动创新发展是必须的，通过创新能使金融服务更加便利地惠及全国。但风险防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不论企业或个人，投资方或融资方，都必须注重风控。尤其是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不能因过度强调创新而忽视安全防范，导致一些农村企业遭受损失，或者农民个人财产遭受损失。这就需要我国金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身份认证体系的建设，以及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安全的建设，来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康性。
对此，我有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要实现“互联网+普惠金融”，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但是，发展普惠金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各国均有差异，中国若采取肯尼亚和孟加拉等国的模式，恐怕风险会很大。具体到现实国情，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就差异较大。例如，互联网金融企业80%都高度集中在东部6省。因此，要有选择、有区别地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同时，要善于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鼓励各地在互联网金融管理上积极探索。只要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有安全保障的方法，都可以研究和借鉴。
第二，鼓励各类从业机构发展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当今社会已不能相互割据地来发展金融了。我国的电子商务、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互联网企业均各有优势，尤其互联网企业在客户资源方面优势明显。例如，蚂蚁金服的支付宝就黏住了大量客户，拥有很重要的资源。
应该鼓励互联网企业发挥其技术能力和计算资源，鼓励传统银行机构与新型互联网企业发展合作，扩大合作空间。同时，传统金融机构还可以发挥其长期积累的风控经验、管理经验和人才优势，将其比较成熟的经验做法与互联网企业形成良性互补，实现“1+1>2”的效果。
第三，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个好东西，但引导不好，就会让一些动机不纯的“害群之马”影响整个行业。当前，首先要重建市场秩序，因为创新总是走在监管之前，但监管不能过于滞后，监管层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及时补位，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断发酵和扩大。所以，当前重任是通过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把“害群之马”清理出去。
我认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营较好的企业，具备良好的动机和管理实力，能实现较好的风控和市场效应;第二类是发展动机良好但自身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内部风控、管理资源或资金实力有限，需要加强教育和帮助，夯实内部基础。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和热情，希望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实现企业和行业的高速发展，但金融是特殊产业，需要诸多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倘若不具备相关经验、人才和基础设施条件，光凭热情是不行的。第三类，就是一些动机不纯的企业，借互联网金融的东风来非法集资等，妄图实现个人发横财等私欲，必须坚决清理出去。
第四，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移动金融。移动金融被全球公认为移动互联网和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两者的双重基因以及服务渠道多、范围广、效率高、适应信息时代条件等特征。当前，一部智能手机基本能实现所有的金融服务，接下去若规划合理、建设得当，现金收付业务、资金融通业务、征信业务和理财业务均可在移动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