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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忧患意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在尧舜禹时期就初现端倪。本文从学界对忧患意识的形成时间入手，通过对尧舜禹时期、夏朝、商朝时期的忧患意识进行分析，梳理忧患意识的源流，并总结忧患意识的内涵。
【关键词】 忧患意识;传说时期;夏商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5-0050-02
“忧患意识”这一概念最早由徐复观先生提出，他指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1]。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忧患意识历代相传，时至今日，忧患意识对我们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有指导作用，在党和国家建设方面也有重要意义。虽然“忧患意识”这一概念在当代才提出，但“忧患意识”的形成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一、学界对忧患意识形成时间的看法
关于忧患意识的形成时间，学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认为在人类的群居选择是忧患意识指导作用。[2]王灿提出忧患意识是自尧舜禹时期不断发展演变。[3]陈智勇认为在夏商时期就存在着忧患意识，如“五子之歌”“汤祷雨于社”以及“盘庚迁殷”都體现了他们各自的忧患意识，但也同样认为此时的忧患意识带有强烈地宗教气息，记载较少，人物形象和表现不明显。[4]徐复观先生则认为忧患意识形成于殷末周初，认为忧患意识源于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复杂的处境，学界也多持这种观点。
严复认为忧患意识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没有区分忧患与痛苦、惧怕之间的区别，人走向群体到底是自我反思的忧患抉择还是由于恐惧而被迫的决定是难以断定的。尧舜禹时期、夏商时期的忧患则记载较少，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对于天的崇拜比较浓厚。从字源形成来看，“忧”的古字为“?”是个会意字，最早见于金文。古时人们认为心是主思想的器官，页则和脸相像，该字意为心中忧愁反映到脸上。“患”字意为担心，与忧字相近。周伐殷获胜之后并没有像胜利者一样大肆庆祝，反而是有了深深的忧患，如：“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5]（《尚书·大诰》）、“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6]（《尚书·君奭》）这些西周早期的资料都可以表明，西周的统治者已有浓重的忧患意识。
殷末周初是神本向人本转向的人文思潮时期，殷商时代的宗教氛围非常浓厚。殷人认为天或上帝支配者一切的事物，殷人对天有崇拜、敬畏等意识。在殷商时期，殷人的祭祀活动较多，且人殉较多都表现出殷人对天的尊崇，可以说商王朝是一个神本社会。而周王朝不同，周人以殷失天命为鉴，从纣王的失德与文王的有德相对比，逐渐从殷人尊鬼事神的迷信中走出转向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周人以人殉为非礼而取消人殉，对待俘虏不再是用以人殉以事天，而是将其作为劳动力，并且在祭祀活动中，不再是像殷人一样以几百上千头牲畜来祭祀，而是用一头牛或一头羊作牺牲。所以，从商到周不仅是牧野之战的胜利，更是小邦周在意识形态上对天邑商的胜利。忧患意识的形成时间最晚不会超过殷末周初，但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只是忧患意识在殷末周初尤为凸显。
二、忧患意识源流分析
（一）尧舜禹传说时期的忧患意识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就是忧患意识的表现。《尚书·尧典》中记载“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7]尧在位已久，想要寻找有德之人来继承自己的帝位。尧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是想要选择有德之人，希望能将天下治理好。尧对于天下治理的忧患由此显现，其后舜禅让于禹，禹禅让于皋陶、益亦都是出于对天下治理的忧患。虽然顾颉刚先生提出《尧典》《皋陶谟》《禹贡》是战国到秦汉间的伪作，但尧舜禹的禅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徐中舒先生曾撰写专文肯定尧舜禹禅让传说的合理历史内核，指出“所谓禅让制度，本质上就是原始社会的推选制度。”[8]尽管尧舜禹时期的具体事件距今较远，文字记载过分夸大粉饰且难以考证，但禅让是原始社会的推选制度这一观点还是比较可信的。
（二）夏朝时期的忧患意识
夏朝时期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对大禹治国的追述之中。《尚书·五子之歌》是太康的五个兄弟追述先祖大禹的告诫对太康失国的指责。其中饱含着忧患意识，如“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9]这句话是说人有过失，不能等到民众的怨恨表现出来才知道悔改，要时刻忧患。对待民众就像是用腐烂的绳子驾驭六匹马一样，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10]沉迷于美色、游猎、美酒、音乐，耗费民财民力于宫墙绘饰，沾染上任何一项都会导致灭亡。尽管太康失国已是既定事实，此时的忧患像是无用之功。但总体来说，大禹的告诫早已存在，太康没有秉持“朽索驭六马”的小心谨慎，没有以忧患意识来治理国家，导致失国，忧患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商朝时期的忧患意识
商朝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在商汤和盘庚身上。《吕氏春秋·顺民》详细记载了“汤祷雨于社”的典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有敏，使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11]这个典故是说商汤执政时期连日干旱，收成不佳，商汤以自身为质祈祷上天只把罪责降临在自己身上。这一典故最早出现在《墨子》一书中，墨子将其作为商汤兼爱的体现来论证自己的兼爱思想。商汤祈祷上天能够改变这种现象表现出他对民众生活的关心，对自我责任的承担。通过这一典故可以看出商朝时期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但同时也有忧患思想的存在。 盘庚是商朝较为出色的帝王，《史记·殷本纪》有“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12]《尚书·盘庚》三篇记载了“盘庚迁殷”的典故。从忧患意识的发生机制来看，忧患是对当下形势的前瞻性预测，当危机即将到来，忧患意识可以让我们早做打算，及早地进行安排以避免损失。但并不是只有处于困境时才有忧患思考。《系辞传》解释否卦九五爻辞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13]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不断发生转变。所以处于顺境时，也要保持警惕，防止事物向反面发展。盘庚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其迁都的原因之中。
关于盘庚迁都的原因，《尚书·盘庚》中有“殷降大虐”“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吊由灵各”[14]。即迁都的原因为民众流离失所、上帝的命令、占卜的结果。在迁都至殷地之后，有“民不适有居”的情况。如果是因为自然原因导致民众流离失所，那么迁都就应是必然之举。而迁都引起了民众、贵族的反对，所以“今我民用荡析离居”中的“民”与“民不适有居”的“民”不是同一个群体。关于这一问题，杨升南先生认为乃是商人迁徙以后“被放弃的地区内长处于异族威胁下的“民”，实非奄地之“民 ”[15]。如此一来，盘庚迁殷的目的不是为了躲避自然灾害，而是有其自我的前瞻性规划。金景芳先生说：“盘庚迁殷很可能是抱有进取的雄心。殷墟卜辞武丁时代所征伐的方国多在豫北、晋南可作为间接的佐证。”[15]奄地位于商朝统治的东南，难以辐射整个国土范围。所以盘庚迁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以殷地这一中间位置来辐射整个国土范围，首先护佑效忠于商王朝的民众，其次进行领土扩张。可以说盘庚迁殷是他对商王朝发展的忧患，偏居一隅，久而久之就难以“厎绥四方”。盘庚迁殷后的二百七十三年，商王朝未有迁都，也证明了盘庚迁殷的战略正确性。
三、结语
忧患意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诚然西周初期的忧患意识记载丰富、涵盖广泛，是“人的精神的觉醒”，具有非凡的研究意义。然而，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通过选择有德之人来推举部落首领体现出传说时期的贤人为部落发展的忧患。夏朝时期以大禹治国理念为戒体现出他们对国家治理的忧患。商朝时期，通过商汤对责任的承担，盘庚迁殷的远见卓识体现出来。总的来说，每个时期的忧患意识都有不同的表现。尽管西周之前的社会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但处于宗教中的个体不是肆意妄为，而是按照一定的章法来行事，承担自己的责任。只是由于传世文献较少，导致我们难以展开对这些内容的深入研究。所以，忧患意识是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对远超出自身利益的事务提出的防止事物向相反方向发展的一种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夏乃儒.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3）：81-87.
[3]王灿.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0（05）：24-26.
[4]陈智勇.论夏商时期的忧患意识[J].殷都学刊，2001，（01）：36-39.
[5][6][7][9][10][14]（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徐中舒.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J].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Z1）：115-128.
[11]（戰国）吕不韦编，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3]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刘义峰.《尚书·盘庚》与盘庚之政[J].殷都学刊，2009，30（04）：5-8.
【关键词】 忧患意识;传说时期;夏商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5-0050-02
“忧患意识”这一概念最早由徐复观先生提出，他指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1]。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忧患意识历代相传，时至今日，忧患意识对我们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有指导作用，在党和国家建设方面也有重要意义。虽然“忧患意识”这一概念在当代才提出，但“忧患意识”的形成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一、学界对忧患意识形成时间的看法
关于忧患意识的形成时间，学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认为在人类的群居选择是忧患意识指导作用。[2]王灿提出忧患意识是自尧舜禹时期不断发展演变。[3]陈智勇认为在夏商时期就存在着忧患意识，如“五子之歌”“汤祷雨于社”以及“盘庚迁殷”都體现了他们各自的忧患意识，但也同样认为此时的忧患意识带有强烈地宗教气息，记载较少，人物形象和表现不明显。[4]徐复观先生则认为忧患意识形成于殷末周初，认为忧患意识源于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复杂的处境，学界也多持这种观点。
严复认为忧患意识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没有区分忧患与痛苦、惧怕之间的区别，人走向群体到底是自我反思的忧患抉择还是由于恐惧而被迫的决定是难以断定的。尧舜禹时期、夏商时期的忧患则记载较少，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对于天的崇拜比较浓厚。从字源形成来看，“忧”的古字为“?”是个会意字，最早见于金文。古时人们认为心是主思想的器官，页则和脸相像，该字意为心中忧愁反映到脸上。“患”字意为担心，与忧字相近。周伐殷获胜之后并没有像胜利者一样大肆庆祝，反而是有了深深的忧患，如：“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5]（《尚书·大诰》）、“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6]（《尚书·君奭》）这些西周早期的资料都可以表明，西周的统治者已有浓重的忧患意识。
殷末周初是神本向人本转向的人文思潮时期，殷商时代的宗教氛围非常浓厚。殷人认为天或上帝支配者一切的事物，殷人对天有崇拜、敬畏等意识。在殷商时期，殷人的祭祀活动较多，且人殉较多都表现出殷人对天的尊崇，可以说商王朝是一个神本社会。而周王朝不同，周人以殷失天命为鉴，从纣王的失德与文王的有德相对比，逐渐从殷人尊鬼事神的迷信中走出转向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周人以人殉为非礼而取消人殉，对待俘虏不再是用以人殉以事天，而是将其作为劳动力，并且在祭祀活动中，不再是像殷人一样以几百上千头牲畜来祭祀，而是用一头牛或一头羊作牺牲。所以，从商到周不仅是牧野之战的胜利，更是小邦周在意识形态上对天邑商的胜利。忧患意识的形成时间最晚不会超过殷末周初，但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只是忧患意识在殷末周初尤为凸显。
二、忧患意识源流分析
（一）尧舜禹传说时期的忧患意识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就是忧患意识的表现。《尚书·尧典》中记载“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7]尧在位已久，想要寻找有德之人来继承自己的帝位。尧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是想要选择有德之人，希望能将天下治理好。尧对于天下治理的忧患由此显现，其后舜禅让于禹，禹禅让于皋陶、益亦都是出于对天下治理的忧患。虽然顾颉刚先生提出《尧典》《皋陶谟》《禹贡》是战国到秦汉间的伪作，但尧舜禹的禅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徐中舒先生曾撰写专文肯定尧舜禹禅让传说的合理历史内核，指出“所谓禅让制度，本质上就是原始社会的推选制度。”[8]尽管尧舜禹时期的具体事件距今较远，文字记载过分夸大粉饰且难以考证，但禅让是原始社会的推选制度这一观点还是比较可信的。
（二）夏朝时期的忧患意识
夏朝时期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对大禹治国的追述之中。《尚书·五子之歌》是太康的五个兄弟追述先祖大禹的告诫对太康失国的指责。其中饱含着忧患意识，如“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9]这句话是说人有过失，不能等到民众的怨恨表现出来才知道悔改，要时刻忧患。对待民众就像是用腐烂的绳子驾驭六匹马一样，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10]沉迷于美色、游猎、美酒、音乐，耗费民财民力于宫墙绘饰，沾染上任何一项都会导致灭亡。尽管太康失国已是既定事实，此时的忧患像是无用之功。但总体来说，大禹的告诫早已存在，太康没有秉持“朽索驭六马”的小心谨慎，没有以忧患意识来治理国家，导致失国，忧患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商朝时期的忧患意识
商朝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在商汤和盘庚身上。《吕氏春秋·顺民》详细记载了“汤祷雨于社”的典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有敏，使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11]这个典故是说商汤执政时期连日干旱，收成不佳，商汤以自身为质祈祷上天只把罪责降临在自己身上。这一典故最早出现在《墨子》一书中，墨子将其作为商汤兼爱的体现来论证自己的兼爱思想。商汤祈祷上天能够改变这种现象表现出他对民众生活的关心，对自我责任的承担。通过这一典故可以看出商朝时期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但同时也有忧患思想的存在。 盘庚是商朝较为出色的帝王，《史记·殷本纪》有“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12]《尚书·盘庚》三篇记载了“盘庚迁殷”的典故。从忧患意识的发生机制来看，忧患是对当下形势的前瞻性预测，当危机即将到来，忧患意识可以让我们早做打算，及早地进行安排以避免损失。但并不是只有处于困境时才有忧患思考。《系辞传》解释否卦九五爻辞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13]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不断发生转变。所以处于顺境时，也要保持警惕，防止事物向反面发展。盘庚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其迁都的原因之中。
关于盘庚迁都的原因，《尚书·盘庚》中有“殷降大虐”“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吊由灵各”[14]。即迁都的原因为民众流离失所、上帝的命令、占卜的结果。在迁都至殷地之后，有“民不适有居”的情况。如果是因为自然原因导致民众流离失所，那么迁都就应是必然之举。而迁都引起了民众、贵族的反对，所以“今我民用荡析离居”中的“民”与“民不适有居”的“民”不是同一个群体。关于这一问题，杨升南先生认为乃是商人迁徙以后“被放弃的地区内长处于异族威胁下的“民”，实非奄地之“民 ”[15]。如此一来，盘庚迁殷的目的不是为了躲避自然灾害，而是有其自我的前瞻性规划。金景芳先生说：“盘庚迁殷很可能是抱有进取的雄心。殷墟卜辞武丁时代所征伐的方国多在豫北、晋南可作为间接的佐证。”[15]奄地位于商朝统治的东南，难以辐射整个国土范围。所以盘庚迁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以殷地这一中间位置来辐射整个国土范围，首先护佑效忠于商王朝的民众，其次进行领土扩张。可以说盘庚迁殷是他对商王朝发展的忧患，偏居一隅，久而久之就难以“厎绥四方”。盘庚迁殷后的二百七十三年，商王朝未有迁都，也证明了盘庚迁殷的战略正确性。
三、结语
忧患意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诚然西周初期的忧患意识记载丰富、涵盖广泛，是“人的精神的觉醒”，具有非凡的研究意义。然而，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通过选择有德之人来推举部落首领体现出传说时期的贤人为部落发展的忧患。夏朝时期以大禹治国理念为戒体现出他们对国家治理的忧患。商朝时期，通过商汤对责任的承担，盘庚迁殷的远见卓识体现出来。总的来说，每个时期的忧患意识都有不同的表现。尽管西周之前的社会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但处于宗教中的个体不是肆意妄为，而是按照一定的章法来行事，承担自己的责任。只是由于传世文献较少，导致我们难以展开对这些内容的深入研究。所以，忧患意识是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对远超出自身利益的事务提出的防止事物向相反方向发展的一种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夏乃儒.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3）：81-87.
[3]王灿.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0（05）：24-26.
[4]陈智勇.论夏商时期的忧患意识[J].殷都学刊，2001，（01）：36-39.
[5][6][7][9][10][14]（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徐中舒.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J].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Z1）：115-128.
[11]（戰国）吕不韦编，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3]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刘义峰.《尚书·盘庚》与盘庚之政[J].殷都学刊，2009，30（0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