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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农业不仅面临粮食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的沉重压力，还面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土地自然力可持续性，发展低碳农业的新挑战。因而，梳理国内外农业支持政策方面的相关文献，总结其特点和研究前景，对于在低碳经济视角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会提供良好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构建；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005-03
一、关于农业支持政策问题
（一）国外的研究
1.对农业支持政策重要性的认识。对农业重要性以及支持政策重要性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色诺芬在其代表作《居鲁士的教育》和《经济论》中，反复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与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1]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的思想。魁奈在其《谷物论》中提出：“问题在于这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耕作者以利润。”[2]他在划分社会等级时，把农业生产者看作生产阶级，把从事商业和工业的人看成是非生产阶级，充分说明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高度重视。
2.对农业补贴政策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农业保护主义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潮流，农业补贴问题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美国《1933年农业调整法》拉开了政府对农业进行长期高强度补贴的序幕[2]。1962年的欧洲共同体开始实施其共同的农业政策价格支持和出口补贴逐渐成为共同农业政策的核心，同时还对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来扶持农业生产，此举对欧洲共同体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产生了贸易扭曲效应。因此欧美国家在农业补贴的问题上开始了长期的争论与沖突。因此一般认为，学术界从这一时期才开始真正把农业补贴作为一个专门的范畴进行规范研究。
（二）国内的研究
1.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邓小平在指导经济建设时，多次强调:“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3]要求“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4]，指出“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4]“农业始终是战略产业，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质，必须抓得很紧很紧，任何时候都松懈不得。”“[5]现代学者从粮食安全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政治安全等角度对其重要性进行论述。其中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主要粮食品种能够自给自足,短期内,国内粮价可以抵挡国际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但中国粮食供应并不是高枕无忧,尤其在国内粮食生产形势悄悄发生变化,有利条件减少,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粮食安全存在的隐患,应该引起重视[6]。卢锋则对中国粮食状况很乐观,认为“从数据看来，我没有感到现在是世界末日。”[7]甘宣明、刘荷认为粮食不仅是每个人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稳定市场、保证国家建设的重要物资[8]。
2.对农业补贴政策的认识。中国农业补贴政策起步较晚，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专家们对该不该补贴农业这一核心问题的认识存在着意见分歧。大多数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应予以适度的补贴与支持。如刘畅提出：根据国际经验，粮食生产补贴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共同发展的起点。60年前的美国、40年前的日本都曾站在这一起点上，完成了国家经济的腾飞[9]。李玉珠的“中国农业需要适度的保护”[10]
（三）评述
其一，关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农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支撑作用，农业对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性作用，农业对增加社会福利，农业对人类生存发展，农业对社会安定和国家政治安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二，关于粮食生产补贴，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应当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从效率的角度、从国家产业布局的角度进行论证。
二、关于土地养护支持政策问题
（一）国外的研究
1.土地养护的重要性。萨伊认为“土地有能力改变许多物质，是他们适应人类使用。没有土地，他们便对人们没有用处，因为我们吃的五谷、果子与蔬菜，和我们用以制造房屋、船只与家具以及作为取暖燃料的树林，都是由土地提供滋养料或帮助生长的液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中劳动的二重性时，写道：“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11]说明他和配第一样承认土地、自然力的重要作用。现代学者，基于对土地污染、土地质量下降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纷纷提出国家要出资，保护土地，实行生态补偿。
2.关于土壤肥力及土地报酬的认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是最早提出土地报酬递减的人，他说：“法国一切收入的减少是由于土地的收益不论是在产品的售价上还是在产量上都已经下降。”[12]马歇尔分析了土地报酬的变动规律，认为土地报酬存在递减和递增两种可能，而在土地已经充分利用而人口压力不断增加的国家，土地报酬递减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在分析级差地租时，论述了自然肥力，认为“撇开气候等要素不说，自然肥力的差别是由表层土壤的化学成分的差别，也就是由表层土壤所含植物养分的差别形成的。”[13]指出土地肥力从经济学的角度，“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提出了“用化学的方法或用机械的方法，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13]。
（二）国内的研究
1.中国的人地情结。中共的“八七”会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赵桂慎认为“国土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条件，是物质和能量源泉的载体”[14]唐健，陈志刚，赵小风，黄贤金等认为粮食的供给主要受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资源与技术、扶持政策等多种影响因素制约。因此，得出有必要严格保护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结论，并论证了中国近年来耕地红线政策的重要。茅于轼则认为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进而得出中国耕地保护是特定于耕地数量的严格控制，是与粮食安全的绝对“捆绑”。政府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极为有害的[15]。
2.对土壤肥力差异和改善土壤的认识。邓子恢认识到土地肥力及其报酬的差异表现在他提出的农业生产“因地制宜”[16]思想。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除了土壤存在自然肥力差异以外，人为因素也会对土壤肥力造成影响并提出一系列旨在改善土地肥力的方法主张。叶艳妹、吴次芳等就认为人类对农地的整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对害虫的转移作用，并且不利于农业生态稳定和农业改善环境能力的发挥。提出了集中村庄、迁移坟地、平整田块，使林木成网、路渠配套，进而实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的生态保育型农地整理模式[17]。罗吉文在低碳农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指出了通过免耕、合理轮作、合理施肥等措施实现土壤碳汇，以增加土壤肥力的思路[18]。
（三）评述
其一，关于土地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国内外学者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中隐含着自然力，土地是恒产，土地关系到政治稳定等方面研究得出土地在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其二，关于土地肥力及土地报酬，认识到了不同土地间存在着肥力差别和同样的土地会因为自然或是人为原因产生肥力变化。
三、关于应对气候环境灾害方面的支持政策问题
（一）国外的研究
1.关于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关系。斯密认为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需代价，它的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它的价值。农业最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不如说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19]。1962年美国的生态学家卡尔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指出了生物界和人类面临的环境气候威胁，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也在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20]。1991年国际粮农组织在荷兰会议上发表了《登博斯宣言》，提出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针对酸雨等环境问题，泽博特研究表明环境对污染物的容纳能力是一个常量，这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极限[21]。
2.关于气候环境恶化原因及治理的认识。科斯、德姆塞茨等国外的现代制度经济学者认为应通过规定产权和交易费用等方法对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行治理[22]。庇古在探讨环境的外部性后，指出用庇古税和规定产权的方式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治理[23]。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预示了循环型农业是应对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等问题的发展模式。克拉克于1973年强调了可更新资源生产对缓解气候环境压力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可更新资源生产的理论基础[24]。曼昆认为“市场价格使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极限。”[25]梅朵斯在其《增长极限》一书中说，如果我们能平衡长期和短期发展目标，强调生活质量、公平和满足，采取合理的经济环境政策，运用技术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就可以超越极限[26]。
（二）国内的研究
1.气候环境在农业中重要性的认识。中国是农业大国，气候环境灾害的重要内容，很早就得到重视。王军认为“农业系统是一个由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所组成的复杂的、开放的复合系统。其中农业生态系统是由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一定空间内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农业经济系统是由农业生产系统和农业生产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27]黄人杰认为农業和环境状况密不可分，自然资源的退化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加剧了农业面对风险的脆弱性，而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使用也造成大量经济损失[28]。
2.关于气候环境的改善及灾害的治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百姓心中根深蒂固。杭州著名的“苏堤”证明了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把水利事业视作“事关兴运”的大事。王安石在他的新法中，着重提出一条“农田水利法”，将单纯的议论变成实施的法令。他的这种观点到了大兴水利的南宋，更是得到更多人的响应。如陈蓍青在《■窗集·奏请急水利疏》中说“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陈亮在《龙川文集·问答下》中的“衣则成人，水则成田”深刻说明水利的重要性[29]。颜加勇指出，面对现代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应“强化水资源保护，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水污染，加强水利建设。”[30]
（三）评述
其一，关于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国内外学者指出了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其二，关于气候环境灾害治理，国内外学者提出了通过将外部影响内部化、教育、告知、政府投资、规定产权、税收限制、减少人口等政策建议。
四、研究前景与展望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和时代需求，在古代，粮食安全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制约因素，所以以粮食安全为主要政策目的的政策就是最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在土地矛盾突出的时代，土地政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农业政策的主要方向；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又需要把越来越多的政策重心调整到关于环境保护上来。学者对关于影响农业生产的等自然环境因素的政策研究不断增多，并且对相关自然环境的研究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最初的单纯地从土地政策的研究到后来增加了对水利问题的研究，再到现在的范围更广泛的对包括土地、水、气候等整个环境政策的研究。而如今，在面临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世界各国纷纷参与到拯救地球的国际行动，低碳经济盛行的大背景下，今后对于农业支持政策的研究应低碳领域致力于：1）把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业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综合考虑。并加强政策对农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中碳排放的控制。2）在低碳农业政策研究中充分考虑自然关系和经济关系，实现自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和谐统一。3）在政策研究中，注重加强农业低碳技术和农业低碳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增强在国际低碳谈判权的同时提高自身低碳技术的硬实力。
参考文献：
[1]色诺芬.经济论[M].北京:生物印书馆,1961:1.
[2]李超民.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以美国《1933年农业调整法》为例[J].济南大学学报,2001,(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7-355.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406.
[5]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20.
[6]林毅夫.必须重视粮食安全患[J].江苏农村经济,2008,(5).
[7]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粮价还要涨两年(图)[EB/OL].http://www.
ce.cn/cysc/agriculture/gdxw/200804/24/t20080424_15263577.shtml.
[8]甘宣明,刘荷.我国粮食安全现状及对策的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0,(1).
[9]刘畅.两会共识:工业应该反哺农业了[J].中国青年报,2003-03-18.
[10]李玉珠.中国农业需要适度的保护[J].中国农民,1993,(10).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7.
[12]布阿吉尔贝尔.布阿吉尔贝尔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3.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33.
[14]赵桂慎.生态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55.
[15]唐健,陈志刚,赵小风,黄贤金.论中国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J].中国土地科学,2009,(3).
[16]新华半月刊,1957,(23):160.
[17]叶艳妹,吴次芳,黄鸿鸿.农地整理工程对农田生态的影响及其生态环境保育型模式设计[J].农业工程学报,2001,(5).
[18]罗吉文.低碳农业发展模式探析[J].生态经济,2010,(12).
[19]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52.
[20]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406.
[21]Nentjes A.(1989).An Environmental Policy for Sustainable Growth.Paper IIFFF 45th congress,Buenos Aires.
[22]洪盛.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3]庇古.福利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4]克拉克·C·W.数学生物经济学[M].北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144-147.
[25]曼昆.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51.
[26]Meadows·H.Donelk etal.(1992).Beyond the limites[M].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imited.
[27]王军.循环经济的理论与研究方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290.
[28]黄人杰.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J].产业观察,2009,(3):125-127.
[29]陈勇勤.中国经济思想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161.
[30]颜加勇.水资源约束下的我国粮食安全的路径选择[J].生态经济,2010,(12).
关键词：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构建；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005-03
一、关于农业支持政策问题
（一）国外的研究
1.对农业支持政策重要性的认识。对农业重要性以及支持政策重要性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色诺芬在其代表作《居鲁士的教育》和《经济论》中，反复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与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1]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的思想。魁奈在其《谷物论》中提出：“问题在于这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耕作者以利润。”[2]他在划分社会等级时，把农业生产者看作生产阶级，把从事商业和工业的人看成是非生产阶级，充分说明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高度重视。
2.对农业补贴政策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农业保护主义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潮流，农业补贴问题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美国《1933年农业调整法》拉开了政府对农业进行长期高强度补贴的序幕[2]。1962年的欧洲共同体开始实施其共同的农业政策价格支持和出口补贴逐渐成为共同农业政策的核心，同时还对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来扶持农业生产，此举对欧洲共同体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产生了贸易扭曲效应。因此欧美国家在农业补贴的问题上开始了长期的争论与沖突。因此一般认为，学术界从这一时期才开始真正把农业补贴作为一个专门的范畴进行规范研究。
（二）国内的研究
1.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邓小平在指导经济建设时，多次强调:“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3]要求“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4]，指出“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4]“农业始终是战略产业，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质，必须抓得很紧很紧，任何时候都松懈不得。”“[5]现代学者从粮食安全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政治安全等角度对其重要性进行论述。其中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主要粮食品种能够自给自足,短期内,国内粮价可以抵挡国际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但中国粮食供应并不是高枕无忧,尤其在国内粮食生产形势悄悄发生变化,有利条件减少,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粮食安全存在的隐患,应该引起重视[6]。卢锋则对中国粮食状况很乐观,认为“从数据看来，我没有感到现在是世界末日。”[7]甘宣明、刘荷认为粮食不仅是每个人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稳定市场、保证国家建设的重要物资[8]。
2.对农业补贴政策的认识。中国农业补贴政策起步较晚，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专家们对该不该补贴农业这一核心问题的认识存在着意见分歧。大多数专家学者比较一致的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应予以适度的补贴与支持。如刘畅提出：根据国际经验，粮食生产补贴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共同发展的起点。60年前的美国、40年前的日本都曾站在这一起点上，完成了国家经济的腾飞[9]。李玉珠的“中国农业需要适度的保护”[10]
（三）评述
其一，关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农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支撑作用，农业对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性作用，农业对增加社会福利，农业对人类生存发展，农业对社会安定和国家政治安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二，关于粮食生产补贴，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应当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从效率的角度、从国家产业布局的角度进行论证。
二、关于土地养护支持政策问题
（一）国外的研究
1.土地养护的重要性。萨伊认为“土地有能力改变许多物质，是他们适应人类使用。没有土地，他们便对人们没有用处，因为我们吃的五谷、果子与蔬菜，和我们用以制造房屋、船只与家具以及作为取暖燃料的树林，都是由土地提供滋养料或帮助生长的液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中劳动的二重性时，写道：“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11]说明他和配第一样承认土地、自然力的重要作用。现代学者，基于对土地污染、土地质量下降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纷纷提出国家要出资，保护土地，实行生态补偿。
2.关于土壤肥力及土地报酬的认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是最早提出土地报酬递减的人，他说：“法国一切收入的减少是由于土地的收益不论是在产品的售价上还是在产量上都已经下降。”[12]马歇尔分析了土地报酬的变动规律，认为土地报酬存在递减和递增两种可能，而在土地已经充分利用而人口压力不断增加的国家，土地报酬递减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在分析级差地租时，论述了自然肥力，认为“撇开气候等要素不说，自然肥力的差别是由表层土壤的化学成分的差别，也就是由表层土壤所含植物养分的差别形成的。”[13]指出土地肥力从经济学的角度，“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提出了“用化学的方法或用机械的方法，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13]。
（二）国内的研究
1.中国的人地情结。中共的“八七”会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赵桂慎认为“国土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条件，是物质和能量源泉的载体”[14]唐健，陈志刚，赵小风，黄贤金等认为粮食的供给主要受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资源与技术、扶持政策等多种影响因素制约。因此，得出有必要严格保护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结论，并论证了中国近年来耕地红线政策的重要。茅于轼则认为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进而得出中国耕地保护是特定于耕地数量的严格控制，是与粮食安全的绝对“捆绑”。政府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极为有害的[15]。
2.对土壤肥力差异和改善土壤的认识。邓子恢认识到土地肥力及其报酬的差异表现在他提出的农业生产“因地制宜”[16]思想。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除了土壤存在自然肥力差异以外，人为因素也会对土壤肥力造成影响并提出一系列旨在改善土地肥力的方法主张。叶艳妹、吴次芳等就认为人类对农地的整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对害虫的转移作用，并且不利于农业生态稳定和农业改善环境能力的发挥。提出了集中村庄、迁移坟地、平整田块，使林木成网、路渠配套，进而实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的生态保育型农地整理模式[17]。罗吉文在低碳农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指出了通过免耕、合理轮作、合理施肥等措施实现土壤碳汇，以增加土壤肥力的思路[18]。
（三）评述
其一，关于土地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国内外学者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中隐含着自然力，土地是恒产，土地关系到政治稳定等方面研究得出土地在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其二，关于土地肥力及土地报酬，认识到了不同土地间存在着肥力差别和同样的土地会因为自然或是人为原因产生肥力变化。
三、关于应对气候环境灾害方面的支持政策问题
（一）国外的研究
1.关于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关系。斯密认为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需代价，它的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它的价值。农业最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不如说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19]。1962年美国的生态学家卡尔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指出了生物界和人类面临的环境气候威胁，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也在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20]。1991年国际粮农组织在荷兰会议上发表了《登博斯宣言》，提出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针对酸雨等环境问题，泽博特研究表明环境对污染物的容纳能力是一个常量，这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极限[21]。
2.关于气候环境恶化原因及治理的认识。科斯、德姆塞茨等国外的现代制度经济学者认为应通过规定产权和交易费用等方法对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行治理[22]。庇古在探讨环境的外部性后，指出用庇古税和规定产权的方式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治理[23]。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预示了循环型农业是应对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等问题的发展模式。克拉克于1973年强调了可更新资源生产对缓解气候环境压力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可更新资源生产的理论基础[24]。曼昆认为“市场价格使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极限。”[25]梅朵斯在其《增长极限》一书中说，如果我们能平衡长期和短期发展目标，强调生活质量、公平和满足，采取合理的经济环境政策，运用技术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就可以超越极限[26]。
（二）国内的研究
1.气候环境在农业中重要性的认识。中国是农业大国，气候环境灾害的重要内容，很早就得到重视。王军认为“农业系统是一个由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所组成的复杂的、开放的复合系统。其中农业生态系统是由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一定空间内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农业经济系统是由农业生产系统和农业生产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27]黄人杰认为农業和环境状况密不可分，自然资源的退化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加剧了农业面对风险的脆弱性，而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使用也造成大量经济损失[28]。
2.关于气候环境的改善及灾害的治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百姓心中根深蒂固。杭州著名的“苏堤”证明了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把水利事业视作“事关兴运”的大事。王安石在他的新法中，着重提出一条“农田水利法”，将单纯的议论变成实施的法令。他的这种观点到了大兴水利的南宋，更是得到更多人的响应。如陈蓍青在《■窗集·奏请急水利疏》中说“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陈亮在《龙川文集·问答下》中的“衣则成人，水则成田”深刻说明水利的重要性[29]。颜加勇指出，面对现代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应“强化水资源保护，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水污染，加强水利建设。”[30]
（三）评述
其一，关于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国内外学者指出了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其二，关于气候环境灾害治理，国内外学者提出了通过将外部影响内部化、教育、告知、政府投资、规定产权、税收限制、减少人口等政策建议。
四、研究前景与展望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和时代需求，在古代，粮食安全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制约因素，所以以粮食安全为主要政策目的的政策就是最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在土地矛盾突出的时代，土地政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农业政策的主要方向；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又需要把越来越多的政策重心调整到关于环境保护上来。学者对关于影响农业生产的等自然环境因素的政策研究不断增多，并且对相关自然环境的研究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最初的单纯地从土地政策的研究到后来增加了对水利问题的研究，再到现在的范围更广泛的对包括土地、水、气候等整个环境政策的研究。而如今，在面临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世界各国纷纷参与到拯救地球的国际行动，低碳经济盛行的大背景下，今后对于农业支持政策的研究应低碳领域致力于：1）把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业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综合考虑。并加强政策对农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中碳排放的控制。2）在低碳农业政策研究中充分考虑自然关系和经济关系，实现自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和谐统一。3）在政策研究中，注重加强农业低碳技术和农业低碳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增强在国际低碳谈判权的同时提高自身低碳技术的硬实力。
参考文献：
[1]色诺芬.经济论[M].北京:生物印书馆,1961:1.
[2]李超民.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以美国《1933年农业调整法》为例[J].济南大学学报,2001,(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7-355.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406.
[5]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20.
[6]林毅夫.必须重视粮食安全患[J].江苏农村经济,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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