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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反思判断力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核心概念，一方面，它为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联结搭起一座桥梁，使理论与实践、自然与自由领域之间能够互通；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先天情感能力，它在直观对象的基础上引发诸认识活动的自由协调，使知性向理性的过渡得以可能。严格来说，反思判断力并不致力于认识，而是针对自然整体做出的合目的性反思。但由于它力图寻求自然知识的系统性，与思辨理性内在运用的根本目的具有内在相关性，因而蕴涵一种隐而不彰的“认识意图”；在运用方式上，判断力的反思性运用推进、扩展了思辨理性对经验的内在运用，是“系统性”理念调节运用另一重不可忽视的维度。
关键词：
康德；反思判断力；思辨理性；认识意图；“系统性”理念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1-0027-06
反思判断力（die reflektierende urteilskraft）是康德《判断力批判》这部著作的核心概念。它的提出如赫费所言，从一开始就面临双重任务：“它既有体系性任务，又有专业性任务，这两个任务互相交织在一起。”[1]（P242）也正因为这种“双重任务”的特殊性，历来人们对这个概念的阐释，都普遍把着力点放在它所承担的“双重任务”上，反思判断力与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相关性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通过分析反思判断力和规定判断力之间的实质差异，并尝试把它和《纯粹理性批判》中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作比较，我们将不难发现：面对自然知识的系统性问题，判断力的反思性运用与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不仅在“认识意图”（erkenntilich Absicht）①上是一致的，即都具有统一“把握”（begreifen）自然整体，力图实现自然知识系统化的内在要求，而且在运用方式上，反思判断力展现了“系统性”理念调节性运用另一重不可忽视的维度，是对思辨理性内在运用的推进和扩充。
一 反思判断力蕴涵的“认识意图”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赋予反思判断力的“双重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将“自然”和“自由”两块分裂开来的哲学领域（gebiet）联合为一个整体，使“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之间的对立能够互通；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独立的先天情感能力，引发诸认识活动自由协调，使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国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甚多，例如保罗·盖伊尔（PaulGuyer）的《康德与审美要求》[2]（P29-57）、阿利森（Henry E.Allison）的《康德的审美理论：审美判断力批判研究》[3]（P13-43）以及他们与柯亨（Ted Cohen）主编的论文集[4]（P16-208），均有大量精彩的研究。但反思判断力何以在“体系任务”和“专业性任务”之外，还与思辨理性一样具有实现自然知识系统化的认识意图？本文将从反思判断力提出的文本语境入手予以剖析。
我们都知道，反思判断力最初是通过与规定判断力（die bestimmende urteilskraft）的比较提出来的。康德认为，在认识中就判断力本身固有的一般性质而论，它是一种“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运用具有两种不同的路向：“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即使它作为先验的判断力先天地指定了惟有依此才能归摄到那个普遍之下的那些条件）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是反思性的”[5]（P14）。这是康德对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性判断力第一次比较明确的区分。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虽然各自的路向并不相同，但都致力于发现特殊事物，将其纳入自己可控范围之内，这种能力运用的好坏不能被教导，只能被练习[6]（P192）。但是，判断力的使用为何具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路向呢？康德认为，隶属于知性能力的规定性判断力，其运用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条件：“每当把一个对象归摄到一个概念之下来时，对象的表象都必须和这个概念是同质的，就是说，这概念必须包含有归摄于其下的那个对象所表象出来的东西。”[7]（P138）
然而，自然界中存在大量规定性判断力无法归摄的“异质”对象（如有机物），它们与我们的概念并不总是“同质”的。康德提出，要把握这些“异质”对象，我们就还需要另外一种判断力，即反思判断力，它并不事先依据任何普遍的知性规则，而是自己立定某种“多样性统一原则”，将其带入到对自然界的反思中，使之成为一个系统。这样，那些特殊、偶然的事物“虽然作为经验性的规律在我们的知性眼光看来可能是偶然的，但如果要称它们为规律的话（如同自然的概念也要求的那样），它们就还是必须出自某种哪怕我们不知晓的多样统一性原则而被看作是必然的”[5]（P14）。在这个意义上，反思性判断力的提出就是对规定性判断力运用的一种补充，以便实现判断力“从自然的特殊上升到普遍”的任务，而只有实现这个任务才能使“一个按照特殊自然规律的经验系统成为可能”。这里的“多样性统一性原则”实质就是“形式的合目的性”（die zweckmigkeit der form）原则，它是反思判断力为“自己而不是给自然界”提供的一个先天原则。凭借这个原则，我们就能以另一种视角来看待自然，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无限多样、种类相互隶属、层次由低到高的“目的论系统”（teleologisch system），使之与我们的认识能力谐调一致。康德还强调，这个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并不是一个任意的假设，“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预设就不会有任何按照经验性规律的自然秩序，因而不会有任何線索来引导某种必须按照一切多样性来处理这些规律的经验及自然的研究了”[5]（P20）。
由此可见，反思判断力的运用虽然并不像规定判断力那样致力于认识，但由于它能将自然合目的性的原则带入到对自然的反思之中，使规定性判断力无法统摄的特殊事物获得某种系统统一性，因而就成为实现自然知识系统化必不可少的一个必要条件（至少在主观上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思判断力蕴涵一种系统把握自然整体的认识意向，与“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密切相关。 “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作为康德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历来是国外学界热衷探讨的话题，学者们都充分注意到康德提出的“系统性”理念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中，菲利普·科契尔（Philip Kitcher）的《构筑自然秩序》[8]（P201-235）这篇代表性文章虽然对康德的系统性思想有详尽讨论，但并未将反思判断力纳入讨论之中。这个概念与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相关性之所以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客观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反思判断力的“认识意图”并未作出系统阐明，仅在这部著作的两版导言中概要提及，就很快过渡到对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中去了。然而，正如保罗·盖伊尔所注意到的，判断力对自然的反思运用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思辨理性对经验的内在运用，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自然知识的系统化[9]（P156-173）。他从反思判断力本身内在性质的分析入手，敏锐觉察到这一概念对自然知识系统性可能性造成的积极意义[10]（P17-43）。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同保罗·盖伊尔的观点。因为反思判断力针对自然作出的合目的性反思，其实质就是理性“系统性”理念调节性运用的另外一种方式，它与思辨理性一样并不致力于对自然对象进行知识建构，而是依据某种主观拟定的原则带入到对自然界的考察之中，使知性能力未能规定的特殊事物获得某种系统性，力图达到对自然知识整体的统一性把握。这样，反思判断力与思辨理性的根本性质和运用方式虽有实质差别，但是在认识意图上具有一致性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反思判断力与思辨理性的这种一致性，让我们看看康德是如何分析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的。
二 反思判断力与思辨理性在“认识意图上”的一致性
康德在对先验辨证论进行系统批判之后，加上了一个很长的附录來考察“纯粹理性诸理念的调节性运用”，旨在讨论思辨理性如何利用理念对知性能力的运用进行调节，使知性建构出来的具体自然知识能够系统化，以便完成对自然界的整体认识。这意味着，理性理念的运用只要不超出经验的界限（理性理念的超验使用只会造成先验幻像），它对我们自然知识系统的形成就有积极意义。康德将其称之为理性理念的“内在运用”，与理性理念的“超验的”误用相区别。具体来说，在康德那里，知识是知性能力具体“建构”（konstrutieren）的结果，而知识系统化则源自理性对知性能力运用的调节。康德指出：“它并不创立任何（关于客体的）概念，而只是整理这些概念，并赋予它们以在其最大可能的扩展中所可能具有的那种统一性，也就是在与诸序列的总体性关系中的统一性。”[7]（P506）这种调节作用体现在：“使知性对准某个目标，由于对这目标的展望，一切知性规则的路线都汇集于一点……使这些知性概念除最大的扩展之外还获得最大统一性。”[7]（P507）同时康德反复强调，理性调节性运用中使用的理念并不像知性概念那样是“本身确定的和被给予的”，而只能“被看作是悬设的”。依据这些悬设的（postulate）理念，我们才可能使各类不同的自然知识获得系统统一性。理性理念自身的悬拟性及在运用上调节性的特质，必然决定了这种自然知识的统一性“只是拟议中的统一性”。“我们必须不把它看作本身给予了的，而只是看作一个问题；但它却被用来为杂多和特殊的知性运用找到一条原则，并借这条原则用来在那些并未给予的情况下指导这种知性并使之连贯起来。”[7]（P509）思辨理性对经验的内在运用所要达成的目标毋庸置疑，就是使自然知识获得完备性和统一性。
通过上文分别对判断力反思运用和思辨理性内在运用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广义上就是理性“系统性”理念调节性运用的两种不同的维度，在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上，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这两种能力在形态和内容上有实质差异，但它们在“认识意图”上是一致的，都指向对自然界整体的统一性把握。由于知性对具体自然事物狭隘、局部的知识建构总是有限的，它并不足以在整体意义上对自然界本身有通透的把握，这样，理性“系统性”理念的调节性运用就显得尤为必要，无论是思辨理性还是反思判断力，都是力图将某种“统一性”原则带入到对自然整体的考察中。对前者来说，虽然从经验出发，通过知性能力的“综合统一”能够形成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但如果这些知识彼此独立、无法通约，也不能依靠原则形成一个系统，那么就满足不了理性对自然整体把握的内在要求。通过思辨理性的调节，既使知识能力的运用更为连贯，又为知性设立一个统一的目标，这就拓宽、加深了我们研究自然的广度和深度；对后者而言，由于单纯依靠知性的眼光，我们始终无法对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特殊事物做出规定，反思判断力另辟蹊径，以主观目的论的视角直接切入到对自然界的考察之中，将自然整体反思为一个诸自然事物之间彼此合目的性的系统。这样，那些知性能力始终无法规定的特殊事物也能在主观目的论的原则中纳入理性的视域中获得解释。
第二，这两种能力“认识意图”上的一致性具有共同理论根据：它们都出自理性（广义上）对寻求自然知识统一性、彻底性和系统性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对身处启蒙时代的康德来说，人类的理性能力如何从理性主义“独断论”的失败中走出来，顶住经验主义“怀疑论”的攻击，就需要重树理性的权威。他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就是真正实现理性对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至高无上的立法地位。在自然领域中，就理性理论运用的根本目标而言，对自然整体的统一性把握也就是它为自然领域立法的应有之义；而就理性自身的本性来说，它又始终有一种系统、彻底的“自然倾向”。即从“有条件者”（bedingungen）出发，追寻“无条件者”（unbedingten）的理性兴趣（vernunfte Interesse）[12]（P90）。我们不会总停留于对自然界局部、琐碎具体事物的认识，而是力图要实现对自然界的整体把握。只要不越出经验的界限，理性的这种“自然倾向”就能为获得自然知识的系统统一性带来积极的意义。在第一批判中，康德针对思辨理性强调说：“理性的寻求统一性这一法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统一性就不会有任何理性，而没有理性就不会有知性的任何连贯的运用，并且在缺乏这种连贯运用的地方就不会有任何经验性真理的任何充分的标志了，所以我们必须就这种标志而言把自然的系统统一性绝对地预设为客观上有效的和必然的。”[7]（P511）在第三批判中，他针对反思判断力则强调说：“自然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这种谐调一致是判断力为了自己根据自然的经验性的规律来反思自然而先天预设的……只有判断力才把它作为先验的合目的性（在与主体认识能力的关系中）赋予了自然：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预设就不会有任何按照经验性规律的自然秩序。”[5]（P20）可以看出，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与判断力的反思运用就是基于理性寻求自然统一性的内在要求下“应运而生”的[11]（P170-197）。这是两者的“认识意图”得以互通的理论根据。 三 在“系统性”理念运用中反思判断力对思辨理性的承接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证明反思判断力本身与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相关性，以及它与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在“认识意图”上的一致性，二者互通的可能性源于理性本身的内在要求。但两者的“认识意图”虽然一致，但它们各不相同的运用方式之间有何内在关联？本文认为反思判断力在某种意义上推进、补充了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反映了康德对解决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更为深入、更为成熟的思考。
从总体上看，“系统性”理念是理性为最大程度获得自然知识的系统性而设定的理性概念，它在思辨理性和反思判断力的调节性运用中均有体现，直接指向的是對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解决。前者体现在“为知性应用于感性所产生的结果——关于自然中经验对象和法则的形式的判断——引入统一性。”[13]（P141）理性通过“系统性”理念将杂多的知性概念整合起来，为知性设立一个“悬拟的”目标，使知性集中力量尽可能地获得最大统一性。这样，在理性的引导下知识不再是一种偶然的堆积，而是按照必然规律联结而成的系统。反思判断力的调节性运用则体现在：它依据“自然合目的性原则”反思自然，使自然界那些不能为普遍的自然规律所规定的东西，在形式上彼此之间能够谐调一致，对我们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合目的性”：“在那些特殊的（经验性的）自然规律中对人的见地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却在联结它们的多样性为一个本身可能的经验时仍包含有一种我们虽然不可探究、但毕竟可思维的合规律的统一性。”[5]（P18）这种统一性虽然不能认识只能思维，但却毕竟是我们“着眼于某种彻底关联着的经验而对自然对象进行反思时所必须采取的唯一方式”[5]（P19）。
这两种能力既然是理性“系统性”理念调节运用的不同维度，那么它们在运用方式上必然会呈现出某种连续性。在思辨理性那里，理性对知性的结果进行统一和系统化的方式，表现为三个对自然科学系统化解释的基本原则：“同类性”（homogenitt）、“差异性”（spezifischkeit）和“亲和性”（affinitt）原则。在科学研究中，“同类性”原则引导我们将特殊的自然形式或规律归属到更为一般性的概念之下，注重自然界诸物之间“类上的一致性”；“差异性”原则引导我们对任何单一性的事物做进一步的分类，重视自然诸物之间的差异性；“亲和性”或者“连续性”原则是对前两个原则的统一，它假定自然诸事物彼此能够形成一种逐步过渡的连续性关系。
这种讲法在第三批判第一版导言中也有相似的表达：“自然采取最短的路程——它不作任何无用的事——它在各种杂多形式中不作任何跳跃（continuum formarum）——它在种的方面是丰富的，但在类的方面却很节约，如此等等，这些无非都正是对判断力为了使经验成为系统、因而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确定一条原则所作的同一个先验表达……这就有判断力的一条单独的预设，即为了判断力的独特运用而从经验性的特殊随时攀升到更普遍而同样是经验性的东西，以便把经验性的诸法则统一起来。”[13]（P170）而在第二版导言中康德进一步明确表示：“自然的合目的性”概念所针对的“无非是经验的可能性，因而是自然知识的可能性，但不是仅仅作为一般自然，而是作为通过特殊规律的某种多样性所规定了的自然知识的可能性”[5]（P16）。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关于实现自然知识的系统性的方式，反思判断力与思辨理性“拟定”的三条逻辑原则在表达上具有相似性。它所依据的“自然合目的性”原则也是为了获得自然知识的系统性，在目的论的视野中假定自然诸物彼此之间按照同质性、差异性、连续性原则能够联结为一个整体。
但思辨理性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它无法真正满足理性本性对自然界整体把握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思辨理性实现自然知识的系统化的起点始终是知性能力对知识的具体建构，在此基础上，理性理念的调节性运用才能展开。但如果知性能力始终不能通过建构作用来对某些特殊的自然事物做出规定，或者换句话说，这些特殊事物本身根本不能透过知性来认识，那么思辨理性虽然能够增强知性运用的连贯性，扩大自然知识系统的广度和深度，面对那些知性始终无法“触及”的特殊、偶然的自然事物，思辨理性的调节性运用也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反思判断力的提出，恰恰弥补了思辨理性的这个缺憾，推进并补足了它的内在运用。
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反思判断力合目的性原则的使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特殊的自然事物在主观目的论的视域中获得系统统一性，而这恰恰是以知性运用为基础的思辨理性无法做到的。康德早在前批判时期就广泛涉猎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其间他就注意到自然界广泛存在着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无法触及微观事物。他认为，虽然自然界中普遍的自然规律都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如“只要给我物质，我就要给你们创造出一个世界来”，但是同时他指出，对有机体生命领域，我们还知之甚少。“难道人们能够说：给我物质，我将向你们指出，一个幼虫怎样能够产生的吗？难道人们在这里不是由于不知道客体的真正内在性质和客体中存在的复杂多样性，而一开始就寸步难行吗？”[14]（P226）康德显然注意到自然界在形式上向我们呈现出一种知性能力无法把握的合目的性，但是受当时莱布尼茨思辨形而上学的影响，他将这种自然事物之间的合目的性归之于上帝的旨意。但到了批判时期，尤其是反思判断力这里，康德不仅明确将这种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执掌的权利从上帝那里拉回到人本身，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且使之成为除思辨理性之外，另外一种把握自然系统统一性不可或缺的独特视角。
其次，独立的先天情感能力，反思判断力引发诸认识活动自由协调，使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这不仅使认识能力之间的相互配合更为合理、自然，而且还可以将情感因素纳入到认识活动中来，成为我们进一步把握自然统一性的内在动力。对思辨理性而言，感性、知性、理性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层级关系十分固定和明显，它们各尽职责不可相互僭越，认识能力之间的协作从运作方式上还是僵硬的。但对于反思判断力而言，它所依据自然合目的性的原则是自我立定的，体现了主体充分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在对自然的反思中，如果对象与主体的认知能力之间具有一种适合性，并且引发了主体诸认识能力之间的协调一致，我们就总能够产生一种“形式上普遍的愉快”。这样，将这种愉悦的情感纳入进人的认识活动之中，就间接成为我们进一步把握自然整体的认识论动机。“没有情感能力，没有最初对大自然的惊奇感，没有对大千世界形式上合乎目的性产生的快感，人们也不会现实地去认识自然、去发现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规律并把这些规律构成一个等级系统。”[13]（P142） 最后，反思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在审美领域和目的领域中不同层面的展开和运用，使理性把握自然界整体的方式呈现多样性。这样我们看待自然界的视角就不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有了丰富的伦理内涵和审美意义。在判断力的反思作用下，自然向我们呈现的不只是一个由机械的因果律支配的自然，也可以是一个合目的有机的自然。这意味着，在理性“系统性”理念的调节性运用中，思辨理性和反思判断力必须配合起来，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既能以理论认识的态度“审问自然”，又能从目的论的视角出发“反思自然”，完善理性对自然知识系统的统一性把握。
四 结语
根据国际学界对康德晚年《遗著》（Opus postumum）的“过渡”问题、“漏洞”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康德自1790年發表《判断力批判》之后，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在致力于解决“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到物理学的过渡”问题，而这个问题与反思判断力密切相关。维托里奥·马蒂厄就提出：“过渡”问题的产生源自康德认识到第三批判有一个失误，即试图通过反思判断力的主观原则来解释自然“杂多的统一性”[15]（P42）。维托里马蒂厄的这个观点是否确切本文不展开讨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康德晚年《遗著》涉及的问题，源自对反思判断力解决自然知识系统化问题作出的进一步反思，这说明反思判断力具有的“认识意图”，以及与思辨理性在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相关性，并非子虚乌有。
康德为完成“思有统一”，凭借反思判断力的主观合目的性原则，试图给自然特殊事物“强加”某种系统统一性。这虽然是对“系统性”理念调节性运用在方式上的重要补充，但它与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一样，依旧停留在先验主体的视域范围之内。这种对自然系统统一性作出的主观假设，是否真的能够扩展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体认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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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Kant’s Cognitive Intention of the Reflective Judgment
ZHU Yi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Reflective judgment is the core of the concept of Kant’s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On the one hand，it has built a bridge for speculative reason and practical reason，made it possible to communicate nature field and freedom field； on the other hand，as a priori emotional ability，it leads to the freedom of coordination among all kinds of cognitive ability.Strictly speaking，reflective judgment does not focus on understanding，but on reflecting the whole of nature.However，it pursues the systematical of natural knowledge which has consistency with the internal use of speculative reason so that it contains a conceal cognitive intention.By way of that，reflective judgment becomes another dimension of reason.It tries the best to promote and supplement the internal use of speculative reason.
Key words：Kant；reflective judgment；speculative reason；cognitive intention；the idea of “systematic”
关键词：
康德；反思判断力；思辨理性；认识意图；“系统性”理念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1-0027-06
反思判断力（die reflektierende urteilskraft）是康德《判断力批判》这部著作的核心概念。它的提出如赫费所言，从一开始就面临双重任务：“它既有体系性任务，又有专业性任务，这两个任务互相交织在一起。”[1]（P242）也正因为这种“双重任务”的特殊性，历来人们对这个概念的阐释，都普遍把着力点放在它所承担的“双重任务”上，反思判断力与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相关性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通过分析反思判断力和规定判断力之间的实质差异，并尝试把它和《纯粹理性批判》中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作比较，我们将不难发现：面对自然知识的系统性问题，判断力的反思性运用与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不仅在“认识意图”（erkenntilich Absicht）①上是一致的，即都具有统一“把握”（begreifen）自然整体，力图实现自然知识系统化的内在要求，而且在运用方式上，反思判断力展现了“系统性”理念调节性运用另一重不可忽视的维度，是对思辨理性内在运用的推进和扩充。
一 反思判断力蕴涵的“认识意图”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赋予反思判断力的“双重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将“自然”和“自由”两块分裂开来的哲学领域（gebiet）联合为一个整体，使“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之间的对立能够互通；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独立的先天情感能力，引发诸认识活动自由协调，使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国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甚多，例如保罗·盖伊尔（PaulGuyer）的《康德与审美要求》[2]（P29-57）、阿利森（Henry E.Allison）的《康德的审美理论：审美判断力批判研究》[3]（P13-43）以及他们与柯亨（Ted Cohen）主编的论文集[4]（P16-208），均有大量精彩的研究。但反思判断力何以在“体系任务”和“专业性任务”之外，还与思辨理性一样具有实现自然知识系统化的认识意图？本文将从反思判断力提出的文本语境入手予以剖析。
我们都知道，反思判断力最初是通过与规定判断力（die bestimmende urteilskraft）的比较提出来的。康德认为，在认识中就判断力本身固有的一般性质而论，它是一种“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运用具有两种不同的路向：“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即使它作为先验的判断力先天地指定了惟有依此才能归摄到那个普遍之下的那些条件）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是反思性的”[5]（P14）。这是康德对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性判断力第一次比较明确的区分。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虽然各自的路向并不相同，但都致力于发现特殊事物，将其纳入自己可控范围之内，这种能力运用的好坏不能被教导，只能被练习[6]（P192）。但是，判断力的使用为何具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路向呢？康德认为，隶属于知性能力的规定性判断力，其运用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条件：“每当把一个对象归摄到一个概念之下来时，对象的表象都必须和这个概念是同质的，就是说，这概念必须包含有归摄于其下的那个对象所表象出来的东西。”[7]（P138）
然而，自然界中存在大量规定性判断力无法归摄的“异质”对象（如有机物），它们与我们的概念并不总是“同质”的。康德提出，要把握这些“异质”对象，我们就还需要另外一种判断力，即反思判断力，它并不事先依据任何普遍的知性规则，而是自己立定某种“多样性统一原则”，将其带入到对自然界的反思中，使之成为一个系统。这样，那些特殊、偶然的事物“虽然作为经验性的规律在我们的知性眼光看来可能是偶然的，但如果要称它们为规律的话（如同自然的概念也要求的那样），它们就还是必须出自某种哪怕我们不知晓的多样统一性原则而被看作是必然的”[5]（P14）。在这个意义上，反思性判断力的提出就是对规定性判断力运用的一种补充，以便实现判断力“从自然的特殊上升到普遍”的任务，而只有实现这个任务才能使“一个按照特殊自然规律的经验系统成为可能”。这里的“多样性统一性原则”实质就是“形式的合目的性”（die zweckmigkeit der form）原则，它是反思判断力为“自己而不是给自然界”提供的一个先天原则。凭借这个原则，我们就能以另一种视角来看待自然，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无限多样、种类相互隶属、层次由低到高的“目的论系统”（teleologisch system），使之与我们的认识能力谐调一致。康德还强调，这个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并不是一个任意的假设，“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预设就不会有任何按照经验性规律的自然秩序，因而不会有任何線索来引导某种必须按照一切多样性来处理这些规律的经验及自然的研究了”[5]（P20）。
由此可见，反思判断力的运用虽然并不像规定判断力那样致力于认识，但由于它能将自然合目的性的原则带入到对自然的反思之中，使规定性判断力无法统摄的特殊事物获得某种系统统一性，因而就成为实现自然知识系统化必不可少的一个必要条件（至少在主观上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思判断力蕴涵一种系统把握自然整体的认识意向，与“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密切相关。 “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作为康德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历来是国外学界热衷探讨的话题，学者们都充分注意到康德提出的“系统性”理念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中，菲利普·科契尔（Philip Kitcher）的《构筑自然秩序》[8]（P201-235）这篇代表性文章虽然对康德的系统性思想有详尽讨论，但并未将反思判断力纳入讨论之中。这个概念与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相关性之所以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客观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反思判断力的“认识意图”并未作出系统阐明，仅在这部著作的两版导言中概要提及，就很快过渡到对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中去了。然而，正如保罗·盖伊尔所注意到的，判断力对自然的反思运用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思辨理性对经验的内在运用，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自然知识的系统化[9]（P156-173）。他从反思判断力本身内在性质的分析入手，敏锐觉察到这一概念对自然知识系统性可能性造成的积极意义[10]（P17-43）。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同保罗·盖伊尔的观点。因为反思判断力针对自然作出的合目的性反思，其实质就是理性“系统性”理念调节性运用的另外一种方式，它与思辨理性一样并不致力于对自然对象进行知识建构，而是依据某种主观拟定的原则带入到对自然界的考察之中，使知性能力未能规定的特殊事物获得某种系统性，力图达到对自然知识整体的统一性把握。这样，反思判断力与思辨理性的根本性质和运用方式虽有实质差别，但是在认识意图上具有一致性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反思判断力与思辨理性的这种一致性，让我们看看康德是如何分析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的。
二 反思判断力与思辨理性在“认识意图上”的一致性
康德在对先验辨证论进行系统批判之后，加上了一个很长的附录來考察“纯粹理性诸理念的调节性运用”，旨在讨论思辨理性如何利用理念对知性能力的运用进行调节，使知性建构出来的具体自然知识能够系统化，以便完成对自然界的整体认识。这意味着，理性理念的运用只要不超出经验的界限（理性理念的超验使用只会造成先验幻像），它对我们自然知识系统的形成就有积极意义。康德将其称之为理性理念的“内在运用”，与理性理念的“超验的”误用相区别。具体来说，在康德那里，知识是知性能力具体“建构”（konstrutieren）的结果，而知识系统化则源自理性对知性能力运用的调节。康德指出：“它并不创立任何（关于客体的）概念，而只是整理这些概念，并赋予它们以在其最大可能的扩展中所可能具有的那种统一性，也就是在与诸序列的总体性关系中的统一性。”[7]（P506）这种调节作用体现在：“使知性对准某个目标，由于对这目标的展望，一切知性规则的路线都汇集于一点……使这些知性概念除最大的扩展之外还获得最大统一性。”[7]（P507）同时康德反复强调，理性调节性运用中使用的理念并不像知性概念那样是“本身确定的和被给予的”，而只能“被看作是悬设的”。依据这些悬设的（postulate）理念，我们才可能使各类不同的自然知识获得系统统一性。理性理念自身的悬拟性及在运用上调节性的特质，必然决定了这种自然知识的统一性“只是拟议中的统一性”。“我们必须不把它看作本身给予了的，而只是看作一个问题；但它却被用来为杂多和特殊的知性运用找到一条原则，并借这条原则用来在那些并未给予的情况下指导这种知性并使之连贯起来。”[7]（P509）思辨理性对经验的内在运用所要达成的目标毋庸置疑，就是使自然知识获得完备性和统一性。
通过上文分别对判断力反思运用和思辨理性内在运用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广义上就是理性“系统性”理念调节性运用的两种不同的维度，在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上，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这两种能力在形态和内容上有实质差异，但它们在“认识意图”上是一致的，都指向对自然界整体的统一性把握。由于知性对具体自然事物狭隘、局部的知识建构总是有限的，它并不足以在整体意义上对自然界本身有通透的把握，这样，理性“系统性”理念的调节性运用就显得尤为必要，无论是思辨理性还是反思判断力，都是力图将某种“统一性”原则带入到对自然整体的考察中。对前者来说，虽然从经验出发，通过知性能力的“综合统一”能够形成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但如果这些知识彼此独立、无法通约，也不能依靠原则形成一个系统，那么就满足不了理性对自然整体把握的内在要求。通过思辨理性的调节，既使知识能力的运用更为连贯，又为知性设立一个统一的目标，这就拓宽、加深了我们研究自然的广度和深度；对后者而言，由于单纯依靠知性的眼光，我们始终无法对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特殊事物做出规定，反思判断力另辟蹊径，以主观目的论的视角直接切入到对自然界的考察之中，将自然整体反思为一个诸自然事物之间彼此合目的性的系统。这样，那些知性能力始终无法规定的特殊事物也能在主观目的论的原则中纳入理性的视域中获得解释。
第二，这两种能力“认识意图”上的一致性具有共同理论根据：它们都出自理性（广义上）对寻求自然知识统一性、彻底性和系统性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对身处启蒙时代的康德来说，人类的理性能力如何从理性主义“独断论”的失败中走出来，顶住经验主义“怀疑论”的攻击，就需要重树理性的权威。他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就是真正实现理性对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至高无上的立法地位。在自然领域中，就理性理论运用的根本目标而言，对自然整体的统一性把握也就是它为自然领域立法的应有之义；而就理性自身的本性来说，它又始终有一种系统、彻底的“自然倾向”。即从“有条件者”（bedingungen）出发，追寻“无条件者”（unbedingten）的理性兴趣（vernunfte Interesse）[12]（P90）。我们不会总停留于对自然界局部、琐碎具体事物的认识，而是力图要实现对自然界的整体把握。只要不越出经验的界限，理性的这种“自然倾向”就能为获得自然知识的系统统一性带来积极的意义。在第一批判中，康德针对思辨理性强调说：“理性的寻求统一性这一法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统一性就不会有任何理性，而没有理性就不会有知性的任何连贯的运用，并且在缺乏这种连贯运用的地方就不会有任何经验性真理的任何充分的标志了，所以我们必须就这种标志而言把自然的系统统一性绝对地预设为客观上有效的和必然的。”[7]（P511）在第三批判中，他针对反思判断力则强调说：“自然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这种谐调一致是判断力为了自己根据自然的经验性的规律来反思自然而先天预设的……只有判断力才把它作为先验的合目的性（在与主体认识能力的关系中）赋予了自然：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预设就不会有任何按照经验性规律的自然秩序。”[5]（P20）可以看出，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与判断力的反思运用就是基于理性寻求自然统一性的内在要求下“应运而生”的[11]（P170-197）。这是两者的“认识意图”得以互通的理论根据。 三 在“系统性”理念运用中反思判断力对思辨理性的承接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证明反思判断力本身与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相关性，以及它与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在“认识意图”上的一致性，二者互通的可能性源于理性本身的内在要求。但两者的“认识意图”虽然一致，但它们各不相同的运用方式之间有何内在关联？本文认为反思判断力在某种意义上推进、补充了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反映了康德对解决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更为深入、更为成熟的思考。
从总体上看，“系统性”理念是理性为最大程度获得自然知识的系统性而设定的理性概念，它在思辨理性和反思判断力的调节性运用中均有体现，直接指向的是對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解决。前者体现在“为知性应用于感性所产生的结果——关于自然中经验对象和法则的形式的判断——引入统一性。”[13]（P141）理性通过“系统性”理念将杂多的知性概念整合起来，为知性设立一个“悬拟的”目标，使知性集中力量尽可能地获得最大统一性。这样，在理性的引导下知识不再是一种偶然的堆积，而是按照必然规律联结而成的系统。反思判断力的调节性运用则体现在：它依据“自然合目的性原则”反思自然，使自然界那些不能为普遍的自然规律所规定的东西，在形式上彼此之间能够谐调一致，对我们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合目的性”：“在那些特殊的（经验性的）自然规律中对人的见地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却在联结它们的多样性为一个本身可能的经验时仍包含有一种我们虽然不可探究、但毕竟可思维的合规律的统一性。”[5]（P18）这种统一性虽然不能认识只能思维，但却毕竟是我们“着眼于某种彻底关联着的经验而对自然对象进行反思时所必须采取的唯一方式”[5]（P19）。
这两种能力既然是理性“系统性”理念调节运用的不同维度，那么它们在运用方式上必然会呈现出某种连续性。在思辨理性那里，理性对知性的结果进行统一和系统化的方式，表现为三个对自然科学系统化解释的基本原则：“同类性”（homogenitt）、“差异性”（spezifischkeit）和“亲和性”（affinitt）原则。在科学研究中，“同类性”原则引导我们将特殊的自然形式或规律归属到更为一般性的概念之下，注重自然界诸物之间“类上的一致性”；“差异性”原则引导我们对任何单一性的事物做进一步的分类，重视自然诸物之间的差异性；“亲和性”或者“连续性”原则是对前两个原则的统一，它假定自然诸事物彼此能够形成一种逐步过渡的连续性关系。
这种讲法在第三批判第一版导言中也有相似的表达：“自然采取最短的路程——它不作任何无用的事——它在各种杂多形式中不作任何跳跃（continuum formarum）——它在种的方面是丰富的，但在类的方面却很节约，如此等等，这些无非都正是对判断力为了使经验成为系统、因而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确定一条原则所作的同一个先验表达……这就有判断力的一条单独的预设，即为了判断力的独特运用而从经验性的特殊随时攀升到更普遍而同样是经验性的东西，以便把经验性的诸法则统一起来。”[13]（P170）而在第二版导言中康德进一步明确表示：“自然的合目的性”概念所针对的“无非是经验的可能性，因而是自然知识的可能性，但不是仅仅作为一般自然，而是作为通过特殊规律的某种多样性所规定了的自然知识的可能性”[5]（P16）。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关于实现自然知识的系统性的方式，反思判断力与思辨理性“拟定”的三条逻辑原则在表达上具有相似性。它所依据的“自然合目的性”原则也是为了获得自然知识的系统性，在目的论的视野中假定自然诸物彼此之间按照同质性、差异性、连续性原则能够联结为一个整体。
但思辨理性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它无法真正满足理性本性对自然界整体把握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思辨理性实现自然知识的系统化的起点始终是知性能力对知识的具体建构，在此基础上，理性理念的调节性运用才能展开。但如果知性能力始终不能通过建构作用来对某些特殊的自然事物做出规定，或者换句话说，这些特殊事物本身根本不能透过知性来认识，那么思辨理性虽然能够增强知性运用的连贯性，扩大自然知识系统的广度和深度，面对那些知性始终无法“触及”的特殊、偶然的自然事物，思辨理性的调节性运用也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反思判断力的提出，恰恰弥补了思辨理性的这个缺憾，推进并补足了它的内在运用。
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反思判断力合目的性原则的使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特殊的自然事物在主观目的论的视域中获得系统统一性，而这恰恰是以知性运用为基础的思辨理性无法做到的。康德早在前批判时期就广泛涉猎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其间他就注意到自然界广泛存在着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无法触及微观事物。他认为，虽然自然界中普遍的自然规律都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如“只要给我物质，我就要给你们创造出一个世界来”，但是同时他指出，对有机体生命领域，我们还知之甚少。“难道人们能够说：给我物质，我将向你们指出，一个幼虫怎样能够产生的吗？难道人们在这里不是由于不知道客体的真正内在性质和客体中存在的复杂多样性，而一开始就寸步难行吗？”[14]（P226）康德显然注意到自然界在形式上向我们呈现出一种知性能力无法把握的合目的性，但是受当时莱布尼茨思辨形而上学的影响，他将这种自然事物之间的合目的性归之于上帝的旨意。但到了批判时期，尤其是反思判断力这里，康德不仅明确将这种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执掌的权利从上帝那里拉回到人本身，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且使之成为除思辨理性之外，另外一种把握自然系统统一性不可或缺的独特视角。
其次，独立的先天情感能力，反思判断力引发诸认识活动自由协调，使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这不仅使认识能力之间的相互配合更为合理、自然，而且还可以将情感因素纳入到认识活动中来，成为我们进一步把握自然统一性的内在动力。对思辨理性而言，感性、知性、理性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层级关系十分固定和明显，它们各尽职责不可相互僭越，认识能力之间的协作从运作方式上还是僵硬的。但对于反思判断力而言，它所依据自然合目的性的原则是自我立定的，体现了主体充分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在对自然的反思中，如果对象与主体的认知能力之间具有一种适合性，并且引发了主体诸认识能力之间的协调一致，我们就总能够产生一种“形式上普遍的愉快”。这样，将这种愉悦的情感纳入进人的认识活动之中，就间接成为我们进一步把握自然整体的认识论动机。“没有情感能力，没有最初对大自然的惊奇感，没有对大千世界形式上合乎目的性产生的快感，人们也不会现实地去认识自然、去发现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规律并把这些规律构成一个等级系统。”[13]（P142） 最后，反思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在审美领域和目的领域中不同层面的展开和运用，使理性把握自然界整体的方式呈现多样性。这样我们看待自然界的视角就不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有了丰富的伦理内涵和审美意义。在判断力的反思作用下，自然向我们呈现的不只是一个由机械的因果律支配的自然，也可以是一个合目的有机的自然。这意味着，在理性“系统性”理念的调节性运用中，思辨理性和反思判断力必须配合起来，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既能以理论认识的态度“审问自然”，又能从目的论的视角出发“反思自然”，完善理性对自然知识系统的统一性把握。
四 结语
根据国际学界对康德晚年《遗著》（Opus postumum）的“过渡”问题、“漏洞”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康德自1790年發表《判断力批判》之后，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在致力于解决“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到物理学的过渡”问题，而这个问题与反思判断力密切相关。维托里奥·马蒂厄就提出：“过渡”问题的产生源自康德认识到第三批判有一个失误，即试图通过反思判断力的主观原则来解释自然“杂多的统一性”[15]（P42）。维托里马蒂厄的这个观点是否确切本文不展开讨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康德晚年《遗著》涉及的问题，源自对反思判断力解决自然知识系统化问题作出的进一步反思，这说明反思判断力具有的“认识意图”，以及与思辨理性在自然知识系统性问题的相关性，并非子虚乌有。
康德为完成“思有统一”，凭借反思判断力的主观合目的性原则，试图给自然特殊事物“强加”某种系统统一性。这虽然是对“系统性”理念调节性运用在方式上的重要补充，但它与思辨理性的内在运用一样，依旧停留在先验主体的视域范围之内。这种对自然系统统一性作出的主观假设，是否真的能够扩展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体认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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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Kant’s Cognitive Intention of the Reflective Judgment
ZHU Yi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Reflective judgment is the core of the concept of Kant’s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On the one hand，it has built a bridge for speculative reason and practical reason，made it possible to communicate nature field and freedom field； on the other hand，as a priori emotional ability，it leads to the freedom of coordination among all kinds of cognitive ability.Strictly speaking，reflective judgment does not focus on understanding，but on reflecting the whole of nature.However，it pursues the systematical of natural knowledge which has consistency with the internal use of speculative reason so that it contains a conceal cognitive intention.By way of that，reflective judgment becomes another dimension of reason.It tries the best to promote and supplement the internal use of speculative reason.
Key words：Kant；reflective judgment；speculative reason；cognitive intention；the idea of “syst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