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被民间称为“京城第一玩家”，尽管他本人生前对这一俗称颇有微词，但这一名号已成为对其平生收藏的最好概括。王世襄以微薄的财力，探究出博大深厚的收藏文化，其藏品之丰富、涉猎范围之广都值得关注，而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尤其值得今天的藏家学习。
　　王世襄出身名门世家，高祖曾官至工部尚书，伯祖为光绪年间的状元，父亲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但王世襄的家境并不是民国新贵，故生活虽无隐忧，但收藏珍贵文物，却非手头宽裕。他曾经说：鄙藏不值钱，10块（钱）以上的是朱（朱家溍：戏曲研究家、文物及明清史专家）玩的，10块钱以下是我玩的。
　　有人将其与好友朱家溍的收藏品相比较，认为朱家溍旧藏文物，在故宫博物院当属于一级文物，而王世襄的精品也只能评个二级文物。然而，虽然王世襄的收藏不算名贵，但趣味百出，尤其是他专心致志地将一辈子喜欢的东西都能研究出个子丑寅卯来，并且乐在其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王世襄推崇的鸽哨、葫芦等民俗文化亦受到追捧的原因。
　　在今天的艺术品市场上，“王世襄旧藏”已成为业界膜拜的名字，从2003年王世襄藏品出现在艺术品市场上以来，其藏品在拍卖场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市场上，“王世襄旧藏”已成为藏界符号，每次出现王世襄旧藏藏品时，都会引发市场的热烈追捧，王世襄旧藏带来的品牌效应和市场效应便在情理之中。
　　在2003年的专场拍卖中，王世襄旧藏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以891万元的成交价开创当时古琴拍卖世界纪录；2011年，在中国嘉德“俪松最珍—唐琴大圣遗音”伏羲式琴专场中，“大圣遗音”最终以1.15亿元成交。8年时间，这一把古琴的价格增长了近13倍。同时，这一价位也彰显了古琴这一小众收藏品类的升值潜力。
　　2010年，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5周年秋拍推出“锦灰吉金—王世襄藏铜炉专场”，专场成交率为100%，成交额高达9844.8万元。其中，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在2003年中国嘉德拍卖中以166万元成交，2010年的成交价则高达1512万元，刷新了中国铜炉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在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中以207万元成交的王世襄藏明鱼龙海兽紫檀笔筒，2012年，再次出现在中国嘉德“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上，以880万元起拍，在激烈的竞价之后，最终以5520万元成交，拔得全场头筹。
　　2013年底，中国嘉德时隔10年后，再次推出“锦灰集珍—王世襄先生旧藏”专场，再度受到藏家的热烈追捧，相比10年前推出的古琴、香炉、笔筒等精品而言，这次推出的还有王世襄压箱底的蟋蟀罐、鸽哨、葫芦、家具构件等小物件。450余项藏品最终成交额逾5500万元，成交率高达93 %。
　　其中，最受欢迎的当数王世襄旧藏家具，在场竞拍者也表示价格不可思议，很多小件藏品都在估价基础上翻倍成交。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两件家具，其一，明末清初黄花梨琴案是王世襄收藏的第一件明式家具，家具原本是一张画案。古人在教琴的时候讲究两人相对，相互观察对方的指法。为了方便夫人袁荃猷向管平湖学琴，王世襄将这张画案创新性地改造成了琴桌。1995年，王世襄得到两块非常大的花梨木，此后亲自设计、由明清家具专家田家青制作，完成了一张异常简洁的花梨木独板大画案，王世襄生前对这张画案极其喜爱，还撰写了《案铭》并刻于案上。最终明末清初黄花梨琴案和花梨木独板大画案分别以517.5万元和1265万元成交。
　　王世襄的铜炉收藏也是一绝，先生对铜炉的情结，源于老邻赵李卿先生的熏陶。赵李卿先生为民国时藏炉大家，而此次征集的4具铜炉，皆为赵李卿旧藏，包括明末清初“爇名香兮读楚辞”款冲天耳三足炉，王世襄先生主要用作书斋清供；明末清初“玉堂清玩”款戟耳炉，是李卿丈所藏二三十座戟耳炉中的第一，常置夫人案头，朝夕爇香饼；另有明末清初“澹庵”款冲天耳三足炉以及明末清初“思山”款桥耳三足炉。
　　至于王世襄所藏的明·紫檀天然形笔筒，体型接近椭圆，瘿节孔穴，错落有致，宛若天生，久经摩挲，圆润无比。专家表示，笔筒只要不经车旋，造型不规则乃至畸形的，就可称为“随形”或“天然型”。王先生在《自珍集》中说道：“以予所见天然形笔筒，未有更出其右者。”这件笔筒因此缘由而被买下，并且放于花梨木独板大画案上使用。
　　这次专拍中最迷人的，是先生关于葫芦、鸽哨的收藏。他著有《说葫芦》、《中国葫芦》等书。如晚清官模子蝈蝈葫芦四具是《说葫芦》一书中著录的；更有咸丰·三河刘棒子式小蝈蝈葫芦成对、三河刘和尚头式高身油壶鲁葫芦、文三火画山水三河刘蛐蛐葫芦、三河刘和尚头式油壶鲁葫芦、干黄倒栽油壶鲁葫芦等，为多种鸣虫用具。葫芦中还有养鹰家专用的清·紫红鹰水葫芦两具。
　　北京盆罐被秋虫的养家所看重的有两大系列，即“万礼张”与“赵子玉”。万礼张盆制于明代，底平无足，即所谓“刀切底”。王世襄所藏明·万礼张盆、枣花过笼及蜘蛛水槽便彰显此点。赵子玉罐虽名色纷繁，其共同特征是澄泥极细，盖腔相扣，严丝合缝。
　　王世襄在《北京鸽哨》前言中称鸽哨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从梦中唤醒，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又不知多少次给大人和儿童带来了喜悦。民国“鸿”字紫漆鸽哨十一眼五对及“祥”字紫漆鸽哨十五眼一对是王世襄鸽哨中的佳品。而民国“文”字葫芦一对及截口三对，哨口后额（即哨口的上部，通称“后脑门”）圆浑，一顺而下，殆取流线型之意，与音响虽关系不大，但可减少气流阻力，减轻飞鸽负荷。这是“文”字制哨的特点。民国“祥”字王世襄火绘草虫葫芦八支，大小不一，其上为王世襄火绘的蜘蛛、蚂蚱、蝴蝶、蜜蜂等动物，拟没骨之意味，有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的整体效果。从中可见，抢救复兴观赏鸽哨是王世襄的一个未了的心愿。
　　对于王世襄曾经把玩过的这些民俗收藏品，在场的人员表示，藏品的文化附加值很高。 　　这次“锦灰集珍”最大的发现，是王世襄先生的藏书。据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称，世襄先生的藏书380多部。另据世襄先生的《已钞书目》一册，内记已有抄书600余部，和之此前、先有和未见者，总数已逾千种。他指出，世襄先生一生的第一个职业，不是研究书画、木器家具、铜炉竹器、葫芦鸽哨之类，而是古籍文献。世襄先生1941年燕京大学毕业之后，赴四川李庄，辗转为梁思成接受，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具体工作就是“营造学社”的图书馆管理员。整理编辑营造学社所藏古籍文献资料，此即世襄先生所从事的第一个职业，也是先生日后研究文物成一代绝学的理论和资料基础。
　　拓晓堂还表示，王世襄先生的藏书承继明清以来苏浙鉴赏一派藏书家传统，重在赏玩，包括传本罕见，即所谓传世秘本，精钞精印流传有序者，这就是先生藏书的特色。如1959年张衡（葱玉）先生转让给世襄先生的《续书画题跋记》（《自珍集》第177页），世襄先生叹称此本为“稀有之书”。这类资料鲜见，钞工极精的藏本，赏玩价值极高，是明清之际苏浙鉴赏一派藏书家心仪把玩之物。他还指出王世襄先生的钞本书，封面或用乾隆高丽发笺，瓷青纸等，内以“畅庵钞存”专用抄书稿纸，兼有世襄先生手校、或夫人袁荃小楷校字，配以民国间盛行的插套式书套，书套世襄先生正楷题写书名，一望既知其为考究之物。王世襄先生终未成一代著名的书画鉴定大师，也未成为著名的书画理论大师，但先生在此方面的努力和所下的功夫，令人感慨万千。
　　恐怕王世襄当年也想不到他“玩”出来的东西，可以变为人们现在的收藏，王世襄是玩家，而不是藏家，他将自己的感情和理解融于小把件中，他的收藏也让今天的藏家领会到收藏的真谛。王世襄将传统的把玩物件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改变了国人认为家具只是匠人之作的观点，他将古典家具制作工艺从技上升到了道，使这门不被重视的传统工艺最终变成一门学科。正如王世襄曾说：“我在想尽我的力量能做什么？而我做的事一定是我认为对国家有利、对文化有价值的，不管大小，至少是正面的，被人承认的，这样我才没有白活一辈子。”
　　王世襄逸事
　　靠一己之力收藏，资金有限，王世襄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了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元，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岔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今天，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王世襄曾就读于北京美侨小学。每每回忆少时岁月，有一个段子常挂嘴边：“一连数周英文作文，我篇篇言鸽。”
　　王老如此爱鸽，以至于结束下放劳动后一回到北京，他便在通州郊区买了个小院，心舒神怡地养起了鸽子。后来想换个更大的院子，养更多的鸽子，但老伴终觉住在郊区不方便，只好作罢。
　　近几十年来，王老先一直住大杂院，这成为他的人生最大憾事，可是他对鸽子的喜爱却日久弥笃。一次，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鸽种。鸽子的主人们虽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鸽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