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1000年初以来就未曾中断的文本记录，作为文化和政治的正统来源享有很高的威望，字里行间似乎容纳了中国早期历史进程的清晰画卷。首先出现的是许多独特的文化英雄般的统治者，像大禹一样的人类恩公，他制服了中国大河中难以驾驭的洪水，而其他人发明了文明生活的必须品（衣服、房屋、农业，最重要的是文字书写）。在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或统治家族是夏（传统的纪年为前2205—前1818），它被商王朝（前1500—前1050）所灭，之后周王朝（前1050—前256）又颠覆了商。在周的统治下，为了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相关的文献被记载下来。20世纪初对这些记述的疑虑广泛流传，直到发现商代晚期王室的首都安阳遗址，它们才重获新生。发现的刻辞里有商王询问神圣权力的事，商王的名字与那些现在被证实的古代历史材料的记载相符。安阳仍是惟一出土了大量用最早的中国语言文字记载刻辞的早期遗址，刻辞刻画在乌龟的外壳或者动物的骨头上，它们充当了从世俗之地进入神圣世界的入口。此外，此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铭文。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开始使用青铜，铜和锡的合金制作器物，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成立时刻。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用这种贵金属制作容器和兵器，是由成群的技术熟练的工匠来完成，他们的技艺可能代代相传，这些展示了早期统治者及其家族可以调用的资源种类的扩张。美国学者罗伯特· 贝格利（Robert Bagley）提出，约在公元前1500—前1300年[1]，模制青铜制造工艺首先在中国北方平原发展起来，这片区域以及它的附属国享受着黄河水的灌溉。商代早期，政治权力从这里向南方扩展。安阳时代之始，公元前1300—前1000年，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削弱了，缩小到它的核心地区河南。南方的青铜器，通常是虎和象之类的动物形象，并不依赖于安阳，在相互影响的早期阶段南方适应了独立发展而区别于北方。
　　地理和文化上统一的早期中国，拥有强大而富裕的中心地位，它的影响向外扩展到相当大的区域，安阳遗址的发掘展现了它的盛况。1928 年开始由国民政府出资，中国第一代专业考古学家实施了发掘。正是古代中国用可资利用的过去满足了全新的而又常常四分五裂的民国的需要。尤其是它支持了最早的文献中关于早期历史的叙述，它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渴望“现代性”与不舍抛弃几十个世纪的文字遗产之间的紧张状态。构成考古学组成部分的科学论述是“现代性”的表示。如今，一幅更异类的、迥然不同的、缺少民族纯正血统的古代中国画卷正围绕在发掘出的非同寻常的发现周围，考古发现揭示了确定无疑的古老文化及其复杂性，它远离人们从传统意义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对很多人来说，多中心的古代中国对当前的需求更具有雄辩力，胜过古老叙述的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