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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八年（1420年），以南京紫禁城为蓝本的北京皇宫，历时十四年终于竣工，并在次年迎来了它的首位主人明成祖的正式入住。在数百年的风雨中，紫禁城见证了无数次权力的易手与更迭，也从曾经无上权力的代表，蜕变成人人可在其中闲庭信步的博物院，乃至如今的“超级IP”和“网红”景点。如今的故宫博物院正热闹地进行“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但故宫博物院初建时却历经了坎坷与风波。
万人空巷一睹风采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北门神武门的门洞上镶嵌了一块由李煜瀛随意写成的木质匾额，上书“故宫博物院”五个颜体大字，顺贞门内也竖起了大幅的《全宫略图》。这一天，是故宫博物院开幕式，这座紧闭了505年的城池下设古物馆和图书馆，第一次以博物院的形式对平民百姓开放。
据记载，当天北京城万人空巷，有数万名普通百姓闻讯赶到了这里，早早地在神武门前等候。待到上午9点正式开门，游客一拥而入，熙熙攘攘间人们被挤掉的鞋等物事都有好几箩筐。更有甚者在拥挤间将栏杆挤断，可见当时人们摩肩接踵，迫切想要一睹红墙里的禁地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色。
参与过清宫财产清点的研究员那志良曾回忆，他当时被安排在养心殿照料，观众在殿内流连忘返。里面的人不出去，外面的人迫切地想往里面挤，不少人努力伸长了脖子想看看殿中陈列的南巡图等文物，可什么也没瞧见就被人流裹挟着挤了出去。
文物鉴定家吴瀛也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财产清点，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工作。他在《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形：“此零仃孤苦、幸得大众赞助、未致漏产之故宫博物院，居然在万头攒动之中，脱颖而出。是日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
吴瀛当天要去乾清门参加下午2点开始的开院典礼，因为家中有事耽搁，出门晚了些。结果车辆进入故宫后，在热闹拥挤人潮的推搡之中无法通行，吴瀛一行人在坤宁宫东夹道被困两小时之久。等到道路畅通，开院典礼早已经结束了，直到第二天吴瀛才从报纸上得知这次千载难逢的盛典具体是何情形。
“以前之故宫，系为皇室私有，现已变为全国公物，或亦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正式宣布故宫博物院“属于每一个国民”的开院典礼，由庄蕴宽主持。这名政治家是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他既经历了晚清政局的动荡，曾任广东武备学堂总办、广东常备军统领、梧州知府等职，官至正二品;又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任多个重要职位。庄蕴宽不仅在辛亥革命前后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和维护，同样功不可没。
风雨飘摇中的艰难维系
就在紫禁城首次以“故宫博物院”的名字出现在世人眼中的前一年，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11月5日，冯玉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随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文物，制止溥仪悄悄将国宝转卖的行径。
善后会由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煜瀛任委员长，共15人。还有3个特聘名额为监察员，分别是吴稚晖、张继和庄蕴宽。庄蕴宽此时为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以监察员的身份加入善后会，也是委员会名誉的保证。
在日本军舰蓄意制造践踏中国主权的“大沽口事件”后，1926年3月18日，北京数千名群众在李大钊的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政府拒绝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的八国通牒，却被段祺瑞血腥鎮压。
在这次“三·一八”惨案中，李大钊与负责故宫博物院院务的李煜瀛、易培基都被明令通缉，故宫博物院陷入了无人主持的境地。3月29日，故宫博物院董事会与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推举董事卢永祥、庄蕴宽、陈垣三人维持院务。卢永祥居于天津，以体弱多病推脱，从未在故宫露面;陈垣尽管在故宫博物院创建时出力颇多，但因其耿介得不到段祺瑞政府的接受，备受刁难而力不从心，也渐渐退出了院务。唯有庄蕴宽苦苦支撑。
与开院时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宫博物院在乱世中的凄凉境遇。庄蕴宽接手后，故宫博物院面临着几大难题。一是经费不足。尽管段祺瑞明确表示，只要开口，“我命令下面照付”，但庄蕴宽为了避免段祺瑞执政府插手故宫院务，坚持自己筹措资金，还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款，以维持故宫开支。二是军队入驻。1926年4月，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胡作非为，还直闯故宫神武门。为避免文物被破坏，庄蕴宽动用几方关系，四处斡旋，这才阻止了联军的入驻与野蛮接手。
尽管庄蕴宽接手故宫博物院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物力。几年的动荡下，故宫博物院连维持都十分艰难，被各方军阀争相染指，更别提发展。曾经的皇宫草木丛生、蛛网密布，建筑也是残败不堪，珍贵的文物也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颠沛流离，正如同当时风波不断的时局。
“网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故宫博物院从初建到经历多方易手，紧密地与近现代中国的局势联系在一起，难以置身事外。斗转星移间，如今紫禁城迎来了600岁的生日，故宫博物院也迎来了开院95周年的纪念日。历经沧桑岁月，它依然以火舞耀扬的姿态屹立在北京的中心，但更具温度。
万人空巷一睹风采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北门神武门的门洞上镶嵌了一块由李煜瀛随意写成的木质匾额，上书“故宫博物院”五个颜体大字，顺贞门内也竖起了大幅的《全宫略图》。这一天，是故宫博物院开幕式，这座紧闭了505年的城池下设古物馆和图书馆，第一次以博物院的形式对平民百姓开放。
据记载，当天北京城万人空巷，有数万名普通百姓闻讯赶到了这里，早早地在神武门前等候。待到上午9点正式开门，游客一拥而入，熙熙攘攘间人们被挤掉的鞋等物事都有好几箩筐。更有甚者在拥挤间将栏杆挤断，可见当时人们摩肩接踵，迫切想要一睹红墙里的禁地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色。
参与过清宫财产清点的研究员那志良曾回忆，他当时被安排在养心殿照料，观众在殿内流连忘返。里面的人不出去，外面的人迫切地想往里面挤，不少人努力伸长了脖子想看看殿中陈列的南巡图等文物，可什么也没瞧见就被人流裹挟着挤了出去。
文物鉴定家吴瀛也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财产清点，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工作。他在《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形：“此零仃孤苦、幸得大众赞助、未致漏产之故宫博物院，居然在万头攒动之中，脱颖而出。是日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
吴瀛当天要去乾清门参加下午2点开始的开院典礼，因为家中有事耽搁，出门晚了些。结果车辆进入故宫后，在热闹拥挤人潮的推搡之中无法通行，吴瀛一行人在坤宁宫东夹道被困两小时之久。等到道路畅通，开院典礼早已经结束了，直到第二天吴瀛才从报纸上得知这次千载难逢的盛典具体是何情形。
“以前之故宫，系为皇室私有，现已变为全国公物，或亦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正式宣布故宫博物院“属于每一个国民”的开院典礼，由庄蕴宽主持。这名政治家是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他既经历了晚清政局的动荡，曾任广东武备学堂总办、广东常备军统领、梧州知府等职，官至正二品;又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任多个重要职位。庄蕴宽不仅在辛亥革命前后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和维护，同样功不可没。
风雨飘摇中的艰难维系
就在紫禁城首次以“故宫博物院”的名字出现在世人眼中的前一年，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11月5日，冯玉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随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文物，制止溥仪悄悄将国宝转卖的行径。
善后会由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煜瀛任委员长，共15人。还有3个特聘名额为监察员，分别是吴稚晖、张继和庄蕴宽。庄蕴宽此时为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以监察员的身份加入善后会，也是委员会名誉的保证。
在日本军舰蓄意制造践踏中国主权的“大沽口事件”后，1926年3月18日，北京数千名群众在李大钊的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政府拒绝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的八国通牒，却被段祺瑞血腥鎮压。
在这次“三·一八”惨案中，李大钊与负责故宫博物院院务的李煜瀛、易培基都被明令通缉，故宫博物院陷入了无人主持的境地。3月29日，故宫博物院董事会与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推举董事卢永祥、庄蕴宽、陈垣三人维持院务。卢永祥居于天津，以体弱多病推脱，从未在故宫露面;陈垣尽管在故宫博物院创建时出力颇多，但因其耿介得不到段祺瑞政府的接受，备受刁难而力不从心，也渐渐退出了院务。唯有庄蕴宽苦苦支撑。
与开院时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宫博物院在乱世中的凄凉境遇。庄蕴宽接手后，故宫博物院面临着几大难题。一是经费不足。尽管段祺瑞明确表示，只要开口，“我命令下面照付”，但庄蕴宽为了避免段祺瑞执政府插手故宫院务，坚持自己筹措资金，还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款，以维持故宫开支。二是军队入驻。1926年4月，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胡作非为，还直闯故宫神武门。为避免文物被破坏，庄蕴宽动用几方关系，四处斡旋，这才阻止了联军的入驻与野蛮接手。
尽管庄蕴宽接手故宫博物院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物力。几年的动荡下，故宫博物院连维持都十分艰难，被各方军阀争相染指，更别提发展。曾经的皇宫草木丛生、蛛网密布，建筑也是残败不堪，珍贵的文物也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颠沛流离，正如同当时风波不断的时局。
“网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故宫博物院从初建到经历多方易手，紧密地与近现代中国的局势联系在一起，难以置身事外。斗转星移间，如今紫禁城迎来了600岁的生日，故宫博物院也迎来了开院95周年的纪念日。历经沧桑岁月，它依然以火舞耀扬的姿态屹立在北京的中心，但更具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