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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西北的沿革
编者注：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刊印。原文无写作时间，从内容判断，当在1954年大区撤销以前。
为了同志们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党在近代史中所起的作用，党如何在西北生长起来，只就党的组织形式变革和领导关系，作一简略叙述，特作此文。
因为西北比全国沿海及中心地区，不论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西北还保持了中国一个历史传统，就是不论内忧外患问题发生，或新思想新事物萌芽，首先反映在接近或出生于劳动人民中的知识分子群中。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传播西北，就继承了中国历史这一优良传统。
鸦片战争特别是辛丑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给西北人民带来了难以笔墨形容的苦难。如遍地种鸦片，几乎百分之六十的青壮年吸鸦片;回汉斗争后的双方人口伤亡，农村破坏;《辛丑条约》影响下，天主教在西北的割据、霸占、蚕食土地，干涉政治，横行不法;辛亥革命后，土匪遍地，散兵游勇骚扰;反袁战争后的散兵游勇、土匪，连绵不断的陕西军阀混战。人民在苦难中挣扎的许多其他人，经过“五四”运动，给全中国，也给西北，进行了马列主义的启蒙运动，传播下马列主义思想的种子。
经过北京求学、上海求学的穷苦知识分子李子洲、魏野畴等，向关中、汉中、陕北的渭北中学、咸林中学、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榆林陕北联合县立中学、榆林第三女子师范、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校等，利用教员职务，授课学生，秘密或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五四”之后至1923年，虽然他们已有数人至十数人为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局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但由于当时党的本身在全国皆为草创与萌芽时期，他们也各人因为职业环境的条件限制，所以，遇着到了北京，有会议，有分工，有共进社作半公开的外围掩护而活动。到了各地，各人就职之后，只能互通音讯，与北京保持联系，一切工作活动，完全以各个人为中心，酌情尽力进行，而无正式的组织形式。尤其为了防止封建军阀的摧残，完全是极端秘密，极端慎重条件，极机巧地进行活动。人们很多人知道李子洲、魏野畴等是新领袖、新人物，但不知是共产党员。直至1925年秋，在西安半公开后，人们才公开说：“哪里找共产党？李子洲，魏野畴，就是。”
1924年秋，西北的“陕人治陕”、“驱逐刘镇华出陕”运动爆发。政治领导方面是发轫于西北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其领导下的共进社。军事方面，则为党所策动在豫陕军及在陕尚处于非法境地的杨虎城、李虎臣等。因此时，胡笠僧、杨、李等为军事首脑，且其实力较大，故在当时军力方面，我党史可轩等就未露锋芒。地方党方面，因王懋廷到绥德，他是恽代英、邓中夏在北京时代的秘密工作伴侣。当时，他弟兄三人，皆为党团员，都已接受过二次全国党代表会后之党章、党纲、组织生活锻炼，所以从1924年公历8月左右，在绥德建立了中國共产党特别支部，直属北方局领导，才正式开始了党员过党的小组和支部生活，绝对遵守党纲党章活动，一切工作，由个人的自由活动而转变到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有组织行动。从此之后，也陆续在关中、汉中、榆林开始了特别支部的建立。也同时在党的特别支部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特别支部。由党员发展新党员与新团员，而出现党员兼团员，团员兼党员，党、团员共同在党内过支部生活，分而为党团员各在党与团的支部中过生活。兼党员的团员及团的领导分子，在党的支部中也过生活。
1924年冬，因为陕北党与团响应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为全国之前列，当时出现了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及赴京代表团和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陕西省党部之秘密筹备。陕北的党与团不久接受北方局直接领导，上海中央也直接领导，发寄文件。不久，因工作及政治军事时局变化与发展之关系，西北的党与团特别支部，又皆直接受党的豫陕区党委领导。豫陕区党委在河南开封，肖楚女同志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从此，关于全国性质问题，遵行北方局及上海中央指示。关于西北地方问题，完全听从豫陕区指示。
1925年，经“五卅”惨案、追悼孙中山逝世，年初派人到上海去学习，中央和北方局都认为，西北工作仅次于广州、上海、北京。因此，于王懋廷、白明善由绥德经北京到上海报告工作后，派人（耿炳光，此人不知下落，有人说还在。有人说他成托派。不详。）成立绥德地委，到西安成立陕甘区党委。这不仅是李大钊直接布置与指示下的建树，据说当时第三国际在中国的领导同志也同意如此工作部署。此后，豫陕区党委改为河南省委，不再与陕北有直接关系，而与陕甘区党委则保持兄弟关系，一切交通往来之经河南去北京及上海者，互相转递，有些文件互为传送，领导关系则各在北方局与中央。
绥德自成立地委后，因在陕北十余县已建立特别支部与特别通讯员（党员），榆林、延安均属之，工作向陕北23县普遍发展，而且从1924年冬开始即向外派送学生，无论数量、地区、学科都在只增无减。计有派去天津、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先后近百人，以上海大学、黄埔军校、毛主席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最多。而文、理、工、农、政法也二三十人。还有一些非党员但是党员团员的好友、同乡、同学，被策动去到河南从军者，也有其人。王懋廷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专讲列宁《帝国主义论大纲》。白明善本到上海住上海大学学习，中央调任发行部长。所以，当时，绥德地委保持了受北方局、上海中央、广州广东省委、西安陕甘区党委的领导关系。第三国际的指示，中央指示，南方政局，北方政局的有关文件，早则一周、半月即可收到，最迟不及一月，一定得到。广州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的文件到达绥德，未及匝月。
1926年秋后，又成立榆林地委、延安地委，但，绥德地委仍然领导这两个地委，直至1927年白色恐怖到来之后。为了不耽误文件时效，西安的文件，直接寄、送延安，不经绥德。调人去西安，事后通知绥德。北京的文件和调人、派人，直接去榆林，事后告知绥德。在陕北的一切活动，皆取决于绥德。
从1926年秋起，陕北的工作，已不限于陕北，随军事形势及条件之发展，向关中、甘肃、宁夏也进展起来。派人出外，于京、津、沪、粤之外，又大批向西安及武汉派去者为最多。另有一些走不起京、津的学生，到山西太原、汾阳住中学、专科及大学。杨虎城由陕北南下关中驱逐刘镇华时，党由李子洲出面，在绥德四师图书馆给公开举行欢送会，公开双方提出驱刘而毫不隐讳。国民二、三军由晋绥南下经绥德去关中时，党在绥德文庙给史可轩同志举行公开欢送大会。两次专派杨明轩到关中，进行建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会。由绥德派人去宁夏，建立了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由绥德抽教员学生去兰州，建立了甘肃国民党省党部及《甘肃国民日报》、政治人物养成所。在李子洲、杨明轩等许多中学校长、教员到西安后，又动员许多陕北各校中学学生，高小毕业快毕业的学生到中山学院、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为革命发展培养群众运动及军政干部。 1927年夏季的“西安政变”，几乎使西北的党遭受损失。因为“4·12”“4·20”“4·28”消息迅速传来，敌人动手较迟，自己也较南方各地早有准备（在4月下旬到6月上旬，党内已作万一西北也政变发生时之布置——虽然幼稚、右倾、可笑，多少还避免了许多可能遭到的损失。）等到各种解散令出现时，党的各种领导机关皆已安全转入秘密状态，主要干部也未遭重大损失。只有刘含初同志在“西安政变”前一二十日被刺（受南方反共潮流影响），政变时陕西省教育厅杨明轩及《陕西国民日报》主笔白超然两人被捕。许多干部逃散，一部分还是主动早先得到党内秘密通知星散的，故其面目尚未完全暴露。陕北则出现武装解散绥师与延安四中，陕、甘、宁三省则同样遭到国民党省、县党部、报社、书店、工、农、学会从省到县各级组织一律停止活动与被解散。陕西省农协派赴武汉参加全国农协会筹备会之省农协主席等，行至开封，被挡回，资遣返原籍，不许再做活动。
“西安政变”前，甘肃省委成立不久，宁夏尚未来得及成立省委。
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之后，成立陕西省委、甘肃省委、宁夏省委，以陕西省委为中心，同受中央及北方局之领导。
陕北因绥师、四中之解散，绥德地委、延安地委随之解散，榆林地委处于蛰伏状态。党员团员皆处于蛰伏状态。1927年农历七月下旬，一位本地干部的绥德地委常委兼军委副书记、青委、农委、职委、妇委、学委书记，在重病缠身，既得不到中央及陕甘区党委指示，又得不到同工作者的任何留言、消息情况下，赤手空拳，拖病到绥德，重建绥德党与团县委及其下五个区委。又只身踏遍陕北延安以北十余县，恢复各县县委。另用派人及通讯办法，重建三边、延安及其附近与以南各县县委、区委、支部。共恢复陕北二十余县的党与团组织。费时五个月，往返三千余里，花费了兑往自己家中的七十余元钱，几乎逼死父亲。与陕西省委特派员直至年终才相遇于绥德。在1928年农历二月初，举行陕北第一次党代表会于绥德西川苗家坪附近之南丰寨，接受全国“八七”紧急会议之决议及陕西省委之种种决议，第三国际的指示信。
自李大钊同志牺牲，全国及西北白色恐怖之后，陕北党与北方局、中央之直接领导关系皆已中断。从1927年底只恢复与建立了陕西省委对陕北特委的上接关系。
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有延安、清涧、安定、绥德、榆林、米脂、神木、府谷等八个县委，等于县委的三边、延长区委等约七八个，余为直属支部（人数少，在该县问题上，等于区委、县委）。直至1930年。
立三路線时，陕北和沪、汉、京、津一样，党团合一，党团与群众组织合一，统一名之曰“行动委员会”。直至纠正立三路线后，又重新成立党特委与团特委。各县因党团员流散、减少，许多都缩为区委或支部，甚至直属特委之个别党员。
1930年初，经陕北特委特别紧急会议之决定，派特委三次代表会二次特别紧急会议召集人、特委常委、军委常委（实际军委书记，因当时军事关系皆在他身上，路线一切均他的对）、南路特派员兼清涧县委书记（直接领导清涧、延安等五个县委、十五县工作）去北京，恢复陕北与北方局之关系。因当时陕西省委曾遭西安敌人破坏，陕北党与团派人去西安，也杳无消息。不只陕北特委急需找上级领导关系，陕北特委尚有必须尽自己能力之所及，帮助陕西省委迅速恢复与重建起来。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执行一年，许多斗争失败，路线、策略许多争论皆待解决。派这同志的原因有二：一、他从1923年至1927年与北方局有直接关系。1927、28、29年以来，虽无关系，但在京津党的党员团员都了解他。二、党与团的经费毫无办法，他可向其原籍教育局活动留学官费（地方教育经费项下，只要斗过县长和绅士即可。该县教局他曾于1927年夏代过局长，实权仍暗中可操纵动。）附带一个原因，此人从1927年重病后一直带病工作，党内外斗争繁剧，近三年无食无衣生活及秘密工作油印等，使他眼力发生障碍（到北京后，经医检查，早成近视了。）党无财力之助，经此可使他借机就医。去的任务是：一、要找到正确的北方局关系，不能找成托派关系。二、促北方局迅速帮助恢复陕西省委。三、建立陕北与北方局的秘密交通往来。四、到北方局派遣或陕北来接时回陕北，或于病好后由北方局另派工作。北方局自1927年李大钊同志牺牲后，许多关系紊乱，但仍藕断丝连，一直延续到1930年。盲动路线时，也为行动委员会所代替。清算盲动路线时，几被筹备会瓦解。以后有时与顺直省委合，有时改变与河北省委合。1933年又恢复北方局之名义，人员及机关则较往昔均少与小，工作地区则华北、东北、内蒙、西北均归领导。
陕北特委自毕维周、王兆卿牺牲后，一度零散，为期不久，经北方局派人及地方党团员之努力，迅速恢复。而且自1932年，土地革命开始，游击队、游击区创造起来之后，领导战争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之党与团，在旧有基础上新建起来。从前隐秘存在于县城、市镇之县委、区委几乎坍光，而农村中领导阶级战争的支部、区委、县委、特委生长起来。
陕西省委之外，在开展游击战争区域的陕、甘、宁交界地带，由北方局领导之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起来（时间为193？年至1935年农历九月初进瓦窑堡止），其下，在陕甘边区则有陕甘边特委，领导陕甘边苏维埃、陕甘省政府。在陕北者，则有陕北特委，领导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与之共同存在者，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红军建制、作战。陕西省委则秘密蛰存于西安，与北方局、中央及各地保持秘密关系。
1935年，由北方局派遣，有中央代表团到达永坪，对西北工作委员会初未变动，到红25军到达陕北后，改编军队，改变军委，直接发号施令，高高在上，独断一切，对陕北、陕甘两特委，则以下属处之。到瓦窑堡解放，党政军机关迁入城内后，朱理治提出取消西北工作委员会，有人争论不应改变，定要改变时，则用陕甘宁晋绥区党委，服从于当时时局与任务。后来定名陕甘晋省委，取消中央代表团与西北工作委员会。
1935年农历十月后，中央及毛主席到达瓦窑堡。 由江西长征而来、沿途名为苏区中央局，改名西北中央局，领导东征、西征，执行与贯彻毛主席所提出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取消陕甘晋省委，重建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北省委、蒙古工作委员会，总归西北中央局领导，于退出瓦窑堡至“双一二”事变之前。
部队西征，中央到保安后，将蒙委改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三边成立特委。
1937年进入延安后，所有西北苏区，统一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苏区中的党，统一归陕甘宁特区党委领导，西北中央局又从而领导之。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进行抗日战争之动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中央局改名为党中央局，领导西北及华北之抗日，向全国各地恢复关系。中设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陕甘宁边区党委、陕西省委。在出师华北时，毛主席领导下，建立以刘少奇、彭真为首的华北局、山东分局，负责华北、山西、山东根据地之建立。冬，由延安党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负责华中抗日。皖南事变后，建立东南局，领导南方抗日战争。在延安建立东北工作委员会，进行收复东北之工作。
1938年，陕甘宁特区党委改变为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关中、陇东、三边、警备区四个分区党委及延属十县县委与内蒙工委。
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会后，陕甘宁边区党委于1940年后改名边区中央局。
1941年，西北工作委员会改名中共中央西北局，支持抗日战争，领导解放战争至今。
陕北党与团特委简况
1967年9月25日
编者注：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刊印。本文亦为1967年夏应约为兰州大学来子长外调人员所写的资料。
一、从1924年农七月，开始由李子洲、王懋廷在绥德四师吸收学生白明善等数人，建立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同北方局恽代英、邓中夏，建立上下级关系。双十节前后，发展到十多人。教职员学生。因有年在18岁以上的成年了，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特别支部。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特别支部。党与团同北方局李大钊建立了关系。李又指示同中共豫陕区党委、团委建立上下关系。地址在河南开封、洛阳，归肖楚女领导。并与上海中央，陈独秀、贺昌、代英、中夏、弼时、昌浩等往来文件书信。寒假前，李子洲、王懋廷、白明善，四师球队，先后赴榆林，在榆林中学开始建立、发展第一个党与团特支，属绥德领导。因榆中学生，大多年纪比四师的大，因而，年长者入党，年幼者入团，党与团同发展，同建立。有四师经验之故也。
二、1925年（五卅）惨案后，北方局李大钊派耿炳光来陕北，建立中共绥德党与团地委。领导全陕北。耿又赴西安，建立陕甘区党委。耿任陕甘区党委书记，李子洲任组织部长，魏野畴任宣传部长，刘含初等任常委。曹趾仁任陕甘区团书记。秘密在西安工作，领导陕甘党与团。与豫陕区再不发生关系。
绥德地委第一届书记耿炳光，组织部长田伯英，宣传部长李致煦。耿走，田、李代书记。李到石旅做军运，田任书记。团地委书记，由马瑞昌、杜振庭、罗百福等担任。马、杜、罗走后，又由苏建勋、刘述蔚等担任。苏、刘走后，才由我担任。我任书记时，杨和春任组织部长，严念祖任宣传部长，师应三任纠察队长，李志德任儿童运动委员会书记……。我参加党地委常委会。
三、1925年秋，徐梦周、钱青泉、刘维东、陶新畲，从冯玉祥部先后来绥德，接着北方局李大钊又派蔡楠轩也来。党地委由田、徐、刘、蔡、钱、陶等互相更迭。1926年前后田伯英到延安四中，繼呼震东任校长，党内兼任延安地委书记。刘尚达、陈瑜廷、易秉坤等任委员。榆林成立地委，党地委书记马云程。三个地委，绥德地委为中心地委。上级与北京北方局、上海中央、西安陕甘区党委发生关系。石旅成立军事党委由唐澍继李致煦负责（李入西安去了）。石部关系仍属绥德地委军委。1926年子洲、田、李致煦走后，皆为外省人，我以本地人团书记参加党地委，参加常委、军委、农委、妇委、职工委员会，及副书记，代书记工作。1927年前后，封闭四师、四中。两地委星散，榆林地委溃乱。1927年农七月底，我到绥德，先建立绥德县委，四乡及城建立五个区委。党与团，从乡为支部，区为区委，县为县委。八至九月，我赴汾（阳）就医，逃难一月多。九月半返回，参加清涧起义，未赶上。转而恢复与重建陕北各县党与团县委。从十月至腊，步行，亲手重建者为绥德、米脂、横山、榆林、神木、府谷、佳县、吴堡，八个县。通信建立者为定边、安定、保安、安塞、延川、延长、清涧、延安、宜川，九县。联络焦维炽等延安四中学生重建者鄜县、中部、宜君诸县。1928年春协同省委特派员杜衡及各县代表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特委。党与团特委正式成立。传达贯彻“八七”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传达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坚决肯定重新再搞工农革命。
四、1928年一年，特委在绥德、米脂为主。米脂出八月十五事件。危险皆到绥德西川谋善后，挽救。1929年，特委在榆林短时期，米脂短时期，转到老君殿一带。1930年至1932年，虽到农村，仍在绥、米、镇川一带，致发生白明善、毕等惨案。1933、34、35年，几乎都到安定西区一带（谢子长的家乡左右）为活动中心。开展反“围剿”战争，以安定、安塞、清涧为中心。1935年从春天起，一直以安定及瓦窑堡郊区为中心，大胜利，大开展，大扩大。不久以永坪为中心，红25、26军会师。冬，以瓦窑堡为中心，全国红军会师，党中央、毛主席驻跸，成全国红色中心。东征，西征，捉蒋，抗日，皆起于此，定于此。
详况另集材料，另写。先记名以备找材料另写。
附注：
1.从1924年秋到1927年农五月，李子洲、常士杰任四师校长时，1925年夏到1927年夏，呼震东、田伯英任延安四中校长时。1926年夏到1927年夏，宜川、延长、延川、清涧、延安、定边、安定、绥德、横山、米脂、神木、镇川、府谷、佳县、吴堡、保安，十六县的教育局和近百处高小校的校长教员，皆由中共绥德地委任命。 四师，四中的教员：英文每周七小时，有两小作文。国文每周八小时，有两小作文。数、理、化、生物、史地、矿物……平均每小时一元银洋。每天最多四小时（班级少）。最少二小时。各种主课教员，多者月120元，至少在60元以上。伙食每人每月才六七元。体育、音乐、美术、手工教员因时数少，每月至少30元。中共党团员太少，这样高工资，尚无人来。最早只李、王、呼三人，是由北京来的党员。很多教职员的党籍是从四师才解决的。如杨明轩、常士杰是1926年夏秋之际，才解决的。后来徐、蔡等人是来时带组织关系的。总计起来，四师、四中三、二年内，七八十名教职员中，只有十余人是上海、北京入党的。有四五十人是在四师四中才入党的。总之，没人来，看不下，嫌穷苦。
2.青年学生，从1925年夏起，至1927年武汉政府成立止，榆林、绥德、延安的中学教员、学生，如疯如狂，如潮如浪，都向广州、上海、武汉、北京（不多）、西安、兰州，往外走。尤其武汉、西安去的更多。一出外，身价百倍，很多不愿坚持陕北工作。
3.1924年至1927年6月，石谦部，12个连有11个连长是中共党员。唐澍等黄埔、上海大学十来人任政治教官，每月以排连级军官待遇（20元，30元，40、50、60元）。李象九、谢子长、王有才、李瑞成、杨仲远，各连都在扩兵。每兵每月七元，扣二三元伙食。班长八元。排长分20、25、30元。三年，年年不足额。井岳秀其他部队当兵还要保人。石部不要。中学毕业生，任排长（史唯然等）。小学毕业生，任班长（南凤池等）、文书、司务长。文盲，新兵、列兵、伍长、班长。（阎红彦初到李象九连只是兵。）从1924年到1927年，年年想扩兵，无人去当，不是不收。当长工一月才二三元。当高小教员，一月才10至12元。中学毕业生都愿当教员，不愿到军队去当排长。当初小教员一月才三四元。乡村才一二元。高小毕业生，愿当乡塾小学教员，不愿去当文书或司务长或班长去。关中、汉中人到井之各部，至小是班长、排长。中学生甚至连长。陕北人当兵，只有无地，不学七十二行，遭灾遭难，弟兄多，失学失业……才去。
4.从1925年起，谢子长烈士，每月要用四名兵饷，供两名中学生。每名每月伙食三元扣在连部作党与团杂支开支。每名每月四元，两名八元。月月早给。要我给物色对象。条件：品学优，家贫。我给找了一位孙香亭，一位惠泽人。结果，孙因家贫，从1926年春到1927年夏，领了一年半，夏因反革命封闭四师，失学。惠说：“我是父亲当吹手，门风低，并非上不起学。”未用。再经多人研究，物色，找不下。穷，很多。品学要能考入学校，在各县投考生中考选，不是凭自称自负自吹可得。终未补足。
5.1927年秋到1930年，很多人由外地跑回，不干革命了。怕敌人。怕牺牲家。怕牺性命。当过省农协的主席，县农协主席，省学联代表，主席，委员……后来，当过教育局长，校长，教员。因革命挣过钱，得过“名”“位”的，也消极，不干。非陕北人，更无人愿来陕北。只有纪风洲（吉风洲）、赵伯平、高克林、向孝慈、李锦峰、魏野畴，不到二十人来陕北。冒城门搜查，如“文昭关”而缺“東皋公”的危险来往过。出外的，也不愿回陕北，嫌苦，穷。
6.1931年后，陕甘红军，为“南下关中”“北上陕北”，争了数年，直至1934年“北上”，才止争。1931年后，在华北不断动员，布置，从1931年到1935年，外省及陕北干部，回陕北者不及百人。参加了1933、34、35年的反“围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扩大党的力量。
7.1935年，毛主席，党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是出于“望外”，“难能”，“可贵”，古今罕有的。李自成从陕北起，到各地，入北京，败。其他历代，陕北名将如韩世忠、杨业的三代、李显忠，皆未久在陕北。瓦窑堡从1916年到1936年，除红军不计，过往许多军队，皆无成事者。
8.从1925、26、27年夏，到1930、31、32、33年，八年内，安定（今子长）全县五个高初两级小学校，两处女校，除由本地中共党团员任教育局长、视学员、校长、教员外，仅经我手，由陕北党与团地委、特委，调任过的外县外籍党团员到各校任教职者，男女有十多人。如神木康忠治，佳县高光祖、高在位，绥德马培梓、叶毓荣、徐雪尘，（1930年前皆党团干部。未动摇过）女教员如雷永祥（横山）、尤香斋、杜芳明、薛映莲……。每年工资在百元以上。长工全年才20元、30元。大商号，类经理的长工才40元。
我从1924年到1927年为义务教职。1927、1929年教书应得，父母分文未见，自己使用不及四分之一。而且1924年至1935年，十年，义务工作。未领用应领公费（党与团的开支）。
有些人不来安定，或不够格。安定（子长）本来是小学教员输出的县份。
9.陕北23县，论人口，府、神、榆、横、米、绥、佳、吴八县人口最稠，人多地缺。论剥削，这八县移民，佃农最多，土地最集中。由于安定自辛亥后，为战乱之区，军事压迫，政治压迫，比23县任何县为严重，苛繁，残暴。1934年后，同在陕北，惟安定、保安，游击战争开展最早，最多，最剧烈。蒋机轰炸，从对瓦窑堡开始。公路网、碉堡线交织，围剿，搞“无人区”，以“安定”（子长）为中心目标。
材料另多搜集，先记备忘。
编者注：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刊印。原文无写作时间，从内容判断，当在1954年大区撤销以前。
为了同志们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党在近代史中所起的作用，党如何在西北生长起来，只就党的组织形式变革和领导关系，作一简略叙述，特作此文。
因为西北比全国沿海及中心地区，不论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西北还保持了中国一个历史传统，就是不论内忧外患问题发生，或新思想新事物萌芽，首先反映在接近或出生于劳动人民中的知识分子群中。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传播西北，就继承了中国历史这一优良传统。
鸦片战争特别是辛丑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给西北人民带来了难以笔墨形容的苦难。如遍地种鸦片，几乎百分之六十的青壮年吸鸦片;回汉斗争后的双方人口伤亡，农村破坏;《辛丑条约》影响下，天主教在西北的割据、霸占、蚕食土地，干涉政治，横行不法;辛亥革命后，土匪遍地，散兵游勇骚扰;反袁战争后的散兵游勇、土匪，连绵不断的陕西军阀混战。人民在苦难中挣扎的许多其他人，经过“五四”运动，给全中国，也给西北，进行了马列主义的启蒙运动，传播下马列主义思想的种子。
经过北京求学、上海求学的穷苦知识分子李子洲、魏野畴等，向关中、汉中、陕北的渭北中学、咸林中学、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榆林陕北联合县立中学、榆林第三女子师范、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校等，利用教员职务，授课学生，秘密或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五四”之后至1923年，虽然他们已有数人至十数人为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局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但由于当时党的本身在全国皆为草创与萌芽时期，他们也各人因为职业环境的条件限制，所以，遇着到了北京，有会议，有分工，有共进社作半公开的外围掩护而活动。到了各地，各人就职之后，只能互通音讯，与北京保持联系，一切工作活动，完全以各个人为中心，酌情尽力进行，而无正式的组织形式。尤其为了防止封建军阀的摧残，完全是极端秘密，极端慎重条件，极机巧地进行活动。人们很多人知道李子洲、魏野畴等是新领袖、新人物，但不知是共产党员。直至1925年秋，在西安半公开后，人们才公开说：“哪里找共产党？李子洲，魏野畴，就是。”
1924年秋，西北的“陕人治陕”、“驱逐刘镇华出陕”运动爆发。政治领导方面是发轫于西北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其领导下的共进社。军事方面，则为党所策动在豫陕军及在陕尚处于非法境地的杨虎城、李虎臣等。因此时，胡笠僧、杨、李等为军事首脑，且其实力较大，故在当时军力方面，我党史可轩等就未露锋芒。地方党方面，因王懋廷到绥德，他是恽代英、邓中夏在北京时代的秘密工作伴侣。当时，他弟兄三人，皆为党团员，都已接受过二次全国党代表会后之党章、党纲、组织生活锻炼，所以从1924年公历8月左右，在绥德建立了中國共产党特别支部，直属北方局领导，才正式开始了党员过党的小组和支部生活，绝对遵守党纲党章活动，一切工作，由个人的自由活动而转变到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有组织行动。从此之后，也陆续在关中、汉中、榆林开始了特别支部的建立。也同时在党的特别支部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特别支部。由党员发展新党员与新团员，而出现党员兼团员，团员兼党员，党、团员共同在党内过支部生活，分而为党团员各在党与团的支部中过生活。兼党员的团员及团的领导分子，在党的支部中也过生活。
1924年冬，因为陕北党与团响应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为全国之前列，当时出现了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及赴京代表团和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陕西省党部之秘密筹备。陕北的党与团不久接受北方局直接领导，上海中央也直接领导，发寄文件。不久，因工作及政治军事时局变化与发展之关系，西北的党与团特别支部，又皆直接受党的豫陕区党委领导。豫陕区党委在河南开封，肖楚女同志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从此，关于全国性质问题，遵行北方局及上海中央指示。关于西北地方问题，完全听从豫陕区指示。
1925年，经“五卅”惨案、追悼孙中山逝世，年初派人到上海去学习，中央和北方局都认为，西北工作仅次于广州、上海、北京。因此，于王懋廷、白明善由绥德经北京到上海报告工作后，派人（耿炳光，此人不知下落，有人说还在。有人说他成托派。不详。）成立绥德地委，到西安成立陕甘区党委。这不仅是李大钊直接布置与指示下的建树，据说当时第三国际在中国的领导同志也同意如此工作部署。此后，豫陕区党委改为河南省委，不再与陕北有直接关系，而与陕甘区党委则保持兄弟关系，一切交通往来之经河南去北京及上海者，互相转递，有些文件互为传送，领导关系则各在北方局与中央。
绥德自成立地委后，因在陕北十余县已建立特别支部与特别通讯员（党员），榆林、延安均属之，工作向陕北23县普遍发展，而且从1924年冬开始即向外派送学生，无论数量、地区、学科都在只增无减。计有派去天津、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先后近百人，以上海大学、黄埔军校、毛主席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最多。而文、理、工、农、政法也二三十人。还有一些非党员但是党员团员的好友、同乡、同学，被策动去到河南从军者，也有其人。王懋廷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专讲列宁《帝国主义论大纲》。白明善本到上海住上海大学学习，中央调任发行部长。所以，当时，绥德地委保持了受北方局、上海中央、广州广东省委、西安陕甘区党委的领导关系。第三国际的指示，中央指示，南方政局，北方政局的有关文件，早则一周、半月即可收到，最迟不及一月，一定得到。广州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的文件到达绥德，未及匝月。
1926年秋后，又成立榆林地委、延安地委，但，绥德地委仍然领导这两个地委，直至1927年白色恐怖到来之后。为了不耽误文件时效，西安的文件，直接寄、送延安，不经绥德。调人去西安，事后通知绥德。北京的文件和调人、派人，直接去榆林，事后告知绥德。在陕北的一切活动，皆取决于绥德。
从1926年秋起，陕北的工作，已不限于陕北，随军事形势及条件之发展，向关中、甘肃、宁夏也进展起来。派人出外，于京、津、沪、粤之外，又大批向西安及武汉派去者为最多。另有一些走不起京、津的学生，到山西太原、汾阳住中学、专科及大学。杨虎城由陕北南下关中驱逐刘镇华时，党由李子洲出面，在绥德四师图书馆给公开举行欢送会，公开双方提出驱刘而毫不隐讳。国民二、三军由晋绥南下经绥德去关中时，党在绥德文庙给史可轩同志举行公开欢送大会。两次专派杨明轩到关中，进行建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会。由绥德派人去宁夏，建立了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由绥德抽教员学生去兰州，建立了甘肃国民党省党部及《甘肃国民日报》、政治人物养成所。在李子洲、杨明轩等许多中学校长、教员到西安后，又动员许多陕北各校中学学生，高小毕业快毕业的学生到中山学院、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为革命发展培养群众运动及军政干部。 1927年夏季的“西安政变”，几乎使西北的党遭受损失。因为“4·12”“4·20”“4·28”消息迅速传来，敌人动手较迟，自己也较南方各地早有准备（在4月下旬到6月上旬，党内已作万一西北也政变发生时之布置——虽然幼稚、右倾、可笑，多少还避免了许多可能遭到的损失。）等到各种解散令出现时，党的各种领导机关皆已安全转入秘密状态，主要干部也未遭重大损失。只有刘含初同志在“西安政变”前一二十日被刺（受南方反共潮流影响），政变时陕西省教育厅杨明轩及《陕西国民日报》主笔白超然两人被捕。许多干部逃散，一部分还是主动早先得到党内秘密通知星散的，故其面目尚未完全暴露。陕北则出现武装解散绥师与延安四中，陕、甘、宁三省则同样遭到国民党省、县党部、报社、书店、工、农、学会从省到县各级组织一律停止活动与被解散。陕西省农协派赴武汉参加全国农协会筹备会之省农协主席等，行至开封，被挡回，资遣返原籍，不许再做活动。
“西安政变”前，甘肃省委成立不久，宁夏尚未来得及成立省委。
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之后，成立陕西省委、甘肃省委、宁夏省委，以陕西省委为中心，同受中央及北方局之领导。
陕北因绥师、四中之解散，绥德地委、延安地委随之解散，榆林地委处于蛰伏状态。党员团员皆处于蛰伏状态。1927年农历七月下旬，一位本地干部的绥德地委常委兼军委副书记、青委、农委、职委、妇委、学委书记，在重病缠身，既得不到中央及陕甘区党委指示，又得不到同工作者的任何留言、消息情况下，赤手空拳，拖病到绥德，重建绥德党与团县委及其下五个区委。又只身踏遍陕北延安以北十余县，恢复各县县委。另用派人及通讯办法，重建三边、延安及其附近与以南各县县委、区委、支部。共恢复陕北二十余县的党与团组织。费时五个月，往返三千余里，花费了兑往自己家中的七十余元钱，几乎逼死父亲。与陕西省委特派员直至年终才相遇于绥德。在1928年农历二月初，举行陕北第一次党代表会于绥德西川苗家坪附近之南丰寨，接受全国“八七”紧急会议之决议及陕西省委之种种决议，第三国际的指示信。
自李大钊同志牺牲，全国及西北白色恐怖之后，陕北党与北方局、中央之直接领导关系皆已中断。从1927年底只恢复与建立了陕西省委对陕北特委的上接关系。
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有延安、清涧、安定、绥德、榆林、米脂、神木、府谷等八个县委，等于县委的三边、延长区委等约七八个，余为直属支部（人数少，在该县问题上，等于区委、县委）。直至1930年。
立三路線时，陕北和沪、汉、京、津一样，党团合一，党团与群众组织合一，统一名之曰“行动委员会”。直至纠正立三路线后，又重新成立党特委与团特委。各县因党团员流散、减少，许多都缩为区委或支部，甚至直属特委之个别党员。
1930年初，经陕北特委特别紧急会议之决定，派特委三次代表会二次特别紧急会议召集人、特委常委、军委常委（实际军委书记，因当时军事关系皆在他身上，路线一切均他的对）、南路特派员兼清涧县委书记（直接领导清涧、延安等五个县委、十五县工作）去北京，恢复陕北与北方局之关系。因当时陕西省委曾遭西安敌人破坏，陕北党与团派人去西安，也杳无消息。不只陕北特委急需找上级领导关系，陕北特委尚有必须尽自己能力之所及，帮助陕西省委迅速恢复与重建起来。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执行一年，许多斗争失败，路线、策略许多争论皆待解决。派这同志的原因有二：一、他从1923年至1927年与北方局有直接关系。1927、28、29年以来，虽无关系，但在京津党的党员团员都了解他。二、党与团的经费毫无办法，他可向其原籍教育局活动留学官费（地方教育经费项下，只要斗过县长和绅士即可。该县教局他曾于1927年夏代过局长，实权仍暗中可操纵动。）附带一个原因，此人从1927年重病后一直带病工作，党内外斗争繁剧，近三年无食无衣生活及秘密工作油印等，使他眼力发生障碍（到北京后，经医检查，早成近视了。）党无财力之助，经此可使他借机就医。去的任务是：一、要找到正确的北方局关系，不能找成托派关系。二、促北方局迅速帮助恢复陕西省委。三、建立陕北与北方局的秘密交通往来。四、到北方局派遣或陕北来接时回陕北，或于病好后由北方局另派工作。北方局自1927年李大钊同志牺牲后，许多关系紊乱，但仍藕断丝连，一直延续到1930年。盲动路线时，也为行动委员会所代替。清算盲动路线时，几被筹备会瓦解。以后有时与顺直省委合，有时改变与河北省委合。1933年又恢复北方局之名义，人员及机关则较往昔均少与小，工作地区则华北、东北、内蒙、西北均归领导。
陕北特委自毕维周、王兆卿牺牲后，一度零散，为期不久，经北方局派人及地方党团员之努力，迅速恢复。而且自1932年，土地革命开始，游击队、游击区创造起来之后，领导战争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之党与团，在旧有基础上新建起来。从前隐秘存在于县城、市镇之县委、区委几乎坍光，而农村中领导阶级战争的支部、区委、县委、特委生长起来。
陕西省委之外，在开展游击战争区域的陕、甘、宁交界地带，由北方局领导之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起来（时间为193？年至1935年农历九月初进瓦窑堡止），其下，在陕甘边区则有陕甘边特委，领导陕甘边苏维埃、陕甘省政府。在陕北者，则有陕北特委，领导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与之共同存在者，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红军建制、作战。陕西省委则秘密蛰存于西安，与北方局、中央及各地保持秘密关系。
1935年，由北方局派遣，有中央代表团到达永坪，对西北工作委员会初未变动，到红25军到达陕北后，改编军队，改变军委，直接发号施令，高高在上，独断一切，对陕北、陕甘两特委，则以下属处之。到瓦窑堡解放，党政军机关迁入城内后，朱理治提出取消西北工作委员会，有人争论不应改变，定要改变时，则用陕甘宁晋绥区党委，服从于当时时局与任务。后来定名陕甘晋省委，取消中央代表团与西北工作委员会。
1935年农历十月后，中央及毛主席到达瓦窑堡。 由江西长征而来、沿途名为苏区中央局，改名西北中央局，领导东征、西征，执行与贯彻毛主席所提出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取消陕甘晋省委，重建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北省委、蒙古工作委员会，总归西北中央局领导，于退出瓦窑堡至“双一二”事变之前。
部队西征，中央到保安后，将蒙委改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三边成立特委。
1937年进入延安后，所有西北苏区，统一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苏区中的党，统一归陕甘宁特区党委领导，西北中央局又从而领导之。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进行抗日战争之动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中央局改名为党中央局，领导西北及华北之抗日，向全国各地恢复关系。中设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陕甘宁边区党委、陕西省委。在出师华北时，毛主席领导下，建立以刘少奇、彭真为首的华北局、山东分局，负责华北、山西、山东根据地之建立。冬，由延安党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负责华中抗日。皖南事变后，建立东南局，领导南方抗日战争。在延安建立东北工作委员会，进行收复东北之工作。
1938年，陕甘宁特区党委改变为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关中、陇东、三边、警备区四个分区党委及延属十县县委与内蒙工委。
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会后，陕甘宁边区党委于1940年后改名边区中央局。
1941年，西北工作委员会改名中共中央西北局，支持抗日战争，领导解放战争至今。
陕北党与团特委简况
1967年9月25日
编者注：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刊印。本文亦为1967年夏应约为兰州大学来子长外调人员所写的资料。
一、从1924年农七月，开始由李子洲、王懋廷在绥德四师吸收学生白明善等数人，建立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同北方局恽代英、邓中夏，建立上下级关系。双十节前后，发展到十多人。教职员学生。因有年在18岁以上的成年了，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特别支部。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特别支部。党与团同北方局李大钊建立了关系。李又指示同中共豫陕区党委、团委建立上下关系。地址在河南开封、洛阳，归肖楚女领导。并与上海中央，陈独秀、贺昌、代英、中夏、弼时、昌浩等往来文件书信。寒假前，李子洲、王懋廷、白明善，四师球队，先后赴榆林，在榆林中学开始建立、发展第一个党与团特支，属绥德领导。因榆中学生，大多年纪比四师的大，因而，年长者入党，年幼者入团，党与团同发展，同建立。有四师经验之故也。
二、1925年（五卅）惨案后，北方局李大钊派耿炳光来陕北，建立中共绥德党与团地委。领导全陕北。耿又赴西安，建立陕甘区党委。耿任陕甘区党委书记，李子洲任组织部长，魏野畴任宣传部长，刘含初等任常委。曹趾仁任陕甘区团书记。秘密在西安工作，领导陕甘党与团。与豫陕区再不发生关系。
绥德地委第一届书记耿炳光，组织部长田伯英，宣传部长李致煦。耿走，田、李代书记。李到石旅做军运，田任书记。团地委书记，由马瑞昌、杜振庭、罗百福等担任。马、杜、罗走后，又由苏建勋、刘述蔚等担任。苏、刘走后，才由我担任。我任书记时，杨和春任组织部长，严念祖任宣传部长，师应三任纠察队长，李志德任儿童运动委员会书记……。我参加党地委常委会。
三、1925年秋，徐梦周、钱青泉、刘维东、陶新畲，从冯玉祥部先后来绥德，接着北方局李大钊又派蔡楠轩也来。党地委由田、徐、刘、蔡、钱、陶等互相更迭。1926年前后田伯英到延安四中，繼呼震东任校长，党内兼任延安地委书记。刘尚达、陈瑜廷、易秉坤等任委员。榆林成立地委，党地委书记马云程。三个地委，绥德地委为中心地委。上级与北京北方局、上海中央、西安陕甘区党委发生关系。石旅成立军事党委由唐澍继李致煦负责（李入西安去了）。石部关系仍属绥德地委军委。1926年子洲、田、李致煦走后，皆为外省人，我以本地人团书记参加党地委，参加常委、军委、农委、妇委、职工委员会，及副书记，代书记工作。1927年前后，封闭四师、四中。两地委星散，榆林地委溃乱。1927年农七月底，我到绥德，先建立绥德县委，四乡及城建立五个区委。党与团，从乡为支部，区为区委，县为县委。八至九月，我赴汾（阳）就医，逃难一月多。九月半返回，参加清涧起义，未赶上。转而恢复与重建陕北各县党与团县委。从十月至腊，步行，亲手重建者为绥德、米脂、横山、榆林、神木、府谷、佳县、吴堡，八个县。通信建立者为定边、安定、保安、安塞、延川、延长、清涧、延安、宜川，九县。联络焦维炽等延安四中学生重建者鄜县、中部、宜君诸县。1928年春协同省委特派员杜衡及各县代表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特委。党与团特委正式成立。传达贯彻“八七”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传达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坚决肯定重新再搞工农革命。
四、1928年一年，特委在绥德、米脂为主。米脂出八月十五事件。危险皆到绥德西川谋善后，挽救。1929年，特委在榆林短时期，米脂短时期，转到老君殿一带。1930年至1932年，虽到农村，仍在绥、米、镇川一带，致发生白明善、毕等惨案。1933、34、35年，几乎都到安定西区一带（谢子长的家乡左右）为活动中心。开展反“围剿”战争，以安定、安塞、清涧为中心。1935年从春天起，一直以安定及瓦窑堡郊区为中心，大胜利，大开展，大扩大。不久以永坪为中心，红25、26军会师。冬，以瓦窑堡为中心，全国红军会师，党中央、毛主席驻跸，成全国红色中心。东征，西征，捉蒋，抗日，皆起于此，定于此。
详况另集材料，另写。先记名以备找材料另写。
附注：
1.从1924年秋到1927年农五月，李子洲、常士杰任四师校长时，1925年夏到1927年夏，呼震东、田伯英任延安四中校长时。1926年夏到1927年夏，宜川、延长、延川、清涧、延安、定边、安定、绥德、横山、米脂、神木、镇川、府谷、佳县、吴堡、保安，十六县的教育局和近百处高小校的校长教员，皆由中共绥德地委任命。 四师，四中的教员：英文每周七小时，有两小作文。国文每周八小时，有两小作文。数、理、化、生物、史地、矿物……平均每小时一元银洋。每天最多四小时（班级少）。最少二小时。各种主课教员，多者月120元，至少在60元以上。伙食每人每月才六七元。体育、音乐、美术、手工教员因时数少，每月至少30元。中共党团员太少，这样高工资，尚无人来。最早只李、王、呼三人，是由北京来的党员。很多教职员的党籍是从四师才解决的。如杨明轩、常士杰是1926年夏秋之际，才解决的。后来徐、蔡等人是来时带组织关系的。总计起来，四师、四中三、二年内，七八十名教职员中，只有十余人是上海、北京入党的。有四五十人是在四师四中才入党的。总之，没人来，看不下，嫌穷苦。
2.青年学生，从1925年夏起，至1927年武汉政府成立止，榆林、绥德、延安的中学教员、学生，如疯如狂，如潮如浪，都向广州、上海、武汉、北京（不多）、西安、兰州，往外走。尤其武汉、西安去的更多。一出外，身价百倍，很多不愿坚持陕北工作。
3.1924年至1927年6月，石谦部，12个连有11个连长是中共党员。唐澍等黄埔、上海大学十来人任政治教官，每月以排连级军官待遇（20元，30元，40、50、60元）。李象九、谢子长、王有才、李瑞成、杨仲远，各连都在扩兵。每兵每月七元，扣二三元伙食。班长八元。排长分20、25、30元。三年，年年不足额。井岳秀其他部队当兵还要保人。石部不要。中学毕业生，任排长（史唯然等）。小学毕业生，任班长（南凤池等）、文书、司务长。文盲，新兵、列兵、伍长、班长。（阎红彦初到李象九连只是兵。）从1924年到1927年，年年想扩兵，无人去当，不是不收。当长工一月才二三元。当高小教员，一月才10至12元。中学毕业生都愿当教员，不愿到军队去当排长。当初小教员一月才三四元。乡村才一二元。高小毕业生，愿当乡塾小学教员，不愿去当文书或司务长或班长去。关中、汉中人到井之各部，至小是班长、排长。中学生甚至连长。陕北人当兵，只有无地，不学七十二行，遭灾遭难，弟兄多，失学失业……才去。
4.从1925年起，谢子长烈士，每月要用四名兵饷，供两名中学生。每名每月伙食三元扣在连部作党与团杂支开支。每名每月四元，两名八元。月月早给。要我给物色对象。条件：品学优，家贫。我给找了一位孙香亭，一位惠泽人。结果，孙因家贫，从1926年春到1927年夏，领了一年半，夏因反革命封闭四师，失学。惠说：“我是父亲当吹手，门风低，并非上不起学。”未用。再经多人研究，物色，找不下。穷，很多。品学要能考入学校，在各县投考生中考选，不是凭自称自负自吹可得。终未补足。
5.1927年秋到1930年，很多人由外地跑回，不干革命了。怕敌人。怕牺牲家。怕牺性命。当过省农协的主席，县农协主席，省学联代表，主席，委员……后来，当过教育局长，校长，教员。因革命挣过钱，得过“名”“位”的，也消极，不干。非陕北人，更无人愿来陕北。只有纪风洲（吉风洲）、赵伯平、高克林、向孝慈、李锦峰、魏野畴，不到二十人来陕北。冒城门搜查，如“文昭关”而缺“東皋公”的危险来往过。出外的，也不愿回陕北，嫌苦，穷。
6.1931年后，陕甘红军，为“南下关中”“北上陕北”，争了数年，直至1934年“北上”，才止争。1931年后，在华北不断动员，布置，从1931年到1935年，外省及陕北干部，回陕北者不及百人。参加了1933、34、35年的反“围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扩大党的力量。
7.1935年，毛主席，党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是出于“望外”，“难能”，“可贵”，古今罕有的。李自成从陕北起，到各地，入北京，败。其他历代，陕北名将如韩世忠、杨业的三代、李显忠，皆未久在陕北。瓦窑堡从1916年到1936年，除红军不计，过往许多军队，皆无成事者。
8.从1925、26、27年夏，到1930、31、32、33年，八年内，安定（今子长）全县五个高初两级小学校，两处女校，除由本地中共党团员任教育局长、视学员、校长、教员外，仅经我手，由陕北党与团地委、特委，调任过的外县外籍党团员到各校任教职者，男女有十多人。如神木康忠治，佳县高光祖、高在位，绥德马培梓、叶毓荣、徐雪尘，（1930年前皆党团干部。未动摇过）女教员如雷永祥（横山）、尤香斋、杜芳明、薛映莲……。每年工资在百元以上。长工全年才20元、30元。大商号，类经理的长工才40元。
我从1924年到1927年为义务教职。1927、1929年教书应得，父母分文未见，自己使用不及四分之一。而且1924年至1935年，十年，义务工作。未领用应领公费（党与团的开支）。
有些人不来安定，或不够格。安定（子长）本来是小学教员输出的县份。
9.陕北23县，论人口，府、神、榆、横、米、绥、佳、吴八县人口最稠，人多地缺。论剥削，这八县移民，佃农最多，土地最集中。由于安定自辛亥后，为战乱之区，军事压迫，政治压迫，比23县任何县为严重，苛繁，残暴。1934年后，同在陕北，惟安定、保安，游击战争开展最早，最多，最剧烈。蒋机轰炸，从对瓦窑堡开始。公路网、碉堡线交织，围剿，搞“无人区”，以“安定”（子长）为中心目标。
材料另多搜集，先记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