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精准、生猛的眼睛看世界，用相机和画笔，记录下社会变迁中的矛盾和毁灭。
　　1984年，刚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的刘小东，花25块钱买了一架旧相机，趁着暑假，和一帮同学跑到北戴河和南戴河玩了一趟。那会儿他正和同学喻红谈恋爱，“老有种像在做梦的感觉”，担心一切都不是真的。他在海边照了好多相，其中有些是偷着抓拍的，连喻红都不知道。
　　最新出版的摄影集《眼前往事》里，18岁的喻红出现在第一页，短发厚密，面容沉静。此后，她的身影成为书页间的时间轴，刘小东在她身旁，从北京到纽约，从抱着女儿拍满月照到三颗脑袋凑到一起，六只圆鼓鼓的眼睛亮闪闪。
　　34年过去，刘小东没什么改变。只是此刻，他从拍照的人，变成了被拍者。坐在画室一角，接受相机的定格，那张曾出现在王小帅、贾樟柯、侯孝贤镜头中的脸上，露出点局促。他抱怨着接受采访的“痛苦”，身后的墙上挂着他在老家画的画——《金城小子》系列里的《我的埃及》。

无明、无辜、无情、无差别

　　《眼前往事》的封面上，猪、人、狗纵向排开，暗示着拍摄者一视同仁的目光。垂死的兔子，做完子宫切除的狗，土道上的死鸭子，两只撅着屁股埋头吃草的羊……刘小东镜头下的动物，总能咂摸出一些人间滋味。尤其是猪。“我觉得猪很简单，但它能传达一种被命运宰割的无奈，就像人一样，总是被无法把控的力量推进自己也无法弄清的世事变迁中。”刘小东说，“我们都是同伙儿”。
　　在陈丹青看来，刘小东的禀赋正在于“如动物般观看”，“无明、无辜、无情、无差别，不存意见，不附带所谓文化”。他从来舍不得买一个贵相机，看似随手拍，但一出手就老谋深算，亲人爱人、猪狗马驴、各国风物，那些微妙难言的时代况味与情感结构，都被他摄入照片，凝固储存。
　　1990年，陈丹青在唐人街一家书店里，看到了《美术》杂志上的一幅画。画中阳光明媚，红墙后露出青绿的田野。艺术家眉头紧锁，注视远方，身边的女友看向地面，表情滞重。这幅画的“底片”是1989年刘小东带喻红回老家金城时拍的一张合照，他把它移上画布，画成这幅《田园牧歌》。
　　晚上回去，陈丹青就给刘小东写信，“中国出了个天才，画得这么好”。那一年，刘小东27岁，各种主义都玩了一遍，又民族又敦煌，一会儿毕加索一会儿梵高，学克莱因把墨泼在身上在画布上滚，搞行为艺术，最后决定从汪洋大海般的美术史里往回撤，回到现实，回到具象，回到身边人。
　　1990年的“刘小东油画展”上，当这些描绘凡夫俗子日常琐事的画作被展出时，“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的藝术史翻页也在悄然发生。在最早发现刘小东的批评家范迪安看来，他的出场代表着“中国艺术的年代转换”，而那些“画中人”也正是于上世纪90年代初登历史舞台的一代新人，他们面对铺天盖地的都市消费、娱乐文化和金钱资本，焦灼、混乱、浪漫、放纵，野心勃勃地寻找一种新鲜生猛的语言，讲述自己与别人的故事。
　　这些人里，有王小帅、贾樟柯、张元，当然，也有刘小东自己。

尊重那些有意思的和没意思的个人生活

　　1990年，一个学美术的20岁山西青年流窜到北京，一心想考电影学院。有一天，他跑去看一个画展，挤在人群里，听说边上那个来回溜达的就是画家。“我瞟过去，那个镜头就定格了：青烟盘旋，寸头，一脸胡子茬，眉头微蹙，青筋暴露……”
　　多年以后，贾樟柯仍记得那次看刘小东的画，心里有多震撼：“看画里面烟熏火燎的火锅店，看白胖子扛着气枪带儿子穿过小巷，就知道这艺术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原来还可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接近。”
　　而此时的刘小东，却生起了拍电影的念头。“当时年轻，野心勃勃的。绘画多安静，苦哈哈的一个人；电影多刺激，可以指挥那么多人，作威作福。”
　　他努力了3个月，还是没考上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但拍电影的念头一直没断。1992年，他和喻红出演了王小帅的首部电影《冬春的日子》，本色出演一对青年画家夫妇，在时代腾转中苦闷挫败又蠢蠢欲动。同年，他又担任张元《北京杂种》的美术指导，“我清楚地记得臧天朔用铁簸箕猛砸自己硕大头颅的声音，还有豹子般的窦唯……当然还有较劲的崔健”。
　　刘小东亲历并参与了这一代新人的“起事”，在艺术圈、电影圈、摇滚圈里厮混游走。他们纠合为一种力量，与那个年代的主流文化形成鲜明对照——拒绝寓言、崇高与大集体，回到边缘、琐碎与小个人。张元自白：“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王小帅表示：“拍这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就像写我们自己的日记。”刘小东则说：“我越来越尊重现实，尊重生活，尊重那些有意思的和没意思的个人生活。”
　　从这时开始，他画中的“熟人”渐渐少了，开始把目光转向纷繁的“众生相”：《胖孙子》中的过肥男孩懒懒地倚着一辆崭新的“宝马”，《烧耗子》中两个无所事事的青年以残害生灵取乐，《违章》中的卡车上挤满了脏兮兮的半裸民工……刘小东将这些无名无姓的小人物，定格在庸碌的日常状态中——聚会、吃饭、郊游、喝酒、聊天、洗澡、睡觉，记录下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现场。
　　“刘小东突然把他生猛的作品朝我们扔过来，真实极了。”陈丹青说。

给他们一些任何人都该有的尊严

　　在陈丹青看来，这些“生猛的作品”，全赖于刘小东“精准如射击”一般地看：“唯动物如此凶狠而准确地看——那目标，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一回，他和刘小东出游京郊，中途停车，刘小东着急撒尿般奔向路边，拍了几个穿过田埂的村民，日后这张平淡无奇的照片就被植入到他的画中。
　　《眼前往事》中的很多照片，都是刘小东作品的最初“底片”。“人的记忆力不可能记住每个细节，照片能凝固住那些细微的表情和状态，以至一个门把手的光泽。”但对他来说，安身立命的仍是写生，“照片只是个小小的平面，提供不了那么多空间和色彩的微妙变化；写生完全凭你的肉眼，去感受这个世界的风吹雨打、阴天晴天，感受被画者的气息和现场突发的种种偶然。” 　　2002年，刘小东第一次到重庆奉节，彼时为了建三峡大坝，河床已经干枯，远处就是已成废墟的城市。回来后，他根据所拍照片，在北京的工作室里完成了《三峡大移民》和《三峡新移民》，后者于2006年拍出2200万元的天价，创下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高拍卖纪录。
　　在北京展览这两幅画时，刘小东请阿城写点东西，“他吭哧吭哧在网上下载了整个三峡的历史，将近10万字”，写了一篇《长江辑录》。有感于阿城一丝不苟的态度，刘小东想再画一回三峡，把画室搬到现场——即将没入水下的奉节老县城中一座半毁的楼房顶上。“要克服文人的矫情，要真的像劳动人民一样，真的去体验。”
　　跟他一起去的还有贾樟柯。刘小东在画布上创作《温床》，他就在一边用摄影机记录。纪录片《东》里，刘小东和民工们一样光着膀子，画他们或坐或卧地打扑克。2米多高、10米长的大画布铺在地上，他撅着屁股，像种地一样，从中午画到天黑，后背起包，嘴上长泡，“天天贴创可贴，不贴太恶心，贴了太难受”。
　　画画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工人死了，被正在拆除的楼骨架压在了下面。刘小东带着为他拍的几张照片，回到他山村的老家。“试图通过艺术改变什么，是很可笑的事情。”在影片中刘小东说，“但我希望通过我的绘画，给他们一些任何人都该有的尊严。”《温床》里的移民工仍将在各处需要廉价劳力的异地奔波，但那11副肌肉偾张、汗水津津的五短身材，却被留在三峡山河的背景之上。
　　“在任何非常悲情、絕望的地方，你都会发现生命本身的动人。”三峡之后，现场写生成为刘小东的主要工作方式。在泰国，他画从事性工作的女孩；在青海，他画戈壁滩上吐着浓烟的化工厂；在和田，他画挖玉的人群，千疮百孔的河道。
　　阿城说：“刘小东每到一个地方，待十天或者一天，马上就能把那个地方的东西抓到了。”他说，这种对直感的抓取性，属于萨满的DNA。

金城小子的眼前往事

　　刘小东的老家东北，就是萨满文化的兴盛地，流风余韵不衰。2010年，马不停蹄地走过很多地方后，刘小东回到了故乡金城。
　　金城是东北的一个小镇，曾拥有全国第四大造纸厂。上世纪90年代国营工厂改制，造纸厂濒临倒闭，如今再不见往日挤挤攘攘的工人，昔日的厂房被高楼、洗头房、洗脚城、台球厅淹没。
　　1980年，刘小东17岁，离开金城去北京读书，每逢春节回来一趟。这次回乡，他头一回在家里连续过了夏、秋、冬3个季节，每天和“发小们”踢球喝酒，请他们当模特，画他们的脸、皮肤、各自的家庭，“为活过的几十年留点证据”。
　　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拍摄团队。头一回来金城，侯孝贤却涌起莫名的亲切感，那些空旷的厂房与锈迹斑斑的小火车，让他想起旧日的台湾糖厂。纪录片《金城小子》里有一幕，卡拉OK厅里，这边是侯孝贤唱着台语歌曲，那边是“发小们”声嘶力竭地吼着“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刘小东则站在画架前画郭强——一个“身在黑道边缘，心在严格律己”的KTV老板。
　　3个月里，他一共画了8位这样的“金城小子”：曾经入狱的树军抱着自己老来喜得的大胖儿子；下岗的旭子在家徒四壁的客厅里光着膀子露出文身；以前一起练武的小豆，穿着野性又敞亮的裙子站在台球桌前，风情依旧……
　　在城市化、市场化的洪流里，金城成为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地方。刘小东在日记里写：“我们的记忆被膨胀的发展吞食了。”无论是画三峡还是画金城，他关注的都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种种欲望、矛盾与毁灭，“一面是迅猛的发展，一面是旧有的生活，一切关系都被打碎”。
　　摄影集《眼前往事》里，有他拍的鄂尔多斯烂尾楼前漫步的驴，当“东方迪拜”沦为今日“鬼城”，“农业社会的痕迹遗留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像战争一样彼此对峙”。“我赶上了这个时代，我就要去画、去拍，就要在混乱复杂的现实里度我的生命。”
　　在北京待了30多年，“金城小子”刘小东依然有着清晰可辨的东北口音。那种地域性的幽默与爽直在他身上留下了极深的烙印，读他画画余暇时记下的日记，总会被诸如“咋整的，每次出来画画都会长出嘴泡”“昨天已经联系好的驴还没来，我已等到三点，三点啊，三点了”这些话逗乐。
　　采访时，一连串观念、想法把他问得有点苦闷，“像接受灵魂的拷问，太累了”。录音笔一关，他就马上如释重负，哼着歌，沏好茶，热情地招呼着“聊点儿实在的”，聊北京的生活成本，聊青春的苦闷，聊平常心。“有一颗平常心不容易，多见一点世面，多见一些人，你对所有的事情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了。”
　　他的画室正重新装修，小院里堆着杂物，他指着一个角落，说那里落户了一窝野猫，每天蹿来蹿去。
　　突然就想起阿城说刘小东的一段话：“他身上的动物性非常强，就像一个猫忽然就跑进来了，看这么多人在这儿，它马上直觉到这里不一定危险，因为他们都在听一个傻瓜在讲话，所以不会注意到我。这就是动物，一瞬间它就掌握到这个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