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是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东道国之一。文章以大众汽车集团作为案例，基于邓宁的OLI框架理论，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三方面分析了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动机、面临的挑战和前景。
[关键词]OLI框架;外国直接投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
[DOI]10.13939/j.cnki.zgsc.2021.30.004
1 导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之一。根据Bende-Nabende（2017）的定义，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指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在另一个国家进行资产收购以管理资产的过程。对外国直接投资问题进行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金融自由化的蔓延，全球国际投资显著增加。随着全球市场的建立，出现了有利于各国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机遇。这些国家及其企业进行外国直接投资通常带有具体的意图。借助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得以发展和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获得更多的资本，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Perri & Peruffo，2016）。外国直接投资背后的动机可以用各种理论工具来分析，比如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 H. Dunning）提出的OLI（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框架。根据OLI框架，跨国公司在考虑投资进入模式时会考虑三个变量：所有权优势——这一因素侧重于控制问题、实现的成本和利益、交易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Brouters等，2015）。
2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外国直接投资有不同的定义。为了将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其他资本流动区分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国内企业拥有外国企业10%或以上的所有权（货币基金组织，20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这一行为定义为一种跨国界投资，在这种投资中，不属于某一特定经济体的组织对东道国经济中企业的管理具有重大影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类型，即纵向和横向外国直接投资。横向外国直接投资指的是在东道国完全模仿母公司的活动。由此，企业在选定的国家建立新的基础，可以独立开展活动（Sirr等，2017）。关于纵向外国直接投资，母公司将其生产过程分解到母国和选择的东道国之间。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项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影响着资本、知识、技术和技能的跨境流动，从而为东道国提供了实现增长的机会（Danakol等，2017）。根据Iamsiraroj和Ulubasoglu（2015）的数据，1970—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了从世界GDP的约0.5%到3%的实质性增长。然而，只有当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相关时，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Silajdzic和Mehic，2015）。这些文献还阐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外国直接投资通常在东道国享受优惠税收待遇和各种激励，这可能最终扭曲经济（Iamsiraroj和Ulubasoglu，2015）。外国投资还可能导致国内市场拥挤，从而将资源从各种生产部门转移。
一些动机被认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比如，弗农的生产周期理论主要阐释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四个主要生产阶段，即创新、增长、成熟和衰退（Crowley，2017）。这一理论主要关注创新生产的优势，即一个组织将其業务扩展到国外市场。不完善资本市场的汇率理论也解释了外国投资的动机。根据这一理论，汇率升值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反之亦然。Yu（2006）认为，中国的汇率在其外国直接投资繁荣中起着关键作用。Buckley和Casson还提出了内部化理论来解释FDI背后的动机。他们认为，当跨国公司组织内部活动已获得国际优势时，就会刺激外国直接投资。
前述理论都被认为是邓宁的折衷范式。折衷理论主要由三种范式组成，即所有权优势、区位和内部化（Denisia，2010）。根据邓宁的理论，这三个优势在确定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和规模方面都很重要（Popovici和Calin，2014）。所有权优势可以通过获得不可模仿的原材料、有限的资源和商标等垄断特权来实现。这种优势也可以通过有利于创新和规模经济进而实现金融资本和学习成功的区位技术优势来实现。投资地也必须具备一定的优势才能吸引外国企业。与有利可图的外国直接投资相一致的区位优势是生产和通信成本低、市场规模大、政治支持和稳定以及文化多样性（Denisia，2010）。内部化是邓宁激励理论的最后一个方面。为了保持上述优势，组织必须通过使用内部技术在普遍饱和的市场上脱颖而出。这些理论可用于进一步重新分类外国直接投资的动机因素（Agarwal & Wu，2015）。由此，外国直接投资可分为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战略资产和寻求效率几类。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有利可图的地方。 2003年，中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同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最快。外国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Pengetal，2016）。德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以对外国直接投资而闻名，也促进了其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德国便主要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之一，就是中国必须开放其外国投资资本市场（He，2014）。这使得中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有利可图的市场，而德国是最早进入中国进行投资的国家之一，是中国最重要的欧洲贸易伙伴，在国际上排名第6位。由于中国制造业的专业化，大部分外国投资者都集中于这一行业（Li，2018）。德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之一是大众汽车集团。众所周知，作为汽车行业巨头，大众汽车集团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大量从事对外贸易。
3 基于OLI框架分析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动机
3.1 所有权优势
企业可以通过利用自身目前在外国的一些优势获得所有权优势。企业可以利用的一个优势是它的品牌。一个知名品牌很可能会吸引外国市场的注意力，从而为现有产品创造一个现成的市场。这也是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市场投资的一个优势。大众汽车是一个成熟的品牌，以其豪华性和经济性而闻名，这使得大众汽车集团能够有效地与中国的竞争对手竞争，因为消费者熟知其品牌。大众汽车集团还可以通过与先前存在的外国企业合作，在竞争中取得垄断地位，从而获得所有权优势。大众汽车集团是中国第一家从事汽车生产的公司，因此能够获得这一优势（Liu等，2018）。如果当前的普遍条件继续有利于企业，那么所有权优势可能是短暂的。这可能是由于市场新进入者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也可能是由于东道国政府为所有企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中国进行外国直接投资面临一些不可预测性。 3.2 区位优势
一个企业也可以仅仅因其位于外国而获益。推动一个企业参与外国直接投资的众多区位优势之一是，新的区域提供新的市场。外国可能有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这对于试图在该国投资的企业而言是一个额外的优势。外国投资地可能具有生产成本优势，因其可能拥有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原材料，从而可以降低运输等物流总成本。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设立在外国而获得巨大收益，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在货物关税方面享有灵活性。通过在中国投资，企业可以绕过在边境征收的关税，从而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商品和服务，实现竞争优势。上述这些优势在大众汽车集团也有所体现。根据世界人口评论网站（Worldpopulationreview.com）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人口为14.2亿，为汽车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中国的制造工厂可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德国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也可以規避中国为了保护当地企业而对进口产品实施的严格政策。因此，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在中国设立公司，既可以获得大量的消费者，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3.3 内部化优势
根据OLI框架，组织之所以有动机在外国进行投资的原因可能是，试图从其内部化过程中获得收益。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和利用技术进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这一目标。一个高度创新的企业将通过投资中国市场实现有效竞争并获益。因此，众多德国企业凭借其创新及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领先地位到中国进行投资。关于创新，Nikotwiz（2016）指出大众汽车集团在现代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通过不断创新奥迪品牌，大众汽车集团不断超越竞争对手。通过与当地公司合并，可以进一步增强内部优势，享受相应的优惠待遇。收购其他汽车公司也有助于获得内部化优势（Denisia，2010）。大众汽车集团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优化，这一点可以从公司合并其金融服务以改善其运营结构中看出。大众汽车集团还进行了许多收购，其中包括1998年的豪华汽车品牌宾利 （Zhang和Khabelashvili，2003）。
4 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前景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可能接纳更多的德国直接投资。中国稳定的人口增长将为外来投资提供巨大的市场。中国希望在未来增加制造业并开拓其海外市场，这就给德国对华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德国的直接投资也积极配合中国达成环境目标。由于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中国已经采取了减少碳排放的举措。中国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制造工厂和汽车。大众汽车集团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达到相关标准，积极投身于安全、设计、功能和环境兼容性（Zhang和Khabelashvili，2003）。众多德国企业寻求扩大业务，而中国是可以提供丰厚回报的东道国选择。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对于德国在华投资而言，尽管中国提供了这些有利条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利的条件。由于中国希望引入新的海外投资，同一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加剧。德国在华直接投资自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因此德国很可能会减少其在中国的投资。中国还可能出台更多的监管政策，这也可能导致德国减少对华投资。中国制造业还面临产能过剩风险，长期来看可能导致行业下滑，从而使得德国在华直接投资面临风险。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还面临着不确定性因素，这也影响了德国对华投资。因此，德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增加，但这将受到一些严格限制。
5 结论
一个特定组织的直接外国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根据邓宁的OLI框架，外国直接投资背后的动机可以分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中国一直是德国直接投资的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大众汽车集团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之一。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中国人口众多，为汽车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同时，中国人口的逐渐增加为未来的市场扩张提供了基础。公司通过在中国境内获得原材料而实现垄断的区位优势，同时获得各种政府法规的豁免。中国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如补贴生产过程）也有助于激励外国直接投资。由于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其他优势，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具有增长前景，尽管目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和激烈的竞争等挑战。
参考文献：
[1]AGARWAL J，WU T. Factors influencing growth potential of e‐commerce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 institution-based n-oli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positions[J].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5，57（3）： 197-215.
[2]BENDE-NABENDEA.Globalisation， FDI，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M].New York： Routledge，2017.
[3]Bloomberg.Are you a robot？[EB/OL].（2018-01-02）[2021-05-06]. https：//www.bloomberg.com/research/stocks/private/snapshot.asp？privcapId=377732.
[4]BROUTHERS LE， BROUTHERS KD， WERNERS. Is dunning’s eclectic framework descriptive or normative [M].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5：143-156.
[5]CROWLEY F.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and discontinuation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firms in Europe[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7， 20（2）：250-268. [6]DANAKOL SH， ESTRIN S， REYNOLDSP， et 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via M&A and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 blessing or curse？[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8（3）： 599-612.
[7]DENISIAV.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ies： an overview of the main FDI theories[R].6th edition . Balance of payment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Manual.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0.
[8]HE H， CHEN S， YAOS， et al. 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inter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stock market in the post-WTO accession period[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2014（33）： 434-444.
[9]HERTENSTEIN P， SUTHERLAND D， ANDERSON J.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in network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ward and outward FDI in China’s auto components industry[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34（1）： 69-96.
[10]IAMSIRAROJS， ULUBAOLU M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al relationship or wishful thinking？[J].Economic modelling， 2015（51）： 200-213.
[11]LIL. China’s manufacturing locus in 2025： with a comparison of “Made-in-China 2025” and “Industry 4.0”.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8（135）： 66-74.
[12]LIU Z.， SONG W， LIU D， et al. Exploring brand preference and its spatial patterns in the Chinese automobile market[J].Journal of spatial science， 2018，63（2）： 399-417.
[13]NIKOWITZM. OEM and industry review—markets， strategies and current technologies[M].Cham： Springer， 2016：15-45.
[14]PENG H， TAN X， LIY，et al.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O2 emissions in China： a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J].Sustainability， 2016， 8（3）：233
[15]PERRI A PERUFFO E. Knowledge spillovers from FDI： a critical review from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rspectiv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6，18（1）：3-27.
[16]POPOVICI O.C， CLIN A.C. FDI theories： a location-based approach[J].Romanian economic journal， 2014，17（53）.
[17]SILAJDZIC S， MEHIC E. Knowledge spillovers， absorptive capacities and the impact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195）：614-623.
[18]SIRR G， GARVEY J，GALLAGHER L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of asymmetric effects o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vestments[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7， 35（1）： 93-113.
[19]YU Q. Why is China so attractive for FDI？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s[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6， 17（2）：198-209.
[20]ZHANG F， KHABELASHVILIG. Foreign automobile compan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Volkswagen and General Motors[D].Rhineland-Palatinate：Gutenberg University，2003.
[作者簡介]黎思远（1992—），男，北京人，中国航材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研究方向：国际商务、市场营销、金融管理。
[关键词]OLI框架;外国直接投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
[DOI]10.13939/j.cnki.zgsc.2021.30.004
1 导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之一。根据Bende-Nabende（2017）的定义，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指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在另一个国家进行资产收购以管理资产的过程。对外国直接投资问题进行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金融自由化的蔓延，全球国际投资显著增加。随着全球市场的建立，出现了有利于各国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机遇。这些国家及其企业进行外国直接投资通常带有具体的意图。借助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得以发展和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获得更多的资本，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Perri & Peruffo，2016）。外国直接投资背后的动机可以用各种理论工具来分析，比如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 H. Dunning）提出的OLI（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框架。根据OLI框架，跨国公司在考虑投资进入模式时会考虑三个变量：所有权优势——这一因素侧重于控制问题、实现的成本和利益、交易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Brouters等，2015）。
2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外国直接投资有不同的定义。为了将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其他资本流动区分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国内企业拥有外国企业10%或以上的所有权（货币基金组织，20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这一行为定义为一种跨国界投资，在这种投资中，不属于某一特定经济体的组织对东道国经济中企业的管理具有重大影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类型，即纵向和横向外国直接投资。横向外国直接投资指的是在东道国完全模仿母公司的活动。由此，企业在选定的国家建立新的基础，可以独立开展活动（Sirr等，2017）。关于纵向外国直接投资，母公司将其生产过程分解到母国和选择的东道国之间。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项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影响着资本、知识、技术和技能的跨境流动，从而为东道国提供了实现增长的机会（Danakol等，2017）。根据Iamsiraroj和Ulubasoglu（2015）的数据，1970—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了从世界GDP的约0.5%到3%的实质性增长。然而，只有当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相关时，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Silajdzic和Mehic，2015）。这些文献还阐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外国直接投资通常在东道国享受优惠税收待遇和各种激励，这可能最终扭曲经济（Iamsiraroj和Ulubasoglu，2015）。外国投资还可能导致国内市场拥挤，从而将资源从各种生产部门转移。
一些动机被认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比如，弗农的生产周期理论主要阐释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四个主要生产阶段，即创新、增长、成熟和衰退（Crowley，2017）。这一理论主要关注创新生产的优势，即一个组织将其業务扩展到国外市场。不完善资本市场的汇率理论也解释了外国投资的动机。根据这一理论，汇率升值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反之亦然。Yu（2006）认为，中国的汇率在其外国直接投资繁荣中起着关键作用。Buckley和Casson还提出了内部化理论来解释FDI背后的动机。他们认为，当跨国公司组织内部活动已获得国际优势时，就会刺激外国直接投资。
前述理论都被认为是邓宁的折衷范式。折衷理论主要由三种范式组成，即所有权优势、区位和内部化（Denisia，2010）。根据邓宁的理论，这三个优势在确定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和规模方面都很重要（Popovici和Calin，2014）。所有权优势可以通过获得不可模仿的原材料、有限的资源和商标等垄断特权来实现。这种优势也可以通过有利于创新和规模经济进而实现金融资本和学习成功的区位技术优势来实现。投资地也必须具备一定的优势才能吸引外国企业。与有利可图的外国直接投资相一致的区位优势是生产和通信成本低、市场规模大、政治支持和稳定以及文化多样性（Denisia，2010）。内部化是邓宁激励理论的最后一个方面。为了保持上述优势，组织必须通过使用内部技术在普遍饱和的市场上脱颖而出。这些理论可用于进一步重新分类外国直接投资的动机因素（Agarwal & Wu，2015）。由此，外国直接投资可分为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战略资产和寻求效率几类。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有利可图的地方。 2003年，中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同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最快。外国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Pengetal，2016）。德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以对外国直接投资而闻名，也促进了其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德国便主要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之一，就是中国必须开放其外国投资资本市场（He，2014）。这使得中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有利可图的市场，而德国是最早进入中国进行投资的国家之一，是中国最重要的欧洲贸易伙伴，在国际上排名第6位。由于中国制造业的专业化，大部分外国投资者都集中于这一行业（Li，2018）。德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之一是大众汽车集团。众所周知，作为汽车行业巨头，大众汽车集团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大量从事对外贸易。
3 基于OLI框架分析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动机
3.1 所有权优势
企业可以通过利用自身目前在外国的一些优势获得所有权优势。企业可以利用的一个优势是它的品牌。一个知名品牌很可能会吸引外国市场的注意力，从而为现有产品创造一个现成的市场。这也是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市场投资的一个优势。大众汽车是一个成熟的品牌，以其豪华性和经济性而闻名，这使得大众汽车集团能够有效地与中国的竞争对手竞争，因为消费者熟知其品牌。大众汽车集团还可以通过与先前存在的外国企业合作，在竞争中取得垄断地位，从而获得所有权优势。大众汽车集团是中国第一家从事汽车生产的公司，因此能够获得这一优势（Liu等，2018）。如果当前的普遍条件继续有利于企业，那么所有权优势可能是短暂的。这可能是由于市场新进入者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也可能是由于东道国政府为所有企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中国进行外国直接投资面临一些不可预测性。 3.2 区位优势
一个企业也可以仅仅因其位于外国而获益。推动一个企业参与外国直接投资的众多区位优势之一是，新的区域提供新的市场。外国可能有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这对于试图在该国投资的企业而言是一个额外的优势。外国投资地可能具有生产成本优势，因其可能拥有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原材料，从而可以降低运输等物流总成本。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设立在外国而获得巨大收益，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在货物关税方面享有灵活性。通过在中国投资，企业可以绕过在边境征收的关税，从而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商品和服务，实现竞争优势。上述这些优势在大众汽车集团也有所体现。根据世界人口评论网站（Worldpopulationreview.com）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人口为14.2亿，为汽车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中国的制造工厂可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德国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也可以規避中国为了保护当地企业而对进口产品实施的严格政策。因此，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在中国设立公司，既可以获得大量的消费者，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3.3 内部化优势
根据OLI框架，组织之所以有动机在外国进行投资的原因可能是，试图从其内部化过程中获得收益。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和利用技术进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这一目标。一个高度创新的企业将通过投资中国市场实现有效竞争并获益。因此，众多德国企业凭借其创新及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领先地位到中国进行投资。关于创新，Nikotwiz（2016）指出大众汽车集团在现代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通过不断创新奥迪品牌，大众汽车集团不断超越竞争对手。通过与当地公司合并，可以进一步增强内部优势，享受相应的优惠待遇。收购其他汽车公司也有助于获得内部化优势（Denisia，2010）。大众汽车集团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优化，这一点可以从公司合并其金融服务以改善其运营结构中看出。大众汽车集团还进行了许多收购，其中包括1998年的豪华汽车品牌宾利 （Zhang和Khabelashvili，2003）。
4 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前景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可能接纳更多的德国直接投资。中国稳定的人口增长将为外来投资提供巨大的市场。中国希望在未来增加制造业并开拓其海外市场，这就给德国对华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德国的直接投资也积极配合中国达成环境目标。由于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中国已经采取了减少碳排放的举措。中国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制造工厂和汽车。大众汽车集团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达到相关标准，积极投身于安全、设计、功能和环境兼容性（Zhang和Khabelashvili，2003）。众多德国企业寻求扩大业务，而中国是可以提供丰厚回报的东道国选择。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对于德国在华投资而言，尽管中国提供了这些有利条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利的条件。由于中国希望引入新的海外投资，同一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加剧。德国在华直接投资自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因此德国很可能会减少其在中国的投资。中国还可能出台更多的监管政策，这也可能导致德国减少对华投资。中国制造业还面临产能过剩风险，长期来看可能导致行业下滑，从而使得德国在华直接投资面临风险。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还面临着不确定性因素，这也影响了德国对华投资。因此，德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增加，但这将受到一些严格限制。
5 结论
一个特定组织的直接外国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根据邓宁的OLI框架，外国直接投资背后的动机可以分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中国一直是德国直接投资的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大众汽车集团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之一。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中国人口众多，为汽车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同时，中国人口的逐渐增加为未来的市场扩张提供了基础。公司通过在中国境内获得原材料而实现垄断的区位优势，同时获得各种政府法规的豁免。中国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如补贴生产过程）也有助于激励外国直接投资。由于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其他优势，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具有增长前景，尽管目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和激烈的竞争等挑战。
参考文献：
[1]AGARWAL J，WU T. Factors influencing growth potential of e‐commerce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 institution-based n-oli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positions[J].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5，57（3）： 197-215.
[2]BENDE-NABENDEA.Globalisation， FDI，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M].New York： Routledge，2017.
[3]Bloomberg.Are you a robot？[EB/OL].（2018-01-02）[2021-05-06]. https：//www.bloomberg.com/research/stocks/private/snapshot.asp？privcapId=377732.
[4]BROUTHERS LE， BROUTHERS KD， WERNERS. Is dunning’s eclectic framework descriptive or normative [M].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5：143-156.
[5]CROWLEY F.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and discontinuation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firms in Europe[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7， 20（2）：250-268. [6]DANAKOL SH， ESTRIN S， REYNOLDSP， et 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via M&A and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 blessing or curse？[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8（3）： 599-612.
[7]DENISIAV.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ies： an overview of the main FDI theories[R].6th edition . Balance of payment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Manual.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0.
[8]HE H， CHEN S， YAOS， et al. 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inter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stock market in the post-WTO accession period[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2014（33）： 434-444.
[9]HERTENSTEIN P， SUTHERLAND D， ANDERSON J.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in network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ward and outward FDI in China’s auto components industry[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34（1）： 69-96.
[10]IAMSIRAROJS， ULUBAOLU M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al relationship or wishful thinking？[J].Economic modelling， 2015（51）： 200-213.
[11]LIL. China’s manufacturing locus in 2025： with a comparison of “Made-in-China 2025” and “Industry 4.0”.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8（135）： 66-74.
[12]LIU Z.， SONG W， LIU D， et al. Exploring brand preference and its spatial patterns in the Chinese automobile market[J].Journal of spatial science， 2018，63（2）： 399-417.
[13]NIKOWITZM. OEM and industry review—markets， strategies and current technologies[M].Cham： Springer， 2016：15-45.
[14]PENG H， TAN X， LIY，et al.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O2 emissions in China： a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J].Sustainability， 2016， 8（3）：233
[15]PERRI A PERUFFO E. Knowledge spillovers from FDI： a critical review from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rspectiv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6，18（1）：3-27.
[16]POPOVICI O.C， CLIN A.C. FDI theories： a location-based approach[J].Romanian economic journal， 2014，17（53）.
[17]SILAJDZIC S， MEHIC E. Knowledge spillovers， absorptive capacities and the impact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195）：614-623.
[18]SIRR G， GARVEY J，GALLAGHER L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of asymmetric effects o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vestments[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7， 35（1）： 93-113.
[19]YU Q. Why is China so attractive for FDI？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s[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6， 17（2）：198-209.
[20]ZHANG F， KHABELASHVILIG. Foreign automobile compan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Volkswagen and General Motors[D].Rhineland-Palatinate：Gutenberg University，2003.
[作者簡介]黎思远（1992—），男，北京人，中国航材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研究方向：国际商务、市场营销、金融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