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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有效反腐是中国学者和普通百姓热议最多的话题之一。综合各种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反腐对策：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虽然当前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腐败形势仍然严峻，这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怎样的反腐才是最优选择？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始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曾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重温邓小平关于反腐败谈话，对反腐倡廉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在改革中，曾经面临两次大的压力
199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在各种压力特别是国际压力下，相当多的同志主张放缓改革的步伐，有的甚至打算倒退。当时的改革已经面临较严重的受挫，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以对党和中国命运的关切，以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对大地的情感，以及对中国近百年来甚至是几百年来一次难得的崛起机遇，综合各方面的考虑，他到了南方。他的想法是我们不能再错过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的政策坚持下去，至少100年不能变。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崛起，才能真正抓住历史的机遇期，才有可能避免在世界的潮流中落伍。因此，我认为，如果说对党建的反思、对文革的反思，主要集中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即《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那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胆识，则集中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因此，对于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纪念南巡讲话20周年，我认为必须把它还原到20年前的情况。
在改革中，曾经面临两次大的压力，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压力。十年洗劫，主要是让最基层的民众和备受迫害的高层领导，感受到不改革不行了，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全党的改革共识。第二次压力就是南方谈话之前，相当一部分领导、舆论和理论界都有过停止改革、放弃改革甚至是倒退到计划经济模式去的想法，此类观点与其利益相关，因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以，我们一定得把小平南方谈话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其意义。
南方谈话的二点启示
擅长于战略思考的邓小平，在这一改革的相持阶段，也一直在冷静观察、冷静思考，并冷静地寻找动力和战略的突破口。他觉得应该去当时改革起步较早、干部能力较强、群众得实惠较多、条件比较具备、思想比较解放、接近世界潮流的地方去看一看，这就是南方。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南方，听懂他讲话的知音才会更多一些，影响力才会更大一些。所以说纪念南方谈话，不仅要还原当时历史，同时要通过复原这段历史，明白其中的二点启示。
一是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其核心是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闭关锁国的国策，使我们落伍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只有开放，才能最有效地促进改革的深入；只有改革，才能最有效地扩大开放的效果。因此，改革开放便成为至少100年不变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点。
二是改革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区和单位，无一不是注重了相信并依靠群众，发挥群众创造力。只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切实得到实惠，人民群众就会成为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利益获得者，同时也能成为坚定的支持者。三十年前，与群众的改革热情相比，一些干部却并不热心于改革。因此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的段子。三十年后，一些干部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少群众却成了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民众对改革的积极性陡然下降。群众在改革中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你怎么能让他积极参与？群众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他凭什么支持拥护你？我们当年打天下，让人民群众参与分田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家王朝是靠民众的小推车推翻的。南方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成为窗口，成为样板，开了风气之先。人民群众参与并得利了，才成为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南方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根据地。南巡讲话，就是到改革开放的根据地讲话。所以，改革和革命的历史逻辑是一样的。
小平是从党和社会主义性质来看反腐败问题的
对反腐败问题，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小平同志就高度重视，他曾经说过，如果贪污贿赂横行，把经济搞上去还有什么意义？说明小平对腐败问题看得很重，因为他是从党的性质、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反腐败的，如果贪污贿赂横行，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已经变了，那还有什么意义。
不光从性质上来看，而且他谈到了，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大事，廉政建设同样也很重要。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他认为，我们不仅要把经济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搞好，否则就有“变质”“失败”“垮掉”的危险。
其实，邓小平是一直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并提出经济建设和廉政建设要“两手抓”。经济建设要坚定不移，廉政建设要坚持不懈。所以说，他对反腐败、廉政建设的认识是到位的，是有高度的。他对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也是注意的。
同时，他提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其实他这句话用意极其深刻！因为四十多年的执政史证明，运动反腐靠不住，权力反腐也靠不住！只有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才能在反腐败中靠得住！这又回到了他的一贯思想逻辑——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要靠法制，而法制的深层次就是制度建设，既包括法律制度，也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制度不能局限并停留于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制度最核心最实质的是权力结构。而只有权力结构科学了，法制才能成为法治，法治才能由理想成为现实。这个法治超越了一些条款的东西。之前说的法制还是条款方面。
制度建党、制度反腐源于邓小平的“8·18讲话”
在国际共运史上，邓小平对制度的认识最为深刻。32年前，他通过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通过文革和苏联的教训，不仅总结了制度的“四性”，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大政改课题，并规划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认真学习“8·18”讲话，就会明白，制度反腐就是权力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因此在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虽然没有专门并直接讲制度反腐，但他提出了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的重要论断！如果再把他在此之前已经讲的很清楚的“8·18”讲话联系起来，去学习、去领悟，我们就能明白制度反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
因为，运动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权力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相适应。而制度反腐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相适应。制度反腐不是以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反腐败，而是通过权力结构的改革，以新的权力结构来反对和预防腐败。当然，随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制度反腐会与权力反腐实现有机结合，以实现反腐动员、力量、效率的最大化！为此，需要我们以敢闯、敢试、敢冒险的精神去大胆实践，勇敢创造，不断前进。
腐败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利益集团阻挠
如果说“两手抓”和制度反腐体现了小平同志在反腐上的空间概念，“两个多久”则体现了小平在反腐方面的时间概念，说明小平逻辑思路一直是很清楚的，与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就是反腐倡廉建设。
而对于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我们用了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来描述。马克思有个观点，问题的复杂性通常不来自问题本身，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远离源点的缘故。比如，我用一双筷子去端装满水的杯子，总是很难。为什么？第一因为工具不对，第二因为方法不对，第三因为思路不对。反腐败或许也是如此。这么多年了，不仅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反腐败的任务由“依然繁重”发展为“依然艰巨”！由此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反腐败找到源点了吗？
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难就难在利益集团的百般阻挠。的确有这个因素，但腐败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利益集团的阻挠。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办，畏难情绪比较大。腐败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对腐败问题的源点认识上存在分歧。很多人并不清楚源点在什么地方，真要从源点着手去解决问题时，又左顾右盼担心到底是不是源点？问题主要包括思想上、利益上、感情上，群众看法与领导认识有差距，会上讲话与会下议论有差异，吸收借鉴与反对抵制有差别，因此反腐败的共识难以形成。一些地方和单位没有及时解决好人民利益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党内腐败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干群关系疏离，经济结构调整维艰，经济方式转变困难。当前，必须依靠继续改革深化改革来解决，但是，30年前民众作为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到了今天，却有相当多的民众对改革产生不解和不满。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艰巨性所在！不仅因为权力垄断的资源太多，而且因为权力离开权利太远。
当前利益集团尚未真正形成
我不赞成叫特殊利益集团或叫既得利益集团。我赞成叫特殊利益势力和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并没有章程，他们还没有真正抱成团，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抵抗改革。如果真正形成集团来进行抵抗，那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搞了。我们还查不出他们有组织有纲领地反对改革，也查不出他们有组织有纲领地引偏或误导改革。这种特殊利益势力，只要他们占据有利位置，就能左右大局。比如个别国有企业，并非要占据比例上的多数，只要掌握命脉，只要位居要冲，就能发挥主导作用。既得利益势力一旦位居权力要冲，不但能长久获利，而且能有效地阻止或延缓实质性的反腐败。
这些年之所以改革的阻力很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阻力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有利于改革的制度导向。现在大多数改革，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压缩、减少既得利益势力的制度。改革中获利最大的，多是权力者；受损最多的，常为无权者。被代表、被增长、被和谐的情况常常见诸报端。既得利益势力有多大，大家都看得出来。比如“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分解，“一把手”权力越来越大；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虽然讲了多年，却很难有领导人带头，也很难通过。
第二，缺乏有利于改革的用人导向。敢于革自己命的改革者很难获得良好的上升通道，很难担负更重要的职责去推进改革。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未形成，使他们很难担当更重要职务。
第三，缺乏有利于改革的民主导向。理论上，民主已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手段论”，发展为邓小平时代的“目的论”，再前进到十六大后的“生命论”。但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和单位党员还不能成为党内的主体，群众也难以成为社会的主体；民主常常以群众的素质尚不具备，而成为备用胎；普选往往以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而束之高阁。
如何来调整既得利益势力的腐败问题。第一，要承认利益是刚性的，要通过法规的政策的手段来调整既得利益势力或者特殊利益势力；第二要启迪他们的自省、觉悟。发达国家一些觉悟了的巨富，已经有了死后把巨额财产留给子孙是一种罪过的认知。掌握权力和金钱，都需要相应的能力素质与之匹配。你挣到100亿美元，并不等于你的孩子有能力把握这100亿美元。因此，为了不贻害他们子孙，为了回馈社会，他们把绝大多数财产进行慈善捐赠。第三要给予压力。改革是靠压力来推动，没有压力是不行的，要想办法把中央意志转化给既得利益势力和特殊势力的压力；第四要突破阻挠。不能从高层做起，就从基层做起，从试点做起。基层的既得利益小一些，再慢慢解决。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责编/王慧美编/石玉
在改革中，曾经面临两次大的压力
199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在各种压力特别是国际压力下，相当多的同志主张放缓改革的步伐，有的甚至打算倒退。当时的改革已经面临较严重的受挫，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以对党和中国命运的关切，以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对大地的情感，以及对中国近百年来甚至是几百年来一次难得的崛起机遇，综合各方面的考虑，他到了南方。他的想法是我们不能再错过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的政策坚持下去，至少100年不能变。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崛起，才能真正抓住历史的机遇期，才有可能避免在世界的潮流中落伍。因此，我认为，如果说对党建的反思、对文革的反思，主要集中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即《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那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胆识，则集中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因此，对于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纪念南巡讲话20周年，我认为必须把它还原到20年前的情况。
在改革中，曾经面临两次大的压力，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压力。十年洗劫，主要是让最基层的民众和备受迫害的高层领导，感受到不改革不行了，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全党的改革共识。第二次压力就是南方谈话之前，相当一部分领导、舆论和理论界都有过停止改革、放弃改革甚至是倒退到计划经济模式去的想法，此类观点与其利益相关，因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以，我们一定得把小平南方谈话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其意义。
南方谈话的二点启示
擅长于战略思考的邓小平，在这一改革的相持阶段，也一直在冷静观察、冷静思考，并冷静地寻找动力和战略的突破口。他觉得应该去当时改革起步较早、干部能力较强、群众得实惠较多、条件比较具备、思想比较解放、接近世界潮流的地方去看一看，这就是南方。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南方，听懂他讲话的知音才会更多一些，影响力才会更大一些。所以说纪念南方谈话，不仅要还原当时历史，同时要通过复原这段历史，明白其中的二点启示。
一是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其核心是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闭关锁国的国策，使我们落伍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只有开放，才能最有效地促进改革的深入；只有改革，才能最有效地扩大开放的效果。因此，改革开放便成为至少100年不变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点。
二是改革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区和单位，无一不是注重了相信并依靠群众，发挥群众创造力。只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切实得到实惠，人民群众就会成为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利益获得者，同时也能成为坚定的支持者。三十年前，与群众的改革热情相比，一些干部却并不热心于改革。因此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的段子。三十年后，一些干部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少群众却成了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民众对改革的积极性陡然下降。群众在改革中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你怎么能让他积极参与？群众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他凭什么支持拥护你？我们当年打天下，让人民群众参与分田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家王朝是靠民众的小推车推翻的。南方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成为窗口，成为样板，开了风气之先。人民群众参与并得利了，才成为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南方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根据地。南巡讲话，就是到改革开放的根据地讲话。所以，改革和革命的历史逻辑是一样的。
小平是从党和社会主义性质来看反腐败问题的
对反腐败问题，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小平同志就高度重视，他曾经说过，如果贪污贿赂横行，把经济搞上去还有什么意义？说明小平对腐败问题看得很重，因为他是从党的性质、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反腐败的，如果贪污贿赂横行，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已经变了，那还有什么意义。
不光从性质上来看，而且他谈到了，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大事，廉政建设同样也很重要。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他认为，我们不仅要把经济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搞好，否则就有“变质”“失败”“垮掉”的危险。
其实，邓小平是一直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并提出经济建设和廉政建设要“两手抓”。经济建设要坚定不移，廉政建设要坚持不懈。所以说，他对反腐败、廉政建设的认识是到位的，是有高度的。他对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也是注意的。
同时，他提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其实他这句话用意极其深刻！因为四十多年的执政史证明，运动反腐靠不住，权力反腐也靠不住！只有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才能在反腐败中靠得住！这又回到了他的一贯思想逻辑——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要靠法制，而法制的深层次就是制度建设，既包括法律制度，也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制度不能局限并停留于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制度最核心最实质的是权力结构。而只有权力结构科学了，法制才能成为法治，法治才能由理想成为现实。这个法治超越了一些条款的东西。之前说的法制还是条款方面。
制度建党、制度反腐源于邓小平的“8·18讲话”
在国际共运史上，邓小平对制度的认识最为深刻。32年前，他通过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通过文革和苏联的教训，不仅总结了制度的“四性”，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大政改课题，并规划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认真学习“8·18”讲话，就会明白，制度反腐就是权力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因此在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虽然没有专门并直接讲制度反腐，但他提出了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的重要论断！如果再把他在此之前已经讲的很清楚的“8·18”讲话联系起来，去学习、去领悟，我们就能明白制度反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
因为，运动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权力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相适应。而制度反腐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相适应。制度反腐不是以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反腐败，而是通过权力结构的改革，以新的权力结构来反对和预防腐败。当然，随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制度反腐会与权力反腐实现有机结合，以实现反腐动员、力量、效率的最大化！为此，需要我们以敢闯、敢试、敢冒险的精神去大胆实践，勇敢创造，不断前进。
腐败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利益集团阻挠
如果说“两手抓”和制度反腐体现了小平同志在反腐上的空间概念，“两个多久”则体现了小平在反腐方面的时间概念，说明小平逻辑思路一直是很清楚的，与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就是反腐倡廉建设。
而对于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我们用了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来描述。马克思有个观点，问题的复杂性通常不来自问题本身，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远离源点的缘故。比如，我用一双筷子去端装满水的杯子，总是很难。为什么？第一因为工具不对，第二因为方法不对，第三因为思路不对。反腐败或许也是如此。这么多年了，不仅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反腐败的任务由“依然繁重”发展为“依然艰巨”！由此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反腐败找到源点了吗？
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难就难在利益集团的百般阻挠。的确有这个因素，但腐败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利益集团的阻挠。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办，畏难情绪比较大。腐败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对腐败问题的源点认识上存在分歧。很多人并不清楚源点在什么地方，真要从源点着手去解决问题时，又左顾右盼担心到底是不是源点？问题主要包括思想上、利益上、感情上，群众看法与领导认识有差距，会上讲话与会下议论有差异，吸收借鉴与反对抵制有差别，因此反腐败的共识难以形成。一些地方和单位没有及时解决好人民利益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党内腐败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干群关系疏离，经济结构调整维艰，经济方式转变困难。当前，必须依靠继续改革深化改革来解决，但是，30年前民众作为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到了今天，却有相当多的民众对改革产生不解和不满。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艰巨性所在！不仅因为权力垄断的资源太多，而且因为权力离开权利太远。
当前利益集团尚未真正形成
我不赞成叫特殊利益集团或叫既得利益集团。我赞成叫特殊利益势力和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并没有章程，他们还没有真正抱成团，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抵抗改革。如果真正形成集团来进行抵抗，那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搞了。我们还查不出他们有组织有纲领地反对改革，也查不出他们有组织有纲领地引偏或误导改革。这种特殊利益势力，只要他们占据有利位置，就能左右大局。比如个别国有企业，并非要占据比例上的多数，只要掌握命脉，只要位居要冲，就能发挥主导作用。既得利益势力一旦位居权力要冲，不但能长久获利，而且能有效地阻止或延缓实质性的反腐败。
这些年之所以改革的阻力很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阻力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有利于改革的制度导向。现在大多数改革，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压缩、减少既得利益势力的制度。改革中获利最大的，多是权力者；受损最多的，常为无权者。被代表、被增长、被和谐的情况常常见诸报端。既得利益势力有多大，大家都看得出来。比如“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分解，“一把手”权力越来越大；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虽然讲了多年，却很难有领导人带头，也很难通过。
第二，缺乏有利于改革的用人导向。敢于革自己命的改革者很难获得良好的上升通道，很难担负更重要的职责去推进改革。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未形成，使他们很难担当更重要职务。
第三，缺乏有利于改革的民主导向。理论上，民主已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手段论”，发展为邓小平时代的“目的论”，再前进到十六大后的“生命论”。但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和单位党员还不能成为党内的主体，群众也难以成为社会的主体；民主常常以群众的素质尚不具备，而成为备用胎；普选往往以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而束之高阁。
如何来调整既得利益势力的腐败问题。第一，要承认利益是刚性的，要通过法规的政策的手段来调整既得利益势力或者特殊利益势力；第二要启迪他们的自省、觉悟。发达国家一些觉悟了的巨富，已经有了死后把巨额财产留给子孙是一种罪过的认知。掌握权力和金钱，都需要相应的能力素质与之匹配。你挣到100亿美元，并不等于你的孩子有能力把握这100亿美元。因此，为了不贻害他们子孙，为了回馈社会，他们把绝大多数财产进行慈善捐赠。第三要给予压力。改革是靠压力来推动，没有压力是不行的，要想办法把中央意志转化给既得利益势力和特殊势力的压力；第四要突破阻挠。不能从高层做起，就从基层做起，从试点做起。基层的既得利益小一些，再慢慢解决。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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