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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一家进入股改和最后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国有大行，农行在历时三年多的股改上市进程中，外部经历了宏观经济调控、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部也面临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需要消化。2010年7月中旬，农行A H股两地上市，农行破茧成蝶，张云是此间的主要执行者。
张云，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2009年1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行长，2001年3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兼人事部总经理，2001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我觉得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我们今天敲锣（上市）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
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而农行将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
“当”一声锤响，2010年7月15日上午9点28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的开市金锣，悠扬绵长。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历史包袱曾经最为沉重的巨无霸——中国农业银行，终于在海内外筹集221亿美元后，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彼时的北京长安街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农行总行办公大楼南门、西门和北门都悬挂起靓丽醒目的大红灯笼。上市锣声敲响之后，张云一直盯着电子显示屏幕。
“今天敲锣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说他“感觉很有压力”。
农行既为城市广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又立足于县域经济。“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农行因此也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张云自信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市以后，农行既要服务三农，在推进县域经济成长和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又要为股东带来好的回报，如何平衡尤其考验这位行长的智慧。
一路随行
张云的职业生涯，伴随着农行一路走来。
1982年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张云在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多。1985年，张云进入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从深圳、广东、广西再到北京，张云都在中国农业银行。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上，中组部宣布了领导成员名单，任命项俊波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云为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在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农行就在为股改做足准备。2004年，农行向国务院递交了股改方案。历经三年，到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农行股改定调，确定农行改革方向为“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那就是说，农行“两个都要”，既要商业，也要“三农”。进入2008年，农行随即启动“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行通过位于县域地区的2048个县级支行和22个二级分行营业部，向县域客户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但是，决策层在给农行定下“整体改制”基调的同时，也给农行提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把握好“三农”业务和商业化经营的平衡点。而这种探索，在世界范围内都鲜有成功案例。
从2004年农行第一次上报股改方案，到2007年面向“三农”16字改革方针；再从2008年《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到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从2010年4月农行筹备IPO，开始遴选承销商，到7月15日、16日，农行正式登陆A股、H股市场。好事多磨，这句话用在农行身上再恰当不过。
“农行改革与同业相比历时最长、难度最大。”張云说，这其中包括农行网点最多、人员队伍最庞大、业务领域最复杂、历史包袱较重的特点，也包括农行从启动IPO到上市的3个月里，因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国内外资本市场剧烈的波动。
“我觉得农行上市的过程比过山车还刺激。坐上过山车，眼睛一闭，几分钟就过来了。但是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的进程，历经三年，它是眼睁睁地，或者是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急流险滩。所以带来的压力，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刺激，比过山车还要强劲得多。”张云的“过山车感受”一言难尽，没有身在其中，没办法感受其间的酸甜苦辣。
农行上市启动之后，就如离弦之箭，一路向前。“一个成功掌舵人的身旁一定站着一位有力的执行者。”这是农行上市后业内最多的一个评价，掌舵者是项俊波，张云就是那个执行者。
备战县域经济
在张云眼中，农行自身具备独特的优势。张云称，未来30年县域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农行将显著受益于未来中国城乡经济协同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但市场似乎并不买账。上市之前，投资者直言，“没有十年时间难以在三农业务的政策定位与盈利之间找到边界”。农行在各地路演，三农问题都是投资者提问的核心话题。
农行服务三农，是股改当中的一大亮点，但这个亮点也被人视为鸡肋。在许多投资者心里，“银行和农业放到一块，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词。”
针对于此，张云说：“从某些领域、某种角度来看，的确是水和火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找到防范风险的有效的途径。”在张云看来，这个过程中，说到底，银行必须按照规范化的商业银行去做，而不能不计成本，不讲风险。
据资料显示，中国县域地区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5.2%，县域生产总值占全国GDP 的比重达到49.6%。浙江的余姚、慈溪、鄞州等县级市的年财政收入都已经达到50亿元以上。受益于国家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县域经济的增长潜力已开始显现。
农行独特的市场定位有可能形成独特的成长空间。在农行2.3万多个分支机构中，有7200个在县城，5300个在人口较多的乡镇，高于工行、建行和中行县域机构网点数量之和。这些庞大的县域网点保证了农行业务的覆盖范围。从中长期视角考量，县域业务是农行独特的战略砝码。
“虽然目前三农业务的盈利总体水平还不及城市业务，但随着三农业务发展模式的逐步优化和成熟，相信未来仍可以给农行创造满意的价值。”张云说。
据张云介绍，农业银行在董事会设立了三农金融发展委员会，在一、二级分行分别设立三农金融分部，作为三农金融业务基本经营单元的管理机构。从县域业务授信的管理体制，到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的提高，张云侃侃而谈，信心十足。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所有银行中最大程度受惠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战略部署，又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张云，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2009年1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行长，2001年3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兼人事部总经理，2001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我觉得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我们今天敲锣（上市）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
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而农行将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
“当”一声锤响，2010年7月15日上午9点28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的开市金锣，悠扬绵长。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历史包袱曾经最为沉重的巨无霸——中国农业银行，终于在海内外筹集221亿美元后，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彼时的北京长安街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农行总行办公大楼南门、西门和北门都悬挂起靓丽醒目的大红灯笼。上市锣声敲响之后，张云一直盯着电子显示屏幕。
“今天敲锣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说他“感觉很有压力”。
农行既为城市广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又立足于县域经济。“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农行因此也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张云自信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市以后，农行既要服务三农，在推进县域经济成长和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又要为股东带来好的回报，如何平衡尤其考验这位行长的智慧。
一路随行
张云的职业生涯，伴随着农行一路走来。
1982年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张云在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多。1985年，张云进入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从深圳、广东、广西再到北京，张云都在中国农业银行。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上，中组部宣布了领导成员名单，任命项俊波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云为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在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农行就在为股改做足准备。2004年，农行向国务院递交了股改方案。历经三年，到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农行股改定调，确定农行改革方向为“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那就是说，农行“两个都要”，既要商业，也要“三农”。进入2008年，农行随即启动“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行通过位于县域地区的2048个县级支行和22个二级分行营业部，向县域客户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但是，决策层在给农行定下“整体改制”基调的同时，也给农行提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把握好“三农”业务和商业化经营的平衡点。而这种探索，在世界范围内都鲜有成功案例。
从2004年农行第一次上报股改方案，到2007年面向“三农”16字改革方针；再从2008年《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到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从2010年4月农行筹备IPO，开始遴选承销商，到7月15日、16日，农行正式登陆A股、H股市场。好事多磨，这句话用在农行身上再恰当不过。
“农行改革与同业相比历时最长、难度最大。”張云说，这其中包括农行网点最多、人员队伍最庞大、业务领域最复杂、历史包袱较重的特点，也包括农行从启动IPO到上市的3个月里，因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国内外资本市场剧烈的波动。
“我觉得农行上市的过程比过山车还刺激。坐上过山车，眼睛一闭，几分钟就过来了。但是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的进程，历经三年，它是眼睁睁地，或者是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急流险滩。所以带来的压力，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刺激，比过山车还要强劲得多。”张云的“过山车感受”一言难尽，没有身在其中，没办法感受其间的酸甜苦辣。
农行上市启动之后，就如离弦之箭，一路向前。“一个成功掌舵人的身旁一定站着一位有力的执行者。”这是农行上市后业内最多的一个评价，掌舵者是项俊波，张云就是那个执行者。
备战县域经济
在张云眼中，农行自身具备独特的优势。张云称，未来30年县域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农行将显著受益于未来中国城乡经济协同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但市场似乎并不买账。上市之前，投资者直言，“没有十年时间难以在三农业务的政策定位与盈利之间找到边界”。农行在各地路演，三农问题都是投资者提问的核心话题。
农行服务三农，是股改当中的一大亮点，但这个亮点也被人视为鸡肋。在许多投资者心里，“银行和农业放到一块，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词。”
针对于此，张云说：“从某些领域、某种角度来看，的确是水和火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找到防范风险的有效的途径。”在张云看来，这个过程中，说到底，银行必须按照规范化的商业银行去做，而不能不计成本，不讲风险。
据资料显示，中国县域地区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5.2%，县域生产总值占全国GDP 的比重达到49.6%。浙江的余姚、慈溪、鄞州等县级市的年财政收入都已经达到50亿元以上。受益于国家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县域经济的增长潜力已开始显现。
农行独特的市场定位有可能形成独特的成长空间。在农行2.3万多个分支机构中，有7200个在县城，5300个在人口较多的乡镇，高于工行、建行和中行县域机构网点数量之和。这些庞大的县域网点保证了农行业务的覆盖范围。从中长期视角考量，县域业务是农行独特的战略砝码。
“虽然目前三农业务的盈利总体水平还不及城市业务，但随着三农业务发展模式的逐步优化和成熟，相信未来仍可以给农行创造满意的价值。”张云说。
据张云介绍，农业银行在董事会设立了三农金融发展委员会，在一、二级分行分别设立三农金融分部，作为三农金融业务基本经营单元的管理机构。从县域业务授信的管理体制，到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的提高，张云侃侃而谈，信心十足。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所有银行中最大程度受惠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战略部署，又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