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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地下工作者用的都是化名，但我文中有些人物用了真名，目的是不忘苦难的过去。再说，中国的大地上已经过惊天动地的变化。昔日我所居住的上海闸北区贫民窟已经不见，代之而起是高楼大厦，一切已物是人非，但每当我看了《永不消逝的电波》，总会被主人公李侠（已故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饰），的英勇行为感动不已，因为我有一段与李侠相似的经历！
解放前，在那腥风血雨十里洋场的上海，敌特横行，老百姓总是小心翼翼过日子，我那时年幼尚不懂事，尤其是父亲暴病身亡（他是教师）离世时仅36岁，母亲养不活我兄妹二人，便悄悄离家出走了，临行前留下一张纸条给胞妹，要求好好照顾两个孩子……话说得很辛酸，她这样做实是无奈之举。我兄妹成了孤儿。
我家原本住在凤阳路，也算是个繁华区，自从家庭变故后，姨看我兄妹二人可怜，就收留了我俩，于是搬到闸北棚户区，大家住在一起。姨家生活很是艰难，靠给人洗衣缝补、做鞋、织毛衣维持生活，哥哥早已失学去了一家饭店当学徒，无工钱白吃饭，没钱孝敬姨。直到解放后他只身去了深圳，凭着聪明才智创办了一个科技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发展，生活稳定。他是男孩子，肩膀上担子重，要养家糊口，他的决定我与姨深表理解（这是后话），对姨的大恩大德永铭心间，逢年过节都寄钱去，嘘寒问暖，表现了一个游子远走他乡的心意。
姨为了养活我兄妹二人，一生并未结婚，她牺牲了青春和幸福，让我们感动，在艰苦环境中成长，我逐渐懂事，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能帮衬做些家务。姨在我心目中是个伟大的女性，对她的话言听计从，在贫民窟中居住的居民，大家生活都不富裕，能吃饱穿暖已很不错了。都很团结，一家有难大家帮，我生活在这里，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特别是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姨打发我早早入学，上的是同仁堂小学，由于是慈善机关办的，免收学费，我的同学均来自天南海北，所以我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至于在学习上总是班级第一名，姨看了我的成绩单，会心地笑了。
我兄妹二人从不让姨生气，从不提奢求。姨很疼爱我们，常说：“没爹没妈的孩子，叫人心疼。”只要吃到好的，她自己不吃，却省给我们吃！谎说：“已吃过”。残缺的家庭就这样对付着生活。
一天，闸北棚户区来了个“大胡子”，自称姓鲁，山东人，人高马大，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自称是来租房的，这里租金便宜，闹中取静，离单位也不远，他没有家眷，年轻尚未谈恋爱。大家管他叫“老鲁”，也许长得老相，他对此称呼不置可否。
到我们棚户区租房的人较多，都是劳动人民，收入不多，都拖儿带女有家小，像他独身一人真不多见。
我家正好有间空房待租，他看后很满意，接着把良民证往我们手中一递，交了定金，就算妥了。不过，他说自己是在报社工作，除了每月租金三斗米钱绝不拖欠外，由于要写稿需清静，任何人万勿打扰他。
次日他就搬来了，一辆三轮车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其中书籍占去一半，证明了他的身份，是个文化人。
他常常把自己关在室内，也说不清在干啥。大概真如他说的“在写稿”。我奇怪他总是神神秘秘，再说报社大多有公寓，为何不住？他说：“爱打呼噜，影响别人。”不过，他待人挺热情，尤其喜欢小孩，总抚摸着我的头讲这讲那，天南海北胡侃一通。有次姨病了，发高烧39.7度，他向菜场借了部板车送病人去医院，由于送得及时，姨才转危为安。我家中的体力活都是他一力应承。显然他已成了我家不可或缺的人物。姨总说：“鲁叔叔是个大好人，应向他学！”姨总想请他吃顿饭，表示由衷感谢。可他总是找借口推却，大家客客气气，就这样相安无事！
有一天他因企求的口吻对我说：“小妹妹，我托你一件事，有封信需要你送去共和新路238号（谐音梁山伯）是个铁匠铺王女士手中，记住王女士戴眼镜，只要把信交到她手中就算完成任务。”
“共和新路就在闸北区，离我家不远，每天我上学均经过。我点头应承下来”。
鲁叔叔听了我陈述，就把“信”交给了我。
我完成了送信任务，并要了回执。上面只有三个字：“信已收”。原来这封信什么也没写，白纸一张，是鲁叔叔试探我是否赤诚。
我并不傻，知道鲁叔叔在搞惊天地、泣鬼神的工作，我坚信他既是大好人，那么所做的一切定是正确的。从此，我取得了他的信任，当起了他的“通讯员”。他呢，也常常向我灌输一些革命的道理。有一天，他把一封信交给我，郑重地说：“千万小心，现在‘白狗子’多，需加倍小心。你年纪小，尚不致于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把这封信藏得严严实实，终于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果真共和新路上的伪军多了起来，他们好像嗅到了什么，肆无忌惮地在贫民窟乱窜，但都无功而返。
一天，鲁叔叔走出房间，我会心地对他眨了眨眼，他首次邀我进了他的房间。开门见山地说：“小妹妹，大概你已看出了什么，我同情你的遭遇，欲发展你成为我们的同志，如果你同意，可以点点头，但不过你须记住，我们的事业是件大事业，革命很快要在全国胜利。倘有不测，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任何消息不能走漏，你能做到吗？”
我听了立即点了点头。从这天开始，他教我收发报技术。我心甘情愿地当起了他的助手！
“解放后，我上了工农速成中学，考入东北工学院，毕业后，被分派到黑龙江省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设计二科任科长，这时我已成为鲁夫人，也算志同道合吧，成就了一段佳话。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卢士清，所设电台，是苏北革命根据地。”
1974年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我与她不约而同调入二汽（东风公司）工作。谈起这段经历，真是感慨万千！
解放前，在那腥风血雨十里洋场的上海，敌特横行，老百姓总是小心翼翼过日子，我那时年幼尚不懂事，尤其是父亲暴病身亡（他是教师）离世时仅36岁，母亲养不活我兄妹二人，便悄悄离家出走了，临行前留下一张纸条给胞妹，要求好好照顾两个孩子……话说得很辛酸，她这样做实是无奈之举。我兄妹成了孤儿。
我家原本住在凤阳路，也算是个繁华区，自从家庭变故后，姨看我兄妹二人可怜，就收留了我俩，于是搬到闸北棚户区，大家住在一起。姨家生活很是艰难，靠给人洗衣缝补、做鞋、织毛衣维持生活，哥哥早已失学去了一家饭店当学徒，无工钱白吃饭，没钱孝敬姨。直到解放后他只身去了深圳，凭着聪明才智创办了一个科技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发展，生活稳定。他是男孩子，肩膀上担子重，要养家糊口，他的决定我与姨深表理解（这是后话），对姨的大恩大德永铭心间，逢年过节都寄钱去，嘘寒问暖，表现了一个游子远走他乡的心意。
姨为了养活我兄妹二人，一生并未结婚，她牺牲了青春和幸福，让我们感动，在艰苦环境中成长，我逐渐懂事，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能帮衬做些家务。姨在我心目中是个伟大的女性，对她的话言听计从，在贫民窟中居住的居民，大家生活都不富裕，能吃饱穿暖已很不错了。都很团结，一家有难大家帮，我生活在这里，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特别是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姨打发我早早入学，上的是同仁堂小学，由于是慈善机关办的，免收学费，我的同学均来自天南海北，所以我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至于在学习上总是班级第一名，姨看了我的成绩单，会心地笑了。
我兄妹二人从不让姨生气，从不提奢求。姨很疼爱我们，常说：“没爹没妈的孩子，叫人心疼。”只要吃到好的，她自己不吃，却省给我们吃！谎说：“已吃过”。残缺的家庭就这样对付着生活。
一天，闸北棚户区来了个“大胡子”，自称姓鲁，山东人，人高马大，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自称是来租房的，这里租金便宜，闹中取静，离单位也不远，他没有家眷，年轻尚未谈恋爱。大家管他叫“老鲁”，也许长得老相，他对此称呼不置可否。
到我们棚户区租房的人较多，都是劳动人民，收入不多，都拖儿带女有家小，像他独身一人真不多见。
我家正好有间空房待租，他看后很满意，接着把良民证往我们手中一递，交了定金，就算妥了。不过，他说自己是在报社工作，除了每月租金三斗米钱绝不拖欠外，由于要写稿需清静，任何人万勿打扰他。
次日他就搬来了，一辆三轮车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其中书籍占去一半，证明了他的身份，是个文化人。
他常常把自己关在室内，也说不清在干啥。大概真如他说的“在写稿”。我奇怪他总是神神秘秘，再说报社大多有公寓，为何不住？他说：“爱打呼噜，影响别人。”不过，他待人挺热情，尤其喜欢小孩，总抚摸着我的头讲这讲那，天南海北胡侃一通。有次姨病了，发高烧39.7度，他向菜场借了部板车送病人去医院，由于送得及时，姨才转危为安。我家中的体力活都是他一力应承。显然他已成了我家不可或缺的人物。姨总说：“鲁叔叔是个大好人，应向他学！”姨总想请他吃顿饭，表示由衷感谢。可他总是找借口推却，大家客客气气，就这样相安无事！
有一天他因企求的口吻对我说：“小妹妹，我托你一件事，有封信需要你送去共和新路238号（谐音梁山伯）是个铁匠铺王女士手中，记住王女士戴眼镜，只要把信交到她手中就算完成任务。”
“共和新路就在闸北区，离我家不远，每天我上学均经过。我点头应承下来”。
鲁叔叔听了我陈述，就把“信”交给了我。
我完成了送信任务，并要了回执。上面只有三个字：“信已收”。原来这封信什么也没写，白纸一张，是鲁叔叔试探我是否赤诚。
我并不傻，知道鲁叔叔在搞惊天地、泣鬼神的工作，我坚信他既是大好人，那么所做的一切定是正确的。从此，我取得了他的信任，当起了他的“通讯员”。他呢，也常常向我灌输一些革命的道理。有一天，他把一封信交给我，郑重地说：“千万小心，现在‘白狗子’多，需加倍小心。你年纪小，尚不致于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把这封信藏得严严实实，终于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果真共和新路上的伪军多了起来，他们好像嗅到了什么，肆无忌惮地在贫民窟乱窜，但都无功而返。
一天，鲁叔叔走出房间，我会心地对他眨了眨眼，他首次邀我进了他的房间。开门见山地说：“小妹妹，大概你已看出了什么，我同情你的遭遇，欲发展你成为我们的同志，如果你同意，可以点点头，但不过你须记住，我们的事业是件大事业，革命很快要在全国胜利。倘有不测，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任何消息不能走漏，你能做到吗？”
我听了立即点了点头。从这天开始，他教我收发报技术。我心甘情愿地当起了他的助手！
“解放后，我上了工农速成中学，考入东北工学院，毕业后，被分派到黑龙江省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设计二科任科长，这时我已成为鲁夫人，也算志同道合吧，成就了一段佳话。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卢士清，所设电台，是苏北革命根据地。”
1974年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我与她不约而同调入二汽（东风公司）工作。谈起这段经历，真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