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步入花甲之年以后，经常回首所结识的人和所做过的事。其中有一位挥之不去的长者形象，就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原统战部副部长、顾问金城同志。
我为什么称金城同志为伯伯呢?盖源于他的夫人陈复君老师。近半个世纪以前，我这个讨过饭的孩子破天荒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作曲理论。那时是建国初期，有不少旁听或调干进修的干部在我们班上听课，其中一位就是陈复君。或许是老干部讲阶级感情的缘故，她这位来自延安的进修生主动和我这个从农村来的穷学生讲话，偶然课前或课后还送我一些很高档的糖果吃，很快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待到陈复君毕业之后留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当支部书记，我这个升入大学作曲系的学生就称她为老师了。也就是在这前后，我应约到陈复君老师家吃饭并见到了金城同志。我望着这位慈祥的老革命十分拘束地叫了一声“金伯伯”。从此，金城副部长就成了我的“金伯伯”。
记得在李宗仁回国的那个星期天，我应约来到金城伯伯家“解馋”。开饭了，陈复君老师指着一桌丰盛的饭菜对我说：“你金伯伯有事，不等他了，咱们吃吧!”正当我们下箸吃得正香的时候，金城伯伯端着一盘炒豆角走进餐厅，他一边往餐桌上放一边笑着说：“吃吃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我夹了一根又鲜又嫩的豆角放到嘴里嚼了嚼，尝了尝，遂微微地摇了摇头。他笑着说了如下这样一段话：
“这盘炒豆角是北京某名厨的拿手菜，当年李宗仁在北平的时候就最爱吃这道菜。今天中午，统战部设宴款待李宗仁先生，快２０年了，他一吃这盘素炒豆角，就认定这道菜是出自这位名厨之手。为此，我也请这位厨师给你炒了一盘。”
我听后有些难为情地说了这样一句俗话：“真谢谢金伯伯，可惜我是一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从不巴得滋味的粗人，没有李宗仁的口福和品位。”
金城伯伯听后笑了，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你光喜欢看名人传记还不行，应该多了解一些名人们的生活习好。”接着，他还简单地讲了一些当年在桂系工作的一些情况。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金城伯伯自然要经受炼狱之苦，而我也被送到军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别就是六载。1972年我回到北京，成为总政系统的一位创作员。不久，我带着女朋友——即现在的夫人去拜访陈复君老师，得知金城伯伯还没有解放。我只好用“相信群众、相信党”这句话来宽慰老师。越年，听说原统战部副部长、大经济学家许涤新伯伯解放了，我急忙赶到许宅问候。一见面许涤新伯伯就焦急地告诉我：和他关在一起的金城同志身体很不好，请陈复君同志赶快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我遵命转告。很快，我就收到了陈复君老师的电话，告之金城伯伯已经回家养病。又过了一段时间，金城伯伯告诉我：他补发了几年的工资，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说饺子。令我感动的是他买了大虾、螃蟹和瘦肉，包了货真价实的三鲜饺子请我吃。那天，我的夫人因事没有去，他还装了一大饭盒三鲜饺子请我带回家。
不久，我的创作兴趣由作曲而写书，赋闲养疴的金城伯伯给我提供了不少第一手史料。再不久，他撰写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问世，又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可信的史料。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金城伯伯一生为党、为人民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
1935年8月，金城在香港跟着姑父宣侠父等共产党人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桂系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们协助桂系大将李济深成立了抗日反蒋的政治团体——“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联合两广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反蒋。1936年6月1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两广事变”。接着，金城、宣侠父等随李济深来到南宁，并与延安派来的王世英等会合，积极开展对桂系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宣侠父奉周恩来之命到西安搞统战工作。紧接着，金城经党中央批准也来到西安。后经组织批准奔赴延安入“抗大二期”学习。
当我翻阅金城伯伯赠送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续范亭、陈嘉庚、邓宝珊等一大串知名人士的名字。这也是金城伯伯长年战斗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业绩。我作为一位作家，用心地细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都会涌动着对金城伯伯的感激情潮。
在一般人的心中，卫立煌是蒋介石的爱将，是“剿共”老手，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通缉的大战犯。当我读过金伯伯写的《卫立煌将军的转折点》这篇文章后，不仅知道了卫立煌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建树的特殊的历史功勋，而且对卫将军那极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也发生了兴趣。那时，我曾当面问过金伯伯：“什么才是卫立煌将军转折点的标志呢?”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让我再读一读他这篇回忆文章。在我提笔写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时候，虽说金城伯伯早已去世，可我昔日向他提及的这个问题业已有了明确的答案。再细细检点这篇《卫立煌将军的转折点》，我就油然升起对金城伯伯的敬意，禁不住地说道：“这就是老统战的智慧啊!”为此，我根据这篇回忆，编织了卫立煌访问延安的重场戏，给予了卫立煌将军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与此同时，为了展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元帅对卫立煌的工作，我在电视连续剧《八路军》中不仅正面地写了朱、卫之间的私谊，而且还客观地写出了卫立煌对抗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写了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支援卫立煌在韩信岭打阵地阻击战，以及帮助卫立煌率部突围、奔赴延安等戏。
时下，我正在计划写作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战争》，自然又会写时任沈阳“剿匪”总司令的卫立煌。我依然会按照金城伯伯在回忆录中写的政治口径去写卫立煌。一句话，在历史上做过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好事的人都不应忘记。
张冲，滇军名将，是彝族人。我早在写《龙云和蒋介石》的时候，龙云四公子龙绳文先生就曾问过我：“听说我们彝族名将张冲叔叔是共产党，这是真的吗?”虽说我也曾听说过这件事，由于不知道张冲是何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只好以摇头作答。不久，我带着小女儿去看望生病的金城伯伯，闲谈中问及张冲入党的事，他笑着对我说：“我是张冲的入党介绍人，在我的回忆录中有一篇《张冲同志入党前后》，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不久，《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出版了，金城伯伯送了我一本，我仔细地拜读了这篇回忆录，在为张冲将军追求进步的精神所打动的同时，我对熟悉的金城伯伯产生了一种好奇心：“他的心中装着多少不为外人所知道的事情啊!”
不久，我决定把《龙云和蒋介石》改写成同名电影和长篇史传文学《龙云、卢汉和蒋介石》，遂刻意在电影和书中重重地写了一笔张冲。但是，我内心总是对张冲化装逃出南京飞到延安，由金城伯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又奉命出关，先后出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对策动调往东北的滇军将领潘朔端一八四师起义、曾泽生将军六十军长春起义等起了很大作用的这段传奇经历没有写而深感遗憾。1991年，曾经关心我创作的金城伯伯去世了，我在向金城伯伯遗体告别的时候暗自说：“金伯伯您走好，我一定把这段历史写进我的作品中，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
金城伯伯去世已整整15年了，可以告慰金城伯伯的是：我将把上述情节写进正在酝酿创作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战争》中。
说到金城伯伯在情报战线上所建树的功勋，我是知之甚少的。加之碍于所谓的纪律，我也从未请教过金城伯伯。但是，早在我构思创作《周恩来在上海》的时候，安全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就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金城同志是我们的人!”也就是在此前后，在经济学家许涤新伯伯谈我参加创作的话剧《决战淮海》时，还真诚地希望我写周恩来领导的“特科”。同时还告诉我，他和金城都曾和“特科”有关系，可以提供一些创作素材。不久，我看了金城伯伯写的回忆革命烈士、原特科成员宣侠父的文章，使我不仅知道了宣侠父当年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的情况，而且还第一次了解到当年左联办刊物是宣侠父掏的钱。更为重要的是，金城伯伯在文中坦言自己在为特科工作之余，还为宣侠父抄录大作《西北远征记》。应当说及的是，我远在写《李大钊》的时候就查阅了这本书，并引用了其中不少史料。但是，我怎么也不曾想到这本《西北远征记》是在白色恐怖中成书并经金城伯伯一字一字抄写的。或许是出于对金城伯伯追思的缘由，我把上述历史写进了拙作《周恩来在上海》中。
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尤其是搞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情报战线上的中坚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虽说当年的延安交际处名义上是对外工作的机关，但实际上主要还是肩负着统战和情报两项重任，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给金城的一封信中得到佐证：
“金城同志：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
金城伯伯的专著《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的每一篇文章，都记录了延安交际处所肩负的统战和情报这两项使命。为此，我把有关的内容化入到我的作品中。
金城伯伯是有名的“老统战”，在各界人士中是有口皆碑的。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他已经受到冲击，还为落实、保护周恩来亲笔批下的13位高级民主人士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努力地工作着。同样，金城伯伯在党的情报战线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金城伯伯获悉有关“重庆谈判”的情报受到了党的表扬。
请看如下史实：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蒋介石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争取内战的时间，先后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对于蒋介石玩弄的这套“和谈”阴谋，党中央和毛泽东了如指掌。是去还是不去?一时成为党内外甚至国内外关注的政治焦点。住在延安交际处的国民党联络处的大小特务四处活动，极力想探清共产党对这次所谓“谈判斗争”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而以金城为处长的延安交际处的同志们也要对他们旁敲侧击，摸清国民党的真实意图。一时间，国共双方在延安交际处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情报攻防战。
就在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期间，金城伯伯用巧妙的办法从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等人那里获悉，蒋介石已经判定毛主席不会来重庆谈判，因而更加故作姿态，实际上无谈判准备。金城伯伯速将这些信息上报中央。同时，金城伯伯还通过美军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成员了解到蒋介石不敢加害毛泽东的信息，并上报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也包括金城提供的情报，决定为了击败蒋介石的阴谋，偕周恩来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取得了成功。这其中也有金城伯伯的一大功劳。
金城伯伯作为长者，不仅关怀过我的成长，帮助过我的创作，更重要的是他的革命风范足够我受用终生。因此，我愿在此文结束前再说一声：“难忘金城伯伯!”
( 责编 兴 柱 )
我为什么称金城同志为伯伯呢?盖源于他的夫人陈复君老师。近半个世纪以前，我这个讨过饭的孩子破天荒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作曲理论。那时是建国初期，有不少旁听或调干进修的干部在我们班上听课，其中一位就是陈复君。或许是老干部讲阶级感情的缘故，她这位来自延安的进修生主动和我这个从农村来的穷学生讲话，偶然课前或课后还送我一些很高档的糖果吃，很快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待到陈复君毕业之后留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当支部书记，我这个升入大学作曲系的学生就称她为老师了。也就是在这前后，我应约到陈复君老师家吃饭并见到了金城同志。我望着这位慈祥的老革命十分拘束地叫了一声“金伯伯”。从此，金城副部长就成了我的“金伯伯”。
记得在李宗仁回国的那个星期天，我应约来到金城伯伯家“解馋”。开饭了，陈复君老师指着一桌丰盛的饭菜对我说：“你金伯伯有事，不等他了，咱们吃吧!”正当我们下箸吃得正香的时候，金城伯伯端着一盘炒豆角走进餐厅，他一边往餐桌上放一边笑着说：“吃吃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我夹了一根又鲜又嫩的豆角放到嘴里嚼了嚼，尝了尝，遂微微地摇了摇头。他笑着说了如下这样一段话：
“这盘炒豆角是北京某名厨的拿手菜，当年李宗仁在北平的时候就最爱吃这道菜。今天中午，统战部设宴款待李宗仁先生，快２０年了，他一吃这盘素炒豆角，就认定这道菜是出自这位名厨之手。为此，我也请这位厨师给你炒了一盘。”
我听后有些难为情地说了这样一句俗话：“真谢谢金伯伯，可惜我是一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从不巴得滋味的粗人，没有李宗仁的口福和品位。”
金城伯伯听后笑了，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你光喜欢看名人传记还不行，应该多了解一些名人们的生活习好。”接着，他还简单地讲了一些当年在桂系工作的一些情况。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金城伯伯自然要经受炼狱之苦，而我也被送到军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别就是六载。1972年我回到北京，成为总政系统的一位创作员。不久，我带着女朋友——即现在的夫人去拜访陈复君老师，得知金城伯伯还没有解放。我只好用“相信群众、相信党”这句话来宽慰老师。越年，听说原统战部副部长、大经济学家许涤新伯伯解放了，我急忙赶到许宅问候。一见面许涤新伯伯就焦急地告诉我：和他关在一起的金城同志身体很不好，请陈复君同志赶快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我遵命转告。很快，我就收到了陈复君老师的电话，告之金城伯伯已经回家养病。又过了一段时间，金城伯伯告诉我：他补发了几年的工资，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说饺子。令我感动的是他买了大虾、螃蟹和瘦肉，包了货真价实的三鲜饺子请我吃。那天，我的夫人因事没有去，他还装了一大饭盒三鲜饺子请我带回家。
不久，我的创作兴趣由作曲而写书，赋闲养疴的金城伯伯给我提供了不少第一手史料。再不久，他撰写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问世，又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可信的史料。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金城伯伯一生为党、为人民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
1935年8月，金城在香港跟着姑父宣侠父等共产党人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桂系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们协助桂系大将李济深成立了抗日反蒋的政治团体——“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联合两广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反蒋。1936年6月1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两广事变”。接着，金城、宣侠父等随李济深来到南宁，并与延安派来的王世英等会合，积极开展对桂系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宣侠父奉周恩来之命到西安搞统战工作。紧接着，金城经党中央批准也来到西安。后经组织批准奔赴延安入“抗大二期”学习。
当我翻阅金城伯伯赠送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续范亭、陈嘉庚、邓宝珊等一大串知名人士的名字。这也是金城伯伯长年战斗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业绩。我作为一位作家，用心地细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都会涌动着对金城伯伯的感激情潮。
在一般人的心中，卫立煌是蒋介石的爱将，是“剿共”老手，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通缉的大战犯。当我读过金伯伯写的《卫立煌将军的转折点》这篇文章后，不仅知道了卫立煌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建树的特殊的历史功勋，而且对卫将军那极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也发生了兴趣。那时，我曾当面问过金伯伯：“什么才是卫立煌将军转折点的标志呢?”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让我再读一读他这篇回忆文章。在我提笔写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时候，虽说金城伯伯早已去世，可我昔日向他提及的这个问题业已有了明确的答案。再细细检点这篇《卫立煌将军的转折点》，我就油然升起对金城伯伯的敬意，禁不住地说道：“这就是老统战的智慧啊!”为此，我根据这篇回忆，编织了卫立煌访问延安的重场戏，给予了卫立煌将军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与此同时，为了展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元帅对卫立煌的工作，我在电视连续剧《八路军》中不仅正面地写了朱、卫之间的私谊，而且还客观地写出了卫立煌对抗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写了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支援卫立煌在韩信岭打阵地阻击战，以及帮助卫立煌率部突围、奔赴延安等戏。
时下，我正在计划写作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战争》，自然又会写时任沈阳“剿匪”总司令的卫立煌。我依然会按照金城伯伯在回忆录中写的政治口径去写卫立煌。一句话，在历史上做过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好事的人都不应忘记。
张冲，滇军名将，是彝族人。我早在写《龙云和蒋介石》的时候，龙云四公子龙绳文先生就曾问过我：“听说我们彝族名将张冲叔叔是共产党，这是真的吗?”虽说我也曾听说过这件事，由于不知道张冲是何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只好以摇头作答。不久，我带着小女儿去看望生病的金城伯伯，闲谈中问及张冲入党的事，他笑着对我说：“我是张冲的入党介绍人，在我的回忆录中有一篇《张冲同志入党前后》，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不久，《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出版了，金城伯伯送了我一本，我仔细地拜读了这篇回忆录，在为张冲将军追求进步的精神所打动的同时，我对熟悉的金城伯伯产生了一种好奇心：“他的心中装着多少不为外人所知道的事情啊!”
不久，我决定把《龙云和蒋介石》改写成同名电影和长篇史传文学《龙云、卢汉和蒋介石》，遂刻意在电影和书中重重地写了一笔张冲。但是，我内心总是对张冲化装逃出南京飞到延安，由金城伯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又奉命出关，先后出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对策动调往东北的滇军将领潘朔端一八四师起义、曾泽生将军六十军长春起义等起了很大作用的这段传奇经历没有写而深感遗憾。1991年，曾经关心我创作的金城伯伯去世了，我在向金城伯伯遗体告别的时候暗自说：“金伯伯您走好，我一定把这段历史写进我的作品中，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
金城伯伯去世已整整15年了，可以告慰金城伯伯的是：我将把上述情节写进正在酝酿创作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战争》中。
说到金城伯伯在情报战线上所建树的功勋，我是知之甚少的。加之碍于所谓的纪律，我也从未请教过金城伯伯。但是，早在我构思创作《周恩来在上海》的时候，安全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就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金城同志是我们的人!”也就是在此前后，在经济学家许涤新伯伯谈我参加创作的话剧《决战淮海》时，还真诚地希望我写周恩来领导的“特科”。同时还告诉我，他和金城都曾和“特科”有关系，可以提供一些创作素材。不久，我看了金城伯伯写的回忆革命烈士、原特科成员宣侠父的文章，使我不仅知道了宣侠父当年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的情况，而且还第一次了解到当年左联办刊物是宣侠父掏的钱。更为重要的是，金城伯伯在文中坦言自己在为特科工作之余，还为宣侠父抄录大作《西北远征记》。应当说及的是，我远在写《李大钊》的时候就查阅了这本书，并引用了其中不少史料。但是，我怎么也不曾想到这本《西北远征记》是在白色恐怖中成书并经金城伯伯一字一字抄写的。或许是出于对金城伯伯追思的缘由，我把上述历史写进了拙作《周恩来在上海》中。
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尤其是搞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情报战线上的中坚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虽说当年的延安交际处名义上是对外工作的机关，但实际上主要还是肩负着统战和情报两项重任，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给金城的一封信中得到佐证：
“金城同志：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
金城伯伯的专著《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的每一篇文章，都记录了延安交际处所肩负的统战和情报这两项使命。为此，我把有关的内容化入到我的作品中。
金城伯伯是有名的“老统战”，在各界人士中是有口皆碑的。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他已经受到冲击，还为落实、保护周恩来亲笔批下的13位高级民主人士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努力地工作着。同样，金城伯伯在党的情报战线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金城伯伯获悉有关“重庆谈判”的情报受到了党的表扬。
请看如下史实：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蒋介石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争取内战的时间，先后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对于蒋介石玩弄的这套“和谈”阴谋，党中央和毛泽东了如指掌。是去还是不去?一时成为党内外甚至国内外关注的政治焦点。住在延安交际处的国民党联络处的大小特务四处活动，极力想探清共产党对这次所谓“谈判斗争”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而以金城为处长的延安交际处的同志们也要对他们旁敲侧击，摸清国民党的真实意图。一时间，国共双方在延安交际处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情报攻防战。
就在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期间，金城伯伯用巧妙的办法从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等人那里获悉，蒋介石已经判定毛主席不会来重庆谈判，因而更加故作姿态，实际上无谈判准备。金城伯伯速将这些信息上报中央。同时，金城伯伯还通过美军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成员了解到蒋介石不敢加害毛泽东的信息，并上报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也包括金城提供的情报，决定为了击败蒋介石的阴谋，偕周恩来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取得了成功。这其中也有金城伯伯的一大功劳。
金城伯伯作为长者，不仅关怀过我的成长，帮助过我的创作，更重要的是他的革命风范足够我受用终生。因此，我愿在此文结束前再说一声：“难忘金城伯伯!”
( 责编 兴 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