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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徐学”？要而言之，徐学是研究徐霞客的一门学问。
徐霞客是徐宏祖的号。徐宏祖字振之，明末江苏江阴人。据明末浙江名士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因徐宏祖“天下畸人癖爱册……青霞括苍局于掌”，故其尊师黄道周为他取号“霞逸”，后来另一位浙江著名画家陈继儒给他取了流芳天下的霞客为号，这个号取之于《楚辞·远游》的“载营魄而登霞”一句。
一个人的一生言行被尊为一门学问是很了不起的事。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名的有“郦学”和“红学”，“郦学”以《水经注》为对象，红学以《红楼梦》为对象，现在又有“徐学”加入，成为文坛盛事。公元五世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名著，古今中外研究此书者极多，明清时即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郦学”。提起“红学”，知道的人比较多。“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相对而言，“徐学”是后起之秀。
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距从江南来到鸡足山一年多的时间，徐霞客突然病倒并且病情加重，丽江木土司派人用滑竿送他返回故里，历时五个多月。从此一年多之后，他就与世长辞，终年56岁，留下一大堆游记的手稿。当时，这位苦行者的人格、精神、文采曾经震撼了周围了解他的“两部分卓尔不群的文化人：一为江阴、宜兴、靖江、吴江等地的家乡文化名人，一为当时文坛上的一批巨擘。震撼的结果是纷纷相互联系，奔走，收集，抄录，整理，编目，作序，写墓志铭，大力推崇后来定名为《徐霞客游记》的这部巨著” （“徐学”专家艾若语），这为后来“徐学”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极会念经的外来和尚”却被得到他生命中最大贡献的云南人所长期遗忘。比如清初康熙时期的地方志《大理府志》（修纂于康熙三十三年）就只字未提到他。就是康熙三十一年和四十二年他所作《鸡足山志》的续修者范承勋和高奣映，也只为他纂写了一则简短的小序，不过轻描淡写而已。直至清道光年间《浪穹县志》才出现他较多的事迹。说起来，不仅云南人对徐霞客陌生，在国外他也几乎无人知晓。虽然在那个时代，他探险旅行所取得的成就，比西方同行要早一两个世纪，“欲求如徐霞客這以求知而探险者，在欧州并世盖无人焉”（竺可祯语），但因种种历史原因，“徐霞客像马可·波罗一样伟大，但世界上知道马可·波罗的几乎家喻户晓，但知道徐霞客的人却廖廖无几”（英国朱利安语）。
使“徐学”成为显学（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的功臣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年），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也是《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
20世纪20年代初，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归来由越南进入云南考察，老师建议他采购一本《徐霞客游记》，但最终没有实现。回到北京后，几经周折才寻到这本令他如获至宝的奇书。于是1914年他又一次重访云南，到个旧锡矿进行地质考察，嗣后又进行云南、贵州地质调查;1928年，对广西进行矿产调查;1929～1930年，应铁道部之邀，作为总指挥的丁文江，率西南地质调查队再度前往川陕滇黔，亲临一线，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在西南考察时，他随身带着《徐霞客游记》，处处以徐霞客为榜样，“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常常追踪徐霞客的旅行考察路线。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指出：“（丁文江）独自在云南、川南探奇历险，作地理地质的调查旅行，他的心目中当然常有徐霞客‘万里遐征’的伟大榜样鼓舞着他。他后来用他的亲身经验和地理新知识来整理《徐霞客游记》，给他作地图，给他作‘年谱’，并在‘年谱’里一面表彰他的重要发见，一面也订正他的《盘江考》《江源考》里的一些错误。这就是他报答那位三百年前的奇士的恩惠了。”因此可以说，丁文江是第一个用现代科学的观点，从地学的角度，高度评价徐霞客及其《游记》在地学上重大贡献的名人学者。正如侯仁之院士所说：“在丁文江之前，研究徐霞客的人，或仅爱其文字，或徒惊其游迹，真正从现代地学的观点上阐明徐霞客的科学内容的，是从丁文江开始。”丁文江不但撰文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徐霞客旅行考察的成就，而且还亲自重新编印《徐霞客游记》，编撰《徐霞客年谱》，绘制《徐霞客旅游路线图》，因而使徐霞客在地理、地质方面的卓越学术成就广为传布，从此，徐霞客才以杰出地理学家的身份名声远扬。丁文江，这位具有现代科学视野的地理学家才是真正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徐霞客的学者，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徐学”的诞生。
1956年，善于引经据典的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上说：“（徐霞客）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联合体，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是错误，是金沙江导江。”1959年，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他再一次强调：“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可以看。”这对于“徐学”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83年春，全国纪念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筹备会在江苏无锡举行，著名地理学家、“郦学”学者陈桥驿认为，《徐霞客游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的性质，“它包罗宏富，内容广泛，假使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势必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门类，可以形成一门‘徐学’。”
其实，早在《徐霞客游记》问世后的明末清初，有识之士就已经极为推崇其价值。清代有位叫奚又溥的评论家在《徐霞客游记》的序中说：
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故其状山也，峰峦起伏，隐跃毫端;其状水也，源流曲折，轩腾纸上;其记遐陬僻壤，则计里分疆，了如指掌;其记空谷穷岩，则奇踪胜迹，灿若列星。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司马柳州以游为文者也，然子厚永州记游诸作，不过一丘一整，以自写其胸中块垒奇倔之思，非游之大观也。子长以助发其精神，鼓荡其奇气，为文章用，故《史记》一书，收岩雄迈，独绝千古，而记游之文顾阙焉。先生之游过于子长，先生之才之气，直与子长埒，而即发之于记游，则其得山川风雨之助者，固应与子长之《史记》并垂不朽，岂仅补桑《经》鄙《注》之所未备也耶？” 大意是说徐霞客比柳宗元强，可以与司马迁试比高，成为不朽。
二
2007年大理电视台打算开通一个叫《大理讲坛》的节目，要求筹划组每人务必承担一个题目。原先我以各种理由请辞，后来脱不了情还是赶鸭子般上了架。那时，我因多次参加了全国徐霞客研究会的活动，在桂林会上还忝列为学术委员。于是，就承担了《徐霞客与大理》这个题目，一连讲了一个星期，据说反响还不错。有些不熟悉徐霞客的人还问我怎么这样清楚地了解一个古代人的情况。我的回答是“因缘”。
说起来真的是因缘。我十岁那年，在亲戚家的故纸堆里淘到一本已经发黄的道光年间的木刻本《浪穹县志》。这让我新奇不已，于是囫囵吞枣但兴趣盎然地读了起来，爱不释手。县志“胜览”里有一则关于我故乡的文字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即：“清源洞：在凤羽乡之南，洞极幽奥不可穷探。游者见有石田、石莲、石床、石兽之类。天巧神工，宛如雕镂;石乳倒悬，皆成五色。其中涌出清泉，即凤羽河源。徐霞客有游记，载‘艺文’。”我急于往下翻，读这篇署名徐宏祖的《游清源洞记》。
这篇选文很短，全文抄录如下：
由凤羽南行十里余，东向下，忽见一水自壑底出。其上崖间一穴，大仅二三尺，上书“清源洞”三字，为邓川缙绅杨南金笔。入处逼仄深坠，恰如茶陵之后洞。导者然松明为炬。南入数丈，路分为二，下穿者为穴，上跻者为楼。楼之上复分二穴。穿右穴而进其内，曲折骈夹，高不及丈，阔亦如之。中多直竖之柱，或连枝剖楹，或中盘旁丛，分合间错，披隙透窾，颇觉灵异，但石质甚莹白，为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先是有识者谓余曰：“是洞须岁首即游为妙，过二月辄为烟所黑。”余问其故，曰：“洞中经年，人莫之入，烟之旧染者，既渐退而白，乳即钟乳石之新生者，亦渐垂而长，故一当新岁，人竟游之，光景甚异。从此至二月，游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采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其言诚不诬也。透柱隙南入，渐有水贮柱底盘中。其盘皆石，底回环，大如盆盎，颇似粤西洞中仙田之类。约进半里，又坠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复夹而南北，下平上凑，高与阔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余丈，亦窘缩狭窄短小不能进。乃复出，升坠穴之上，寻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数丈，洞渐低，乳柱渐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难。复返而出，由楼下坑内披隙东转，又入数十丈，其内高阔与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胜。既穷，乃西从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觉崆峒，即入时由楼上俯瞰处。既下穴出，渐见天光，乃升崖出口，满身皆染淄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浣洗。
现代的人或许有疑惑：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能读通古文呢？对此，我在《凤羽古郡》杂志的《发刊词》中写了一段话：“熟悉凤羽的人都知道，这里有浓郁的‘尊师重教，耕读传家’的风尚。但是有一个特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双语’在文化传统中的传承作用。凤羽几乎全是白族，过去在这里有许多私塾宗师，他们中很多人一辈子可能没有外出的机会，讲起汉话磕磕巴巴。但他们精通汉文典籍，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培养出来的学生与汉族子弟相差无几。”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从小学习古汉语，古文对我们的障碍也就少了。
清源洞是凤羽的名勝，是洱海重要的发源地。那时，我真佩服这位姓徐的游客，只用六百多字的短文就把这个胜地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有则民间故事《阿黑逛清源洞》，说是有个农夫阿黑吹着唢呐进洞，边吹边走，一年后游完出洞，已经被染成全身黑，但他觉得只去了一瞬间。有人问他观感，他回答“说不尽也”，后来这句话成了一句歇后话：“阿黑逛清源洞——说不尽也。”而阿黑就是“为烟所黑”而取名的。
现在反过来看，道光《浪穹县志》（光绪《浪穹县志略》沿用）的这段文字在选取上是有局限性的。一是太过简略。本来徐霞客浪穹之行是偶然但又不是偶然。早在刚到云南时，在晋宁拜访唐泰来（担当），徐霞客曾向当地人了解到，他的挚友浪穹人何鸣凤的家乡就在洱海源头浪穹凤羽。这一次，他原计划是从剑川石宝山转至保山出境缅甸的，谁知问路时偶然知道不远处就是浪穹，这使他喜出望外，萌发了与久违的何鸣凤会见的强烈念头。到了浪穹就因深厚的友情和诱人的湖光水色而滞留下来，一游就是二十一天（从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九日），其中凤羽就因留连忘返竟然待了长达九天。这对于旅途紧迫行色匆匆的苦行者来说，是何等不寻常的稀罕事。在他的游记里有许多浪穹的精彩篇什，县志的编者却对最传神的内容大加删削，未免有买椟还珠之嫌。在六千多字的浪穹游记中只摘选了这六百字，仅占县城游记的八分之一，占凤羽游记的三分之一，太显单薄。二是似有忌讳。道光年间，土司制度已经因“改土归流”而衰微，而徐霞客到凤羽受到尹姓土司的盛情款待，编者碍于某种原因认为不合时宜而只留下游岩洞部分，或许因当时刻版印刷条件而删节，情有可原。除游记短文外，道光《浪穹县志·胜览》还录了两条，即：“泛湖穷源碑：《徐霞客游记》：‘浪穹东关外，由湖而入海子，杨升庵太史有泛海穷源碑没山间。何君鸣凤得之，将为立亭以志其胜未果。’”和前引“清源洞”一条（光绪《浪穹县志略·山川》引了蒲陀崆、罗木哨山、赤硐壁山、宁山、凤羽山和九气台温泉等六条）。
道光二十二年，洱源人王崧参与编修的《云南通志·杂志》在大理部分也录了《徐霞客游记》中的“感通寺御制诗碑、九气台、泛湖穷洱海源、重建（鸡足山）放光寺铜碑、鸡足山仰高亭碑和鸡山兰陀迦叶碑”等六处，道光《浪穹县志》是道光十五年县令樊肇新所修。此时《徐霞客游记》已经在洱源流传，是不争的事实，但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是事实。
发现道光县志一年之后，我小学毕业，恰好我有位在喜洲苍逸图书馆当管理员的世交李姓之先生回乡省亲，返回喜洲时顺便将我带去玩。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故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图书馆。图书馆的二楼全是一排排竖满图书的书架，这使我倍感新奇，如鱼得水。首先吸引我的是那套《小学生文库》，我用几天的时间读完了《拿破仑传》，对“文库”产生兴趣，就去看《万有文库》。天哪，我又有缘发现了一套《徐霞客游记》！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我能够比较顺利地读完了游记中的洱源、邓川和大理部分。 俗话说“山不转路转”，后来我又到喜洲读高中并在那儿参加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小镇新华店里买到一本侯仁之先生撰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徐霞客》。这时，一位同学得知我对徐霞客入迷，不知从哪里给我弄来一本《徐霞客游记》，使我喜出望外。这本1936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精装本，我一直珍藏着，即使书本已经发黄，因长时间翻读破损的书页也已经不少。
1961年4月蝴蝶会期间，我所供职的大理二中组织职工到蝴蝶泉野餐。回校后，我写了一千多字的短文《蝴蝶泉游记》，介绍徐霞客对蝴蝶盛况的描写。后来这则短文刊登在《大理日报》上，这是我的第一篇习作，也是我走进“徐学”门槛的第一步，虽然显得十分幼稚，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以上可以说是我与“徐学”相识的第一阶段。不过，当时我只是在感性上从风物这个层面对徐霞客产生兴趣。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徐学”这个概念，我了解“徐学”是三十年以后的1991年。
三
因為众所周知的缘故，我与徐霞客久违了十几年。十年后，我重新翻开尘封多年的一直被我视如宝贝的《徐霞客游记》。这时候我对这个三百多年前逝去的苦行僧有了新的感悟。
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宾川县给我所供职的大理州文教局呈报了恢复鸡足山的报告，我因此有机会上鸡足山调查，我想起三百多年前在这里生活将近半年并写下了《鸡足山志》的徐霞客。然而沧海桑田，曾经名盛东南亚的佛教名山经摧残而一片狼藉，这位名传千古的行者居住过的悉檀寺已经只留下了一堆残垣断壁。面对此惨状，我翻着清康熙年间姚安白族土官高奣映《鸡足山志》所载的徐霞客传，传里提到他万里负友人静闻和尚的遗骨至鸡足山的情谊：“霞客侠肠，千古传之，佳话臻此。”这激起我对这位心仪已久的霞客的崇敬，我对他的人格高山仰止。在我心中他不仅仅是景致传神的播种者，而且是坚守诚信人格的巨人。在游记中，我还感悟到他人格中的“认真”二字，诚信和认真恰恰是我们现代人必须复兴的风气。
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勇于探索奥秘的徐霞客》的短文发表在《春城晚报》和《云南科技报》上：
伟大的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曾告诫青年们：“你们不要变成事实的保管人，要设法洞悉事实发生的奥秘。”每当我重温这一名言时，就不禁想起徐霞客在鸡足山的一件轶事。
徐霞客从来没有把游历当作闲情逸趣，而是在一般人熟视无睹的自然现象里寻找事物的本质。经过多年的艰苦考察，他在石灰岩溶洞的形态和分布、长江源头以及腾冲地热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科学的记录和分析，达到他同时代人不能企及的成就。
明崇祯巳卯年（1639年）正月，徐霞客千里迢迢来到佛教圣地鸡足山大觉寺。寺中有一水池，“池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锡管，水自管倒腾空中，其高将三丈。玉痕一缕，自下上喷，随风飞洒，散作空花”。对这一自然现象，当时无人能说出其所以然。寺内和尚说是神仙法力所致。徐霞客则穷根究底，作了推测：“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别有一水，其高与此并，彼之下从此壁，故此上从此止，其伏机当在沼底，非沼之所能为也。”经他调查后，果然在大觉寺左边找到一处悬崖，高三丈多，水从岩上渗流下去，和池中锡管连通。这个考察终于揭示了喷泉的奥秘。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吗？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石宝山宝相寺内。明嘉靖年间，两位泰斗级的学者杨升庵和李元阳结伴访石宝山。李元阳在《石宝山记》中说：“剑川石宝山，缘崖多石像，有观音者，有菩萨、有罗汉，皆雕镂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剥折之处又皆空洞如人骨，乃知其为天成……下山夜宿兴教寺，升庵谓予曰‘兹山佛像出自天成’。”一百多年后，徐霞客接踵而来，在宝相寺，和杨李一样，寺僧又告诉他寺后山崖上“有天成石像并竭石池”，他就是不相信所谓的“天成”一说。离山时因对山路不熟悉而与石窟失之交臂，否则他是会有新见解的。
为此，我想写一组类似随笔的短文以记述徐霞客执着和认真的科学精神。后来，终因公务缠身未能实现。
四
1991年10月，地质部在广西桂林举行纪念徐霞客逝世35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前，筹委会曾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征集论文启事，我决定写一篇比我过去写徐霞客稍有分量的文章。选题时内容不少，但我初识徐霞客游洱源凤羽的情结总是一直萦绕在我心中。这不仅因为凤羽是我的家乡，更主要的是尹土司对徐霞客的热情永远让我挥之不去。
但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般来说，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以来封建王朝为了利用地方头人在少数民族中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建立和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而设计的一种“羁縻”方式，直至清朝中叶“改土归流”才宣告结束。在云南，几乎是无一县没有少数民族，也无一族没有设置土司。徐霞客来云南时，土司制度是首先摆在他面前的新的社会问题。在徐霞客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摘其游记中的片言只语，认定他“对土司糜烂人民深恶痛绝”，“站在广大人民一边，同情人民”。固然，在滇南师宗县他目睹这里“寂无片椽”“城外居民廖廖，皆草庐而不见一瓦”“一城之外，皆危境也”等惨状。夜行路上，他高声呼唤仆人跟上，同行的当地人急忙摆手禁止，“盖恐匪人闻声而出”;他想“止而谋宿，莫启户者”。在省城昆明附近，到处皆为惊弓之鸟：晋宁为“门禁过往者不得入城”，“省中戒严，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为辞”;在昆阳州，“旧城有街衢阛堵而无城郭，新城有楼橹雉堞而无民庐，乃三四年前，旧治经寇，故卜筑新邑”，这一切惨状的原因都是“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但是，能以“非白必黑”的定势思维认为徐霞客将土司全都看成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吗？其实，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大多数）大旅行家，不是为帝皇所遣含有政治目的，就是说具有宗教使命。而徐霞客之游，既无政治意味，也无宗教目的。他的旅行，只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和从事地理考察，他真是一位志洁行芳的地理学家。”也就是说，徐霞客对人对事向来都是“不以政治为目的，不为菩萨所驱使”，实事求是。 为此，我选择了《〈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云南土司制》的题目。我写道：“综观徐霞客对明末云南土司制度对比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爱憎，以及求实的精神。他鞭笞了滇南土司作乱给人民带来灾难，肯定了滇西土司心向中原给社会带来的发展。他在云南尽管逗留时间较长，但晓行夜宿一路奔波，而且以较多的精力做山川考察，对于社会生活只不过是行色匆匆的过客。然而，他往往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用极精炼的文字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这一年10月间，我接到“徐霞客逝世350周年”国际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的通知，参加了在广西桂林的这次活动。使我兴奋的是，在报到时给与会者发的一本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千古奇人徐霞客》纪念文集中，竟然收录了我的论文，会后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我被推荐为研究会的学术委员。在这批委员中，同省只有六七位，大多都是名家，如朱惠荣教授、邱宣充研究员、卢永康教授等，我能忝列其中，真是三生有幸。
1994年11月，由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云南徐霞客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昆明举行，这是继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成立之后的一次全国“徐学”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的一百二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致欢迎词，他说：“94年中国云南徐霞客旅游文化活动暨学术讨论会在昆明举行，各位专家、学者云集春城，带来徐霞客研究的丰硕成果，必将有力地推动我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我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和学术讨论会，把云南省的徐霞客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把云南的旅游文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云南是徐霞客旅游考察时间最长的省，也是他一生旅游考察的终点。在云南，他的足迹遍及当时的14个府，相当于今天的10个州市的46个县。他的《游记》中，《滇游日记》占到现存全书篇幅的40%。
在“徐学”成为显学的过程中，云南大学朱惠荣教授的《徐霞客游记校注》成了标杆。在这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是《从〈徐霞客游记〉看白族本主的演变》，也是为了反映徐霞客对云南民族文化的求实精神。
2000年5月，全国四十多位“徐学”专家应邀参加江阴《徐霞客游记碑廊》碑文的选荐，我能忝列其中，喜出望外。根据要求，我寄去的条目《滇游日记十三》中的“旃林瀑”和“鸡足灵泉”二则：“旃林瀑”载：“又半里，即见整东危崖盘耸，其上一瀑垂空倒峡，飞喷迢遥。下及整底，高百余丈，摇岚曳石，浮动烟云。虽其势小于玉龙阁前峡口瀑，而峡口内嵌于两崖之胁，观者不能对峡直眺，而旁觑倒瞰，不能竞其全体。此瀑高飞于穹崖之首，观者隔峡平挥，而自颡及趾，靡有所遗。故其跌容之势，飘摇之形，宛转若有余，腾跃若不及。为粉碎于空虚，为贯珠于掌上，舞霓裳而骨节皆灵，掩鲛绡绢而丰神独回，不由此几失山中第一胜矣！”“鸡足灵泉”载：“观其灵泉，不出于峡而出于脊，不出屋外而出崖中。不出于穴孔而出于穴顶。其悬也，似有所从来而不见;其坠也，曾不假灌输而不竭。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何前不空遽出，而必待结庐之后，何后不中止，而独擅诸源之先，谓之非‘功德水’可乎？”
为什么要选这两则呢？在选荐评语中，我曾写道：“水是生命之源，鸡足之能世代养育众多僧侣，丰富的水源是主要条件。山上大小溪泉一下百余处，每个溪泉几乎都有神奇的传说，如八功德水是迦叶尊者在石上卓锡而成等等，甚至认为这些水为神灵所献（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这引起徐霞客重视，对大觉寺‘管水自管倒腾空中’观察就是一例。因此，他游记中多有溪瀑的传祝描写。”碑文选定并建成后，中国徐霞客研究会还寄来毛笔书写的感谢信。
2007年8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为徐霞客诞辰420周年纪念活动写的《纪念徐霞客》中说：“我由衷希望新世纪对徐霞客的纪念和对‘徐学’的研究，能够促进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在领略祖国名川大山中增进对祖国的热爱;使人们在传承与开发中得到深刻的启悟，从而促进人们更加懂得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
在这位伟大的旅行家离世将近400年的今天，能摸到其学之门，我深感荣幸。
牛顿曾为说过：“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卻全然没有发现。”伟大的科学家尚且还如是说，我们凡人更要注意。
编辑手记：
徐霞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所著《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漫游祖国名山大川，考察风物人情的经历，体现了徐霞客的博物、探索精神，对中国古代地学、文学、历史学等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在本期文章中，大理本地“徐学”研究者施立卓老师回忆了自己研究“徐学”的经历，文章结构层次清晰，首先介绍了“徐学”的由来和发展，它是继“郦学”和“红学”之后又一门重要的研究学问;然后作者回忆自己与“徐学”的渊源，他自小就与徐霞客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岁时初读《浪穹县志》，徐霞客的名字便在他心中埋下种子，随后有幸读到《徐霞客游记》，这本书便如一粒石子在他的心湖激起千层涟漪;参加工作后他对徐霞客的研究更加深入，并且不断参与“徐学”会议，获益良多。本文不仅揭示了徐霞客本人的人格魅力和《徐霞客游记》的重要价值，并且也告诉世人徐霞客对大理乃至云南地区的重要影响和贡献。
什么是“徐学”？要而言之，徐学是研究徐霞客的一门学问。
徐霞客是徐宏祖的号。徐宏祖字振之，明末江苏江阴人。据明末浙江名士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因徐宏祖“天下畸人癖爱册……青霞括苍局于掌”，故其尊师黄道周为他取号“霞逸”，后来另一位浙江著名画家陈继儒给他取了流芳天下的霞客为号，这个号取之于《楚辞·远游》的“载营魄而登霞”一句。
一个人的一生言行被尊为一门学问是很了不起的事。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名的有“郦学”和“红学”，“郦学”以《水经注》为对象，红学以《红楼梦》为对象，现在又有“徐学”加入，成为文坛盛事。公元五世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名著，古今中外研究此书者极多，明清时即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郦学”。提起“红学”，知道的人比较多。“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相对而言，“徐学”是后起之秀。
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距从江南来到鸡足山一年多的时间，徐霞客突然病倒并且病情加重，丽江木土司派人用滑竿送他返回故里，历时五个多月。从此一年多之后，他就与世长辞，终年56岁，留下一大堆游记的手稿。当时，这位苦行者的人格、精神、文采曾经震撼了周围了解他的“两部分卓尔不群的文化人：一为江阴、宜兴、靖江、吴江等地的家乡文化名人，一为当时文坛上的一批巨擘。震撼的结果是纷纷相互联系，奔走，收集，抄录，整理，编目，作序，写墓志铭，大力推崇后来定名为《徐霞客游记》的这部巨著” （“徐学”专家艾若语），这为后来“徐学”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极会念经的外来和尚”却被得到他生命中最大贡献的云南人所长期遗忘。比如清初康熙时期的地方志《大理府志》（修纂于康熙三十三年）就只字未提到他。就是康熙三十一年和四十二年他所作《鸡足山志》的续修者范承勋和高奣映，也只为他纂写了一则简短的小序，不过轻描淡写而已。直至清道光年间《浪穹县志》才出现他较多的事迹。说起来，不仅云南人对徐霞客陌生，在国外他也几乎无人知晓。虽然在那个时代，他探险旅行所取得的成就，比西方同行要早一两个世纪，“欲求如徐霞客這以求知而探险者，在欧州并世盖无人焉”（竺可祯语），但因种种历史原因，“徐霞客像马可·波罗一样伟大，但世界上知道马可·波罗的几乎家喻户晓，但知道徐霞客的人却廖廖无几”（英国朱利安语）。
使“徐学”成为显学（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的功臣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年），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也是《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
20世纪20年代初，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归来由越南进入云南考察，老师建议他采购一本《徐霞客游记》，但最终没有实现。回到北京后，几经周折才寻到这本令他如获至宝的奇书。于是1914年他又一次重访云南，到个旧锡矿进行地质考察，嗣后又进行云南、贵州地质调查;1928年，对广西进行矿产调查;1929～1930年，应铁道部之邀，作为总指挥的丁文江，率西南地质调查队再度前往川陕滇黔，亲临一线，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在西南考察时，他随身带着《徐霞客游记》，处处以徐霞客为榜样，“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常常追踪徐霞客的旅行考察路线。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指出：“（丁文江）独自在云南、川南探奇历险，作地理地质的调查旅行，他的心目中当然常有徐霞客‘万里遐征’的伟大榜样鼓舞着他。他后来用他的亲身经验和地理新知识来整理《徐霞客游记》，给他作地图，给他作‘年谱’，并在‘年谱’里一面表彰他的重要发见，一面也订正他的《盘江考》《江源考》里的一些错误。这就是他报答那位三百年前的奇士的恩惠了。”因此可以说，丁文江是第一个用现代科学的观点，从地学的角度，高度评价徐霞客及其《游记》在地学上重大贡献的名人学者。正如侯仁之院士所说：“在丁文江之前，研究徐霞客的人，或仅爱其文字，或徒惊其游迹，真正从现代地学的观点上阐明徐霞客的科学内容的，是从丁文江开始。”丁文江不但撰文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徐霞客旅行考察的成就，而且还亲自重新编印《徐霞客游记》，编撰《徐霞客年谱》，绘制《徐霞客旅游路线图》，因而使徐霞客在地理、地质方面的卓越学术成就广为传布，从此，徐霞客才以杰出地理学家的身份名声远扬。丁文江，这位具有现代科学视野的地理学家才是真正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徐霞客的学者，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徐学”的诞生。
1956年，善于引经据典的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上说：“（徐霞客）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联合体，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是错误，是金沙江导江。”1959年，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他再一次强调：“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可以看。”这对于“徐学”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83年春，全国纪念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筹备会在江苏无锡举行，著名地理学家、“郦学”学者陈桥驿认为，《徐霞客游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的性质，“它包罗宏富，内容广泛，假使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势必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门类，可以形成一门‘徐学’。”
其实，早在《徐霞客游记》问世后的明末清初，有识之士就已经极为推崇其价值。清代有位叫奚又溥的评论家在《徐霞客游记》的序中说：
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故其状山也，峰峦起伏，隐跃毫端;其状水也，源流曲折，轩腾纸上;其记遐陬僻壤，则计里分疆，了如指掌;其记空谷穷岩，则奇踪胜迹，灿若列星。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司马柳州以游为文者也，然子厚永州记游诸作，不过一丘一整，以自写其胸中块垒奇倔之思，非游之大观也。子长以助发其精神，鼓荡其奇气，为文章用，故《史记》一书，收岩雄迈，独绝千古，而记游之文顾阙焉。先生之游过于子长，先生之才之气，直与子长埒，而即发之于记游，则其得山川风雨之助者，固应与子长之《史记》并垂不朽，岂仅补桑《经》鄙《注》之所未备也耶？” 大意是说徐霞客比柳宗元强，可以与司马迁试比高，成为不朽。
二
2007年大理电视台打算开通一个叫《大理讲坛》的节目，要求筹划组每人务必承担一个题目。原先我以各种理由请辞，后来脱不了情还是赶鸭子般上了架。那时，我因多次参加了全国徐霞客研究会的活动，在桂林会上还忝列为学术委员。于是，就承担了《徐霞客与大理》这个题目，一连讲了一个星期，据说反响还不错。有些不熟悉徐霞客的人还问我怎么这样清楚地了解一个古代人的情况。我的回答是“因缘”。
说起来真的是因缘。我十岁那年，在亲戚家的故纸堆里淘到一本已经发黄的道光年间的木刻本《浪穹县志》。这让我新奇不已，于是囫囵吞枣但兴趣盎然地读了起来，爱不释手。县志“胜览”里有一则关于我故乡的文字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即：“清源洞：在凤羽乡之南，洞极幽奥不可穷探。游者见有石田、石莲、石床、石兽之类。天巧神工，宛如雕镂;石乳倒悬，皆成五色。其中涌出清泉，即凤羽河源。徐霞客有游记，载‘艺文’。”我急于往下翻，读这篇署名徐宏祖的《游清源洞记》。
这篇选文很短，全文抄录如下：
由凤羽南行十里余，东向下，忽见一水自壑底出。其上崖间一穴，大仅二三尺，上书“清源洞”三字，为邓川缙绅杨南金笔。入处逼仄深坠，恰如茶陵之后洞。导者然松明为炬。南入数丈，路分为二，下穿者为穴，上跻者为楼。楼之上复分二穴。穿右穴而进其内，曲折骈夹，高不及丈，阔亦如之。中多直竖之柱，或连枝剖楹，或中盘旁丛，分合间错，披隙透窾，颇觉灵异，但石质甚莹白，为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先是有识者谓余曰：“是洞须岁首即游为妙，过二月辄为烟所黑。”余问其故，曰：“洞中经年，人莫之入，烟之旧染者，既渐退而白，乳即钟乳石之新生者，亦渐垂而长，故一当新岁，人竟游之，光景甚异。从此至二月，游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采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其言诚不诬也。透柱隙南入，渐有水贮柱底盘中。其盘皆石，底回环，大如盆盎，颇似粤西洞中仙田之类。约进半里，又坠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复夹而南北，下平上凑，高与阔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余丈，亦窘缩狭窄短小不能进。乃复出，升坠穴之上，寻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数丈，洞渐低，乳柱渐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难。复返而出，由楼下坑内披隙东转，又入数十丈，其内高阔与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胜。既穷，乃西从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觉崆峒，即入时由楼上俯瞰处。既下穴出，渐见天光，乃升崖出口，满身皆染淄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浣洗。
现代的人或许有疑惑：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能读通古文呢？对此，我在《凤羽古郡》杂志的《发刊词》中写了一段话：“熟悉凤羽的人都知道，这里有浓郁的‘尊师重教，耕读传家’的风尚。但是有一个特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双语’在文化传统中的传承作用。凤羽几乎全是白族，过去在这里有许多私塾宗师，他们中很多人一辈子可能没有外出的机会，讲起汉话磕磕巴巴。但他们精通汉文典籍，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培养出来的学生与汉族子弟相差无几。”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从小学习古汉语，古文对我们的障碍也就少了。
清源洞是凤羽的名勝，是洱海重要的发源地。那时，我真佩服这位姓徐的游客，只用六百多字的短文就把这个胜地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有则民间故事《阿黑逛清源洞》，说是有个农夫阿黑吹着唢呐进洞，边吹边走，一年后游完出洞，已经被染成全身黑，但他觉得只去了一瞬间。有人问他观感，他回答“说不尽也”，后来这句话成了一句歇后话：“阿黑逛清源洞——说不尽也。”而阿黑就是“为烟所黑”而取名的。
现在反过来看，道光《浪穹县志》（光绪《浪穹县志略》沿用）的这段文字在选取上是有局限性的。一是太过简略。本来徐霞客浪穹之行是偶然但又不是偶然。早在刚到云南时，在晋宁拜访唐泰来（担当），徐霞客曾向当地人了解到，他的挚友浪穹人何鸣凤的家乡就在洱海源头浪穹凤羽。这一次，他原计划是从剑川石宝山转至保山出境缅甸的，谁知问路时偶然知道不远处就是浪穹，这使他喜出望外，萌发了与久违的何鸣凤会见的强烈念头。到了浪穹就因深厚的友情和诱人的湖光水色而滞留下来，一游就是二十一天（从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九日），其中凤羽就因留连忘返竟然待了长达九天。这对于旅途紧迫行色匆匆的苦行者来说，是何等不寻常的稀罕事。在他的游记里有许多浪穹的精彩篇什，县志的编者却对最传神的内容大加删削，未免有买椟还珠之嫌。在六千多字的浪穹游记中只摘选了这六百字，仅占县城游记的八分之一，占凤羽游记的三分之一，太显单薄。二是似有忌讳。道光年间，土司制度已经因“改土归流”而衰微，而徐霞客到凤羽受到尹姓土司的盛情款待，编者碍于某种原因认为不合时宜而只留下游岩洞部分，或许因当时刻版印刷条件而删节，情有可原。除游记短文外，道光《浪穹县志·胜览》还录了两条，即：“泛湖穷源碑：《徐霞客游记》：‘浪穹东关外，由湖而入海子，杨升庵太史有泛海穷源碑没山间。何君鸣凤得之，将为立亭以志其胜未果。’”和前引“清源洞”一条（光绪《浪穹县志略·山川》引了蒲陀崆、罗木哨山、赤硐壁山、宁山、凤羽山和九气台温泉等六条）。
道光二十二年，洱源人王崧参与编修的《云南通志·杂志》在大理部分也录了《徐霞客游记》中的“感通寺御制诗碑、九气台、泛湖穷洱海源、重建（鸡足山）放光寺铜碑、鸡足山仰高亭碑和鸡山兰陀迦叶碑”等六处，道光《浪穹县志》是道光十五年县令樊肇新所修。此时《徐霞客游记》已经在洱源流传，是不争的事实，但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是事实。
发现道光县志一年之后，我小学毕业，恰好我有位在喜洲苍逸图书馆当管理员的世交李姓之先生回乡省亲，返回喜洲时顺便将我带去玩。这是我第一次走出故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图书馆。图书馆的二楼全是一排排竖满图书的书架，这使我倍感新奇，如鱼得水。首先吸引我的是那套《小学生文库》，我用几天的时间读完了《拿破仑传》，对“文库”产生兴趣，就去看《万有文库》。天哪，我又有缘发现了一套《徐霞客游记》！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我能够比较顺利地读完了游记中的洱源、邓川和大理部分。 俗话说“山不转路转”，后来我又到喜洲读高中并在那儿参加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小镇新华店里买到一本侯仁之先生撰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徐霞客》。这时，一位同学得知我对徐霞客入迷，不知从哪里给我弄来一本《徐霞客游记》，使我喜出望外。这本1936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精装本，我一直珍藏着，即使书本已经发黄，因长时间翻读破损的书页也已经不少。
1961年4月蝴蝶会期间，我所供职的大理二中组织职工到蝴蝶泉野餐。回校后，我写了一千多字的短文《蝴蝶泉游记》，介绍徐霞客对蝴蝶盛况的描写。后来这则短文刊登在《大理日报》上，这是我的第一篇习作，也是我走进“徐学”门槛的第一步，虽然显得十分幼稚，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以上可以说是我与“徐学”相识的第一阶段。不过，当时我只是在感性上从风物这个层面对徐霞客产生兴趣。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徐学”这个概念，我了解“徐学”是三十年以后的1991年。
三
因為众所周知的缘故，我与徐霞客久违了十几年。十年后，我重新翻开尘封多年的一直被我视如宝贝的《徐霞客游记》。这时候我对这个三百多年前逝去的苦行僧有了新的感悟。
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宾川县给我所供职的大理州文教局呈报了恢复鸡足山的报告，我因此有机会上鸡足山调查，我想起三百多年前在这里生活将近半年并写下了《鸡足山志》的徐霞客。然而沧海桑田，曾经名盛东南亚的佛教名山经摧残而一片狼藉，这位名传千古的行者居住过的悉檀寺已经只留下了一堆残垣断壁。面对此惨状，我翻着清康熙年间姚安白族土官高奣映《鸡足山志》所载的徐霞客传，传里提到他万里负友人静闻和尚的遗骨至鸡足山的情谊：“霞客侠肠，千古传之，佳话臻此。”这激起我对这位心仪已久的霞客的崇敬，我对他的人格高山仰止。在我心中他不仅仅是景致传神的播种者，而且是坚守诚信人格的巨人。在游记中，我还感悟到他人格中的“认真”二字，诚信和认真恰恰是我们现代人必须复兴的风气。
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勇于探索奥秘的徐霞客》的短文发表在《春城晚报》和《云南科技报》上：
伟大的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曾告诫青年们：“你们不要变成事实的保管人，要设法洞悉事实发生的奥秘。”每当我重温这一名言时，就不禁想起徐霞客在鸡足山的一件轶事。
徐霞客从来没有把游历当作闲情逸趣，而是在一般人熟视无睹的自然现象里寻找事物的本质。经过多年的艰苦考察，他在石灰岩溶洞的形态和分布、长江源头以及腾冲地热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科学的记录和分析，达到他同时代人不能企及的成就。
明崇祯巳卯年（1639年）正月，徐霞客千里迢迢来到佛教圣地鸡足山大觉寺。寺中有一水池，“池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锡管，水自管倒腾空中，其高将三丈。玉痕一缕，自下上喷，随风飞洒，散作空花”。对这一自然现象，当时无人能说出其所以然。寺内和尚说是神仙法力所致。徐霞客则穷根究底，作了推测：“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别有一水，其高与此并，彼之下从此壁，故此上从此止，其伏机当在沼底，非沼之所能为也。”经他调查后，果然在大觉寺左边找到一处悬崖，高三丈多，水从岩上渗流下去，和池中锡管连通。这个考察终于揭示了喷泉的奥秘。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吗？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石宝山宝相寺内。明嘉靖年间，两位泰斗级的学者杨升庵和李元阳结伴访石宝山。李元阳在《石宝山记》中说：“剑川石宝山，缘崖多石像，有观音者，有菩萨、有罗汉，皆雕镂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剥折之处又皆空洞如人骨，乃知其为天成……下山夜宿兴教寺，升庵谓予曰‘兹山佛像出自天成’。”一百多年后，徐霞客接踵而来，在宝相寺，和杨李一样，寺僧又告诉他寺后山崖上“有天成石像并竭石池”，他就是不相信所谓的“天成”一说。离山时因对山路不熟悉而与石窟失之交臂，否则他是会有新见解的。
为此，我想写一组类似随笔的短文以记述徐霞客执着和认真的科学精神。后来，终因公务缠身未能实现。
四
1991年10月，地质部在广西桂林举行纪念徐霞客逝世35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前，筹委会曾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征集论文启事，我决定写一篇比我过去写徐霞客稍有分量的文章。选题时内容不少，但我初识徐霞客游洱源凤羽的情结总是一直萦绕在我心中。这不仅因为凤羽是我的家乡，更主要的是尹土司对徐霞客的热情永远让我挥之不去。
但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般来说，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以来封建王朝为了利用地方头人在少数民族中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建立和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而设计的一种“羁縻”方式，直至清朝中叶“改土归流”才宣告结束。在云南，几乎是无一县没有少数民族，也无一族没有设置土司。徐霞客来云南时，土司制度是首先摆在他面前的新的社会问题。在徐霞客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摘其游记中的片言只语，认定他“对土司糜烂人民深恶痛绝”，“站在广大人民一边，同情人民”。固然，在滇南师宗县他目睹这里“寂无片椽”“城外居民廖廖，皆草庐而不见一瓦”“一城之外，皆危境也”等惨状。夜行路上，他高声呼唤仆人跟上，同行的当地人急忙摆手禁止，“盖恐匪人闻声而出”;他想“止而谋宿，莫启户者”。在省城昆明附近，到处皆为惊弓之鸟：晋宁为“门禁过往者不得入城”，“省中戒严，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为辞”;在昆阳州，“旧城有街衢阛堵而无城郭，新城有楼橹雉堞而无民庐，乃三四年前，旧治经寇，故卜筑新邑”，这一切惨状的原因都是“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但是，能以“非白必黑”的定势思维认为徐霞客将土司全都看成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吗？其实，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大多数）大旅行家，不是为帝皇所遣含有政治目的，就是说具有宗教使命。而徐霞客之游，既无政治意味，也无宗教目的。他的旅行，只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和从事地理考察，他真是一位志洁行芳的地理学家。”也就是说，徐霞客对人对事向来都是“不以政治为目的，不为菩萨所驱使”，实事求是。 为此，我选择了《〈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云南土司制》的题目。我写道：“综观徐霞客对明末云南土司制度对比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爱憎，以及求实的精神。他鞭笞了滇南土司作乱给人民带来灾难，肯定了滇西土司心向中原给社会带来的发展。他在云南尽管逗留时间较长，但晓行夜宿一路奔波，而且以较多的精力做山川考察，对于社会生活只不过是行色匆匆的过客。然而，他往往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用极精炼的文字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这一年10月间，我接到“徐霞客逝世350周年”国际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的通知，参加了在广西桂林的这次活动。使我兴奋的是，在报到时给与会者发的一本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千古奇人徐霞客》纪念文集中，竟然收录了我的论文，会后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我被推荐为研究会的学术委员。在这批委员中，同省只有六七位，大多都是名家，如朱惠荣教授、邱宣充研究员、卢永康教授等，我能忝列其中，真是三生有幸。
1994年11月，由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云南徐霞客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昆明举行，这是继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成立之后的一次全国“徐学”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的一百二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致欢迎词，他说：“94年中国云南徐霞客旅游文化活动暨学术讨论会在昆明举行，各位专家、学者云集春城，带来徐霞客研究的丰硕成果，必将有力地推动我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我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和学术讨论会，把云南省的徐霞客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把云南的旅游文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云南是徐霞客旅游考察时间最长的省，也是他一生旅游考察的终点。在云南，他的足迹遍及当时的14个府，相当于今天的10个州市的46个县。他的《游记》中，《滇游日记》占到现存全书篇幅的40%。
在“徐学”成为显学的过程中，云南大学朱惠荣教授的《徐霞客游记校注》成了标杆。在这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是《从〈徐霞客游记〉看白族本主的演变》，也是为了反映徐霞客对云南民族文化的求实精神。
2000年5月，全国四十多位“徐学”专家应邀参加江阴《徐霞客游记碑廊》碑文的选荐，我能忝列其中，喜出望外。根据要求，我寄去的条目《滇游日记十三》中的“旃林瀑”和“鸡足灵泉”二则：“旃林瀑”载：“又半里，即见整东危崖盘耸，其上一瀑垂空倒峡，飞喷迢遥。下及整底，高百余丈，摇岚曳石，浮动烟云。虽其势小于玉龙阁前峡口瀑，而峡口内嵌于两崖之胁，观者不能对峡直眺，而旁觑倒瞰，不能竞其全体。此瀑高飞于穹崖之首，观者隔峡平挥，而自颡及趾，靡有所遗。故其跌容之势，飘摇之形，宛转若有余，腾跃若不及。为粉碎于空虚，为贯珠于掌上，舞霓裳而骨节皆灵，掩鲛绡绢而丰神独回，不由此几失山中第一胜矣！”“鸡足灵泉”载：“观其灵泉，不出于峡而出于脊，不出屋外而出崖中。不出于穴孔而出于穴顶。其悬也，似有所从来而不见;其坠也，曾不假灌输而不竭。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何前不空遽出，而必待结庐之后，何后不中止，而独擅诸源之先，谓之非‘功德水’可乎？”
为什么要选这两则呢？在选荐评语中，我曾写道：“水是生命之源，鸡足之能世代养育众多僧侣，丰富的水源是主要条件。山上大小溪泉一下百余处，每个溪泉几乎都有神奇的传说，如八功德水是迦叶尊者在石上卓锡而成等等，甚至认为这些水为神灵所献（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这引起徐霞客重视，对大觉寺‘管水自管倒腾空中’观察就是一例。因此，他游记中多有溪瀑的传祝描写。”碑文选定并建成后，中国徐霞客研究会还寄来毛笔书写的感谢信。
2007年8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为徐霞客诞辰420周年纪念活动写的《纪念徐霞客》中说：“我由衷希望新世纪对徐霞客的纪念和对‘徐学’的研究，能够促进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在领略祖国名川大山中增进对祖国的热爱;使人们在传承与开发中得到深刻的启悟，从而促进人们更加懂得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
在这位伟大的旅行家离世将近400年的今天，能摸到其学之门，我深感荣幸。
牛顿曾为说过：“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卻全然没有发现。”伟大的科学家尚且还如是说，我们凡人更要注意。
编辑手记：
徐霞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所著《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漫游祖国名山大川，考察风物人情的经历，体现了徐霞客的博物、探索精神，对中国古代地学、文学、历史学等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在本期文章中，大理本地“徐学”研究者施立卓老师回忆了自己研究“徐学”的经历，文章结构层次清晰，首先介绍了“徐学”的由来和发展，它是继“郦学”和“红学”之后又一门重要的研究学问;然后作者回忆自己与“徐学”的渊源，他自小就与徐霞客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岁时初读《浪穹县志》，徐霞客的名字便在他心中埋下种子，随后有幸读到《徐霞客游记》，这本书便如一粒石子在他的心湖激起千层涟漪;参加工作后他对徐霞客的研究更加深入，并且不断参与“徐学”会议，获益良多。本文不仅揭示了徐霞客本人的人格魅力和《徐霞客游记》的重要价值，并且也告诉世人徐霞客对大理乃至云南地区的重要影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