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3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夜幕刚刚降临，从顺义通往北平的公路上，一辆军用卡车疾驰着。车上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队士兵，监视着中间坐着的两个人：其中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目光炯炯，满脸络腮胡子，军衣上披满战尘；另一位也是一身戎装，不乏英武之气。汽车驶近孙河，这里灌木丛生，地形复杂。被监视的两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那大汉朝旁边的水厂撇了撇嘴，另一个人会意地点点头，说要上厕所，请求停车。监视的士兵见只是一个要求下车，也不在意，这个人却钻入林中逃走了。车上的士兵一看跑了一个，都责怪是车内大汉出的主意。大汉却毫不在意，向士兵们讲起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战绩，士兵们听后，非常感动，深为敬仰。汽车临近北平时，这些士兵一见四下无人，便放这位大汉下车逃走了。这位大汉就是吉鸿昌。
吉鸿昌，河南扶沟人，家境贫寒。1913年，18岁的吉鸿昌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当兵。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吉鸿昌任营长。1926年9月，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帮助下，在绥远五原誓师，所部改编为国民军联军，吉鸿昌所率领的独立第三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九师，他任师长，担任先锋军的任务，从兰州出发，解西安之围。1927年5月，他率部队东出潼关，直驱洛阳，在汜水抢渡黄河，屡建战功，后升任第三军军长和宁夏省主席等职。这期间，吉鸿昌和部队中的共产党人有了一些接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对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有了新的认识。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反蒋失败，其部被蒋介石改编。同年9月，吉鸿昌的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任总指挥，这支部队在军阀混战中赫赫有名，被称为“铁军”。但当吉鸿昌奉命率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红军时，却连吃败仗，吉鸿昌心中非常苦闷。这时，我党在西北军中的地下党员对吉鸿昌及时给予帮助，吉称病离开防地前往上海，与我党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回到前线后，吉又化装成小贩潜入根据地考察，耳闻目睹，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根据地返回部队后，吉鸿昌曾计划率部起义，但因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和破坏，未能如愿。于是他按兵不动，不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非常恼怒，将吉鸿昌解除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9月，就在吉鸿昌准备离开上海出洋考察的前一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闻讯放声大哭，认为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带兵北上抗日，遭到蒋拒绝，他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开祖国。
翌年，吉鸿昌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声中，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回到上海，旋即前往天津。当时民族危机严重，日寇大举进攻热河，进逼平津。吉鸿昌根据我党的请示，一面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活动，一面秘密派人和仍在湖北地区被迫进攻红军的旧部取得联系。同年8月，他只身前往湖北汉口附近的宋埠，策动旧部举起义旗。起义后，因未能与红军联系上，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而失败。随后，吉鸿昌潜回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回到天津，变卖家产，购置军火，召集旧部，准备再度起兵抗日。蒋介石得知吉鸿昌的行动后，下令对他进行通缉。
1933年春，热河沦陷，日寇分兵入侵察东、冀东，华北门户洞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反抗日本侵略，吉鸿昌多方奔走联络，促成晋南方振武和冯玉祥的合作，于5月26日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连续克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市，乘胜追击收复察省重镇多伦，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
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千方百计破坏抗日，调动16个师，勾结日伪军进攻同盟军。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电告冯玉祥，说冯破坏“整个国策”，冯抗日有“罪”，被迫解甲泰山。吉鸿昌、方振武和大多数同盟军将领，主张团结抗敌，坚持到底，执行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但因国民党大军压境，冯玉祥被迫辞职，局势已不易收拾。
按照我党的指示，吉鸿昌和方振武对部队进行改编，将民众抗日同盟改称为抗日讨蒋军，继续抗日。不久，在日伪蒋军队夹击下，抗日讨蒋军被逼到山谷里，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吉鸿昌和方振武遂决定与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谈判。随着谈判的结束，他们被扣押缴械。何应钦接到商震的电报后，命令商震立即把他们押往北平审问。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押解途中脱逃那一幕。吉鸿昌脱险后，潜回天津，继续积极进行抗日统一战线活动，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又和宣侠父同志共同创办了《民族战旗》杂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广泛联络各界人士进行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
吉鸿昌的这些活动，更加激怒了蒋介石，他密令军统局暗杀吉鸿昌，并交军统北平站负责。当时，军统局为加强在华北的特务活动，在北平和天津成立行动组。北平站行动组，由白世维任组长；天津站行动组，由王子襄任组长。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接到命令后，专程赶到天津，与王子襄商量。经协商，具体行动计划是：由军统天津站进行侦察，主要搜集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收集吉鸿昌在天津活动的一切情报，所得消息，即将原件交给陈恭澍。二、全力侦察吉鸿昌的个人行为。三、特别注意吉鸿昌接触的一切人，及这些人的资料。部署完毕后，特务们分头出动。
吉鸿昌住在天津法租界花园1号，国民党特务和法租界当局都加强了对他的监视。法租界巡捕房在他住宅门口安上巡捕，明为“保护”，实为监视；国民党特务则跟踪、盯梢，在暗中活动。为了工作方便及安全，吉鸿昌转移了住处，在惠中饭店开了房间，并以打牌为掩护，暗中交谈，频繁与各方爱国人士联系。当有人问他整天在干什么时，他的夫人机警地说：“他们几个下野的军人，能干出些什么事情？还不是整天花天酒地的鬼混，能有多大出息。”吉鸿昌也十分机警，在惠中饭店住了几天又转移到其他饭店，仍然在牌桌上进行工作。
此时，国民党当局下达“制裁”吉鸿昌的命令。陈恭澍亲自带特务奔赴天津，同天津站会合，由天津站提供交通工具，并当向导，带陈等熟悉天津市区道路。几天后，特务们对天津的道路，无论是支线和干线都了如指掌，陈恭澍便率特务展开活动，侦察吉鸿昌的线索。但由于吉鸿昌非常警惕，经常变换住处，又得到群众掩护，特务们虽多方努力，仍查不到吉的下落，非常焦急。军统局又几次电令陈恭澍加紧“制裁”。陈看着电报，摇头叹气，急得坐立不安，一筹莫展，无法向上峰汇报。陈无奈，不得不又召开会议，同王子襄、吕一民、王文、吴苹等一道研究对策。北平站的王文认为：“吉的活动范围，离不开西北军，只要顺这条线摸下去就会有结果。在我们的亲朋战友中，说不定有现成的关系。”特务们听后，精神一振，都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至于说现成的关系，谁也说不出来。众特务又陷入沉思，吕一民想了一会儿说，他曾认识两个人，一个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另一个是行武出身，都曾任过高级的军职，但向他们询问吉鸿昌的情况，都遭到拒绝。吕一民表示再努力争取一下也许可以打开缺口。
会议结束后，陈恭澍叫住王文，问道：“你说从西北军这条线追下去，你是否已发现了一些情况？”王文说，他有个朋友是石友三的随从副官，住在天津日租界石友三公馆，他会设法从那个副官身上获得线索。
几天后，天津站站长王子襄在试验杀人毒剂时中毒身亡，天津站行动暂时隶属北平站指挥。经情报组长吕一民努力，侦察活动逐渐有了进展。他找到两个与吉鸿昌有过交往的旧军人，一个是河北人，叫傅丹墀，曾任襄樊镇守使等职；另一个是河南人，叫郑恩普，曾参加过樊钟秀的“建国豫军”，1930年曾任新编第三军军长。
陈恭澍得知这一情报，非常高兴，亲自出面，接见这两个人，并公开亮出军统北平站站长的牌子。通过谈话，陈恭澍认为这两个人惟利是图，毫无正义感，可以利用，就将他们收买为特务，要他们及时提供有关吉鸿昌的情报，但没告诉他们有关暗杀吉鸿昌的计划。郑、傅二人颇为卖力。一天，郑恩普匆匆赶到陈恭澍的住处，对陈说：“明天下午3点，吉鸿昌约我和傅丹墀到法租界交通旅馆见面，说是要给我们介绍两位新朋友，并研究出发前后的相关问题。”所谓出发，就是吉鸿昌曾要求郑恩普到河南、傅丹墀去河北联络旧部，进行抗日活动。陈恭澍一听，忙问：“吉鸿昌给你们介绍什么新朋友？”郑说：“不知道。”陈又问道：“你们在旅馆哪个房间见面？”“来人通知说在四楼37号，只要记往437这个号数就行了。”
陈恭澍得到这一情报，感到机会来了，立即召集众特务商量行动计划。决定由王文、吴苹进行现场侦察，王文负责刺杀。王文因没带武器，手枪由吴苹提供。会后，特务们开始行动，他们赶到交通旅馆，在四楼37号房间外面侦察。然而观察了一个晚上，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连灯都没亮过，他们怀疑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住。后来，他们通过关系，在437房间斜对面开了一个房间，从门缝往外监视，仍没有一点动静。
1934年11月9日下午，特务们分头开始行动，陈恭澍在与交通旅馆同一马路上的紫竹林咖啡室里指挥。但过了半个小时，仍没有动静，陈恭澍不时观望，焦急万分。正在这时，吴苹从门外进来，垂头丧气地说：“房间是空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急忙问。
“我们从2点55分就开始观察437房间的动静，始终没见人影。一想就是房间里没人。郑恩普和傅丹墀也应在3点钟前后到达，可是一直到3点20分，他俩都没有来，说明情况有变。我和王文商量，只能把茶房叫来问问。我对茶房说，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不方便，想再开个房间，437房间既然没人住，我们就住了。茶房说，那个房间虽没人住，但已被人预定了，并交了订钱，你们如果要用，可以借用一两个钟头，时间长了，恐怕不好办。我知道茶房想捞点钱，同时也证明437房间确有人订住，但为什么没来，这是个关键问题，所以我叫王文继续留在那里，我来汇报并请示。”
陈恭澍听后，也有点摸不着头脑。正在这时，吕一民和女特务杨玉珊一起来了，杨玉珊还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吕一民赶紧让杨玉珊汇报情况。杨说：“我前去联络郑恩普和傅丹墀，午后不到一点，我就带着外甥女到了傅家，郑来到傅家后，在下午2点半左右他们前去赴约，近4点钟他们才回家来。他们说原来约好在交通旅馆，临时又改在国民饭店。当时我问改地点是谁通知的？郑说，他俩2点55分左右到了交通旅馆，刚要上电梯，忽从旁边闪出一个陌生人，那人却叫得出他们的姓名，那个人一面表示歉意，一面领他们往外走，说吉鸿昌在对面楼等候。这样，他们就跟着那人到了国民饭店。”
听了这话，陈恭澍气得七窍生烟，咬咬牙说：“还有什么情况？”杨玉珊接着说：“他们两个到了国民饭店二楼，是正对楼梯口的房间，好像是138号。他们进屋后，见满屋都是人，吉鸿昌见他们进来，就把他们引进里屋套间。跟着进来一个40多岁的人，经吉鸿昌介绍，就是那个新朋友。”
听到这，陈恭澍看看表，已是4点45分了，现在只好转移阵地，抓住时机了。他问杨玉珊：“138号，你没记错吧？”“我听得很清楚，是138号。”杨回答说。
陈决定立即行动，他在咖啡室里紧急布置：吕一民负责联络郑、傅二人，在未接到通知前，切不可擅自行动；杨玉珊和特务陈国瑞带杨的外甥女，充作一家人，立即住进国民饭店，侦察138房间；让吕一民将吉鸿昌的特征，向杨、陈二人说明；吴苹速回交通旅馆，叫王文回到咖啡屋，然后再把汽车开到国民饭店门外的马路上。
几分钟后，王文急匆匆赶到咖啡室，吴苹也将汽车开到了预定位置，他们都焦急地等待杨玉珊的消息。
杨玉珊和陈国瑞出去后，拉着小女孩，先到商店买下一个帆布手提包，又给小女孩买了一个皮球。然后，就装扮成夫妻到国民饭店开房间。他们的房间是130号，在138房间斜对面。他们正在盘算怎样侦察，却见一些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转入对面的走廊里，至于进了哪个房间，就看不见了。两人分头行动，陈国瑞从另一头迎过去，探个究竟，杨玉珊继续监视138房间。陈国瑞转了一圈回来说：“那些人都是到145房间去的，里面好像还有人。”杨玉珊迷惑不解地说：“138房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好像没有人住。”她又对陈国瑞说：“我先到138房间侦察一下，如无吉鸿昌的踪迹，再到145房探一下虚实。吉鸿昌如在那个房间，我带孩子先下楼，你看我下楼，就跟下去，不必问什么，立即按规定的信号，示意汽车上的吴苹。”
陈国瑞问：“如果两个房间都没有呢？”杨说：“我们回房间再想办法。”
杨安排完后，带着外甥女到走廊里玩，故意接近138房间，侧耳细听，里面没有动静，又故意用皮球打了几下门，也没反应。杨断定里面没人，就拉着小女孩来到145房间外面，忽听到里面有玩麻将牌的声音。她想，有人在打牌，但有没有吉鸿昌？别搞错了，一定得看个究竟。她抬头见门上的气窗开着，顿时有了主意，她见四下无人，便拿着皮球，轻轻地扔了进去。接着敲了两下门，这时门缓缓地打开了，杨玉珊看到里面有4个人在打牌，坐在对面的一个人身材魁梧、满腮的胡子，比其他人高出半头，她想这个人肯定就是吉鸿昌。拿到皮球后，杨玉珊连声说对不起，退了出去，忙拉着小女孩朝楼下走去。陈国瑞一见，心里明白，也紧随其后，走出国民饭店，两人一南一北。陈国瑞走到吴苹跟前。“有消息？”吴苹忙问。陈兴奋地说：“那个人在145房间。快跟我来，我去大厅楼梯口等你们。”吴苹按规定的暗号，下车检查前后轮胎。咖啡室里的陈恭澍和王文看得一清二楚。王文起身，习惯性地摸摸腰里的手枪，冲出了咖啡室。
在饭店大厅里等候的陈国瑞，见王文进来就快步上楼，两人来到145房间门口。陈先轻轻扭动门把手，门没动，他后退半步，猛地抬起右脚，把门踢开，王文乘势窜进房间，高喊一声：“吉总指挥”，见那高个子一抬头，就举枪射击，一连三枪，都中要害。王文见已得手，转身逃出饭店，消失在人流中。
陈恭澍听完王文的汇报后，认为吉鸿昌定死无疑，大功告成。但是第二天报上登的消息，却使他们凉了半截，原来死者不是吉鸿昌，而是广西来的代表刘绍瓤。当特务准备行刺时，吉鸿昌他们打牌正好四圈结束，搬庄换位，吉鸿昌改坐的位置，离暖气远，他穿上了棉衣，刘绍瓤刚坐到吉鸿昌原坐的地方，特务就把他打死了。由于距离近，子弹穿过刘的身体，又从水泥地蹦回来，擦伤了吉鸿昌的肩膀，任应岐的手也受伤了。枪声响后，饭店乱成一团，茶房进来，劝吉鸿昌赶紧从太平门跑掉，免得引起麻烦。吉鸿昌和任应岐点头称是，包扎好伤口，直奔太平门，但已来不及了，法租界巡捕已在街头戒严。吉、任二人又回到房间，随后被巡捕送到法国天主教堂医院。
事件发生后，吉鸿昌的夫人赶到医院，但病房门口有特务守卫，吉鸿昌的夫人被押到工部局。几天后，吉鸿昌也被押往工部局。他见到妻子后，叮嘱她不必营救，要设法将他为抗日而死的真相宣扬出去。
经吉鸿昌夫人的奔走，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在报道吉鸿昌被刺事件时指出：“据信，这场枪击是出于政治性动机，目的是暗杀吉鸿昌将军。”“显然，对于这桩毫无人性的谋杀负有罪责的人，他们的动机决不是为了金钱，因为桌上放了100多元，并未触动。再从牵涉在内的人物来看，人们相信，枪杀案的动机是政治性质的。”几天后，该报又发表题为《政治刺客》的社论，指出：“令人奇怪的是，最近在这里发生的这次事件中，为什么受了伤的被害者直到如今还被捉押着？”“据中国报纸暗示，他们可能以赌博的罪名被引渡，这就更使我们觉得奇怪了。从当时情形来看，这是很不可能的。一局麻将同这样一种行动是非常不相称的。但是警方的责任和困难已因政治暗杀的不断发生而大大加重，人们固然希望他们不但缉获凶犯，而且表明犯罪动机。”
国民党当局为把吉鸿昌置于死地，花钱买通天津法租界工部局。11月14日，工部局将吉鸿昌和任应岐引渡给国民党河北省政府。22日，吉、任二人被押到北平，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直接审理。
在法庭上，吉鸿昌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痛斥蒋介石、何应钦之流的卖国罪行。当何应钦要吉鸿昌说出所谓抗日运动的秘密时，吉痛斥道：“抗日是为了救国，这是中国人的共同事业，哪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祸国殃民，残内媚外，干着不敢告人的勾当，这才有所谓的秘密。”说完后，他把上衣扯开，露出因抗战而受伤的伤痕让人们看，并数落蒋介石的罪行。何应钦无言以对，慌了手脚，只好命令用军棍乱打，但吉鸿昌毫不屈服。
在狱中，他不顾刑伤的疼痛，向难友宣传抗日，把嗓子都说哑了。他还把自己的金表卖掉，改善难友的生活，鼓励大家保护身体，出狱后继续抗日，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
吉鸿昌，河南扶沟人，家境贫寒。1913年，18岁的吉鸿昌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当兵。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吉鸿昌任营长。1926年9月，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帮助下，在绥远五原誓师，所部改编为国民军联军，吉鸿昌所率领的独立第三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九师，他任师长，担任先锋军的任务，从兰州出发，解西安之围。1927年5月，他率部队东出潼关，直驱洛阳，在汜水抢渡黄河，屡建战功，后升任第三军军长和宁夏省主席等职。这期间，吉鸿昌和部队中的共产党人有了一些接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对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有了新的认识。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反蒋失败，其部被蒋介石改编。同年9月，吉鸿昌的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任总指挥，这支部队在军阀混战中赫赫有名，被称为“铁军”。但当吉鸿昌奉命率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红军时，却连吃败仗，吉鸿昌心中非常苦闷。这时，我党在西北军中的地下党员对吉鸿昌及时给予帮助，吉称病离开防地前往上海，与我党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回到前线后，吉又化装成小贩潜入根据地考察，耳闻目睹，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根据地返回部队后，吉鸿昌曾计划率部起义，但因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和破坏，未能如愿。于是他按兵不动，不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非常恼怒，将吉鸿昌解除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9月，就在吉鸿昌准备离开上海出洋考察的前一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闻讯放声大哭，认为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带兵北上抗日，遭到蒋拒绝，他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开祖国。
翌年，吉鸿昌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声中，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回到上海，旋即前往天津。当时民族危机严重，日寇大举进攻热河，进逼平津。吉鸿昌根据我党的请示，一面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活动，一面秘密派人和仍在湖北地区被迫进攻红军的旧部取得联系。同年8月，他只身前往湖北汉口附近的宋埠，策动旧部举起义旗。起义后，因未能与红军联系上，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而失败。随后，吉鸿昌潜回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回到天津，变卖家产，购置军火，召集旧部，准备再度起兵抗日。蒋介石得知吉鸿昌的行动后，下令对他进行通缉。
1933年春，热河沦陷，日寇分兵入侵察东、冀东，华北门户洞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反抗日本侵略，吉鸿昌多方奔走联络，促成晋南方振武和冯玉祥的合作，于5月26日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连续克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市，乘胜追击收复察省重镇多伦，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
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千方百计破坏抗日，调动16个师，勾结日伪军进攻同盟军。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电告冯玉祥，说冯破坏“整个国策”，冯抗日有“罪”，被迫解甲泰山。吉鸿昌、方振武和大多数同盟军将领，主张团结抗敌，坚持到底，执行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但因国民党大军压境，冯玉祥被迫辞职，局势已不易收拾。
按照我党的指示，吉鸿昌和方振武对部队进行改编，将民众抗日同盟改称为抗日讨蒋军，继续抗日。不久，在日伪蒋军队夹击下，抗日讨蒋军被逼到山谷里，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吉鸿昌和方振武遂决定与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谈判。随着谈判的结束，他们被扣押缴械。何应钦接到商震的电报后，命令商震立即把他们押往北平审问。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押解途中脱逃那一幕。吉鸿昌脱险后，潜回天津，继续积极进行抗日统一战线活动，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又和宣侠父同志共同创办了《民族战旗》杂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广泛联络各界人士进行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
吉鸿昌的这些活动，更加激怒了蒋介石，他密令军统局暗杀吉鸿昌，并交军统北平站负责。当时，军统局为加强在华北的特务活动，在北平和天津成立行动组。北平站行动组，由白世维任组长；天津站行动组，由王子襄任组长。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接到命令后，专程赶到天津，与王子襄商量。经协商，具体行动计划是：由军统天津站进行侦察，主要搜集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收集吉鸿昌在天津活动的一切情报，所得消息，即将原件交给陈恭澍。二、全力侦察吉鸿昌的个人行为。三、特别注意吉鸿昌接触的一切人，及这些人的资料。部署完毕后，特务们分头出动。
吉鸿昌住在天津法租界花园1号，国民党特务和法租界当局都加强了对他的监视。法租界巡捕房在他住宅门口安上巡捕，明为“保护”，实为监视；国民党特务则跟踪、盯梢，在暗中活动。为了工作方便及安全，吉鸿昌转移了住处，在惠中饭店开了房间，并以打牌为掩护，暗中交谈，频繁与各方爱国人士联系。当有人问他整天在干什么时，他的夫人机警地说：“他们几个下野的军人，能干出些什么事情？还不是整天花天酒地的鬼混，能有多大出息。”吉鸿昌也十分机警，在惠中饭店住了几天又转移到其他饭店，仍然在牌桌上进行工作。
此时，国民党当局下达“制裁”吉鸿昌的命令。陈恭澍亲自带特务奔赴天津，同天津站会合，由天津站提供交通工具，并当向导，带陈等熟悉天津市区道路。几天后，特务们对天津的道路，无论是支线和干线都了如指掌，陈恭澍便率特务展开活动，侦察吉鸿昌的线索。但由于吉鸿昌非常警惕，经常变换住处，又得到群众掩护，特务们虽多方努力，仍查不到吉的下落，非常焦急。军统局又几次电令陈恭澍加紧“制裁”。陈看着电报，摇头叹气，急得坐立不安，一筹莫展，无法向上峰汇报。陈无奈，不得不又召开会议，同王子襄、吕一民、王文、吴苹等一道研究对策。北平站的王文认为：“吉的活动范围，离不开西北军，只要顺这条线摸下去就会有结果。在我们的亲朋战友中，说不定有现成的关系。”特务们听后，精神一振，都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至于说现成的关系，谁也说不出来。众特务又陷入沉思，吕一民想了一会儿说，他曾认识两个人，一个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另一个是行武出身，都曾任过高级的军职，但向他们询问吉鸿昌的情况，都遭到拒绝。吕一民表示再努力争取一下也许可以打开缺口。
会议结束后，陈恭澍叫住王文，问道：“你说从西北军这条线追下去，你是否已发现了一些情况？”王文说，他有个朋友是石友三的随从副官，住在天津日租界石友三公馆，他会设法从那个副官身上获得线索。
几天后，天津站站长王子襄在试验杀人毒剂时中毒身亡，天津站行动暂时隶属北平站指挥。经情报组长吕一民努力，侦察活动逐渐有了进展。他找到两个与吉鸿昌有过交往的旧军人，一个是河北人，叫傅丹墀，曾任襄樊镇守使等职；另一个是河南人，叫郑恩普，曾参加过樊钟秀的“建国豫军”，1930年曾任新编第三军军长。
陈恭澍得知这一情报，非常高兴，亲自出面，接见这两个人，并公开亮出军统北平站站长的牌子。通过谈话，陈恭澍认为这两个人惟利是图，毫无正义感，可以利用，就将他们收买为特务，要他们及时提供有关吉鸿昌的情报，但没告诉他们有关暗杀吉鸿昌的计划。郑、傅二人颇为卖力。一天，郑恩普匆匆赶到陈恭澍的住处，对陈说：“明天下午3点，吉鸿昌约我和傅丹墀到法租界交通旅馆见面，说是要给我们介绍两位新朋友，并研究出发前后的相关问题。”所谓出发，就是吉鸿昌曾要求郑恩普到河南、傅丹墀去河北联络旧部，进行抗日活动。陈恭澍一听，忙问：“吉鸿昌给你们介绍什么新朋友？”郑说：“不知道。”陈又问道：“你们在旅馆哪个房间见面？”“来人通知说在四楼37号，只要记往437这个号数就行了。”
陈恭澍得到这一情报，感到机会来了，立即召集众特务商量行动计划。决定由王文、吴苹进行现场侦察，王文负责刺杀。王文因没带武器，手枪由吴苹提供。会后，特务们开始行动，他们赶到交通旅馆，在四楼37号房间外面侦察。然而观察了一个晚上，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连灯都没亮过，他们怀疑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住。后来，他们通过关系，在437房间斜对面开了一个房间，从门缝往外监视，仍没有一点动静。
1934年11月9日下午，特务们分头开始行动，陈恭澍在与交通旅馆同一马路上的紫竹林咖啡室里指挥。但过了半个小时，仍没有动静，陈恭澍不时观望，焦急万分。正在这时，吴苹从门外进来，垂头丧气地说：“房间是空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急忙问。
“我们从2点55分就开始观察437房间的动静，始终没见人影。一想就是房间里没人。郑恩普和傅丹墀也应在3点钟前后到达，可是一直到3点20分，他俩都没有来，说明情况有变。我和王文商量，只能把茶房叫来问问。我对茶房说，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不方便，想再开个房间，437房间既然没人住，我们就住了。茶房说，那个房间虽没人住，但已被人预定了，并交了订钱，你们如果要用，可以借用一两个钟头，时间长了，恐怕不好办。我知道茶房想捞点钱，同时也证明437房间确有人订住，但为什么没来，这是个关键问题，所以我叫王文继续留在那里，我来汇报并请示。”
陈恭澍听后，也有点摸不着头脑。正在这时，吕一民和女特务杨玉珊一起来了，杨玉珊还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吕一民赶紧让杨玉珊汇报情况。杨说：“我前去联络郑恩普和傅丹墀，午后不到一点，我就带着外甥女到了傅家，郑来到傅家后，在下午2点半左右他们前去赴约，近4点钟他们才回家来。他们说原来约好在交通旅馆，临时又改在国民饭店。当时我问改地点是谁通知的？郑说，他俩2点55分左右到了交通旅馆，刚要上电梯，忽从旁边闪出一个陌生人，那人却叫得出他们的姓名，那个人一面表示歉意，一面领他们往外走，说吉鸿昌在对面楼等候。这样，他们就跟着那人到了国民饭店。”
听了这话，陈恭澍气得七窍生烟，咬咬牙说：“还有什么情况？”杨玉珊接着说：“他们两个到了国民饭店二楼，是正对楼梯口的房间，好像是138号。他们进屋后，见满屋都是人，吉鸿昌见他们进来，就把他们引进里屋套间。跟着进来一个40多岁的人，经吉鸿昌介绍，就是那个新朋友。”
听到这，陈恭澍看看表，已是4点45分了，现在只好转移阵地，抓住时机了。他问杨玉珊：“138号，你没记错吧？”“我听得很清楚，是138号。”杨回答说。
陈决定立即行动，他在咖啡室里紧急布置：吕一民负责联络郑、傅二人，在未接到通知前，切不可擅自行动；杨玉珊和特务陈国瑞带杨的外甥女，充作一家人，立即住进国民饭店，侦察138房间；让吕一民将吉鸿昌的特征，向杨、陈二人说明；吴苹速回交通旅馆，叫王文回到咖啡屋，然后再把汽车开到国民饭店门外的马路上。
几分钟后，王文急匆匆赶到咖啡室，吴苹也将汽车开到了预定位置，他们都焦急地等待杨玉珊的消息。
杨玉珊和陈国瑞出去后，拉着小女孩，先到商店买下一个帆布手提包，又给小女孩买了一个皮球。然后，就装扮成夫妻到国民饭店开房间。他们的房间是130号，在138房间斜对面。他们正在盘算怎样侦察，却见一些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转入对面的走廊里，至于进了哪个房间，就看不见了。两人分头行动，陈国瑞从另一头迎过去，探个究竟，杨玉珊继续监视138房间。陈国瑞转了一圈回来说：“那些人都是到145房间去的，里面好像还有人。”杨玉珊迷惑不解地说：“138房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好像没有人住。”她又对陈国瑞说：“我先到138房间侦察一下，如无吉鸿昌的踪迹，再到145房探一下虚实。吉鸿昌如在那个房间，我带孩子先下楼，你看我下楼，就跟下去，不必问什么，立即按规定的信号，示意汽车上的吴苹。”
陈国瑞问：“如果两个房间都没有呢？”杨说：“我们回房间再想办法。”
杨安排完后，带着外甥女到走廊里玩，故意接近138房间，侧耳细听，里面没有动静，又故意用皮球打了几下门，也没反应。杨断定里面没人，就拉着小女孩来到145房间外面，忽听到里面有玩麻将牌的声音。她想，有人在打牌，但有没有吉鸿昌？别搞错了，一定得看个究竟。她抬头见门上的气窗开着，顿时有了主意，她见四下无人，便拿着皮球，轻轻地扔了进去。接着敲了两下门，这时门缓缓地打开了，杨玉珊看到里面有4个人在打牌，坐在对面的一个人身材魁梧、满腮的胡子，比其他人高出半头，她想这个人肯定就是吉鸿昌。拿到皮球后，杨玉珊连声说对不起，退了出去，忙拉着小女孩朝楼下走去。陈国瑞一见，心里明白，也紧随其后，走出国民饭店，两人一南一北。陈国瑞走到吴苹跟前。“有消息？”吴苹忙问。陈兴奋地说：“那个人在145房间。快跟我来，我去大厅楼梯口等你们。”吴苹按规定的暗号，下车检查前后轮胎。咖啡室里的陈恭澍和王文看得一清二楚。王文起身，习惯性地摸摸腰里的手枪，冲出了咖啡室。
在饭店大厅里等候的陈国瑞，见王文进来就快步上楼，两人来到145房间门口。陈先轻轻扭动门把手，门没动，他后退半步，猛地抬起右脚，把门踢开，王文乘势窜进房间，高喊一声：“吉总指挥”，见那高个子一抬头，就举枪射击，一连三枪，都中要害。王文见已得手，转身逃出饭店，消失在人流中。
陈恭澍听完王文的汇报后，认为吉鸿昌定死无疑，大功告成。但是第二天报上登的消息，却使他们凉了半截，原来死者不是吉鸿昌，而是广西来的代表刘绍瓤。当特务准备行刺时，吉鸿昌他们打牌正好四圈结束，搬庄换位，吉鸿昌改坐的位置，离暖气远，他穿上了棉衣，刘绍瓤刚坐到吉鸿昌原坐的地方，特务就把他打死了。由于距离近，子弹穿过刘的身体，又从水泥地蹦回来，擦伤了吉鸿昌的肩膀，任应岐的手也受伤了。枪声响后，饭店乱成一团，茶房进来，劝吉鸿昌赶紧从太平门跑掉，免得引起麻烦。吉鸿昌和任应岐点头称是，包扎好伤口，直奔太平门，但已来不及了，法租界巡捕已在街头戒严。吉、任二人又回到房间，随后被巡捕送到法国天主教堂医院。
事件发生后，吉鸿昌的夫人赶到医院，但病房门口有特务守卫，吉鸿昌的夫人被押到工部局。几天后，吉鸿昌也被押往工部局。他见到妻子后，叮嘱她不必营救，要设法将他为抗日而死的真相宣扬出去。
经吉鸿昌夫人的奔走，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在报道吉鸿昌被刺事件时指出：“据信，这场枪击是出于政治性动机，目的是暗杀吉鸿昌将军。”“显然，对于这桩毫无人性的谋杀负有罪责的人，他们的动机决不是为了金钱，因为桌上放了100多元，并未触动。再从牵涉在内的人物来看，人们相信，枪杀案的动机是政治性质的。”几天后，该报又发表题为《政治刺客》的社论，指出：“令人奇怪的是，最近在这里发生的这次事件中，为什么受了伤的被害者直到如今还被捉押着？”“据中国报纸暗示，他们可能以赌博的罪名被引渡，这就更使我们觉得奇怪了。从当时情形来看，这是很不可能的。一局麻将同这样一种行动是非常不相称的。但是警方的责任和困难已因政治暗杀的不断发生而大大加重，人们固然希望他们不但缉获凶犯，而且表明犯罪动机。”
国民党当局为把吉鸿昌置于死地，花钱买通天津法租界工部局。11月14日，工部局将吉鸿昌和任应岐引渡给国民党河北省政府。22日，吉、任二人被押到北平，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直接审理。
在法庭上，吉鸿昌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痛斥蒋介石、何应钦之流的卖国罪行。当何应钦要吉鸿昌说出所谓抗日运动的秘密时，吉痛斥道：“抗日是为了救国，这是中国人的共同事业，哪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祸国殃民，残内媚外，干着不敢告人的勾当，这才有所谓的秘密。”说完后，他把上衣扯开，露出因抗战而受伤的伤痕让人们看，并数落蒋介石的罪行。何应钦无言以对，慌了手脚，只好命令用军棍乱打，但吉鸿昌毫不屈服。
在狱中，他不顾刑伤的疼痛，向难友宣传抗日，把嗓子都说哑了。他还把自己的金表卖掉，改善难友的生活，鼓励大家保护身体，出狱后继续抗日，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