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上海是文学联的姻。
　　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上海的《萌芽》杂志，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一篇能够被不少人在一些年后还能说出篇名来的小说也是《萌芽》杂志的提携，因我如今还是吃的文学饭，写字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这些“第一”是我不能忘记的。
　　我与上海的一些文学编辑联系密切，在我的印记里他们普遍认真、敬业、规矩。我刚开始写小说时不懂规矩，一个短篇小说用复写纸复写了三份，一份交给我那搞文学的舅舅，他所在的单位正办着一份文学双月刊；一份交给在省里一个综合性青年刊物当编辑的同学；还有一份留着也没用，见报纸有个《萌芽》复刊的消息，便寄了去，反正其时寄稿子，在信封写上“稿件”二字再剪去一角，不必贴邮票的。那时我对前两份寄予厚望，对第三份不作打算，因为前两份有“后门”和“人情”的含金量，而遥远的上海就纯粹是靠蒙了。结果是舅舅和同学都没有帮上忙，《萌芽》却用了我的稿子，还给我评了当年的“萌芽文学奖”。我去上海过门并领奖时，责任编辑钱建群先生在家里做了一桌菜专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懂事，当时怎么不给钱老师带点礼物呢？我此生有幸，刚出道就碰上了这么好的编辑。
　　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是当年和巴金先生同坐一室办刊的马云老先生，那可是要让我等抬头仰望的高人哪，可就是如此高人，因我那稿子要先在刊物发表，由于版面原因需拿掉三五千字，马云先生硬是让我去上海亲手改定。我在电话里恳求先生随便替我摘去几段，可他坚持说编辑不可随便改作家的作品。此言一出，当即让我无地自容，在老先生面前，鄙人算得什么作家？但他对作家的尊重绝对是真心的。
　　《上海文学》的资深编辑厉燕书先生，二十年来一直和我保持密切联系，尽管我给她寄去过两次稿子，均没有能在该刊发出，从此我也不给她寄稿子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对我的关注。
　　《小说界》的编辑王肇岐先生有一次在老上海火车站接我，因火车晚点，他在冰天雪地中等了两个小时。他每年都要来湖南看望作家，与大家称兄道弟，编辑做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说的……
　　这就是上海的编辑！他们甚至是可以代表上海的编辑！这些细微末节足可以令我回味一生。
　　我收到过全国各地几十家报刊出版社的稿费，惟有上海的稿费计算到“分”，有人说上海人小气，我不这样看，这恰恰体现了上海人办事的认真和规范。我不懂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事实证明了在经济生活中上海的作为堪称楷模，这大致已无争议。如此建树，当然是由上海人打造的。上海的编辑地道，看来有某些必然性。
　　我不喜欢大城市，人一多车一多，心情就无法好起来。但我初见上海的外滩就生出许多喜欢，从情感上讲我憎恨昔日洋人在上海最好的地方趾高气昂修高楼，但那十里洋场的房子实在好看，中国城市除北京天安门外再也没有这么好看的建筑群和整体环境了。
　　八十年代初我常去上海改稿、写作，免不了是要抽出点时间来去逛逛大上海的。其时代步的惟有公共汽车，挤公共汽车无疑是最烦人而又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在上海乘公车使你略感心里凉快的是那些女售票员普遍貌美温柔，叫买票的声音像唱歌一样的好听，而且明明看到有人不买票也不认真计较且绝不谩骂。我回乡后与人谈到上海女子好时，我举不出别的例子，就说到上海坐公交车可以不买票。于是不少朋友嘘唏曰此生要是能讨个上海女子做老婆就好了。上海女子好是好，只是如果你赚不到多少钱、没有多少养家的本事，就难圆美梦了。大上海的子民讲究生活质量，可不像山野村姑那么能打粗。罢，罢，上海女子做不了咱内地人的老婆并不能说明她们不优秀。
　　以我的游历经验，我认为中国内地的所有城市中当属上海最干净，八十年代的时候，上海的大街小巷就一尘不染，那是何等深的功力。因此一斑，足见上海人的管理水平和生活质量了。
　　“大上海”这个称谓被人叫了许多许多年了，究竟都“大”在哪里？我并非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但我想我所亲历的这些细节也是构成上海之大的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