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让我谈新闻摄影。但新闻摄影是个很“重”和“大”的话题，不是我有限经历和杂乱感悟能把握的。
　　就像现在，因为疫情居家一年了。两个月前开始，不爱运动的自己开始每天带着相机报复性出门散步一个小时，以疫情为大背景，挑些扫街照片发稿。这并不是摄影记者的常态，新闻摄影没这么轻松简单。最多算是对摄影技能的恢复性训练吧。
　　我之前是专职摄影记者，目前的岗位并不是。同事从这两个不同角度给予的共同理解，我都能感受也很感激。
　　只能谈谈这一个多月的散步中对摄影的一些感触。

格物致知

　　通过带着相机散步，我开始有意识地补摄影技术这门课，从最基本的器材补起。
　　我以前很看轻摄影技术层面的东西，推崇“宁拙毋巧，宁丑毋媚”，认真拍了20年照片，一直固执地信奉“有影儿就行”，从没拍过RAW格式。不久前才通过对比测试镜头，亲身体会了镜头之间和不同光圈间的巨大成像差异和特点。
　　以前做专职摄影记者时，两台旗舰单反机身，标配大三元自动对焦镜头，从超广角到长焦一应俱全，无往不利。现在散步时基本只使用旁轴取景相机、手动对焦的50mm标准镜头。
　　没有这些天放空的散步，就不会有下面关于镜头的感悟：
　　当你和这个世界不熟，你可以放心使用所有焦段的镜头，除了35mm。
　　50mm，略带投入的旁观。
　　28，24，甚至更广的21mm，明目张胆，自以为不被察觉的冒犯。
　　85，90mm以上，冷静快感的狙杀。
　　而35mm则不同，是促膝谈心。往后挪半步，就显得特别生分和冷漠。拿起这只镜头前，需要先被真正接纳，心甘情愿地彼此开放。
　　变焦镜头？那无关态度而是欲望。手执利器，生杀予夺尽在掌握，拒绝任何纠结和错过。
　　解构定焦镜头世界观的，不是变焦的效率，而是手机摄像头，不再刻意的拍照。

　　选择一只镜头，更多源于人生境遇和态度。比如此刻，异乡异客，就用50mm标头多一些。
　　这些话是否正确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来自个人的酿造，而非人云亦云，别人嚼过的馍。
　　就像每人都有一套拍摄系统，认真的摄影者，也应该对拍摄系统有由衷的个人理解。这可能是赋予照片不同温度的起点。
　　摄影，要先了解器材的局限，然后触摸它的极限，最后，要和器材的不完美和解。经由局限达到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这大概也算是种浅显的“格物致知”吧。

诚意正心

　　摄影记者是“个人性“很强的工作，走出去就会有各自的收获。在纪实领域，当面对时代，把自己看轻些，尽量淡化“个人性”，照片可能会有更多惊喜。

　　关于构图，我95%以上的画面大概都是简单的黄金分割。复杂构图、多要素互动，以及荒谬戏剧感，可以欣赏，偶遇几张也好，但抗拒主动追求。
　　站在摄影的高度俯瞰新闻摄影，站在生命的高度俯瞰摄影，是我一直以来好高骛远的想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有点小聪明很容易被看出来，现在拍照又变得越来越容易。一名摄影记者个别照片达到很高的水准当然好，但对新闻摄影进而纪实摄影而言，即使对摄影记者自己，都远远不够。难的是不忘初心，不惧创新。一路都是磨炼，总有人经受住考验。
　　我们最后都会被放到整个职业生涯的尺度、一生的维度上检视。
　　关于新闻摄影，新华社刘卫兵和姚大伟两位老师最近都出版了回顾新闻摄影生涯，整理新闻摄影理论的著述，《摄影实战手记》和《来过》这两本书是真正的宝藏。才气和心气、努力和机遇缺一不可，才能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就。

　　就我的同事而言，一下子能想到的还有年轻些的黄孝邦、普布扎西等很多老师，他们好像还没出书，但只要继续根植于大地，和故乡一起守望成长，最终都会成为真正的“天王”和“大师”，以其照片的系统性和地域性优势，以其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
　　在照片相对“贬值”的这个历史阶段，把照片放在一个多大的篮子里，或者说，用照片搭建起什么，决定了摄影师的不同价值。
　　王福春老师前些天去世了，但他永远活在《火车上的中国人》那些隽永作品建筑起的王城里。那些照片也永远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作为世界的非线性倒影，摄影的可能性也远未穷尽。我相信，中国当代所有的巨变沧桑，伟大辉煌的历程，看似平凡的瞬间，仍等待着我们慧眼发掘，定格在一张张照片中，成为经典和永恒。
　　而因为自身的局限，我大概只适合做个新闻摄影的流浪歌手。勉力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通过摄影偶尔触摸到微小的幸福和真理，已经足够幸运。
　　继续带着相机散步去。
　　（责任编辑：高益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