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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在五四时期，就有鲁迅关于知识分子返乡的题材，例如《故乡》。在此之后，知识分子返乡的模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传统模式而存在。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运用知识分子返乡这一传统模式，同时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通过知识分子“我”离乡十年后，返乡所体会到的隔阂与疏离，表达寻求精神寄托的失败。
关键词：知识分子;返乡;苦难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的两大现代文学主要题材，至此之后，这两大题材再没有离开公众视线，是两大历久弥新的题材。首先这篇文章的知识分子返乡题材是基于乡土文学之下的一种题材。《白狗秋千架》这部作品是莫言1985年4月所写，此时的莫言因1982年破格提干到延庆任干事，离开故乡高密已有三年之久。而《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描写自己的故乡“高密东北乡”， 因为文学本身具有对现实生活的再创造，所以不能说是对故乡的全实记载，但所呈现的地域风貌却生动地还原了高密东北乡的地域特色。同时，在小说中，通过“我”十年后的返乡，表现出故乡所呈现出的闭塞落后。从这一角度来看，《白狗秋千架》是一部知识分子返乡题材的乡土小说。
通常，在乡土社会中，按文化程度主要存在两大类型的人，即文化程度较低且世代以农为生的农民与文化程度较高且具有离乡背景的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一般是具有离乡，返乡，再离乡的经历。作者通过塑造知识分子返乡事件，来实现对故乡的回望与展现，并通过再次离乡来表现返乡后知识分子与乡土的隔离，失语的苦难。鲁迅的《故乡》与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均是如此。而莫言与鲁迅的不同则在于，《故乡》中的“我”是以启蒙者的身份返乡，希望以启蒙者的身份来启迪民智。但在莫言的小说中，他摆脱了启蒙者身份的精英意识，重新回归民间立场，以第一视角来展现知识分子返乡内心的纠结与苦难，真实呈现出乡土的原貌。
知识分子的返乡叙事是乡土小说中重要的叙事方式。与鲁迅的《故乡》知识分子以启蒙者身份返乡揭示乡村的落后与传统文化的腐朽相比，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摈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身份，以倾听乡村的方式返乡，更立足于从小“我”出发，通过“我”的返乡，关照整个农村人、事、物的种种变迁与苦难。在《白狗秋千架》中，“我”与暖都希望可以逃离农村，走向城市。在20世纪的中国“当兵”不失为一条可以迅速走出农村的捷径。于是，“我”与暖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蔡队长的身上，天真地认为蔡队长可以带“我”和暧走出乡村。但在第一条期盼通过从军当兵来摆脱农村的道路被蔡队长堵死后，“我”不甘放弃，通过高考的机会，摆脱了贫瘠枯燥的农村世界，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城市世界，而暖则因为“我”的意外，成为一名再也无法走出乡村的残疾少女。当面对是否留在农村与暖厮守，照顾暖时还是离乡到城市中去，“我”放弃了对于暖的照顾，选择了离乡。因为，无论是暖还是“我”，作为在闭塞贫瘠的农村中成长的孩子，“我”与暖始终处于无条件服从天灾带来的苦难与人为带来的压迫状态，他们太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之于青年的农村儿女而言，离乡是他们对于自身命运的反抗与挣扎，是对于未来希望的眺望。
暖是一个外表美丽且多才多艺的女子，走出农村，到城市中去是她一直努力且认为会实现的事情。在电影《暧》中，增加的一句台词更加表现出暧对于城市的憧憬向往。从暖与井河儿时一次荡秋千时不经意的谈话就可以看出： “你看到什么？”井河说： “麦地和晒谷子的人。你呢？”暖随口说道： “我看到了北京，看到了天安门。”虽然仅仅是儿时两人懵懂的对话，可是依旧能够传递出暖对于外面世界的憧憬与向往，尤其又通过井河质朴的回答做对比，更加凸显了暖对于离乡的热切。 于是也就有了，暖对于蔡队长的单恋式地依附，企图通过蔡队长摆脱贫瘠的农村。蔡队长虽然很欣赏暖的才艺以及年轻女孩的纯真，但是并没有想出于真心的帮助暖，娶暖为妻。同时，暖的这种喜欢也是建立在蔡队长答应带她离开农村，到城市中去参军的前提之下的，于是当蔡队长未履行承诺，敷衍了事，离开村子返回部队后，暖寄予蔡队长身上的希望也就在漫长地等待中消耗掉，渐渐便没有那么强烈了。对于暖而言，这次离乡的失望并不是最致命的打击，因为在对蔡队长不抱有希望之后，还有“我”的陪伴。
但命运总是弄人的，在暖不经意的一次与井河荡秋千，遭遇到了秋千架断裂，致使她右眼失明，变成一名残疾人，而“我”是造成暖残疾的间接凶手，使得暖彻底失去了离乡的可能性。当井河在从军无果，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实现了远离家乡的梦想时，心情便变得复杂起来。面对离乡与留在闭塞的乡村时，井河还是选择了前者。尽管临走时，面对青梅竹马的暖，井河暗暗许下承诺，“毕了业一定要回来接她”。可是，“我”的离去使暖陷入纠结与无望之中，眼睛的残疾，城与乡空间上的差距，以及学识和知识分子与农妇身份的转变，这都使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配不上井河，内心的自卑深深地隔断了暖与井河的聯系，“我想，我已经破了相，配不上你了，只叫一人寒，不叫二人单 ” 。这也是井河后来进城上大学给暖写过几次书信，暖并没有回复井河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为“我”分手提供了借口。其实，如果“我”真的想要娶暖，大可以返乡娶暖为妻。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可见，不论暖回不回信，“我”最后都会离开暖。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不愿意回到那个贫瘠的家乡，更不愿意时刻看到残疾的暖。回到家乡，再看到暖就会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曾经对暖造成的伤害，内心的愧疚会牢牢地把“我”锁住。
于是当“我”返乡时，与其说是对于家乡的留恋，倒不如说是出于传统道德的制约。“他希望我能回去看看，我说工作忙，脱不开身，父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父亲走了，我的心里总觉不安。终于下定决心，割断丝丝缕缕，回来了。”父亲的请求、内心的不安是驱使井河返乡的重要原因，因此“我”的返乡不再是简单的想念家乡，当然莫言对于“我”返乡的塑造，也就没有了衣锦还乡的无限风光，而是想起对暖的愧疚不安，对中国传统道德制约的执行。当井河还乡再次见到暖时，暖从当时的美丽少女变成一位丑陋、语言粗俗的农村妇女，“我”更加的愧疚。想到是“我”当年的失误，导致了暖变成残疾人，又嫁给了一位哑巴，给她造成了命运的改变。这对于井河而言，是遗憾且愧疚不安的。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对于知识分子还乡没有了故乡当时闰土对于乡土的乌托邦式美好想象，而是还原了知识分子还乡，在融入过程中所见的苍凉与所感的格格不入。因此，《白狗秋千架》在这个角度上是反知识分子乌托邦式返乡的文章，知识分子不再以启蒙者的身份对乡村进行俯视角度的关照，而是融入乡村，真正体会落后的经济与思想所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参考文献：
[1] 莫言：《白狗秋千架》，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5] 彭秀坤：《鲁迅〈故乡〉与莫言〈白狗秋千架〉的互文性》，《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
[6] 阳海燕：《论电影〈暧〉的象征意蕴》，《衡阳师范学院院报》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左国如（1994-），女，籍贯：河北张家口，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阳海燕：《论电影〈暧〉的象征意蕴》，《衡阳师范学院院报》2017年第1期。
莫言：《白狗秋千架》，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
莫言：《白狗秋千架》，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页。
关键词：知识分子;返乡;苦难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的两大现代文学主要题材，至此之后，这两大题材再没有离开公众视线，是两大历久弥新的题材。首先这篇文章的知识分子返乡题材是基于乡土文学之下的一种题材。《白狗秋千架》这部作品是莫言1985年4月所写，此时的莫言因1982年破格提干到延庆任干事，离开故乡高密已有三年之久。而《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描写自己的故乡“高密东北乡”， 因为文学本身具有对现实生活的再创造，所以不能说是对故乡的全实记载，但所呈现的地域风貌却生动地还原了高密东北乡的地域特色。同时，在小说中，通过“我”十年后的返乡，表现出故乡所呈现出的闭塞落后。从这一角度来看，《白狗秋千架》是一部知识分子返乡题材的乡土小说。
通常，在乡土社会中，按文化程度主要存在两大类型的人，即文化程度较低且世代以农为生的农民与文化程度较高且具有离乡背景的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一般是具有离乡，返乡，再离乡的经历。作者通过塑造知识分子返乡事件，来实现对故乡的回望与展现，并通过再次离乡来表现返乡后知识分子与乡土的隔离，失语的苦难。鲁迅的《故乡》与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均是如此。而莫言与鲁迅的不同则在于，《故乡》中的“我”是以启蒙者的身份返乡，希望以启蒙者的身份来启迪民智。但在莫言的小说中，他摆脱了启蒙者身份的精英意识，重新回归民间立场，以第一视角来展现知识分子返乡内心的纠结与苦难，真实呈现出乡土的原貌。
知识分子的返乡叙事是乡土小说中重要的叙事方式。与鲁迅的《故乡》知识分子以启蒙者身份返乡揭示乡村的落后与传统文化的腐朽相比，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摈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身份，以倾听乡村的方式返乡，更立足于从小“我”出发，通过“我”的返乡，关照整个农村人、事、物的种种变迁与苦难。在《白狗秋千架》中，“我”与暖都希望可以逃离农村，走向城市。在20世纪的中国“当兵”不失为一条可以迅速走出农村的捷径。于是，“我”与暖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蔡队长的身上，天真地认为蔡队长可以带“我”和暧走出乡村。但在第一条期盼通过从军当兵来摆脱农村的道路被蔡队长堵死后，“我”不甘放弃，通过高考的机会，摆脱了贫瘠枯燥的农村世界，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城市世界，而暖则因为“我”的意外，成为一名再也无法走出乡村的残疾少女。当面对是否留在农村与暖厮守，照顾暖时还是离乡到城市中去，“我”放弃了对于暖的照顾，选择了离乡。因为，无论是暖还是“我”，作为在闭塞贫瘠的农村中成长的孩子，“我”与暖始终处于无条件服从天灾带来的苦难与人为带来的压迫状态，他们太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之于青年的农村儿女而言，离乡是他们对于自身命运的反抗与挣扎，是对于未来希望的眺望。
暖是一个外表美丽且多才多艺的女子，走出农村，到城市中去是她一直努力且认为会实现的事情。在电影《暧》中，增加的一句台词更加表现出暧对于城市的憧憬向往。从暖与井河儿时一次荡秋千时不经意的谈话就可以看出： “你看到什么？”井河说： “麦地和晒谷子的人。你呢？”暖随口说道： “我看到了北京，看到了天安门。”虽然仅仅是儿时两人懵懂的对话，可是依旧能够传递出暖对于外面世界的憧憬与向往，尤其又通过井河质朴的回答做对比，更加凸显了暖对于离乡的热切。 于是也就有了，暖对于蔡队长的单恋式地依附，企图通过蔡队长摆脱贫瘠的农村。蔡队长虽然很欣赏暖的才艺以及年轻女孩的纯真，但是并没有想出于真心的帮助暖，娶暖为妻。同时，暖的这种喜欢也是建立在蔡队长答应带她离开农村，到城市中去参军的前提之下的，于是当蔡队长未履行承诺，敷衍了事，离开村子返回部队后，暖寄予蔡队长身上的希望也就在漫长地等待中消耗掉，渐渐便没有那么强烈了。对于暖而言，这次离乡的失望并不是最致命的打击，因为在对蔡队长不抱有希望之后，还有“我”的陪伴。
但命运总是弄人的，在暖不经意的一次与井河荡秋千，遭遇到了秋千架断裂，致使她右眼失明，变成一名残疾人，而“我”是造成暖残疾的间接凶手，使得暖彻底失去了离乡的可能性。当井河在从军无果，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实现了远离家乡的梦想时，心情便变得复杂起来。面对离乡与留在闭塞的乡村时，井河还是选择了前者。尽管临走时，面对青梅竹马的暖，井河暗暗许下承诺，“毕了业一定要回来接她”。可是，“我”的离去使暖陷入纠结与无望之中，眼睛的残疾，城与乡空间上的差距，以及学识和知识分子与农妇身份的转变，这都使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配不上井河，内心的自卑深深地隔断了暖与井河的聯系，“我想，我已经破了相，配不上你了，只叫一人寒，不叫二人单 ” 。这也是井河后来进城上大学给暖写过几次书信，暖并没有回复井河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为“我”分手提供了借口。其实，如果“我”真的想要娶暖，大可以返乡娶暖为妻。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可见，不论暖回不回信，“我”最后都会离开暖。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不愿意回到那个贫瘠的家乡，更不愿意时刻看到残疾的暖。回到家乡，再看到暖就会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曾经对暖造成的伤害，内心的愧疚会牢牢地把“我”锁住。
于是当“我”返乡时，与其说是对于家乡的留恋，倒不如说是出于传统道德的制约。“他希望我能回去看看，我说工作忙，脱不开身，父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父亲走了，我的心里总觉不安。终于下定决心，割断丝丝缕缕，回来了。”父亲的请求、内心的不安是驱使井河返乡的重要原因，因此“我”的返乡不再是简单的想念家乡，当然莫言对于“我”返乡的塑造，也就没有了衣锦还乡的无限风光，而是想起对暖的愧疚不安，对中国传统道德制约的执行。当井河还乡再次见到暖时，暖从当时的美丽少女变成一位丑陋、语言粗俗的农村妇女，“我”更加的愧疚。想到是“我”当年的失误，导致了暖变成残疾人，又嫁给了一位哑巴，给她造成了命运的改变。这对于井河而言，是遗憾且愧疚不安的。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对于知识分子还乡没有了故乡当时闰土对于乡土的乌托邦式美好想象，而是还原了知识分子还乡，在融入过程中所见的苍凉与所感的格格不入。因此，《白狗秋千架》在这个角度上是反知识分子乌托邦式返乡的文章，知识分子不再以启蒙者的身份对乡村进行俯视角度的关照，而是融入乡村，真正体会落后的经济与思想所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参考文献：
[1] 莫言：《白狗秋千架》，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5] 彭秀坤：《鲁迅〈故乡〉与莫言〈白狗秋千架〉的互文性》，《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
[6] 阳海燕：《论电影〈暧〉的象征意蕴》，《衡阳师范学院院报》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左国如（1994-），女，籍贯：河北张家口，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阳海燕：《论电影〈暧〉的象征意蕴》，《衡阳师范学院院报》2017年第1期。
莫言：《白狗秋千架》，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
莫言：《白狗秋千架》，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