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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周琛，她给人的感觉极其温和。
她从重庆到北京上一个探索内心之路的课程。作为一个刚当上母亲没几年的企业管理者，她只能带着女儿同住酒店，以解决更多陪伴的问题。
如果不是她的自我介绍，说实话，我不会把她跟一家大型企业的二代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很朴素，言语之间也很谦卑。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对她的关注从企业管理转向她内心的自我发现之路。很显然，后者是一个容易被大众忽略的问题。浮躁的社会，更多人关注你的财富、规模，而很少想一想你经历了什么。
周琛说，在美国时，没人知道她的背景，她觉得很奇妙。“二代”这个背景在实现真正的价值之前，更多是枷锁。一个人生来就被赋予一种“使命”，你都不知道未来长什么样的时候，你的父辈就为你规划好了未来——接班。
很多人会觉得，知足吧，你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不需要为房、车、钱发愁。殊不知，他们的不自在与困境往往超过常人许多。他们的一生似乎总会在父辈的影响下度过，想要有所超越与突破，要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胆识、判断，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重构。
周琛起初非常排斥接班，但她又知道她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安排。如果不是到了不得不做决定的关口，她可能会选择无限期地留在美国过着自由而快乐的日子。她甚至无法理解父辈。
带着懵懵懂懂中的责任与困惑，她回国在自家企业担任起了实职，也是少有的一入公司就负责IPO这么重大项目的二代，相当于把企业的未来方向交到了她手上。
她彷徨，又不停地寻找出口，与自己和解，试着去理解父辈。她试过以宗教、灵修、阅读等各种方式去探索内心，也试过在商界试错摸索。周琛最终是幸运的，她找到了通道，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嫁接在一起，也以平常心理解了父亲的言行。
但我们相信，至今仍然有许许多多天生带有“使命”的继承者还在迷茫、困惑、试错中。周琛的自我审视从这个维度展开，是有价值的。
二代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复杂？二代首先会面临家庭方面的问题，跟父母的连接问题。不像我们直接去一家企业工作，就是一份工作。二代面临的传承需要（实现）跟父母辈的连接。在达到与父母辈的连接之前，很多原生家庭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会是障碍。这也是很多二代会面临的一个壁垒。第二个壁垒其实是企业本身有没有崇高感，或者这个企业不是二代所感兴趣的。基于这两个问题，（二代）接班就是一个具有挑战的事情。
我所在的家族企业是我父亲在1989年创办的。我跟我的父亲、母亲交流比较顺畅，但是我曾经看到很多父亲创业的艰辛，以及我们所从事的婚纱摄影这个行业的崇高感在很长时间里被埋没了。
婚纱摄影最开始是一群台湾人带到了中国大陆。1989年，我12岁，亲眼目睹父亲创办这家企业时请了许多台湾老师当顾问。以前，我对这个行业有成见，这是我以前不想回来、也不想接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后来发现，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天天跟父亲相处，发现了他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这实际上成为了我从不愿意接班到愿意接班的一种动力，但仅仅是这种动力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我想我要找到这个行业的崇高感。这个崇高感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才具有，而是这个行业本身就存在崇高感。我常常感到，就像我们的心灵其实本来就有无限的宝藏，只是被很多私欲和不明遮蔽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把企业沾上的很厚的一层灰给掸掉，那么它本来的东西就出来了。
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都在寻找一个答案。我以前也在找一个答案。我在美国的时候接触到宗教和灵修，有的时候这些方面会在内心深处产生一些探索，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些探索远远不够深入。
2011年9月中旬，我从美国回到中国。那时候我们企业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当时公司正在筹备IPO，但其实内部准备非常不充分。
IPO从9月初就开始启动了。我一回国就接手了这件事，父亲没有跟我说什么就让我直接负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的智慧所在，（他想）反正也淹不死，把你扔到大海里面让你挣扎，这样就能够快速成长。其实我通过那件事，非常迅速地对公司的架构、人员、所有的东西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了解，过程很痛苦，但是非常有价值。
IPO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会把你公司很多的管理问题直接暴露出来。透过IPO也让我思索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我們需要IPO来实现发展吗？还是发展了，IPO只是一种结果而已？
我们内部有很多合作伙伴，数年前，父亲提出了让员工拥有自己的店，因此公司在短期内能够快速地成长，而且和大家形成了一种连接。但是在IPO过程当中也有对这个事情持不同意见的伙伴，而且发现我们的整体管理上面还有很多需要持续提升的地方。从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了心不在一起，即使报表合并在一起对公司的发展也没有好处。
那时也有很多人给我意见，告诉我要怎么做决定，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想听到的。我觉得我当时在寻觅的那个东西也很困惑，做IPO的话能把公司推向另外一个高度，那么我们今天商业背后的这个基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又回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在美国更多探索的是自己的内心，回到中国后更多开始探索这个使命。为什么我会思考“使命”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很乱，根本没有办法找到解决方案，你就在泥坑里面，它们紧紧地把你捆绑住，你根本松不了绑。
IPO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企业完全没有希望了。我们内部很多股东，会有很多小的子公司，要把这些人的心连在一起很难，总部实际上是没有怎么管理他们的。他们的心其实都是散的，心散的时候有很多抱怨，你给他十倍、二十倍、一百倍（回报）他都不会开心的。 我觉得这么多人好像表面上有这种光环，但是我找不出它的价值来。那种价值就是能够驱动我们每天都很快乐地去工作的、为之奋斗的一个使命。这个（思考）跟每个人成长的路径和性格（有关），或者和与生俱来的一些使命是有关系的，比如生为二代。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给我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给我空间成长，也给我空间思考。我们之间基本上没有过大的争执，这是因为他让我们都有机会去倾听对方的声音。父亲将日本稻盛和夫的哲学介绍给我，习惯西方思维的我竟然很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说出了很多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
当时读《活法》，一下子好像快要淹没的时候抓到了一根稻草，但“那根稻草”实际上是什么，并不是特别清楚。我看了《活法》之后，开始学会在心上找一些答案了。
那个时候，父亲和我的谈话的内容也经常都是思想层面的比较多，譬如我们遇到了某个店的亏损，我们会稍微往问题的里面走一层，虽然有时候不是很深，但是对于我的思考和做决定是有帮助的。
我当时大量地接触投行，但始终觉得有些东西不太对。今天我才知道，驱动他们的，并不是企业的良性成長，更多的是利益。资本市场其实根本不懂得婚纱摄影所承载的、包括这个行业所承载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我们和合作伙伴的连接是不够的，于是我们成立了系列管理部，统筹总部和分部的管理和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他们的支持，实现了大家思想的高度一致。
（现在想起来）我们很幸运，如果（IPO）那条路走通了，我们今天就完蛋了，真就完蛋了。我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感悟），企业每时每刻可能都在面临着走投无路的那一刻。这种走投无路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瓶颈，作为经营者，总有东西会逼着你去成长。
我也是在那之后发现婚纱摄影这个行业的意义。我们每天面对的是顾客一辈子人生的真正的开端，这几年行业其实也走到瓶颈，我们一直在想如何和顾客建立真正的连接，创新的基础一定是顾客无声的呼唤，当我们沿着这条路探索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今天婚姻的现状和婚姻对人生的重要性。
今天虽然有婚纱照，但是真正的婚姻是需要祝福和庇护的，重要的事情必须用重要的形式完成，这种重要的形式可以在婚纱照这个过程有所体现，我们要把婚纱照当回事情，这个不是娱乐项目，所以这整个流程、形式都对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
1996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去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主修会计学，副修电脑信息系统。2001年我加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做客户财务报表审计。2003年加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风险管理组，成为上市公司客户通过美国萨班斯法案内审核流程再造的资深顾问经理。
在安永工作的六年，我服务了包括日本索尼、英国联合利华、德国西门子、美国雅芳在内的众多全球性企业。
我在国外工作了十年。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挺快乐的。那种快乐更多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还不是说去利益到很多人的那种快乐。但那种自我价值也仅仅是能力的一个体现。
我在美国感到快乐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挺幸运地进入了比较好的公司，我在公司各个位置各个方面也做得比较顺利。我在安永工作时的上司是安永的一位女性合伙人。
她特别推崇亚洲女性，因为她跟很多亚洲女性一起工作，她觉得亚洲女性的工作态度很不错，但是亚洲女性在一个庞大的美国企业里面，实际上是有点被压抑的。
她教给我很多把客户放在第一的技巧，也教给我怎么看到自己的优势，比如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必让自己的声音被所有人听到，还可以用一些无声的、柔中带刚的形式。我在国外看到很多亚洲女性，她们就是模仿美国女性怎么说话怎么处事，那只是形上面的东西，有点被扭曲了。
我比较善于表达自己，但是也要懂得去表达，美国还是比较人性化，很多东西的确你通过发出声音来，你是能够争取的，但实际上这种争取也会让其他的人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问题。
我在美国有很多当地的朋友，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背景，这是美妙之处，而且当时也没有这种愿望要去讨论。后来因为读MBA的时候，我们要用公司的案例来做一些分析，其实我们以前公司还有一些是泰国皇族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人家的身份背景，这也是美国的一种文化，让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竞争和成长。
我回国肯定是接班，不然我是不会回来的。父亲没有专门跟我谈过接班的问题，他让母亲来说服我。那时候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家庭的压力，还有大势，那时的美国已经开始非常关注中国了，我们读MBA的时候很多案例都来自于中国，所以我想是时候对中国的未来有一些思考了，可能下一个最兴奋的事情就在中国发生。
回国后，我不得不去参加一些二代组织，就是感觉应该去适应这个社会。我是会自娱自乐的人，（参加社交）这些东西都不算很大的障碍，即使我不是很开心，我也有很多其他的娱乐方式。
父亲那颗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
我以前觉得我们（这些二代）有经验，或者我们的经历是很宝贵的，但现在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挣扎才是更重要的，你怎么突破你内心的挣扎。
我遇到过这样的企二代，其实企业本来也缺少这种崇高感，他们被死死地困在那里面。
我认识一个企二代，也是在国外留学回来。他在家族企业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他把决定做了，他爸爸就说，你怎么都不跟我讲一声，就把决定做了？然后，他有时候就去问他爸爸，我该不该做决定？他爸爸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来问我，你自己不会做决定吗？他被死死地捆绑在这个泥潭里面了，没有力量走出来，也根本不可能走得出来。
最后他怎么做？他就天天玩跑车、买游艇，反正把钱拿出来花。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他对这个社会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对这个公司都没有实质性的贡献。这个爸爸又非常烦恼，就说我这个儿子又不接班，又不愿意接班。结果，就是没有一个管道让这两个人去思考自己的问题。
我还是比较欣赏父亲的这种创业精神，他的人品各方面我绝对是非常认可的。有了这些信任的基础后，你会觉得（父亲创办的）这家企业可能也差不到哪里去。这时候再去寻找一个答案，很多东西就刚好结合起来了，包括父亲和女儿之间的沟通。
做一家企业肯定是纷纭复杂的。我们企业有服务人员，有营销，有摄影师，还有工厂。当我发现这个企业很复杂的时候，我就发现父亲做这个企业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在什么地方？不容易是在做决定。（经营企业）很多时候是在做决定。因为要做决定，所以我必须去理解父亲做这个决定背后的思路，或者再说得远一点，他那颗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
父亲创造了一个模式，通过签股权协议，我们和在公司工作七年以上的员工一起开了一些子公司，让员工拥有自己的店。这个模式其实很简单，经常都有人来学习，但很多人都学不会。其中只有一个人学会了，因为他在跟我父亲交流的时候，他体会到背后仁爱的心和胸怀。
很多人叫我把股权协议发过去，照着做，做着做着就纠结了，我亏损了怎么办，我们出这个钱，我到底是给他49%的股份还是我占大股份，这些问题其实是考验一个人信心的时候。
父亲一直都还挺认可我的，我们几乎没有太多的分歧。这个认可不是刚才讲的很多亚洲女性去争取来的，这个认可是我真正在倾听他在讲什么。这个很重要，毕竟他是船长，我如果给他造成了一种障碍，或者造成了一种反抗，对企业没有好处，对我自己也造成很大的障碍。
说实话，这个企业适合接班的并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我们有很多大区的总经理非常能干。其实接班只是最后呈现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目的。
她从重庆到北京上一个探索内心之路的课程。作为一个刚当上母亲没几年的企业管理者，她只能带着女儿同住酒店，以解决更多陪伴的问题。
如果不是她的自我介绍，说实话，我不会把她跟一家大型企业的二代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很朴素，言语之间也很谦卑。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对她的关注从企业管理转向她内心的自我发现之路。很显然，后者是一个容易被大众忽略的问题。浮躁的社会，更多人关注你的财富、规模，而很少想一想你经历了什么。
周琛说，在美国时，没人知道她的背景，她觉得很奇妙。“二代”这个背景在实现真正的价值之前，更多是枷锁。一个人生来就被赋予一种“使命”，你都不知道未来长什么样的时候，你的父辈就为你规划好了未来——接班。
很多人会觉得，知足吧，你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不需要为房、车、钱发愁。殊不知，他们的不自在与困境往往超过常人许多。他们的一生似乎总会在父辈的影响下度过，想要有所超越与突破，要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胆识、判断，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重构。
周琛起初非常排斥接班，但她又知道她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安排。如果不是到了不得不做决定的关口，她可能会选择无限期地留在美国过着自由而快乐的日子。她甚至无法理解父辈。
带着懵懵懂懂中的责任与困惑，她回国在自家企业担任起了实职，也是少有的一入公司就负责IPO这么重大项目的二代，相当于把企业的未来方向交到了她手上。
她彷徨，又不停地寻找出口，与自己和解，试着去理解父辈。她试过以宗教、灵修、阅读等各种方式去探索内心，也试过在商界试错摸索。周琛最终是幸运的，她找到了通道，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嫁接在一起，也以平常心理解了父亲的言行。
但我们相信，至今仍然有许许多多天生带有“使命”的继承者还在迷茫、困惑、试错中。周琛的自我审视从这个维度展开，是有价值的。
二代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复杂？二代首先会面临家庭方面的问题，跟父母的连接问题。不像我们直接去一家企业工作，就是一份工作。二代面临的传承需要（实现）跟父母辈的连接。在达到与父母辈的连接之前，很多原生家庭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会是障碍。这也是很多二代会面临的一个壁垒。第二个壁垒其实是企业本身有没有崇高感，或者这个企业不是二代所感兴趣的。基于这两个问题，（二代）接班就是一个具有挑战的事情。
我所在的家族企业是我父亲在1989年创办的。我跟我的父亲、母亲交流比较顺畅，但是我曾经看到很多父亲创业的艰辛，以及我们所从事的婚纱摄影这个行业的崇高感在很长时间里被埋没了。
婚纱摄影最开始是一群台湾人带到了中国大陆。1989年，我12岁，亲眼目睹父亲创办这家企业时请了许多台湾老师当顾问。以前，我对这个行业有成见，这是我以前不想回来、也不想接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后来发现，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天天跟父亲相处，发现了他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这实际上成为了我从不愿意接班到愿意接班的一种动力，但仅仅是这种动力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我想我要找到这个行业的崇高感。这个崇高感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才具有，而是这个行业本身就存在崇高感。我常常感到，就像我们的心灵其实本来就有无限的宝藏，只是被很多私欲和不明遮蔽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把企业沾上的很厚的一层灰给掸掉，那么它本来的东西就出来了。
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都在寻找一个答案。我以前也在找一个答案。我在美国的时候接触到宗教和灵修，有的时候这些方面会在内心深处产生一些探索，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些探索远远不够深入。
夭折的IPO之路
2011年9月中旬，我从美国回到中国。那时候我们企业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当时公司正在筹备IPO，但其实内部准备非常不充分。
IPO从9月初就开始启动了。我一回国就接手了这件事，父亲没有跟我说什么就让我直接负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的智慧所在，（他想）反正也淹不死，把你扔到大海里面让你挣扎，这样就能够快速成长。其实我通过那件事，非常迅速地对公司的架构、人员、所有的东西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了解，过程很痛苦，但是非常有价值。
IPO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会把你公司很多的管理问题直接暴露出来。透过IPO也让我思索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我們需要IPO来实现发展吗？还是发展了，IPO只是一种结果而已？
我们内部有很多合作伙伴，数年前，父亲提出了让员工拥有自己的店，因此公司在短期内能够快速地成长，而且和大家形成了一种连接。但是在IPO过程当中也有对这个事情持不同意见的伙伴，而且发现我们的整体管理上面还有很多需要持续提升的地方。从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了心不在一起，即使报表合并在一起对公司的发展也没有好处。
那时也有很多人给我意见，告诉我要怎么做决定，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想听到的。我觉得我当时在寻觅的那个东西也很困惑，做IPO的话能把公司推向另外一个高度，那么我们今天商业背后的这个基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又回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在美国更多探索的是自己的内心，回到中国后更多开始探索这个使命。为什么我会思考“使命”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很乱，根本没有办法找到解决方案，你就在泥坑里面，它们紧紧地把你捆绑住，你根本松不了绑。
IPO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企业完全没有希望了。我们内部很多股东，会有很多小的子公司，要把这些人的心连在一起很难，总部实际上是没有怎么管理他们的。他们的心其实都是散的，心散的时候有很多抱怨，你给他十倍、二十倍、一百倍（回报）他都不会开心的。 我觉得这么多人好像表面上有这种光环，但是我找不出它的价值来。那种价值就是能够驱动我们每天都很快乐地去工作的、为之奋斗的一个使命。这个（思考）跟每个人成长的路径和性格（有关），或者和与生俱来的一些使命是有关系的，比如生为二代。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给我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给我空间成长，也给我空间思考。我们之间基本上没有过大的争执，这是因为他让我们都有机会去倾听对方的声音。父亲将日本稻盛和夫的哲学介绍给我，习惯西方思维的我竟然很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说出了很多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
当时读《活法》，一下子好像快要淹没的时候抓到了一根稻草，但“那根稻草”实际上是什么，并不是特别清楚。我看了《活法》之后，开始学会在心上找一些答案了。
那个时候，父亲和我的谈话的内容也经常都是思想层面的比较多，譬如我们遇到了某个店的亏损，我们会稍微往问题的里面走一层，虽然有时候不是很深，但是对于我的思考和做决定是有帮助的。
我当时大量地接触投行，但始终觉得有些东西不太对。今天我才知道，驱动他们的，并不是企业的良性成長，更多的是利益。资本市场其实根本不懂得婚纱摄影所承载的、包括这个行业所承载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我们和合作伙伴的连接是不够的，于是我们成立了系列管理部，统筹总部和分部的管理和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他们的支持，实现了大家思想的高度一致。
（现在想起来）我们很幸运，如果（IPO）那条路走通了，我们今天就完蛋了，真就完蛋了。我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感悟），企业每时每刻可能都在面临着走投无路的那一刻。这种走投无路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瓶颈，作为经营者，总有东西会逼着你去成长。
我也是在那之后发现婚纱摄影这个行业的意义。我们每天面对的是顾客一辈子人生的真正的开端，这几年行业其实也走到瓶颈，我们一直在想如何和顾客建立真正的连接，创新的基础一定是顾客无声的呼唤，当我们沿着这条路探索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今天婚姻的现状和婚姻对人生的重要性。
今天虽然有婚纱照，但是真正的婚姻是需要祝福和庇护的，重要的事情必须用重要的形式完成，这种重要的形式可以在婚纱照这个过程有所体现，我们要把婚纱照当回事情，这个不是娱乐项目，所以这整个流程、形式都对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
源于自我价值的快乐
1996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去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主修会计学，副修电脑信息系统。2001年我加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做客户财务报表审计。2003年加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风险管理组，成为上市公司客户通过美国萨班斯法案内审核流程再造的资深顾问经理。
在安永工作的六年，我服务了包括日本索尼、英国联合利华、德国西门子、美国雅芳在内的众多全球性企业。
我在国外工作了十年。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挺快乐的。那种快乐更多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还不是说去利益到很多人的那种快乐。但那种自我价值也仅仅是能力的一个体现。
我在美国感到快乐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挺幸运地进入了比较好的公司，我在公司各个位置各个方面也做得比较顺利。我在安永工作时的上司是安永的一位女性合伙人。
她特别推崇亚洲女性，因为她跟很多亚洲女性一起工作，她觉得亚洲女性的工作态度很不错，但是亚洲女性在一个庞大的美国企业里面，实际上是有点被压抑的。
她教给我很多把客户放在第一的技巧，也教给我怎么看到自己的优势，比如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必让自己的声音被所有人听到，还可以用一些无声的、柔中带刚的形式。我在国外看到很多亚洲女性，她们就是模仿美国女性怎么说话怎么处事，那只是形上面的东西，有点被扭曲了。
我比较善于表达自己，但是也要懂得去表达，美国还是比较人性化，很多东西的确你通过发出声音来，你是能够争取的，但实际上这种争取也会让其他的人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问题。
我在美国有很多当地的朋友，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背景，这是美妙之处，而且当时也没有这种愿望要去讨论。后来因为读MBA的时候，我们要用公司的案例来做一些分析，其实我们以前公司还有一些是泰国皇族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人家的身份背景，这也是美国的一种文化，让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竞争和成长。
我回国肯定是接班，不然我是不会回来的。父亲没有专门跟我谈过接班的问题，他让母亲来说服我。那时候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家庭的压力，还有大势，那时的美国已经开始非常关注中国了，我们读MBA的时候很多案例都来自于中国，所以我想是时候对中国的未来有一些思考了，可能下一个最兴奋的事情就在中国发生。
回国后，我不得不去参加一些二代组织，就是感觉应该去适应这个社会。我是会自娱自乐的人，（参加社交）这些东西都不算很大的障碍，即使我不是很开心，我也有很多其他的娱乐方式。
父亲那颗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
我以前觉得我们（这些二代）有经验，或者我们的经历是很宝贵的，但现在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挣扎才是更重要的，你怎么突破你内心的挣扎。
我遇到过这样的企二代，其实企业本来也缺少这种崇高感，他们被死死地困在那里面。
我认识一个企二代，也是在国外留学回来。他在家族企业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他把决定做了，他爸爸就说，你怎么都不跟我讲一声，就把决定做了？然后，他有时候就去问他爸爸，我该不该做决定？他爸爸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要来问我，你自己不会做决定吗？他被死死地捆绑在这个泥潭里面了，没有力量走出来，也根本不可能走得出来。
最后他怎么做？他就天天玩跑车、买游艇，反正把钱拿出来花。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他对这个社会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对这个公司都没有实质性的贡献。这个爸爸又非常烦恼，就说我这个儿子又不接班，又不愿意接班。结果，就是没有一个管道让这两个人去思考自己的问题。
我还是比较欣赏父亲的这种创业精神，他的人品各方面我绝对是非常认可的。有了这些信任的基础后，你会觉得（父亲创办的）这家企业可能也差不到哪里去。这时候再去寻找一个答案，很多东西就刚好结合起来了，包括父亲和女儿之间的沟通。
做一家企业肯定是纷纭复杂的。我们企业有服务人员，有营销，有摄影师，还有工厂。当我发现这个企业很复杂的时候，我就发现父亲做这个企业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在什么地方？不容易是在做决定。（经营企业）很多时候是在做决定。因为要做决定，所以我必须去理解父亲做这个决定背后的思路，或者再说得远一点，他那颗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
父亲创造了一个模式，通过签股权协议，我们和在公司工作七年以上的员工一起开了一些子公司，让员工拥有自己的店。这个模式其实很简单，经常都有人来学习，但很多人都学不会。其中只有一个人学会了，因为他在跟我父亲交流的时候，他体会到背后仁爱的心和胸怀。
很多人叫我把股权协议发过去，照着做，做着做着就纠结了，我亏损了怎么办，我们出这个钱，我到底是给他49%的股份还是我占大股份，这些问题其实是考验一个人信心的时候。
父亲一直都还挺认可我的，我们几乎没有太多的分歧。这个认可不是刚才讲的很多亚洲女性去争取来的，这个认可是我真正在倾听他在讲什么。这个很重要，毕竟他是船长，我如果给他造成了一种障碍，或者造成了一种反抗，对企业没有好处，对我自己也造成很大的障碍。
说实话，这个企业适合接班的并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我们有很多大区的总经理非常能干。其实接班只是最后呈现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