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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虽然唯一且客观存在，史学研究却可以有很多角度和方法，但角度多维、方法多元，目的却都相同——服务于今天。新闻史学研究也是一样。
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新闻史学者如何看待党的新闻史？对当前的发展有何启迪？本刊记者特赴北京大学，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女士。
思想理念——与事业发展同步
《传媒》：程会长，您好！在新闻史学的研究中，党的新闻思想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您是如何看待建党90年来党的新闻思想的发展的？
程曼丽：这个问题问得好。在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基本了解之后，我们更应该关注新闻思想和理念这一更深的层面。我写过论文《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探析》，之后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和新闻思想进行溯源、述评和研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事实上，这90年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近30年的时间。建国以后的60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和后30年。这三个历史时期各有特征，但中间又有一脉相承的东西。比如毛泽东从建党时期的新闻活动开始，到后来的革命、建设中形成的一些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始终都有连续性。由于时代特征的不同，党的新闻思想在每个新的历史阶段上，对前一个阶段都有一些新的补充。总之，既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又有着不同阶段上的丰富和发展。
回顾和梳理建党后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是把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战斗武器、把新闻事业作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来对待的。
任何一种理论、理念、原则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它产生的土壤。作为历史研究人员应当去挖掘它背后的因素——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奠基者。由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所决定，他们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思想与论述，主要是围绕“革命”二字展开的。为什么？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办报活动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建立。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伴随着统治阶级的重压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而要推翻一个阶级势必要制造舆论，要通过舆论来引导民众，建立新的政权。任何革命都是如此，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相比，中国革命具有更加突出的革命性，因为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全面取代私有制，所以难度就更大一些。所以，那一时期的新闻思想特别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报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强调报刊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作用，强调报刊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职能。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逐渐形成的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作用、地位、功能等思想被确定下来，同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报刊宣传工作的指导性的理论和原则。
《传媒》：您能不能具体谈谈都做了哪些补充和完善？
程曼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可能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上完全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新闻思想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敌对势力仍然存在，政权的巩固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一定程度上还是沿用了革命时期的那种舆论动员方法。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报刊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一点没有改变，但是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改变，报刊工作增加了新的内容——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于原有的新闻思想和理念，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和原则，包括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阶级消灭之前，不论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遵循—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新闻工作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树立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等等。
《传媒》：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第三个“30年”的党的新闻思想和新闻事业的呢？
程曼丽：第三个30年是改革开放至今，这30多年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上个世纪末，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思想理论界在认识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新闻界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中，也从低谷中走出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到上个世纪末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变化。
一是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理论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革命年代形成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扩大化，把报刊是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扩大化。这使得当时的新闻学研究缺少学科特色，基本上还是把新闻理论与阶级斗争的理论相提并论，认为新闻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新闻事业的本质属性有了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了解了阶级斗争不是新闻事业的唯一职能，新闻事业和新闻实践本身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性。通过不断地讨论和研究，人们加深了对媒体规律性的认识。在我看来，观念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观念上不突破的话也就没有后来新闻业的繁荣发展，这一点非常明显。
二是新闻业发展格局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广播电视业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90年代以后，电视更是以视听兼备的双重优势，影响力直逼报纸、广播，成为强势媒体。电视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新闻业的发展格局。以前都是报纸唱主角，而这一时期形成了报纸、广播、电视各显其能、全面发展的局面。
另外就是有一些格局被打破，如办报体制。以前都是机关报体制，而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同种类媒体并行发展，以及媒体受众细分化和媒体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出现了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趋向。
三是新闻教育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新闻业的快速发展，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很多高校开始恢复或设立新闻专业，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传媒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有条件的新闻院系在办好新闻专业的同时，开始拓宽专业口径，建立了传播学、广告学、媒体经营管理等专业和方向，新的课程也相继开设，新闻传播教材的数量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两个时代特征不容忽略。
一是新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一点是身处这个时代的人都有切身体会的。新媒体最大的特征就是互动和分享，Facebook 、Twitter这些社会化媒体更是为用户带来了个性化的施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信息自主权。新媒体不但颠覆了传统媒体精英垄断传播的地位，也使政府的信息管理或舆论引导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已经远远不是技术层面的挑战，而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媒体甚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进行调整以应对挑战。
二是媒体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媒体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与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媒体已经很敏感地意识到这样一个趋势，一些中央级媒体借船出海，实施“走出去”战略，一些地方媒体也主动利用新的资源到国外办报办刊。广播电视媒体海外落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广阔的覆盖面，这些都是以前没有过的。与此同时，我国驻外记者人数不断增加，在一些世人瞩目的重大新闻现场，在以往中国媒体难以到达的地方，也更多地出现了中国记者的身影。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中国媒体提供了一次和世界级大媒体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的专业团队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检验。当然，在与国际媒体的竞技中，也暴露出我们的一些问题，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需要努力的方向。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层面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积极推动和促进中国的主流媒体加强软硬件的建设，朝着国际一流媒体的方向迈进。为此很多媒体都在制定未来5年、10年的发展规划，努力建设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媒体，在更大的范围内争取话语权，提高影响力。
总的来说，这30年间中国的新闻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现了由低水平复制向高水平建设的过渡，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的转变，由单一媒体形态向媒体融合的发展，并且逐渐告别了过去单一的党报模式，建立起多种类、多层次、多功能、多样化的新闻媒介网络，形成了高科技、现代化的传播体系。
《传媒》：刚才您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区分为两个历史时期，那么总结这两个时期，60年来党的新闻事业有哪些重大变化呢?
程曼丽：对这个问题我有几点思考。首先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新闻事业是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走过弯路，也经历过曲折，甚至出现过倒退。但是总的来看，它还是一个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和国家整体发展的特征相吻合。
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所处环境十分复杂，党和政府更多强调了新闻媒体的“工具”功能，除此之外的其它功能处于弱化状态。进入新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特性显露出来，“工具”之外的其他功能得到开发。适应这种变化，新闻业的管理也由过去单一的党报模式向以党报体制为主的、信息与文化产业并重的模式转变。这种转变既保证了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也符合媒体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要求。
三是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经历了由背向世界转为面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四是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是传播科技提速更新的过程。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从一元化管理到多元化管理，这个变化特别明显。五是新闻业的发展是观念不断更新的过程，我刚才也谈过，观念的改变才是最根本的改变。
党报旗手——锐意改革 创新发展
《传媒》：新闻史研究中非常注重重点报刊的个案研究，您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办报办刊实践对现在的党报党刊有何借鉴之处？
程曼丽：新中国成立之前出色的党报党刊不少，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解放日报》，因为它对后来党报的影响比较大。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报刊宗旨和内容，与时俱进，是保证媒体生命力的重要举措。现在的许多媒体都是这样做的。而早在1942年，根据解放区实际工作的需要，《解放日报》就进行了一次改版。1942年，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解放日报》检查了创刊以来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新闻报道与党的实际工作相脱节的问题，决定进行彻底改革，使它成为真正的党的机关报。
改版以后，《解放日报》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版面顺序的变化。虽然看起来仅仅是版面的调整，它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改版之前，《解放日报》以刊登国际新闻为主，一版二版都是国际新闻，第三版是国内新闻，第四版是边区新闻。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目焕然一新，一版二版改成了反映解放区情况的要闻版和边区新闻版，开始反映身边的事实，贴近百姓的生活，不再脱离解放区的实际了，不再脱离党的中心工作了。
在《解放日报》改版中形成的一些思想和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模式奠定了基础，它们对于今天的新闻活动都是具有教益和启发性的。这些思想包括：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确立“全党办报”的思想和方针；强调新闻工作者的党性修养，确立“人民公仆”的思想；反对党八股，树立生动活泼的文风；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等等。
《传媒》：您认为改革开放后办得不错的党报党刊有哪些重要经验？对当前党报党刊的发展有何启迪？
程曼丽：改革开放后办得不错的党报党刊很多。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广州日报》，因为作为一份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它在报业市场上创造了很多第一，包括在广东地区发行量第一，订阅量第一，零售量第一等等。它有两大突出的特色，一是贴近百姓，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活泼多样的形式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形成卓越的品质，让大家喜欢，让大家信任。二是立足于科学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广州日报》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按照市场规律运营，按照现代化企业的机制运作。很多报业集团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比如究竟是报办集团还是集团办报，如何突破传统党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的问题等等，它都在致力于探讨和解决，这使它能够始终保持活力。
从《广州日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党报党刊能够做到最好，能够在媒体发展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广州日报》之所以走到今天，就是在现实提出了一个个新的问题之后，勇于探索，善于解决问题，在不断解决问题中与时俱进。党和政府一直提倡舆论引导，我们想想看，如果党报都是发行量低迷，没有市场，没有人理睬，还谈什么舆论引导？还怎么履行党报党刊的职责？而《广州日报》不但保持了政治上的优势，又贴近了百姓，受百姓欢迎，舆论引导也就更容易落到实处。
党报党刊现在正处于新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快速发展的环境中，这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新的环境面前，党报党刊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传媒业发展新的走向和它所提出的新课题。当前，我国的传媒产业正在经历一次变革，变革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在这次变革中，党报党刊首先应当跟上潮流，然后要引导潮流。在这次变革中，党媒更应立在潮头。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党报党刊亟需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价值观念多元化和话语多元化的情形。党报党刊如何引导舆论，有效传播主流价值观？内容怎样做得更加吸引人？形式怎样才能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在这些方面，时代向党报党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摆在党媒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风云人物——精神引领 辉煌待续
《传媒》：新闻史人物的研究是新闻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党报党刊长达90年的发展历史中，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新闻人物，您认为党报党刊的先驱们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程曼丽：学界对于中共党报党刊重要人物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包括对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陈毅、邓小平以及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李立三、谢觉哉、邓拓、廖承志、范长江……等人的研究。这里我特别想谈谈范长江。
范长江曾经说过，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了解范长江新闻实践活动之后会发现，从旧时代的记者，到成长为党和国家新闻事业的领导人，他从事新闻工作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实现用新闻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他才能在新闻史上留下不平凡的业绩。
25岁时，范长江就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冒着炮火，深入采访，发表了大量的战地新闻。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对他的报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的文章和著作对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纪念他和邹韬奋的贡献而设立的长江韬奋奖已经成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去年，新闻史学会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活动，请历届长江韬奋奖的获奖者和高校学生见面，效果非常好。这些获奖者的代表都是长江精神的化身，他们现身说法，为学生们介绍自己的从业经历。活动结束后，媒体采访了各校的学生代表，他们都说收获很大、很受教育。
《传媒》：您对党报党刊研究有什么建议？
程曼丽：专门从事党报党刊研究的人员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年也有了一些研究积累，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过去对中央一级报刊的研究多一些，现在地方党报党刊也有人开始关注并研究了。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以前的新闻史研究往往是历史描述再加一个简单的评价，现在也将定量研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引入新闻史研究中来。
在我看来，目前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对于党报党刊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对建国后党报党刊的研究还没有全面展开；对地方党报党刊的研究开始有了，但还是偏少，个案研究尤其不足。另外我们注意到，一些研究仅仅限于表面化的介绍，没有进行学理层面的分析和探讨，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本质较少涉及。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希望研究者们不断精进，在党报党刊研究方面做出新的成绩。
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新闻史学者如何看待党的新闻史？对当前的发展有何启迪？本刊记者特赴北京大学，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女士。
思想理念——与事业发展同步
《传媒》：程会长，您好！在新闻史学的研究中，党的新闻思想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您是如何看待建党90年来党的新闻思想的发展的？
程曼丽：这个问题问得好。在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基本了解之后，我们更应该关注新闻思想和理念这一更深的层面。我写过论文《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探析》，之后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和新闻思想进行溯源、述评和研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事实上，这90年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近30年的时间。建国以后的60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和后30年。这三个历史时期各有特征，但中间又有一脉相承的东西。比如毛泽东从建党时期的新闻活动开始，到后来的革命、建设中形成的一些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始终都有连续性。由于时代特征的不同，党的新闻思想在每个新的历史阶段上，对前一个阶段都有一些新的补充。总之，既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又有着不同阶段上的丰富和发展。
回顾和梳理建党后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是把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战斗武器、把新闻事业作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来对待的。
任何一种理论、理念、原则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它产生的土壤。作为历史研究人员应当去挖掘它背后的因素——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奠基者。由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所决定，他们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思想与论述，主要是围绕“革命”二字展开的。为什么？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办报活动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建立。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伴随着统治阶级的重压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而要推翻一个阶级势必要制造舆论，要通过舆论来引导民众，建立新的政权。任何革命都是如此，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相比，中国革命具有更加突出的革命性，因为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全面取代私有制，所以难度就更大一些。所以，那一时期的新闻思想特别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报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强调报刊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作用，强调报刊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职能。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逐渐形成的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作用、地位、功能等思想被确定下来，同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报刊宣传工作的指导性的理论和原则。
《传媒》：您能不能具体谈谈都做了哪些补充和完善？
程曼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可能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上完全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新闻思想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敌对势力仍然存在，政权的巩固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一定程度上还是沿用了革命时期的那种舆论动员方法。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报刊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一点没有改变，但是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改变，报刊工作增加了新的内容——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于原有的新闻思想和理念，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和原则，包括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阶级消灭之前，不论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遵循—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新闻工作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树立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等等。
《传媒》：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第三个“30年”的党的新闻思想和新闻事业的呢？
程曼丽：第三个30年是改革开放至今，这30多年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上个世纪末，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思想理论界在认识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新闻界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中，也从低谷中走出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到上个世纪末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变化。
一是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理论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革命年代形成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扩大化，把报刊是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扩大化。这使得当时的新闻学研究缺少学科特色，基本上还是把新闻理论与阶级斗争的理论相提并论，认为新闻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新闻事业的本质属性有了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了解了阶级斗争不是新闻事业的唯一职能，新闻事业和新闻实践本身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性。通过不断地讨论和研究，人们加深了对媒体规律性的认识。在我看来，观念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观念上不突破的话也就没有后来新闻业的繁荣发展，这一点非常明显。
二是新闻业发展格局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广播电视业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90年代以后，电视更是以视听兼备的双重优势，影响力直逼报纸、广播，成为强势媒体。电视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新闻业的发展格局。以前都是报纸唱主角，而这一时期形成了报纸、广播、电视各显其能、全面发展的局面。
另外就是有一些格局被打破，如办报体制。以前都是机关报体制，而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同种类媒体并行发展，以及媒体受众细分化和媒体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出现了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趋向。
三是新闻教育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新闻业的快速发展，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很多高校开始恢复或设立新闻专业，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传媒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有条件的新闻院系在办好新闻专业的同时，开始拓宽专业口径，建立了传播学、广告学、媒体经营管理等专业和方向，新的课程也相继开设，新闻传播教材的数量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两个时代特征不容忽略。
一是新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一点是身处这个时代的人都有切身体会的。新媒体最大的特征就是互动和分享，Facebook 、Twitter这些社会化媒体更是为用户带来了个性化的施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信息自主权。新媒体不但颠覆了传统媒体精英垄断传播的地位，也使政府的信息管理或舆论引导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已经远远不是技术层面的挑战，而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媒体甚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进行调整以应对挑战。
二是媒体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媒体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与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媒体已经很敏感地意识到这样一个趋势，一些中央级媒体借船出海，实施“走出去”战略，一些地方媒体也主动利用新的资源到国外办报办刊。广播电视媒体海外落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广阔的覆盖面，这些都是以前没有过的。与此同时，我国驻外记者人数不断增加，在一些世人瞩目的重大新闻现场，在以往中国媒体难以到达的地方，也更多地出现了中国记者的身影。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中国媒体提供了一次和世界级大媒体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的专业团队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检验。当然，在与国际媒体的竞技中，也暴露出我们的一些问题，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需要努力的方向。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层面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积极推动和促进中国的主流媒体加强软硬件的建设，朝着国际一流媒体的方向迈进。为此很多媒体都在制定未来5年、10年的发展规划，努力建设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媒体，在更大的范围内争取话语权，提高影响力。
总的来说，这30年间中国的新闻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现了由低水平复制向高水平建设的过渡，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的转变，由单一媒体形态向媒体融合的发展，并且逐渐告别了过去单一的党报模式，建立起多种类、多层次、多功能、多样化的新闻媒介网络，形成了高科技、现代化的传播体系。
《传媒》：刚才您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区分为两个历史时期，那么总结这两个时期，60年来党的新闻事业有哪些重大变化呢?
程曼丽：对这个问题我有几点思考。首先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新闻事业是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走过弯路，也经历过曲折，甚至出现过倒退。但是总的来看，它还是一个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和国家整体发展的特征相吻合。
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所处环境十分复杂，党和政府更多强调了新闻媒体的“工具”功能，除此之外的其它功能处于弱化状态。进入新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特性显露出来，“工具”之外的其他功能得到开发。适应这种变化，新闻业的管理也由过去单一的党报模式向以党报体制为主的、信息与文化产业并重的模式转变。这种转变既保证了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也符合媒体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要求。
三是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经历了由背向世界转为面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四是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是传播科技提速更新的过程。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从一元化管理到多元化管理，这个变化特别明显。五是新闻业的发展是观念不断更新的过程，我刚才也谈过，观念的改变才是最根本的改变。
党报旗手——锐意改革 创新发展
《传媒》：新闻史研究中非常注重重点报刊的个案研究，您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办报办刊实践对现在的党报党刊有何借鉴之处？
程曼丽：新中国成立之前出色的党报党刊不少，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解放日报》，因为它对后来党报的影响比较大。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报刊宗旨和内容，与时俱进，是保证媒体生命力的重要举措。现在的许多媒体都是这样做的。而早在1942年，根据解放区实际工作的需要，《解放日报》就进行了一次改版。1942年，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解放日报》检查了创刊以来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新闻报道与党的实际工作相脱节的问题，决定进行彻底改革，使它成为真正的党的机关报。
改版以后，《解放日报》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版面顺序的变化。虽然看起来仅仅是版面的调整，它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改版之前，《解放日报》以刊登国际新闻为主，一版二版都是国际新闻，第三版是国内新闻，第四版是边区新闻。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目焕然一新，一版二版改成了反映解放区情况的要闻版和边区新闻版，开始反映身边的事实，贴近百姓的生活，不再脱离解放区的实际了，不再脱离党的中心工作了。
在《解放日报》改版中形成的一些思想和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模式奠定了基础，它们对于今天的新闻活动都是具有教益和启发性的。这些思想包括：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确立“全党办报”的思想和方针；强调新闻工作者的党性修养，确立“人民公仆”的思想；反对党八股，树立生动活泼的文风；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等等。
《传媒》：您认为改革开放后办得不错的党报党刊有哪些重要经验？对当前党报党刊的发展有何启迪？
程曼丽：改革开放后办得不错的党报党刊很多。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广州日报》，因为作为一份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它在报业市场上创造了很多第一，包括在广东地区发行量第一，订阅量第一，零售量第一等等。它有两大突出的特色，一是贴近百姓，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活泼多样的形式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形成卓越的品质，让大家喜欢，让大家信任。二是立足于科学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广州日报》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按照市场规律运营，按照现代化企业的机制运作。很多报业集团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比如究竟是报办集团还是集团办报，如何突破传统党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的问题等等，它都在致力于探讨和解决，这使它能够始终保持活力。
从《广州日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党报党刊能够做到最好，能够在媒体发展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广州日报》之所以走到今天，就是在现实提出了一个个新的问题之后，勇于探索，善于解决问题，在不断解决问题中与时俱进。党和政府一直提倡舆论引导，我们想想看，如果党报都是发行量低迷，没有市场，没有人理睬，还谈什么舆论引导？还怎么履行党报党刊的职责？而《广州日报》不但保持了政治上的优势，又贴近了百姓，受百姓欢迎，舆论引导也就更容易落到实处。
党报党刊现在正处于新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快速发展的环境中，这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新的环境面前，党报党刊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传媒业发展新的走向和它所提出的新课题。当前，我国的传媒产业正在经历一次变革，变革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在这次变革中，党报党刊首先应当跟上潮流，然后要引导潮流。在这次变革中，党媒更应立在潮头。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党报党刊亟需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价值观念多元化和话语多元化的情形。党报党刊如何引导舆论，有效传播主流价值观？内容怎样做得更加吸引人？形式怎样才能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在这些方面，时代向党报党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摆在党媒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风云人物——精神引领 辉煌待续
《传媒》：新闻史人物的研究是新闻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党报党刊长达90年的发展历史中，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新闻人物，您认为党报党刊的先驱们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程曼丽：学界对于中共党报党刊重要人物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包括对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陈毅、邓小平以及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李立三、谢觉哉、邓拓、廖承志、范长江……等人的研究。这里我特别想谈谈范长江。
范长江曾经说过，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了解范长江新闻实践活动之后会发现，从旧时代的记者，到成长为党和国家新闻事业的领导人，他从事新闻工作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实现用新闻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他才能在新闻史上留下不平凡的业绩。
25岁时，范长江就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冒着炮火，深入采访，发表了大量的战地新闻。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对他的报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的文章和著作对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纪念他和邹韬奋的贡献而设立的长江韬奋奖已经成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去年，新闻史学会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活动，请历届长江韬奋奖的获奖者和高校学生见面，效果非常好。这些获奖者的代表都是长江精神的化身，他们现身说法，为学生们介绍自己的从业经历。活动结束后，媒体采访了各校的学生代表，他们都说收获很大、很受教育。
《传媒》：您对党报党刊研究有什么建议？
程曼丽：专门从事党报党刊研究的人员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年也有了一些研究积累，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过去对中央一级报刊的研究多一些，现在地方党报党刊也有人开始关注并研究了。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以前的新闻史研究往往是历史描述再加一个简单的评价，现在也将定量研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引入新闻史研究中来。
在我看来，目前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对于党报党刊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对建国后党报党刊的研究还没有全面展开；对地方党报党刊的研究开始有了，但还是偏少，个案研究尤其不足。另外我们注意到，一些研究仅仅限于表面化的介绍，没有进行学理层面的分析和探讨，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本质较少涉及。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希望研究者们不断精进，在党报党刊研究方面做出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