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成为领袖人物，经历了好几道难走的坎。每跨过一道坎，都意味着他和他的团队经历了一场难熬的“阵痛”，随后向成熟迈进一步。
　　1929年春天到秋季，红四军内部爆发的那场大争论，是毛泽东遭遇的数得上的一道大坎。和渡过的其他难关不同，这次碰到的不是来自外部或上级的压力，而是来自内部、来自下级的信任危机。还原这场风波中的人和事，有助于体会毛泽东走向成熟前不可避免的“阵痛”，理解他被历史选择的累积过程。
　　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什么风波？
　　毛泽东和朱德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失去根据地的依托，军情紧急，陷于被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决定，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停止办公，将其权力集中到前委。这个举措是为便于机断决策，却也埋下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种子。
　　糟糕的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屡遭挫折，官兵对领导层生出不少议论。4月初，又收到上海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形势做出悲观估计，提出红四军应该分散活动，要朱、毛离开部队。毛泽东没有同意，但来信动摇了他和朱德在部队的凝聚力，队伍不好带了。5月初，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来红四军工作，提出红四军有两派，一派拥护中央，一派反对中央，官兵们的思想由此更加混乱。随后，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随即主持军委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不要管其他事，这等于是下级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限制前委的领导权。这又引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红四军成立以来一场大争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争论的问题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是：前委和军委如何分权？在前委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如何发挥？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如何区别？党的领导是否只能管政治工作，不能一切都管？红军的任务是否只是单纯打仗，流动游击？建立根据地是否只是地方的任务？红军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还是长官说了算？毛泽东的态度很鲜明：军委和前委分权后，“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自由受限制”，这些都是错误的。
　　6月8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想解决这些争论。毛泽东写给会议的书面意见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这次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照顾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引起刘安恭强烈不满；毛泽东关注的一些原则问题，却又在争论中不了了之。由于毛泽东执意离开前委，朱德、刘安恭又是争论的当事一方，会议委托陈毅主持前委工作，筹备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临危受命的陈毅随即让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写一篇文章申明自己的观点，以供党代会讨论。
　　6月8日的前委扩大会议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争论激烈化和复杂化了。林彪在会前三个小时给毛泽东写信，劝其不要离开前委，还含沙射影地非议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喜欢“拉拢下层”“放空炮”，朱德讲话爱提裤子，也被他说成是“游击气息”。林彪的这个表态，有意无意地把领导层的争论引向人际关系和个性作风。刘安恭在会后则四处游说，坚持设立军委，说毛泽东不愿分散红军，还取消军委，是“自创原则”的“反对中央派”。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自己请求离开前委是为改变环境以“得到相当的进步”。朱德的意见是，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的做法，影响下面各级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他坚决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原则，但不同意毛泽东主张的“党管理一切”这个说法。
　　以上四人的不同意见，事实上毛和林相同，朱和刘接近。这让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左右为难，只好把他们的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自讲明观点，也对别人的质疑作些解释，党代表们则自由讨论，对几位领导人提的意见很多。最后，陈毅代表前委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他对毛泽东提出四条口头批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毛泽东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原则，具体做法要靠自己来创造；有个人英雄主义，因为毛泽东总讲党管一切，实际上是说没有你这个前委书记来领导红四军就不行；有家长制作风，朱毛两个人吵架，我们这些人不好办；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怎么会没有发言权呢？说错话可以改嘛。
　　有了陈毅的表态，会议给朱德“警告”处分，毛泽东对这场争论应负更多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改选前委时，陈毅当选书记。这实际上采纳了刘安恭提出的“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主张。
　　毛泽东最后表示：陈毅对我的批评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這个不正确。这个表态，确有政治家风度。但毛泽东毕竟骑虎难下，不好再留在红四军领导岗位，便带着几个人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后来說，这是遭到内部同志不理解，把我赶出红军，去当老百姓。其心之憋屈，可想而知。果然是积郁成疾，得一场大病，一度化名“杨先生”住进山洞。国民党报纸造谣说毛泽东因病去世，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明实情，还发了讣告。
　　那段时间，毛泽东心里实在不好受。9月9日重阳节那天写诗说，“但看黄花不用伤”。因为有真伤感，才说不用伤感。只是后来事过境迁，才改为“战地黄花分外香”。
　　毛泽东处于走向成熟的路上
　　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整体认识水平。大革命失败后的起义高潮过后，初创的红军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如何处理党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怎样在农村创建根据地，各地都没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无论是党中央还是红四军，都处于探索、观察和选择之中。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实际遭遇比预想的要困难，远在上海的中央对红四军的命运估计一度倾于悲观。红四军内部自然滋生出种种不好的倾向，诸如不愿做艰苦的根据地创建工作，希望“走州过府”；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军事主官的权威；拒绝“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求“自下而上的民主”。 　　面临这种情况，无论是谁领导红四军，都必然会爆发众声喧哗的争论。
　　毛泽东在争论中站位确实要高一些。他敏锐地注意到，表面上是要不要恢复红四军军委之争，实际上是党组织和红军的关系之争。他把争论上升到反对流寇思想，反对悲观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等倾向上面，确实抓住了要害。他鼓励争论，是觉得争论不彻底，也不利于这些原则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毛泽东后来常讲，挤破脓疱才好治愈，让各种意见充分暴露出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知是不是從这场争论起就受到的启发。他高人一筹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多数人理解，却促使他深入思考，决心争论下去，直到问题解决。
　　正是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毛泽东突显了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性格。
　　毛泽东固然有军事天赋，但他的职位毕竟是红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具体的军事指挥按理是由军长兼军委书记朱德负责，在官兵们的印象中，朱德的军事经验也比毛泽东多些。那时的中心工作是打仗，在毛泽东的军事权威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前，红四军官兵习惯由军事首长直接指挥，多数人由此觉得，毛泽东停止军委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是“书记专政”“管事太多”“家长制”。这说明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部队里还没有形成习惯。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人接受，和他当时的领导作风也不无关系。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批评毛泽东的四条意见中，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信仰不够，是讲错了；但有的批评却并非空穴来风，如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作风问题。红四军在前委之下设立一个军委，确实显得重叠，毛泽东决定停止军委办公，虽属适应实际之举，但事起仓促，未顾及朱德感受，不能算周到。毛泽东屡屡不满军委和前委分权，还说他这个前委书记“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这多少也给人“要么听我的，要么我不干”的负面印象。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召开第八次党代会，朱德等人请他回来参会，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行事，被陈毅主义视为眼中钉。陈毅让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朱德等人自然不高兴，命令毛泽东必须赶回来开会，同时又给他送去一个“警告”处分。陈毅从上海回来，写信给毛泽东说，中央对争论已有正确表态，请他回来主持大局。毛泽东仍难解开心结，回答说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虑复职。陈毅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这个答复，“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毛泽东的这些做法，与年轻时便养成的强悍性格有关。在1921年给彭璜的一封信中，他就坦陈“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我覺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这些自我解剖之语，很能反映毛泽东为人处事的个性，对他后来在党内的沉浮不能说没有影响。正面的影响是原则性强，敢于担当，在逆境中不随便低头，拒斥“乡愿”之俗，不做违心之举。负面的影响是，既然是不为私计的“主义之争”，一旦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就乾坤独断，要干就听我的，否则宁肯辞职也不迁就，确有些家长制领导作风。尽管毛泽东的才干能力是能够胜任前委书记的，但还是在红四军七大落选，被部下“造了反”，不能不说与他当时的性格局限有关。在这方面，毛泽东真正成熟是在遵义会议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