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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借贷约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构建包括储蓄家庭部门、投资家庭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商和政府部门的DSGE模型，从收入所得税冲击、资本所得税率冲击和不同社会福利水平三个角度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测算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减税政策通过企业和家庭部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融资约束显著影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和总产出的促进作用;相对于降低家庭部门税收，降低企业税负将产生更为明显的财政扩张效应，但在短期内该效应难以持续。
关键词： 减税政策;融资约束;DSGE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1）05-0101-07
一、引 言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更大范围的减税政策，以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为切入点，重点降低制造业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税促进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增长。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部分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减税政策对于企业减负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减税政策如何通过企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于减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宏观税负的大小将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税收之间呈负相关关系[1]，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越高则其经济增长率越低[2]。此外，税收结构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扭曲性的税收会影响经济配置资源效率，从而显著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率[3]。从税收变动影响宏观经济的渠道和机制来看，Gilder（1985）认为高税率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造成就业结构的扭曲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4]，另外，高税率也会影响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从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5]。相反，政府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激励作用，从企业短期发展看，减税政策有利于资本形成和企业创新;对企业长期发展而言，减税政策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降低劳动收入所得税，实现拉动消费和增加产出的目标[6，7]。但减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首先，减税政策效果与预期密切相关，预期达到的减税政策产生的宏观扩张效应相对较弱[8，9];其次，短期性和永久性减税政策对消费和就业的影响不同，具体来说，减税政策的持久性能促进长期消费和就业增长[10]。另外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来看，目前学界有关减税政策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减税政策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减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由于我国企业面临的宏观税负较高，减税政策的实施增强了企业活力，有利于企业成长[11，12]。从减税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具体机制和传导路径来分析，首先，减税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平均税负，促进了企业创新[13]。由于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提高，从长期来看可以弥补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带来的损失[12]。其次，减税政策将引导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或者增加购买新技术，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发展[14]。此外，邓力平等（2020）分析了2012年至2018年减税政策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减税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企业创新，并且对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和异质性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15]。王伟同等（2020）使用群聚方法，研究了针对小微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实际影响，发现减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杠杆风险，并且能够缓解小微企业的债务负担[16]。高正斌等（2020）以2002年推行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断点回归法，结合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具体以税率变化与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为变量，研究了减税政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减税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17]。减税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扩张效应，但减税政策的实现效果又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将储蓄家庭部门和投资家庭部门纳入考虑范围，可以丰富融资约束与减税政策关系的研究。
（二）减税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根据对减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影响研究成果的梳理，减税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整体上促进企业投资规模，同时拉动民间投资，但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减税政策还会影响部门间产品投入结构，优化资源投入配置，从而在长期促进经济增长[18] 。并且，减税政策将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可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和减少外贸顺差[19]。曹东坡和黄志军（2019）研究了结构性减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发现减税政策的实施对于调整企业投资结构和加快产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对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更为明显[20]。郑宝红和张兆国（2018）以2002-2015年沪深两市A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减税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降低所得税税率可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21]。因此，如果能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内同时考虑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商和政府部门的作用，将会增强此类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三）减税政策对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影响
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制约中国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障碍，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毛德凤和彭飞（2020）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对2005-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减税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以及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存在明显差異[22]。基于对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马震（2019）发现减税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企业内部现金流动，激发企业活力，降低企业融资难度[23]。徐超等（2019）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减税政策对制造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发现减税政策对轻资产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不大，但对重资产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大[24]。同时，减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还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一是需要控制政府赤字和利率水平，并出台必要措施提高资本回报率，减税政策才能推动长期经济增长[25];二是减税政策会改变收入分配，劳动所得税下降短期会增加家庭居民收入，但在长期将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企业减税则明显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将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从而降低减税政策的财政扩张效应[26，27]。因此，减税政策可降低企业融资难度，但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影响不一，通过对减税政策效果模拟与实证检验，从收入所得税、资本所得税率和不同社会福利水平三个角度来考察减税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可为制定减税组合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减轻企业负担提供可操作的理论依据和支撑。 二、理论模型
目前，我国企业融资渠道以债务资金为主，因此，研究减税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有效刺激企业投资和增加居民消费，必须考虑融资约束的影响。通过借鉴Kiyotaki 和 Moore（1997）关于借贷约束的研究[28]，参考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引入价格黏性[29]，构建了包括储蓄家庭部门（Depositors）、投资家庭部门（Investors）、中间产品生产部门（Wholesale Firms）、最终产品生产商（Retail Firms）和政府部门（Government）的DSGE模型[7]。同时，为了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影响，引入企业资本所得税和家庭工资收入税率冲击，以检验减税政策与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关系，模型的具体构造如下：
三、参数校准
首先是储蓄和投资家庭部门的贴现率，运用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中1990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可以计算出三个月期存款年化平均利率为2.875%②，其对应的季度利率r=0.0072，由于模型在稳态时β=1/R，进而可以计算得出家庭的贴现率β为0.993。关于消费习惯系数的估计，金鹏辉等（2017）的估计值为0.4[30]，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估计的结果为0.4388[31]，参考已有研究，将消费习惯系数取值为0.42。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φ的估计值为0.5～0.7[32，33]，参考取均值为0.6。关于资本所得税率、劳动所得税率，根据刘海波（2019）估计的结果[27]，两者分别为0.35和0.13。中间产品替代弹性ε，根据陈诗一和王祥（2016）等已有研究取平均值6.0[34]，Calvo定价价格调整概率.p取值为0.75，根据刘晓星和姚登宝 （2016）的研究[35]，指数化价格参数γp取值为0.241。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GDP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为98.65万亿元和23.88万亿元③，政府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为0.242，所有参数校准汇总结果见表1。
四、数值模拟与分析
（一）收入所得税冲击
2019年推出的减税政策中包括降低家庭居民收入所得税率，图1分析了储蓄家庭部门工资收入所得税率下降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④。个人所得税下降1个百分点将促使储蓄家庭居民的实际工资水平提高，从而推动储蓄家庭居民的劳动供给增加，而劳动供给增加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上升，企业将会增加投资和资本存量，进而推动总产出扩张。由于金融市场客观上存在摩擦，企业都将面临融资约束，资本存量上升增加了企业融资抵押品价值，企业借贷能力将增加，进一步促进了投资和总产出扩张。
从图1中可以看出，总产出、企业投资、企业信贷、储蓄家庭消费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图表现出“驼峰形”（hump-shapes）。并且随着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家庭居民收入所得税率冲击带来的产出扩张效应逐步减弱。值得注意的是，储蓄家庭居民的税收收入下降，导致政府部门相关税收收入减少，而在中国，政府支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支出的下降抑制了产出增长，降低了减税的产出扩张效应。
（二）资本所得税率冲击
2019年和2020年中央政策推出的减税政策中，降低企业税负是重点环节。图2分析了企业所得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从图2中可以看出，降低资本所得税使得企业的资本成本下降，企业会选择增加投资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企业投资增加推动总产出扩张，总产出扩张增加了家庭居民的劳动力需求，导致家庭居民的工资收入上升，从而推动家庭居民消费增加，进而进一步推动总产出扩张。但是摩擦在金融市场上是客观存在且无法消除的，企业融资约束将会影响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下降，比如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缓解，相同的减税政策会带来更显著的财政扩张效应。具体来说，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减税政策会促使企业总产出、企业投资、家庭居民消费的增加越多。因此中央政府对企业实施减税政策时，需要配套相应政策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减税政策的实际效用。另外，对比图1和图2，可以看出对企业实施减税政策带来的财政扩张效应要明显大于家庭居民减税情形，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税收份额中企业相关税收份额比家庭居民的税收份额要大得多，另外，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得收入要高于劳动所得收入，因此，通过企业减税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更明显。与工资收入所得税类似，降低企业税率也会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政府债务规模上升和支出下降，这会降低减税政策带来的扩张效应。
（三）不同融资约束下的社会福利比较
金融资源错配、效率下降会造成企业融资困难，降低企业生产效率，最终损害社会福利。融资约束会影响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在相同的资本所得税率减税政策冲击下，容易约束越小，社会福利损失会越小，具体内容表2所示。
五、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实施减税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负，对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大循环、国內国际双循环堵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切实降低企业税负，显著降低家庭税负。通过构建包含融资约束的DSGE模型就减税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降低企业税负所带来的宏观扩张效应要强于对家庭部门减税。精准减税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和家庭居民消费，但税收下降可能导致政府赤字，削弱政府实施财政扩张拉动经济的能力。此外，对于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还要考虑金融市场摩擦及企业融资约束等现实问题。
第二，精准合理支持企业融资，充分发挥减税政策效果。减税效果受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我国中小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这将一定程度的减弱减税对企业投资和总产出的正面影响。虽然审慎的信贷政策将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和防控潜在的金融风险，但也将显著降低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刺激作用。因此，实施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更注重定向支持，更注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有效推动经济全面向好发展。 第三，完善减税配套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在目前经济形势下，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减税财政政策的效果，离不开相关配套政策的配合与支持。包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府服务企业水平和效率，高效、合理、合规地利用好政府补贴补助，切实降低企业整体运营成本，才能使得减税政策最大程度刺激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社会整体福利。
注释：
① 假设投资家庭部门的资本在期末会完全折旧，每期的投资I.t等于资本存量k.t。
② 数据来源：China’s Macroeconomy： Time Series Data， by Chang C.， K. Chen， D. Waggoner， and T. Zha。
③ 数据来源：财政部官网《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2020-02-10）和国家统计局官网《国家统计局关于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核实的公告》（2020-12-30）。
④ 仅分析储蓄家庭部门的工资收入所得税冲击，投资家庭部门的工资收入所得税冲击与之类似。
⑤ 所有变量的脉冲响应图为变量偏离稳态时的百分比，数值模拟利用Matlab（2014）运行Dynare软件得到，图2的数据也是类似的处理结果，不再赘述。
⑥ 实线代表μ=0.1，虚线代表μ=0.7，μ越小代表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小，融资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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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瑶）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he Macro Effect of Tax Cut Policy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DSGE Model
Huang Zi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Under macro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lending constraints， we construct the DSGE model which contains Depositors， Investors， Wholesale Firms， Retail Firms and Government. Then carry out the model digital simulation based on the impact of income tax， capital income tax rate impact and different social welfare levels to analyze 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ax reduction policies. The empirical result turns out that the more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weaker the impact of tax reduction policies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total output. In addition， relatively reducing the tax burden of the household sector and reducing the corporate tax burden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fiscal expansion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tax reduction policies will lead to a reduction in government tax revenue and fiscal expenditur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ed operation of the fiscal expansion effect in the short term.
Key words：tax cut policy; finance constraint; DSGE mode
收稿日期： 2021-03-31
基金項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3195）
作者简介： 黄子珩（1984—），女，湖北钟祥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及管理。
关键词： 减税政策;融资约束;DSGE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1）05-0101-07
一、引 言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更大范围的减税政策，以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为切入点，重点降低制造业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税促进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增长。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部分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减税政策对于企业减负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减税政策如何通过企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于减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宏观税负的大小将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税收之间呈负相关关系[1]，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越高则其经济增长率越低[2]。此外，税收结构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扭曲性的税收会影响经济配置资源效率，从而显著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率[3]。从税收变动影响宏观经济的渠道和机制来看，Gilder（1985）认为高税率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造成就业结构的扭曲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4]，另外，高税率也会影响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从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5]。相反，政府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激励作用，从企业短期发展看，减税政策有利于资本形成和企业创新;对企业长期发展而言，减税政策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降低劳动收入所得税，实现拉动消费和增加产出的目标[6，7]。但减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首先，减税政策效果与预期密切相关，预期达到的减税政策产生的宏观扩张效应相对较弱[8，9];其次，短期性和永久性减税政策对消费和就业的影响不同，具体来说，减税政策的持久性能促进长期消费和就业增长[10]。另外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来看，目前学界有关减税政策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减税政策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减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由于我国企业面临的宏观税负较高，减税政策的实施增强了企业活力，有利于企业成长[11，12]。从减税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具体机制和传导路径来分析，首先，减税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平均税负，促进了企业创新[13]。由于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提高，从长期来看可以弥补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带来的损失[12]。其次，减税政策将引导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或者增加购买新技术，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发展[14]。此外，邓力平等（2020）分析了2012年至2018年减税政策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减税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企业创新，并且对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和异质性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15]。王伟同等（2020）使用群聚方法，研究了针对小微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实际影响，发现减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杠杆风险，并且能够缓解小微企业的债务负担[16]。高正斌等（2020）以2002年推行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断点回归法，结合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具体以税率变化与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为变量，研究了减税政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减税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17]。减税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扩张效应，但减税政策的实现效果又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将储蓄家庭部门和投资家庭部门纳入考虑范围，可以丰富融资约束与减税政策关系的研究。
（二）减税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根据对减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影响研究成果的梳理，减税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整体上促进企业投资规模，同时拉动民间投资，但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减税政策还会影响部门间产品投入结构，优化资源投入配置，从而在长期促进经济增长[18] 。并且，减税政策将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可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和减少外贸顺差[19]。曹东坡和黄志军（2019）研究了结构性减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发现减税政策的实施对于调整企业投资结构和加快产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对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更为明显[20]。郑宝红和张兆国（2018）以2002-2015年沪深两市A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减税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降低所得税税率可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21]。因此，如果能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内同时考虑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商和政府部门的作用，将会增强此类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三）减税政策对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影响
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制约中国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障碍，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毛德凤和彭飞（2020）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对2005-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减税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以及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存在明显差異[22]。基于对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马震（2019）发现减税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企业内部现金流动，激发企业活力，降低企业融资难度[23]。徐超等（2019）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减税政策对制造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发现减税政策对轻资产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不大，但对重资产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大[24]。同时，减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还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一是需要控制政府赤字和利率水平，并出台必要措施提高资本回报率，减税政策才能推动长期经济增长[25];二是减税政策会改变收入分配，劳动所得税下降短期会增加家庭居民收入，但在长期将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企业减税则明显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将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从而降低减税政策的财政扩张效应[26，27]。因此，减税政策可降低企业融资难度，但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影响不一，通过对减税政策效果模拟与实证检验，从收入所得税、资本所得税率和不同社会福利水平三个角度来考察减税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可为制定减税组合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减轻企业负担提供可操作的理论依据和支撑。 二、理论模型
目前，我国企业融资渠道以债务资金为主，因此，研究减税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有效刺激企业投资和增加居民消费，必须考虑融资约束的影响。通过借鉴Kiyotaki 和 Moore（1997）关于借贷约束的研究[28]，参考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引入价格黏性[29]，构建了包括储蓄家庭部门（Depositors）、投资家庭部门（Investors）、中间产品生产部门（Wholesale Firms）、最终产品生产商（Retail Firms）和政府部门（Government）的DSGE模型[7]。同时，为了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影响，引入企业资本所得税和家庭工资收入税率冲击，以检验减税政策与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关系，模型的具体构造如下：
三、参数校准
首先是储蓄和投资家庭部门的贴现率，运用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中1990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可以计算出三个月期存款年化平均利率为2.875%②，其对应的季度利率r=0.0072，由于模型在稳态时β=1/R，进而可以计算得出家庭的贴现率β为0.993。关于消费习惯系数的估计，金鹏辉等（2017）的估计值为0.4[30]，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估计的结果为0.4388[31]，参考已有研究，将消费习惯系数取值为0.42。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φ的估计值为0.5～0.7[32，33]，参考取均值为0.6。关于资本所得税率、劳动所得税率，根据刘海波（2019）估计的结果[27]，两者分别为0.35和0.13。中间产品替代弹性ε，根据陈诗一和王祥（2016）等已有研究取平均值6.0[34]，Calvo定价价格调整概率.p取值为0.75，根据刘晓星和姚登宝 （2016）的研究[35]，指数化价格参数γp取值为0.241。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GDP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为98.65万亿元和23.88万亿元③，政府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为0.242，所有参数校准汇总结果见表1。
四、数值模拟与分析
（一）收入所得税冲击
2019年推出的减税政策中包括降低家庭居民收入所得税率，图1分析了储蓄家庭部门工资收入所得税率下降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④。个人所得税下降1个百分点将促使储蓄家庭居民的实际工资水平提高，从而推动储蓄家庭居民的劳动供给增加，而劳动供给增加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上升，企业将会增加投资和资本存量，进而推动总产出扩张。由于金融市场客观上存在摩擦，企业都将面临融资约束，资本存量上升增加了企业融资抵押品价值，企业借贷能力将增加，进一步促进了投资和总产出扩张。
从图1中可以看出，总产出、企业投资、企业信贷、储蓄家庭消费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图表现出“驼峰形”（hump-shapes）。并且随着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家庭居民收入所得税率冲击带来的产出扩张效应逐步减弱。值得注意的是，储蓄家庭居民的税收收入下降，导致政府部门相关税收收入减少，而在中国，政府支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支出的下降抑制了产出增长，降低了减税的产出扩张效应。
（二）资本所得税率冲击
2019年和2020年中央政策推出的减税政策中，降低企业税负是重点环节。图2分析了企业所得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从图2中可以看出，降低资本所得税使得企业的资本成本下降，企业会选择增加投资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企业投资增加推动总产出扩张，总产出扩张增加了家庭居民的劳动力需求，导致家庭居民的工资收入上升，从而推动家庭居民消费增加，进而进一步推动总产出扩张。但是摩擦在金融市场上是客观存在且无法消除的，企业融资约束将会影响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下降，比如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缓解，相同的减税政策会带来更显著的财政扩张效应。具体来说，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减税政策会促使企业总产出、企业投资、家庭居民消费的增加越多。因此中央政府对企业实施减税政策时，需要配套相应政策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减税政策的实际效用。另外，对比图1和图2，可以看出对企业实施减税政策带来的财政扩张效应要明显大于家庭居民减税情形，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税收份额中企业相关税收份额比家庭居民的税收份额要大得多，另外，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得收入要高于劳动所得收入，因此，通过企业减税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更明显。与工资收入所得税类似，降低企业税率也会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政府债务规模上升和支出下降，这会降低减税政策带来的扩张效应。
（三）不同融资约束下的社会福利比较
金融资源错配、效率下降会造成企业融资困难，降低企业生产效率，最终损害社会福利。融资约束会影响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在相同的资本所得税率减税政策冲击下，容易约束越小，社会福利损失会越小，具体内容表2所示。
五、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实施减税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负，对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大循环、国內国际双循环堵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切实降低企业税负，显著降低家庭税负。通过构建包含融资约束的DSGE模型就减税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降低企业税负所带来的宏观扩张效应要强于对家庭部门减税。精准减税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和家庭居民消费，但税收下降可能导致政府赤字，削弱政府实施财政扩张拉动经济的能力。此外，对于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还要考虑金融市场摩擦及企业融资约束等现实问题。
第二，精准合理支持企业融资，充分发挥减税政策效果。减税效果受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我国中小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这将一定程度的减弱减税对企业投资和总产出的正面影响。虽然审慎的信贷政策将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和防控潜在的金融风险，但也将显著降低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刺激作用。因此，实施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更注重定向支持，更注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有效推动经济全面向好发展。 第三，完善减税配套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在目前经济形势下，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减税财政政策的效果，离不开相关配套政策的配合与支持。包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府服务企业水平和效率，高效、合理、合规地利用好政府补贴补助，切实降低企业整体运营成本，才能使得减税政策最大程度刺激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社会整体福利。
注释：
① 假设投资家庭部门的资本在期末会完全折旧，每期的投资I.t等于资本存量k.t。
② 数据来源：China’s Macroeconomy： Time Series Data， by Chang C.， K. Chen， D. Waggoner， and T. Zha。
③ 数据来源：财政部官网《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2020-02-10）和国家统计局官网《国家统计局关于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核实的公告》（2020-12-30）。
④ 仅分析储蓄家庭部门的工资收入所得税冲击，投资家庭部门的工资收入所得税冲击与之类似。
⑤ 所有变量的脉冲响应图为变量偏离稳态时的百分比，数值模拟利用Matlab（2014）运行Dynare软件得到，图2的数据也是类似的处理结果，不再赘述。
⑥ 实线代表μ=0.1，虚线代表μ=0.7，μ越小代表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小，融资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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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瑶）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he Macro Effect of Tax Cut Policy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DSGE Model
Huang Zi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Under macro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lending constraints， we construct the DSGE model which contains Depositors， Investors， Wholesale Firms， Retail Firms and Government. Then carry out the model digital simulation based on the impact of income tax， capital income tax rate impact and different social welfare levels to analyze 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ax reduction policies. The empirical result turns out that the more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weaker the impact of tax reduction policies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total output. In addition， relatively reducing the tax burden of the household sector and reducing the corporate tax burden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fiscal expansion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tax reduction policies will lead to a reduction in government tax revenue and fiscal expenditur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ed operation of the fiscal expansion effect in the short term.
Key words：tax cut policy; finance constraint; DSGE mode
收稿日期： 2021-03-31
基金項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3195）
作者简介： 黄子珩（1984—），女，湖北钟祥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