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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建设方向和步骤
1、明确智慧城市内涵，避免等同于“数字城市”、“信息化城市”
智慧城市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建设，也不同于以往的“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更高阶段，不仅需要利用先进技术实现城市各方面资源的数字化、信息化，还要对各方信息加以整合利用，并以此为基础提供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新理念、新模式。目前一些地方简单地将智慧城市理解为城市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城市建设，只是运用各种技术实现城市教育、医疗、交通等各方面的信息化，而未针对各方面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和利用，也没有进行城市管理的理念变革与模式革新。
2、在各城市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门的负责机构
智慧城市涉及到交通、医疗、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信息化问题，还需统筹协调多个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的利益和资源，有时还需要不同城市间进行联动与合作，这就要求智慧城市在各地必须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在智慧城市要不要建、怎么建、怎么管等一系列问题上，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中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对智慧城市构成一定阻力。这就要求一把手领导能坚定目标、认准方向，推动智慧城市工程的实施。
“一把手工程”要有组织机制保障，否则难以落到实处，可组建由一把手领导总负责的智慧城市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成员构成中包含发改委、经信委、公安、交通、医疗、教育等委办局的负责人，这有利于更有效地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科学规划和资源配置。领导小组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举行跨部门的联席工作会议，及时解决智慧城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人、财、物等方面进行总体统筹。
3、遵循“问题导向”，针对不同城市独特的定位、资源、产业和民众需求，科学设计重点建设方向
各个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目的是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独特问题，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产业的独特优势，进而取得可持续良性发展，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各个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要有不同的侧重点，选择恰当而关键的突破口，以点带面。此外，智慧城市是个系统性的庞大工程，时间成本、资金投入都十分巨大，如果每个城市都追求“大而全”，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全线开花”，实施难度会很大，容易半途而废。
有鉴于此，各个城市应该量力而行，清楚了解本市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民众最迫切需要哪方面的改善，选择少数几个重点突破口，组织政府和社会力量首先在这几个领域建设智慧城市。例如，一个城市的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那么政府就应该考虑首先上马智慧医疗方面的项目。另外，在智慧城市建设突破口的选择上也需要系统考虑，比如一个城市环保问题比较严重，这不是仅仅上线智慧环保项目就能解决，还需要推进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领域的发展，从污染源头来解决环保问题。
此外，由于每个城市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即使在相同的智慧城市领域方面，也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差异化的项目实施。例如，德国各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虽然大都集中在节能环保领域，但这些城市在实施的具体项目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基础和市民素质等因素上都有差异。
4、各个城市不能在智慧城市上自成体系、相互独立，在建设之初就要考虑与周边城市的互联互通
一个城市内各部门各行业间要避免形成“信息孤岛”，同样一个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也要避免形成“信息孤岛”，在网络基础设施、信息数据资源、应用系统等方面要进行互联互通。信息数据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而应用系统在不同城市之间实现互联互通，才能真正给各城市民众的生活带来便利。比如，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很多方面的应用系统都存在跨城市、跨区域的问题。各个城市在制定规划时，就要充分考虑与周边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结合，在建设和运营上相互密切沟通配合，否则就难以实现真正的智慧城市。
5、在建设时间表的制定上要注重循序渐进，明确各阶段建设重点
智慧城市是一项周期长、牵涉范围广的庞大系统工程，实施难度比较大，短期内难以完成，需要在时间表上做好长远规划，将这个大工程化为各个时间点上的小行动，明确各阶段的工作重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过去中国一些城市在工程建设上习惯追求“大干快上”。“大干快上”作为建设的决心和热情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城市建设的具体实施上还要遵循客观规律。中国大多数城市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方面还缺乏经验，智慧城市的建设不宜求快，而宜求稳。各地应该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其他城市经验、教训之后，再推进相关项目建设。对各阶段规划的项目要量力而行、突出重点，避免实施过多、过大、力不能及的项目。
6、注重中远期规划的同时，要明确短期内具体可操作的实施内容，尽快解决民众遇到的实际问题
智慧城市虽然要做好长远规划，但也要明确短期内需要做的具体内容，否则整个规划容易空泛，难以落地，民众从规划中难以看出他们的生活在不远的将来会得到哪些改善，会影响他们对智慧城市的支持热情。对于短期就能给民众带来好处的项目可给予一定的税收激励，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转变城市管理理念，优化管理方式 1、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理念转型，为民众参与城市管理提供条件
智慧城市建设成功的关键是建设智慧政府。智慧政府不是简单地在技术层面上实现电子政务，而是要建立适配智慧城市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建设智慧政府要求政府要能对城市问题和民众需求进行全面透彻的感知、提前预测，然后快速反应，主动解决相关问题，提高城市管理效率，而且要积极吸引民众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民众服务，民众是智慧城市的重要主体。智慧城市将给城市生活各个领域带来新变化、新问题，城市管理事务日益复杂，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靠政府自身的管理智慧，还需要调动广大民众的智慧。中国模式2.0要求加强社会的自治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由社会自治弥补行政权力收缩留下的权力空间。各城市应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契机，为民众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创造条件，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随着智慧城市给城市生活带来的高度信息化，民众通过政府开放的数据会对政府工作产生更全面深刻的了解，而他们参与城市管理、监督政府工作、表达社情民意的方式和渠道也更为便捷，政府可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理念，实现政府和民众由对话沟通到协作行动的转变。政府可以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加强对城市问题、社情民意的透彻感知和综合分析，把握民众需求，主动服务，为民众提供对话沟通渠道，在广泛听取民众意见的前提下，对公共事务管理做出决策。
计算机世界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绝大部分民众都有为城市管理建言献策的热情。当被问及“如果政府提供一个网络平台，鼓励民众在上面为各个领域的城市管理提建议，您是否会参与”时，88.17%的受访者表示会参与，仅有11.83%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参与。
2、提高管理的快速反应能力，应对信息时代新要求
政府对智慧城市的管理需要提升快速反应能力。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口将更为集中。在人口集中的情况下，如果发生重大灾难、流行疾病等突发事件，危害的波及范围将更大，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提高快速反应能力，让产生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政府在运用信息技术加强对城市公共生活感知监测能力的同时，也要优化各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与信息共享，提高应急决策的科学性和速度，实现城市各方资源全面迅速的统一调度，实现迅速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题。
推广智慧城市概念，鼓励民众积极参与
智慧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民众服务，提高民众城市生活质量。为了不让智慧城市建设偏离目标，要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让民众广泛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然而参与的前提是了解，目前民众对智慧城市还缺乏了解，政府可与企业合作，向民众共同推广智慧城市概念。对智慧城市概念的宣传方式有多种，各有利弊，每种方式所适合的人群特征也有所不同，最有效的推广方法就是综合运用这些方式。
计算机世界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关于智慧城市概念的宣传推广方式，民众认为政府最应采用的方式是“利用电视、互联网、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宣传”，有86.02%的受访者选择该方式;其次是“组织常态化的线下展览会、体验展”，选择该方式的受访者占62.37%;最后是“设计并推广含有智慧城市使用场景的网络游戏”，仅有30.11%的受访者选择该方式。
仔细分析民众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民众最希望政府通过大众媒体宣传智慧城市概念是因为民众日常生活中对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接触比较多，这种宣传方式覆盖面广，而他们接受这种宣传所需付出的成本也比较低。
相比大众媒体宣传，线下展览会和体验展是更能让民众对智慧城市产生直观、深刻了解的推广方式，而选择该方式的民众比选择大众媒体的民众占比少了两成多。分析其背后原因，可能是因为线下活动的宣传方式虽然更直观，但它需要民众亲身前往活动现场，对民众而言，其参与成本高于大众媒体。
只有三成的民众选择通过网络游戏方式，很有可能是因为在民众的认识中，网络游戏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手段，作为学习手段不大合适，而且他们对网络游戏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持警惕态度。选择该方式的民众应该主要是喜爱网络游戏的年轻群体。
1、与企业合作，组织常态化的宣传体验展和培训活动
政府可以与企业合作，定期组织一些关于智慧城市的宣传体验展，或是建设永久性的智慧城市体验场馆，向广大民众传播智慧城市的概念，让民众了解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能给他们的实际生活带来哪些便利。民众在了解智慧城市后也会提出自己对智慧城市的意见和看法，民众的意见对优化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永久性的智慧城市体验场馆除了向民众推广智慧城市概念外，还可以承担向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和管理的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的职能，推广有关智慧城市的评估指标体系、运营标准和解决方案等。
目前，国内外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组织常态化的、面向公众的智慧城市宣传体验展。2014年9月26日-10月3日，“北京国际设计周”将智慧城市版块作为设计周七大主体活动版块之一，主题为“城市未来，智慧设计”，涵盖智慧城市创新中心启动活动、智慧城市专题论坛、智慧城市专业出版物、智慧城市规划设计系列展及智慧城市主题活动五部分。2014年10月27日—11月6日，在上海市经信委的指导下，上海成功举办了“上海智慧城市体验周”活动，让市民体验了解上海智慧城市在政务、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建设成果。从2011年起，在巴塞罗那市政府的支持下，西班牙每年11月中旬会在巴塞罗那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巴塞罗那世界智慧城市博览会，目前共计超过3万位专业人士、7000个代表团和500家优秀企业参展商参会。
2、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宣传
政府可以制作阐释智慧城市概念内涵的宣传片、微电影短片，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平台播出。针对民众的宣传要突出智慧城市能具体解决城市生活中的哪些问题、展现具体使用场景，而不要突出民众不易理解的一些技术层面的名词概念。政府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针对智慧城市的网络展馆和体验展，弥补线下活动覆盖面的不足。为普及智慧城市相关基础知识，可以在互联网上举办在线智慧城市知识有奖竞答活动，突出游戏性和趣味性，以吸引更多民众参加。除推广智慧城市概念外，各地政府还可以积极宣传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让民众及时评判。 3、开发含有智慧城市使用场景的绿色网络游戏
智慧城市作为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民众通过文字、视频或许仍难以真正理解。万通集团在推广“立体城市”概念上，就开发了包含“立体城市”使用场景的网络游戏，在年轻人群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民众在娱乐互动的同时，对“立体城市”有了更深的体验。各地也可以借鉴万通集团的经验，针对年轻人群开发并推广含有智慧城市使用场景的绿色网络游戏，寓教于乐，让民众在互动体验中了解智慧城市。
科学设计智慧城市标准，使得“标准引领”发挥最大功效
1、完善智慧城市评估标准体系，以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为主要评估标准，而不仅是采用多少先进技术
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不是搭建技术系统，而是解决民众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所以智慧城市评估标准体系的设计要遵循“问题导向”而不是“技术导向”。一个城市搭建多少技术系统，这是成本层面的因素，这些技术系统解决了多少问题，这才是效果层面的因素。对智慧城市的评估要注重评估效果，而不是成本。然而对于一些实施周期比较长、短期内难出效果的智慧城市项目，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短期内还是要以实施了哪些举措、运用了哪些技术为主要评估对象，暂时不将效果作为主要评估对象。例如欧盟针对中小城市设计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就梳理了智慧经济、智慧公众、智慧管理、智慧移动性、智慧环境和智慧生活6 大维度、31个方面、74项指标，在评价指标上遵循“以人为本、强化服务、强化价值创造”的原则。
2、在对智慧城市各项目实施成效的评估上，除听取专家意见外，还要让民众参与评估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针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成立了专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于民众是智慧城市的最终服务对象，在智慧城市各项目实施成效的评估上，不仅要听取专家的意见，还要让民众参与评估、发表意见。例如，在对“智慧泉州”建设绩效的评估上，泉州就采用了指标考核、公众评议和专家评定三种方式。此外，除让民众参与结果评估外，还可以让民众参与过程监督，政府及时向民众公布智慧城市建设取得的进展，接受民众监督，让民众力量贯穿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的整个过程。
管理机制完善，提供组织保障、法律保障
1、中央多部委在齐抓共管的同时，需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给各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以清晰指导
对智慧城市的指导涉及多个中央部委。由于自身职责范围的不同，各部委对智慧城市的建设思路、评估标准和政策意见等方面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为避免出现各部委间意见不一、标准不一、指令不一的情况，给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各部委间需加强统筹沟通，结合各自优势，明确分工，给各地以清晰指导，建立科学的顶层协调机制，及时解决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检查工作推进情况，适时对各地智慧城市建设进行帮助指导、阶段评估和绩效评价。
2、健全重大项目风险和效益评估机制，避免项目盲目上马
政府在智慧城市方面的重大项目，大多具有周期长、资金额度大、涉及公共利益多、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在项目上马前，政府可组织项目听证会，汇集科研院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以及专家、民众意见，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方面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分析项目在技术、经济、环境和法律等层面的风险。风险大、效益低的项目要避免上马，未做风险评估的项目不能上马。对项目的评估也不能仅局限在工程技术、投资效益和投资风险等技术经济层面，还要考虑项目能否有效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3、建立适应智慧城市的法律法规体系，避免出现法律监管漏洞
智慧城市涉及到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方方面面，面临的法律问题要比互联网时代更复杂多变，亟需建立相适配的法律法规体系。智慧城市将非常注重大数据挖掘和分析，但具体怎样实施则需要法律去规范，就信息保护出台相关法律，保护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不受侵犯，防止大数据被滥用。我国在互联网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存在一些漏洞，要避免在智慧城市中出现相同的问题，要实现有法可依。另外，我国会针对智慧城市的管理、运营进行体制机制变革，新的管理机制也需要新的法律法规与之适配。
4、政府和技术厂商要深化合作，实现信息技术与城市各功能体系的深度融合
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城市对民众的服务水平，而服务水平的提升不光涉及技术层面，还涉及政府各部门的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等，这就需要政府和技术厂商深化合作。政府需要把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利益诉求清晰地传达给技术厂商，加深厂商对城市各功能服务体系的了解，进而有利于更深层次地开展合作。
充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提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
1、把分散在各部门各行业的数据集中起来，消除不利于大数据资源整合的管理障碍
目前同级政府部门在数据信息共享方面不仅面对技术层面的障碍，还面临管理层面的障碍。同级部门之间如果需要分享数据，很多时候需要向上级领导部门申请，制约了数据共享的效率。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体制机制变革，提供制度保障，改变数据资源条块分割的现状，消除不利于大数据资源整合的组织障碍。中央多个部委出台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信息惠民国家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要求》等文件也都提到政府各部门间要加强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这反映出国家层面已深刻认识到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重要性。
各级部门与其他部门间可建立信息共享的协调机制，相互间采用权责对等的合作模式。如此一来，国土、环保、水利、交通、城管、公安等各部门可以在有权限的情况下随时从数据共享系统中调取所需的数据，在信息共享交换中互通有无、共同获益，这对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提升行政效率也是极大的促进。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在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的执行层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2014年2月26日，广东省政府印发了《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将成立广东省大数据管理局作为广东省经信委21个内设机构之一，而“组织协调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是广东省大数据管理局的重要职能之一。 2、充分发挥大数据辅助政府工作决策的作用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是建立善治政府的重要途径，而获取全面信息是提高决策水平的重要前提。智慧城市是高度信息化的城市，提高政府对智慧城市的管理水平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大数据的来源既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旅游、企业信用、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综合交通、公用设施和环境质量等方方面面的数据信息，也包括社情民意，对这些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能有效辅助政府工作决策，避免决策时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大数据也可以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帮助政府提前做出应急预案。
3、将不涉密的数据资源提供给社会，由社会力量利用数据资源提升城市运营管理水平
一个城市各领域中的数据是智慧城市的宝贵资产，而政府是数据资产的主要生产者和拥有者。政府掌握的数据覆盖人口、交通、卫生、社保、税收和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这些数据只有被加以分析，才能充分发挥价值。建议政府将不涉密的数据资源定期向社会公布，鼓励社会力量分析相关数据，从中提炼价值点，更好地服务民众生活，政府也能从中获益。例如，纽约市向社会公布了该市多年犯罪案件的详细记录，一些公司对这些数据分析后，开发出了提示民众避免进入犯罪高发区的手机应用，降低了犯罪案件发生的概率。纽约市政府通过开放数据，利用社会力量提高了城市治安管理水平。另外，政府开放数据也有利于向社会提供更多新的工作机会，产生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例如在美国Data.gov网站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围绕纽约开放数据平台成立的应用开发团队已有一百多个。
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站来发布数据信息，允许民众和企业免费下载和查询。为了提高社会力量分析数据的效率，政府还可以提供应用程序开放接口。开放数据是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过程，政府可以先提供渠道，让民众和企业表达自己的数据需求，然后在不危及国家信息安全和民众个人隐私的情况下，针对性地开放数据。
政府开放数据需要保持规范性、延续性，避免出现某些指标数据统计口径不一、统计时间中断的情况。政府向社会开放数据也有利于市民监督政府工作成效、参与城市管理，进而有助于改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内一些城市已在政府数据资源开放上迈开步伐。2014年，上海召开了推进政府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工作会议，从2014年开始，上海将有序地推进各政府部门向社会开放政府数据资源，促进上海政府职能转变和产业转型发展。
4、合理分配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使稀缺资源能发挥的效用最大化
在我国很多城市，优质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源已经成为优质稀缺资源。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更多的人口将进入城市，而且需要拥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服务的均等权利，这更要求各地政府要合理分配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使稀缺资源发挥的作用最大化。各地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应用系统，让民众不用去学校和医院，就能更方便地接受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利用远程网络满足民众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对于远程网络难以满足的更高层级的需求，再鼓励民众去学校、医院等场所接受现场服务。在远程医疗方面，可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发展远程健康咨询、远程监护、远程会诊等。北京广安门内街道就已经利用信息化手段，搭建起虚拟养老院，运用后台呼叫配送系统，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等，实现了“养老不离家”。
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人口因产业而聚集，城市因产业而发展。离开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智慧城市是城市的转型升级，建设智慧城市也要同时推动产业升级。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追求低速度、高效益，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更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1、培育创新土壤，助力产业创新升级
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大多数产业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支柱产业仍然是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核心技术和品牌上缺乏竞争力。先进技术的研发、优质品牌的打造都需要强大的创新能力来支撑。我国高学历人才众多、优质人力资源丰富，从而吸引了大批海外一流企业在中国建立研究院。为充分发挥我国的人才资源价值，就需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培育创新土壤。创新往往需要来自不同领域智慧的交流和碰撞，智慧城市所带来的一大改变就是追求信息整合、强调沟通协作。政府可利用技术手段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充分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民间的智慧，搭建起一张创新网络来推动创新驱动。
2、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发展空间，支持新生产业发展
智慧城市对云计算、物联网等最新技术有着比较大的需求，需求即市场，这为推动我国相关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我国之前的城镇化建设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预计将带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让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许多城市的支柱产业。为支撑智慧城市，江苏省昆山市已经开始大力发展物联网、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高新技术产业。
政府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根据国外实践经验来看，智慧城市本身的建设和发展将催生一些新生产业。智慧城市带来的产业革新主要体现在：新型信息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针对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中产生的新需求，政府也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满足新需求的新生产业发展。
技术和管理双管齐下，做好网络安全保障
1、政府要引导本国科研机构、技术厂商加强对智慧城市核心技术的研发
政府可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助力本土科研机构、技术厂商加快智慧城市核心技术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化。政府可以支持本土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与承担相关重大科研项目，给予政策性资金支持，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化，调动各方力量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在可信计算、云计算安全、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和移动互联网安全等领域的安全技术创新。 2、完善城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管理制度
各个城市需要建立清晰明确的网络安全管理机制，确定总负责人和各分项负责人，施行责任追究制。加强安全绩效考核，培养各级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和能力，例如可以定期开展网络信息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演练。另外要对管理制度、设备审查、系统防护、信息保护、建设运维、安全保障标准规范等方面定期进行信息安全风险测评和评估，并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风险进行控制和处置。
3、增强普通民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
普通民众作为智慧城市的服务对象，是各种网络信息系统的使用者。普通民众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也能影响到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保障。2014年发生的一些网络信息安全事故，比如苹果公司iCloud、Snapchat等用户资料泄露等，都与用户安全意识薄弱有关，体现在密码设置得太简单、随意安装第三方不良软件等方面。
智慧城市将让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加网络化，所以政府应该将网络安全教育作为市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政府可以通过举办线上线下的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在电视和互联网上播放宣传短片等多种方式来向民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也可以考虑以社区为单位来定期组织网络安全宣传体验活动。2015年6月，我国举办了第二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围绕不同的主题日来组织宣传推广和公众体验活动，让广大民众切身体验和了解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网络安全注意事项，取得了不错效果。
灵活选择恰当的合作模式，充分引入社会力量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上，政府应该主要在顶层设计、标准制定、行业监督等方面发挥作用，具体实施则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交由企业去执行。针对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分工，计算机世界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88.17%的民众认为应该“政府做好总体规划和监管，具体怎么做交给企业去运作实施，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11.83%的民众认为应该“政府在方方面面提出具体要求，交由企业去操作实施，由政府指导一切事务”。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日益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民众认为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上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1、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不能仅靠政府资金投入，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据统计，在全国193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中，目前共有2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1.6万亿元。从资金来源看，智慧城市项目的资金来源中，一般是财政投入占20%，银行贷款占20%，企业自有资金占33%，其他的27% 来自园区等方面投资。
从资金用途来看，投资额度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信息平台等领域。在智慧城市建成后的管理、运维方面，仍需大量资金投入。政府可通过与企业共同投资、第三方服务外包等方式，吸引各方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从国外智慧城市经验来看，电信运营商和高新技术公司是主要投资者。不过智慧城市投资对单个企业而言仍然压力巨大，政府可鼓励成立针对智慧城市的产业基金，引入多方资金共谋智慧城市发展。
智慧城市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政府在项目初期投入引导资金为前提，用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在上海浦东的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上，政府直接投入20亿元，吸引了300多亿元民间资本投资智慧城市相关产业。
2、针对不同项目的具体性质，确定项目建设的主要出资方
智慧城市在本质上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城市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这反过来要求智慧城市在建设和运营模式上也要创新，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建设模式，转变为特许经营、购买服务、公司合营、企业主导等多元化的建设和运营模式，根据不同项目的具体特点选择定制化的模式。可根据智慧城市不同项目在保密性、可经营性、盈利能力等方面的具体差异，选择恰当的建设、运营模式，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
对于基础性、公益性、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政府要作为主要出资方，并负责运营管理，比如智慧政务、智慧能源、基础网络建设等方面。在可经营性强、盈利模式明确、个性化的民众生活服务领域，政府可引入社会资本或完全利用社会资本，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运营管理，例如智慧旅游等。苏州工业园区就计划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根据项目的不同形式，分别采取政府投资建设运营、政府购买服务和企业投资等不同模式。
3、确立科学的商业模式，使各参与方获得可观收益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运营的一大前提是能让参与企业获得可观收益，这就需要设计科学的商业模式，明确参与企业的权责利。商业模式的具体设计需要各参与方共同探讨。政府可针对各个智慧城市领域，明确政府购买智慧城市服务的具体内容，开展管理外包和系统运维外包，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租赁等方式向企业购买服务。
4、选择共赢的政企合作模式
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上有着多种政企合作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① BT模式（Built-Transfer，建设—移交）：政府引入社会资金进行基础非经营性设施建设，由企业提供全部建设费用，建成后交由政府使用，政府通过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全部建设费用及合理的资金回报;②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移交）：政府和企业达成合作协议，由政府向企业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一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企业在经营中收回建设费用;③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广义的PPP泛指BOT、TOT、DBFO等一系列项目融资方式，狭义的PPP是指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合作共同体关系。
由于BT模式不需要政府进行前期投资，只需要提供政策支持，全部建设资金和技术方案都由企业提供，所以一些地方政府比较倾向于采用BT模式。然而BT模式让企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BT模式需要企业先期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周期比较长，而且还需要经过政府验收。如果验收不通过，企业不仅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伤害企业自身品牌，不利于在后续其他项目上的业务拓展。BT模式的另外一个弊端是不利于智慧城市项目后续的长期维护和运营。在BT模式下，企业完成项目建设后就将项目移交给政府，不再参与项目运营。政府自己组织人力或委托其他社会力量进行项目运营，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项目运营效果。BT模式容易导致“重建设、轻运营”情况的发生。智慧城市不仅要建设好，还要运营好。 BOT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也能有效调动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的积极性。不过在BOT模式下，企业的资金回报主要来自对项目建成后运营相关产品和服务所获得的收入，这就要求项目要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在一些公益性、不具盈利性的项目上会不大适用BOT模式。
狭义的PPP模式具体体现为政府与社会主体组成专门机构，比如合资公司，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设计开发，共同承担风险，进行全过程合作。这种模式除了能减轻政府财政压力、降低企业风险外，还有利于项目建成后长期的运营和维护。目前国内一些企业正在积极探索狭义的PPP模式。2014年6月，中兴通讯与银川市政府合资成立了中兴（银川）智慧产业有限公司，专门负责银川市智慧城市的建设与运营。
针对不同项目的具体性质，政府可以选择相适配的政企合作模式，实现最大程度的共赢。对于公益性、基础性、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政府可优先考虑选择BT模式，由政府自身投资和运营。而对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盈利能力比较强的项目，政府则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尽可能少采用BT模式，多采用BOT模式和狭义PPP模式。
国家标准委计划在三到五年之内，制定41项智慧城市的国家标准。智慧城市标准的研制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中得到了验证和试验，为标准的持续改进提供了现实基础。
——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
中国现在来到了智慧城市的3.0时代。1.0时代是在2005年左右，主要是数字城市，将信息放在虚拟的平台，利用虚拟平台服务民生、服务民众。2010年左右是2.0时代，主要是无线城市，基于WIFI基础的发展和数据流量的发展，进行数据共享，随时随地上网。而现在已经来到了智慧城市3.0的时代，主要是看数据怎么融合、分析和服务民众。
——IDC研究报告《中国智慧城市3.0时代》
“打造数据治理环境，将政府各部门分散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形成治理环境下持续的循环。政府数据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会流动起来、互相调用的。某个数据从一个委办局产生，被另一个委办局申请去应用，反馈并持续修正，再共享给其它委办局使用，这样会形成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神州数码智慧城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梅岭
智慧城市本身的特点决定了金融必须创新——城市发展需要融资，融资需要创新。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
“创新投融资模式。利用公共资源建设停车设施，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政府投入公共资源产权，与社会资本共同开发建设，采用放弃一定时期的收益权等形式保障社会资本的收益;允许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使用权人的前提下将部分建筑面积用作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收益用于弥补停车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不足。”
——国家发改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1、明确智慧城市内涵，避免等同于“数字城市”、“信息化城市”
智慧城市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建设，也不同于以往的“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更高阶段，不仅需要利用先进技术实现城市各方面资源的数字化、信息化，还要对各方信息加以整合利用，并以此为基础提供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新理念、新模式。目前一些地方简单地将智慧城市理解为城市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城市建设，只是运用各种技术实现城市教育、医疗、交通等各方面的信息化，而未针对各方面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和利用，也没有进行城市管理的理念变革与模式革新。
2、在各城市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门的负责机构
智慧城市涉及到交通、医疗、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信息化问题，还需统筹协调多个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的利益和资源，有时还需要不同城市间进行联动与合作，这就要求智慧城市在各地必须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在智慧城市要不要建、怎么建、怎么管等一系列问题上，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中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对智慧城市构成一定阻力。这就要求一把手领导能坚定目标、认准方向，推动智慧城市工程的实施。
“一把手工程”要有组织机制保障，否则难以落到实处，可组建由一把手领导总负责的智慧城市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成员构成中包含发改委、经信委、公安、交通、医疗、教育等委办局的负责人，这有利于更有效地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科学规划和资源配置。领导小组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举行跨部门的联席工作会议，及时解决智慧城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人、财、物等方面进行总体统筹。
3、遵循“问题导向”，针对不同城市独特的定位、资源、产业和民众需求，科学设计重点建设方向
各个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目的是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独特问题，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产业的独特优势，进而取得可持续良性发展，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各个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要有不同的侧重点，选择恰当而关键的突破口，以点带面。此外，智慧城市是个系统性的庞大工程，时间成本、资金投入都十分巨大，如果每个城市都追求“大而全”，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全线开花”，实施难度会很大，容易半途而废。
有鉴于此，各个城市应该量力而行，清楚了解本市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民众最迫切需要哪方面的改善，选择少数几个重点突破口，组织政府和社会力量首先在这几个领域建设智慧城市。例如，一个城市的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那么政府就应该考虑首先上马智慧医疗方面的项目。另外，在智慧城市建设突破口的选择上也需要系统考虑，比如一个城市环保问题比较严重，这不是仅仅上线智慧环保项目就能解决，还需要推进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领域的发展，从污染源头来解决环保问题。
此外，由于每个城市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即使在相同的智慧城市领域方面，也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差异化的项目实施。例如，德国各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虽然大都集中在节能环保领域，但这些城市在实施的具体项目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基础和市民素质等因素上都有差异。
4、各个城市不能在智慧城市上自成体系、相互独立，在建设之初就要考虑与周边城市的互联互通
一个城市内各部门各行业间要避免形成“信息孤岛”，同样一个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也要避免形成“信息孤岛”，在网络基础设施、信息数据资源、应用系统等方面要进行互联互通。信息数据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而应用系统在不同城市之间实现互联互通，才能真正给各城市民众的生活带来便利。比如，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很多方面的应用系统都存在跨城市、跨区域的问题。各个城市在制定规划时，就要充分考虑与周边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结合，在建设和运营上相互密切沟通配合，否则就难以实现真正的智慧城市。
5、在建设时间表的制定上要注重循序渐进，明确各阶段建设重点
智慧城市是一项周期长、牵涉范围广的庞大系统工程，实施难度比较大，短期内难以完成，需要在时间表上做好长远规划，将这个大工程化为各个时间点上的小行动，明确各阶段的工作重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过去中国一些城市在工程建设上习惯追求“大干快上”。“大干快上”作为建设的决心和热情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城市建设的具体实施上还要遵循客观规律。中国大多数城市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方面还缺乏经验，智慧城市的建设不宜求快，而宜求稳。各地应该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其他城市经验、教训之后，再推进相关项目建设。对各阶段规划的项目要量力而行、突出重点，避免实施过多、过大、力不能及的项目。
6、注重中远期规划的同时，要明确短期内具体可操作的实施内容，尽快解决民众遇到的实际问题
智慧城市虽然要做好长远规划，但也要明确短期内需要做的具体内容，否则整个规划容易空泛，难以落地，民众从规划中难以看出他们的生活在不远的将来会得到哪些改善，会影响他们对智慧城市的支持热情。对于短期就能给民众带来好处的项目可给予一定的税收激励，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转变城市管理理念，优化管理方式 1、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理念转型，为民众参与城市管理提供条件
智慧城市建设成功的关键是建设智慧政府。智慧政府不是简单地在技术层面上实现电子政务，而是要建立适配智慧城市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建设智慧政府要求政府要能对城市问题和民众需求进行全面透彻的感知、提前预测，然后快速反应，主动解决相关问题，提高城市管理效率，而且要积极吸引民众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民众服务，民众是智慧城市的重要主体。智慧城市将给城市生活各个领域带来新变化、新问题，城市管理事务日益复杂，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靠政府自身的管理智慧，还需要调动广大民众的智慧。中国模式2.0要求加强社会的自治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由社会自治弥补行政权力收缩留下的权力空间。各城市应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契机，为民众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创造条件，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随着智慧城市给城市生活带来的高度信息化，民众通过政府开放的数据会对政府工作产生更全面深刻的了解，而他们参与城市管理、监督政府工作、表达社情民意的方式和渠道也更为便捷，政府可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理念，实现政府和民众由对话沟通到协作行动的转变。政府可以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加强对城市问题、社情民意的透彻感知和综合分析，把握民众需求，主动服务，为民众提供对话沟通渠道，在广泛听取民众意见的前提下，对公共事务管理做出决策。
计算机世界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绝大部分民众都有为城市管理建言献策的热情。当被问及“如果政府提供一个网络平台，鼓励民众在上面为各个领域的城市管理提建议，您是否会参与”时，88.17%的受访者表示会参与，仅有11.83%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参与。
2、提高管理的快速反应能力，应对信息时代新要求
政府对智慧城市的管理需要提升快速反应能力。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口将更为集中。在人口集中的情况下，如果发生重大灾难、流行疾病等突发事件，危害的波及范围将更大，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提高快速反应能力，让产生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政府在运用信息技术加强对城市公共生活感知监测能力的同时，也要优化各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与信息共享，提高应急决策的科学性和速度，实现城市各方资源全面迅速的统一调度，实现迅速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题。
推广智慧城市概念，鼓励民众积极参与
智慧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民众服务，提高民众城市生活质量。为了不让智慧城市建设偏离目标，要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让民众广泛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然而参与的前提是了解，目前民众对智慧城市还缺乏了解，政府可与企业合作，向民众共同推广智慧城市概念。对智慧城市概念的宣传方式有多种，各有利弊，每种方式所适合的人群特征也有所不同，最有效的推广方法就是综合运用这些方式。
计算机世界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关于智慧城市概念的宣传推广方式，民众认为政府最应采用的方式是“利用电视、互联网、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宣传”，有86.02%的受访者选择该方式;其次是“组织常态化的线下展览会、体验展”，选择该方式的受访者占62.37%;最后是“设计并推广含有智慧城市使用场景的网络游戏”，仅有30.11%的受访者选择该方式。
仔细分析民众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民众最希望政府通过大众媒体宣传智慧城市概念是因为民众日常生活中对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接触比较多，这种宣传方式覆盖面广，而他们接受这种宣传所需付出的成本也比较低。
相比大众媒体宣传，线下展览会和体验展是更能让民众对智慧城市产生直观、深刻了解的推广方式，而选择该方式的民众比选择大众媒体的民众占比少了两成多。分析其背后原因，可能是因为线下活动的宣传方式虽然更直观，但它需要民众亲身前往活动现场，对民众而言，其参与成本高于大众媒体。
只有三成的民众选择通过网络游戏方式，很有可能是因为在民众的认识中，网络游戏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手段，作为学习手段不大合适，而且他们对网络游戏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持警惕态度。选择该方式的民众应该主要是喜爱网络游戏的年轻群体。
1、与企业合作，组织常态化的宣传体验展和培训活动
政府可以与企业合作，定期组织一些关于智慧城市的宣传体验展，或是建设永久性的智慧城市体验场馆，向广大民众传播智慧城市的概念，让民众了解什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能给他们的实际生活带来哪些便利。民众在了解智慧城市后也会提出自己对智慧城市的意见和看法，民众的意见对优化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永久性的智慧城市体验场馆除了向民众推广智慧城市概念外，还可以承担向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和管理的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的职能，推广有关智慧城市的评估指标体系、运营标准和解决方案等。
目前，国内外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组织常态化的、面向公众的智慧城市宣传体验展。2014年9月26日-10月3日，“北京国际设计周”将智慧城市版块作为设计周七大主体活动版块之一，主题为“城市未来，智慧设计”，涵盖智慧城市创新中心启动活动、智慧城市专题论坛、智慧城市专业出版物、智慧城市规划设计系列展及智慧城市主题活动五部分。2014年10月27日—11月6日，在上海市经信委的指导下，上海成功举办了“上海智慧城市体验周”活动，让市民体验了解上海智慧城市在政务、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建设成果。从2011年起，在巴塞罗那市政府的支持下，西班牙每年11月中旬会在巴塞罗那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巴塞罗那世界智慧城市博览会，目前共计超过3万位专业人士、7000个代表团和500家优秀企业参展商参会。
2、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宣传
政府可以制作阐释智慧城市概念内涵的宣传片、微电影短片，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平台播出。针对民众的宣传要突出智慧城市能具体解决城市生活中的哪些问题、展现具体使用场景，而不要突出民众不易理解的一些技术层面的名词概念。政府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针对智慧城市的网络展馆和体验展，弥补线下活动覆盖面的不足。为普及智慧城市相关基础知识，可以在互联网上举办在线智慧城市知识有奖竞答活动，突出游戏性和趣味性，以吸引更多民众参加。除推广智慧城市概念外，各地政府还可以积极宣传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让民众及时评判。 3、开发含有智慧城市使用场景的绿色网络游戏
智慧城市作为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民众通过文字、视频或许仍难以真正理解。万通集团在推广“立体城市”概念上，就开发了包含“立体城市”使用场景的网络游戏，在年轻人群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民众在娱乐互动的同时，对“立体城市”有了更深的体验。各地也可以借鉴万通集团的经验，针对年轻人群开发并推广含有智慧城市使用场景的绿色网络游戏，寓教于乐，让民众在互动体验中了解智慧城市。
科学设计智慧城市标准，使得“标准引领”发挥最大功效
1、完善智慧城市评估标准体系，以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为主要评估标准，而不仅是采用多少先进技术
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不是搭建技术系统，而是解决民众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所以智慧城市评估标准体系的设计要遵循“问题导向”而不是“技术导向”。一个城市搭建多少技术系统，这是成本层面的因素，这些技术系统解决了多少问题，这才是效果层面的因素。对智慧城市的评估要注重评估效果，而不是成本。然而对于一些实施周期比较长、短期内难出效果的智慧城市项目，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短期内还是要以实施了哪些举措、运用了哪些技术为主要评估对象，暂时不将效果作为主要评估对象。例如欧盟针对中小城市设计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就梳理了智慧经济、智慧公众、智慧管理、智慧移动性、智慧环境和智慧生活6 大维度、31个方面、74项指标，在评价指标上遵循“以人为本、强化服务、强化价值创造”的原则。
2、在对智慧城市各项目实施成效的评估上，除听取专家意见外，还要让民众参与评估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针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成立了专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于民众是智慧城市的最终服务对象，在智慧城市各项目实施成效的评估上，不仅要听取专家的意见，还要让民众参与评估、发表意见。例如，在对“智慧泉州”建设绩效的评估上，泉州就采用了指标考核、公众评议和专家评定三种方式。此外，除让民众参与结果评估外，还可以让民众参与过程监督，政府及时向民众公布智慧城市建设取得的进展，接受民众监督，让民众力量贯穿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的整个过程。
管理机制完善，提供组织保障、法律保障
1、中央多部委在齐抓共管的同时，需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给各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以清晰指导
对智慧城市的指导涉及多个中央部委。由于自身职责范围的不同，各部委对智慧城市的建设思路、评估标准和政策意见等方面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为避免出现各部委间意见不一、标准不一、指令不一的情况，给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各部委间需加强统筹沟通，结合各自优势，明确分工，给各地以清晰指导，建立科学的顶层协调机制，及时解决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检查工作推进情况，适时对各地智慧城市建设进行帮助指导、阶段评估和绩效评价。
2、健全重大项目风险和效益评估机制，避免项目盲目上马
政府在智慧城市方面的重大项目，大多具有周期长、资金额度大、涉及公共利益多、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在项目上马前，政府可组织项目听证会，汇集科研院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以及专家、民众意见，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方面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分析项目在技术、经济、环境和法律等层面的风险。风险大、效益低的项目要避免上马，未做风险评估的项目不能上马。对项目的评估也不能仅局限在工程技术、投资效益和投资风险等技术经济层面，还要考虑项目能否有效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3、建立适应智慧城市的法律法规体系，避免出现法律监管漏洞
智慧城市涉及到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方方面面，面临的法律问题要比互联网时代更复杂多变，亟需建立相适配的法律法规体系。智慧城市将非常注重大数据挖掘和分析，但具体怎样实施则需要法律去规范，就信息保护出台相关法律，保护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不受侵犯，防止大数据被滥用。我国在互联网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存在一些漏洞，要避免在智慧城市中出现相同的问题，要实现有法可依。另外，我国会针对智慧城市的管理、运营进行体制机制变革，新的管理机制也需要新的法律法规与之适配。
4、政府和技术厂商要深化合作，实现信息技术与城市各功能体系的深度融合
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城市对民众的服务水平，而服务水平的提升不光涉及技术层面，还涉及政府各部门的制度、机制和政策措施等，这就需要政府和技术厂商深化合作。政府需要把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利益诉求清晰地传达给技术厂商，加深厂商对城市各功能服务体系的了解，进而有利于更深层次地开展合作。
充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提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
1、把分散在各部门各行业的数据集中起来，消除不利于大数据资源整合的管理障碍
目前同级政府部门在数据信息共享方面不仅面对技术层面的障碍，还面临管理层面的障碍。同级部门之间如果需要分享数据，很多时候需要向上级领导部门申请，制约了数据共享的效率。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体制机制变革，提供制度保障，改变数据资源条块分割的现状，消除不利于大数据资源整合的组织障碍。中央多个部委出台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信息惠民国家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要求》等文件也都提到政府各部门间要加强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这反映出国家层面已深刻认识到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重要性。
各级部门与其他部门间可建立信息共享的协调机制，相互间采用权责对等的合作模式。如此一来，国土、环保、水利、交通、城管、公安等各部门可以在有权限的情况下随时从数据共享系统中调取所需的数据，在信息共享交换中互通有无、共同获益，这对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提升行政效率也是极大的促进。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在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的执行层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2014年2月26日，广东省政府印发了《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将成立广东省大数据管理局作为广东省经信委21个内设机构之一，而“组织协调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是广东省大数据管理局的重要职能之一。 2、充分发挥大数据辅助政府工作决策的作用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是建立善治政府的重要途径，而获取全面信息是提高决策水平的重要前提。智慧城市是高度信息化的城市，提高政府对智慧城市的管理水平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大数据的来源既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旅游、企业信用、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综合交通、公用设施和环境质量等方方面面的数据信息，也包括社情民意，对这些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能有效辅助政府工作决策，避免决策时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大数据也可以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帮助政府提前做出应急预案。
3、将不涉密的数据资源提供给社会，由社会力量利用数据资源提升城市运营管理水平
一个城市各领域中的数据是智慧城市的宝贵资产，而政府是数据资产的主要生产者和拥有者。政府掌握的数据覆盖人口、交通、卫生、社保、税收和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这些数据只有被加以分析，才能充分发挥价值。建议政府将不涉密的数据资源定期向社会公布，鼓励社会力量分析相关数据，从中提炼价值点，更好地服务民众生活，政府也能从中获益。例如，纽约市向社会公布了该市多年犯罪案件的详细记录，一些公司对这些数据分析后，开发出了提示民众避免进入犯罪高发区的手机应用，降低了犯罪案件发生的概率。纽约市政府通过开放数据，利用社会力量提高了城市治安管理水平。另外，政府开放数据也有利于向社会提供更多新的工作机会，产生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例如在美国Data.gov网站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围绕纽约开放数据平台成立的应用开发团队已有一百多个。
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站来发布数据信息，允许民众和企业免费下载和查询。为了提高社会力量分析数据的效率，政府还可以提供应用程序开放接口。开放数据是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过程，政府可以先提供渠道，让民众和企业表达自己的数据需求，然后在不危及国家信息安全和民众个人隐私的情况下，针对性地开放数据。
政府开放数据需要保持规范性、延续性，避免出现某些指标数据统计口径不一、统计时间中断的情况。政府向社会开放数据也有利于市民监督政府工作成效、参与城市管理，进而有助于改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内一些城市已在政府数据资源开放上迈开步伐。2014年，上海召开了推进政府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工作会议，从2014年开始，上海将有序地推进各政府部门向社会开放政府数据资源，促进上海政府职能转变和产业转型发展。
4、合理分配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使稀缺资源能发挥的效用最大化
在我国很多城市，优质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源已经成为优质稀缺资源。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更多的人口将进入城市，而且需要拥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服务的均等权利，这更要求各地政府要合理分配教育、医疗等稀缺资源，使稀缺资源发挥的作用最大化。各地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应用系统，让民众不用去学校和医院，就能更方便地接受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利用远程网络满足民众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对于远程网络难以满足的更高层级的需求，再鼓励民众去学校、医院等场所接受现场服务。在远程医疗方面，可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发展远程健康咨询、远程监护、远程会诊等。北京广安门内街道就已经利用信息化手段，搭建起虚拟养老院，运用后台呼叫配送系统，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等，实现了“养老不离家”。
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人口因产业而聚集，城市因产业而发展。离开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智慧城市是城市的转型升级，建设智慧城市也要同时推动产业升级。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追求低速度、高效益，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更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1、培育创新土壤，助力产业创新升级
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大多数产业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支柱产业仍然是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核心技术和品牌上缺乏竞争力。先进技术的研发、优质品牌的打造都需要强大的创新能力来支撑。我国高学历人才众多、优质人力资源丰富，从而吸引了大批海外一流企业在中国建立研究院。为充分发挥我国的人才资源价值，就需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培育创新土壤。创新往往需要来自不同领域智慧的交流和碰撞，智慧城市所带来的一大改变就是追求信息整合、强调沟通协作。政府可利用技术手段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充分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民间的智慧，搭建起一张创新网络来推动创新驱动。
2、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发展空间，支持新生产业发展
智慧城市对云计算、物联网等最新技术有着比较大的需求，需求即市场，这为推动我国相关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我国之前的城镇化建设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预计将带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让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许多城市的支柱产业。为支撑智慧城市，江苏省昆山市已经开始大力发展物联网、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高新技术产业。
政府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根据国外实践经验来看，智慧城市本身的建设和发展将催生一些新生产业。智慧城市带来的产业革新主要体现在：新型信息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针对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中产生的新需求，政府也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满足新需求的新生产业发展。
技术和管理双管齐下，做好网络安全保障
1、政府要引导本国科研机构、技术厂商加强对智慧城市核心技术的研发
政府可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助力本土科研机构、技术厂商加快智慧城市核心技术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化。政府可以支持本土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与承担相关重大科研项目，给予政策性资金支持，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化，调动各方力量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在可信计算、云计算安全、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和移动互联网安全等领域的安全技术创新。 2、完善城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管理制度
各个城市需要建立清晰明确的网络安全管理机制，确定总负责人和各分项负责人，施行责任追究制。加强安全绩效考核，培养各级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和能力，例如可以定期开展网络信息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演练。另外要对管理制度、设备审查、系统防护、信息保护、建设运维、安全保障标准规范等方面定期进行信息安全风险测评和评估，并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风险进行控制和处置。
3、增强普通民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
普通民众作为智慧城市的服务对象，是各种网络信息系统的使用者。普通民众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也能影响到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保障。2014年发生的一些网络信息安全事故，比如苹果公司iCloud、Snapchat等用户资料泄露等，都与用户安全意识薄弱有关，体现在密码设置得太简单、随意安装第三方不良软件等方面。
智慧城市将让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加网络化，所以政府应该将网络安全教育作为市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政府可以通过举办线上线下的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在电视和互联网上播放宣传短片等多种方式来向民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也可以考虑以社区为单位来定期组织网络安全宣传体验活动。2015年6月，我国举办了第二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围绕不同的主题日来组织宣传推广和公众体验活动，让广大民众切身体验和了解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网络安全注意事项，取得了不错效果。
灵活选择恰当的合作模式，充分引入社会力量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上，政府应该主要在顶层设计、标准制定、行业监督等方面发挥作用，具体实施则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交由企业去执行。针对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分工，计算机世界研究院在调研中发现，88.17%的民众认为应该“政府做好总体规划和监管，具体怎么做交给企业去运作实施，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11.83%的民众认为应该“政府在方方面面提出具体要求，交由企业去操作实施，由政府指导一切事务”。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日益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民众认为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上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1、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不能仅靠政府资金投入，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据统计，在全国193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中，目前共有2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1.6万亿元。从资金来源看，智慧城市项目的资金来源中，一般是财政投入占20%，银行贷款占20%，企业自有资金占33%，其他的27% 来自园区等方面投资。
从资金用途来看，投资额度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信息平台等领域。在智慧城市建成后的管理、运维方面，仍需大量资金投入。政府可通过与企业共同投资、第三方服务外包等方式，吸引各方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从国外智慧城市经验来看，电信运营商和高新技术公司是主要投资者。不过智慧城市投资对单个企业而言仍然压力巨大，政府可鼓励成立针对智慧城市的产业基金，引入多方资金共谋智慧城市发展。
智慧城市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政府在项目初期投入引导资金为前提，用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在上海浦东的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上，政府直接投入20亿元，吸引了300多亿元民间资本投资智慧城市相关产业。
2、针对不同项目的具体性质，确定项目建设的主要出资方
智慧城市在本质上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城市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这反过来要求智慧城市在建设和运营模式上也要创新，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建设模式，转变为特许经营、购买服务、公司合营、企业主导等多元化的建设和运营模式，根据不同项目的具体特点选择定制化的模式。可根据智慧城市不同项目在保密性、可经营性、盈利能力等方面的具体差异，选择恰当的建设、运营模式，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
对于基础性、公益性、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政府要作为主要出资方，并负责运营管理，比如智慧政务、智慧能源、基础网络建设等方面。在可经营性强、盈利模式明确、个性化的民众生活服务领域，政府可引入社会资本或完全利用社会资本，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运营管理，例如智慧旅游等。苏州工业园区就计划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根据项目的不同形式，分别采取政府投资建设运营、政府购买服务和企业投资等不同模式。
3、确立科学的商业模式，使各参与方获得可观收益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运营的一大前提是能让参与企业获得可观收益，这就需要设计科学的商业模式，明确参与企业的权责利。商业模式的具体设计需要各参与方共同探讨。政府可针对各个智慧城市领域，明确政府购买智慧城市服务的具体内容，开展管理外包和系统运维外包，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租赁等方式向企业购买服务。
4、选择共赢的政企合作模式
在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上有着多种政企合作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① BT模式（Built-Transfer，建设—移交）：政府引入社会资金进行基础非经营性设施建设，由企业提供全部建设费用，建成后交由政府使用，政府通过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全部建设费用及合理的资金回报;②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移交）：政府和企业达成合作协议，由政府向企业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一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企业在经营中收回建设费用;③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广义的PPP泛指BOT、TOT、DBFO等一系列项目融资方式，狭义的PPP是指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合作共同体关系。
由于BT模式不需要政府进行前期投资，只需要提供政策支持，全部建设资金和技术方案都由企业提供，所以一些地方政府比较倾向于采用BT模式。然而BT模式让企业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BT模式需要企业先期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周期比较长，而且还需要经过政府验收。如果验收不通过，企业不仅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伤害企业自身品牌，不利于在后续其他项目上的业务拓展。BT模式的另外一个弊端是不利于智慧城市项目后续的长期维护和运营。在BT模式下，企业完成项目建设后就将项目移交给政府，不再参与项目运营。政府自己组织人力或委托其他社会力量进行项目运营，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项目运营效果。BT模式容易导致“重建设、轻运营”情况的发生。智慧城市不仅要建设好，还要运营好。 BOT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也能有效调动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的积极性。不过在BOT模式下，企业的资金回报主要来自对项目建成后运营相关产品和服务所获得的收入，这就要求项目要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在一些公益性、不具盈利性的项目上会不大适用BOT模式。
狭义的PPP模式具体体现为政府与社会主体组成专门机构，比如合资公司，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设计开发，共同承担风险，进行全过程合作。这种模式除了能减轻政府财政压力、降低企业风险外，还有利于项目建成后长期的运营和维护。目前国内一些企业正在积极探索狭义的PPP模式。2014年6月，中兴通讯与银川市政府合资成立了中兴（银川）智慧产业有限公司，专门负责银川市智慧城市的建设与运营。
针对不同项目的具体性质，政府可以选择相适配的政企合作模式，实现最大程度的共赢。对于公益性、基础性、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政府可优先考虑选择BT模式，由政府自身投资和运营。而对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盈利能力比较强的项目，政府则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尽可能少采用BT模式，多采用BOT模式和狭义PPP模式。
国家标准委计划在三到五年之内，制定41项智慧城市的国家标准。智慧城市标准的研制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中得到了验证和试验，为标准的持续改进提供了现实基础。
——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
中国现在来到了智慧城市的3.0时代。1.0时代是在2005年左右，主要是数字城市，将信息放在虚拟的平台，利用虚拟平台服务民生、服务民众。2010年左右是2.0时代，主要是无线城市，基于WIFI基础的发展和数据流量的发展，进行数据共享，随时随地上网。而现在已经来到了智慧城市3.0的时代，主要是看数据怎么融合、分析和服务民众。
——IDC研究报告《中国智慧城市3.0时代》
“打造数据治理环境，将政府各部门分散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形成治理环境下持续的循环。政府数据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会流动起来、互相调用的。某个数据从一个委办局产生，被另一个委办局申请去应用，反馈并持续修正，再共享给其它委办局使用，这样会形成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神州数码智慧城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梅岭
智慧城市本身的特点决定了金融必须创新——城市发展需要融资，融资需要创新。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
“创新投融资模式。利用公共资源建设停车设施，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政府投入公共资源产权，与社会资本共同开发建设，采用放弃一定时期的收益权等形式保障社会资本的收益;允许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使用权人的前提下将部分建筑面积用作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收益用于弥补停车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不足。”
——国家发改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