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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湖北武汉的南太子湖一直在进行一项工程。这个小型湖泊的东南侧排水口，也就是名幸电子公司的“雨水渠”渠口的扇形区域中，湖底淤泥表面大约0至10厘米处的表面一层基本已经被清理掉。
清理淤泥的过程并不简单，先要挖出8个池塘，用泵把浑水下的泥打散后抽上来，倒到池塘里，经过甩干后运到另外一个城市—荆门进行处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铜和镍的重金属污染。根据此前环保组织的检测，南太子湖与排水渠相连部分的底泥中铜的含量高达4270毫克/千克，比长江中游湖泊底泥的铜含量高56至193倍。而一旦泥沙中铜含量超过270毫克/千克的限值，就已经极度危险。
此外，负责清淤的名幸电子还把它原本埋在地下的管道上移到地面来，以免管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泄漏。这些治污和改造工程如今已经接近尾声，花费了上千万元。
在印刷电路板业排名全球前五的名幸电子是苹果的供应商。根据苹果委托、也受环保组织信赖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名幸电子公司如今的排污治污已经达标。武汉名幸的治污，正是苹果去年遭遇有关环保的质疑后，推动其供应商进行改进的第一例。也是一些环保组织在耗时两年推动苹果后见到的第一个结果。
马军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与苹果的对话。
这位《中国水危机》的作者2006年创立了一个叫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民间环保机构，此前做的事情是搜集资料—政府官方已经公示的检测和处罚信息—汇聚在一起做成一个数据库，可以让使用者方便地查找和印证这些信息，。
在做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一年后，马军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加入了一个叫作“绿色选择倡议”的环保组织联盟，他们希望靠向消费者披露违规企业信息，让消费者主动选择绿色产品，来向生产者施加压力。
很快他们就发现一对一的撬动并不现实。仅IPE里就有10万条违规记录。而在生产销售全球化、诸多大厂商有大量上游供应商的今天，很多污染企业跟消费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于是他们改去找大公司，比如可口可乐、耐克、联合利华。虽然这些大公司从法理上说对此并没有责任，但他们希望这些公司考虑到社会责任和公众形象，去比照自己的供应商和IPE数据库里的污染名单，并推动供应商改进。
愿意主动使用这个免费数据库的公司并不算多。对任何公司来说，主动使用这个数据库都是个麻烦事，曾经有原本热心的公司后来改了主意，因为这些公司看到自己上游各级供应商总数竟然有五千多家，这么做实在难度太大了。环保组织发现，更多企业除非被直接点名，否则不会去这么做。
到了2010年，马军做了一个NGO同行们觉得“疯狂”的举动：打算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去推进。这是考虑到主动做环保会增加生产成本，这么做的公司可能在竞争中反而处于劣势。他选择的第一个行业，是会造成重金属污染的IT行业。
具体的办法，是给这些公司的全球CEO写信，告知这家公司可能使用了存在环保违规的供应商。苹果是马军第一批发函的29家企业中的一家，其他28家包括诺基亚、三星、联想、西门子等IT大公司。
根据苹果的公开信息，2010年4月18日，马军给苹果中国和美国总部都发了邮件，但信里仅列出了3家有问题的疑似供应商。这是由于苹果对自己的供应商保密，查找它们之间的关联并不容易。马军原本打算推动企业自己去了解供应商情况，并未意识到自己会跟苹果耗上一年多。
邮件发出后，28家大公司都有了回应，它们通常会派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员工来联系了解情况，之后还会带上供应链公司力图解决问题，除了苹果。
8月，马军给苹果发去邮件询问：一家叫作联建科技公司的工厂发生了工人中毒的事件，它疑似苹果供应商。
直到四个月之后，苹果正式回应，说自己的一贯政策是不披露供应商。
这跟马军他们预料的差不多。马军曾经在一个叫MacStories的网站上看到过，乔布斯如何回应苹果用户Jay Yerex对关注富士康自杀事件建议的回应，乔布斯发给Jay苹果网站上企业社会责任的网页链接，并说：“你该教育你自己。我们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其它公司做得都多（You should educate yourself. We do more than any other company on the planet.）。马军揣测持有这种态度的乔布斯恐怕也不会太看重自己提出的质疑。
环保组织并没有停止对这些疑似供应商的调查。一家叫作“达尔问”的环保组织联络了苏州联建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这家公司从2009年开始有一百多名工人发生正己烷中毒，二十多岁的工人因为四肢麻木、手脚刺痛，会站立不稳和晕倒。这些工人提到苹果公司的人会来这家工厂。马军去探访过一家叫运恒五金的公司正己烷中毒的女工，这家小工厂生产苹果的Logo部分。
2011年1月，IPE联合“自然之友”和“达尔问”，发了第一期针对苹果的报告，叫《苹果的另一面》。
但这份报告只涉及6家供应商，其中仅有对两家公司污染与苹果的关联的详细描述，而苹果则声誉卓著。马军他们因此受到诸多质疑：报告里的内容是否可靠？是不是苹果的供应商？这家NGO的举动是不是动机不纯？
这时，马军他们只能寻找更多证据来证明自己。与此同时，2011年的苹果供应链则正在发生变化。
在发布2011年第二季度（苹果的第三财季）时，乔布斯说这个季度的“业绩为历史最佳”。一个月后，苹果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了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这主要得益于iPhone和iPad的热销。
从总量上看，苹果产品销售额一直在持续上升，比如苹果iPhone 2011年第二季度出货量为2034万部，是2010年同期的近2.5倍。而每次苹果新产品的推出，都会导致销量同比成倍增长。2010年9月，iPhone 4开始在中国内地发售，到第四季度，iPhone的出货量相比第三季度增加了68%。
2011年3月，苹果iPad 2开始在美国发售，这个更轻薄的产品再次引发销售突增。根据苹果的财报，2011年4月至6月，苹果销售出iPad类产品925万台，相当于2010年第二季度327万台的销售量的近3倍；相当于2011年第一季度469万台的近两倍。 苹果必须在短时间内制造数量数倍于以往的产品，这意味着要求供应商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压力陡增。
压力陡增可能造成极端情况的发生。比如，2011年5月20日，成都富士康iPad 2生产线抛光车间在生产中发生爆炸事故，造成3死16伤。根据事后的调查和媒体报道，这个预期将成为全球最大iPad生产企业的工厂，其第一期仅用时76天的时间建成投产。为赶工期，抛光车间边装机器边生产，第二批来的工人基本上只培训了两三天就上岗。
马军他们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苹果由于销量猛增而给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是苹果供应链问题增多的原因。
在寻找苹果供应商时，马军他们主要通过公开信息搜集，尤其是台湾的IT产业媒体。因为虽然苹果要求它的供应商保密，但台湾IT行业通常还是会传出消息，哪家厂拿到了比如苹果这种公司的大单。
在搜集公开信息时，马军发现数个消息源都提到，苹果于2011年年初敲定了新一代平板电脑iPad 2的第二批印刷电路板（PCB）供应商，这批供应商增加为7家,包括揖斐电（Ibiden）、TTM、金像电、南亚电子、华通、健鼎、名幸（Meiko）。
为了iPad 2的生产，苹果公司在华的印刷电路板生产也急剧扩张。
马军他们怀疑，之所以苹果的供应商用正己烷代替酒精来擦拭屏幕，并最终导致工人中毒，也跟赶工有关：正己烷挥发速度明显快于酒精，能提升工作效率，正己烷的擦拭效果明显优于酒精，可以大大降低次品率。
后来在跟苹果的接触中，马军他们发现，苹果供应链做质量管理的人非常多，但做企业社会责任部分的人则“少得惊人”。
当2011年8月底，马军他们发布第二期针对苹果的报告时，里面涉及的疑似供应商数量从上一期的6家增加到了27家。
当这份报告发布后，迫于媒体和公众的压力—美国的环保组织动员了近千人给苹果写信，并联系到了前美国副总统戈尔—9月，苹果先后有中方代表来见这些NGO，两个美国的副总裁跟他们通了几十分钟的电话，之后马军去旧金山开会时又聊了一个多小时，大致是一个“从不信任到建立信任”的过程。在10月31日与苹果美国总部的约五个小时的会谈中，最后苹果的一名副总裁终于松口，说“苹果也需要一定的透明度”。
2012年1月17日，美国苹果公司首次公布了一份涵盖其材料、代工等领域97%采购额的156家一级供应商名单。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能将具体的工厂、一级供应商的分包商与污染数据库一一对应，但已经是个开始。
同时，除了这些NGO提到的供应商外，苹果注册了IPE的污染数据库，开始对自己的供应商进行内部审查，并雇佣了IPE、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也信任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他们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公共环境中心的副主任王晶晶说，苹果已经换了管理供应链的负责人，人员也有增加。
苹果也在内部审查有进展时，会通报给环保组织。比如，富士康在太原的分厂花了7000多万元来解决废气等问题，苏州的一家供应商也花了400多万美元来解决污染问题。
名幸电子所做出的改变将不是一个个案，苹果未来会让供应链上出现更多的绿色工厂。
清理淤泥的过程并不简单，先要挖出8个池塘，用泵把浑水下的泥打散后抽上来，倒到池塘里，经过甩干后运到另外一个城市—荆门进行处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铜和镍的重金属污染。根据此前环保组织的检测，南太子湖与排水渠相连部分的底泥中铜的含量高达4270毫克/千克，比长江中游湖泊底泥的铜含量高56至193倍。而一旦泥沙中铜含量超过270毫克/千克的限值，就已经极度危险。
此外，负责清淤的名幸电子还把它原本埋在地下的管道上移到地面来，以免管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泄漏。这些治污和改造工程如今已经接近尾声，花费了上千万元。
在印刷电路板业排名全球前五的名幸电子是苹果的供应商。根据苹果委托、也受环保组织信赖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名幸电子公司如今的排污治污已经达标。武汉名幸的治污，正是苹果去年遭遇有关环保的质疑后，推动其供应商进行改进的第一例。也是一些环保组织在耗时两年推动苹果后见到的第一个结果。
马军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与苹果的对话。
这位《中国水危机》的作者2006年创立了一个叫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民间环保机构，此前做的事情是搜集资料—政府官方已经公示的检测和处罚信息—汇聚在一起做成一个数据库，可以让使用者方便地查找和印证这些信息，。
在做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一年后，马军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加入了一个叫作“绿色选择倡议”的环保组织联盟，他们希望靠向消费者披露违规企业信息，让消费者主动选择绿色产品，来向生产者施加压力。
很快他们就发现一对一的撬动并不现实。仅IPE里就有10万条违规记录。而在生产销售全球化、诸多大厂商有大量上游供应商的今天，很多污染企业跟消费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于是他们改去找大公司，比如可口可乐、耐克、联合利华。虽然这些大公司从法理上说对此并没有责任，但他们希望这些公司考虑到社会责任和公众形象，去比照自己的供应商和IPE数据库里的污染名单，并推动供应商改进。
愿意主动使用这个免费数据库的公司并不算多。对任何公司来说，主动使用这个数据库都是个麻烦事，曾经有原本热心的公司后来改了主意，因为这些公司看到自己上游各级供应商总数竟然有五千多家，这么做实在难度太大了。环保组织发现，更多企业除非被直接点名，否则不会去这么做。
到了2010年，马军做了一个NGO同行们觉得“疯狂”的举动：打算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去推进。这是考虑到主动做环保会增加生产成本，这么做的公司可能在竞争中反而处于劣势。他选择的第一个行业，是会造成重金属污染的IT行业。
具体的办法，是给这些公司的全球CEO写信，告知这家公司可能使用了存在环保违规的供应商。苹果是马军第一批发函的29家企业中的一家，其他28家包括诺基亚、三星、联想、西门子等IT大公司。
根据苹果的公开信息，2010年4月18日，马军给苹果中国和美国总部都发了邮件，但信里仅列出了3家有问题的疑似供应商。这是由于苹果对自己的供应商保密，查找它们之间的关联并不容易。马军原本打算推动企业自己去了解供应商情况，并未意识到自己会跟苹果耗上一年多。
邮件发出后，28家大公司都有了回应，它们通常会派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员工来联系了解情况，之后还会带上供应链公司力图解决问题，除了苹果。
8月，马军给苹果发去邮件询问：一家叫作联建科技公司的工厂发生了工人中毒的事件，它疑似苹果供应商。
直到四个月之后，苹果正式回应，说自己的一贯政策是不披露供应商。
这跟马军他们预料的差不多。马军曾经在一个叫MacStories的网站上看到过，乔布斯如何回应苹果用户Jay Yerex对关注富士康自杀事件建议的回应，乔布斯发给Jay苹果网站上企业社会责任的网页链接，并说：“你该教育你自己。我们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其它公司做得都多（You should educate yourself. We do more than any other company on the planet.）。马军揣测持有这种态度的乔布斯恐怕也不会太看重自己提出的质疑。
环保组织并没有停止对这些疑似供应商的调查。一家叫作“达尔问”的环保组织联络了苏州联建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这家公司从2009年开始有一百多名工人发生正己烷中毒，二十多岁的工人因为四肢麻木、手脚刺痛，会站立不稳和晕倒。这些工人提到苹果公司的人会来这家工厂。马军去探访过一家叫运恒五金的公司正己烷中毒的女工，这家小工厂生产苹果的Logo部分。
2011年1月，IPE联合“自然之友”和“达尔问”，发了第一期针对苹果的报告，叫《苹果的另一面》。
但这份报告只涉及6家供应商，其中仅有对两家公司污染与苹果的关联的详细描述，而苹果则声誉卓著。马军他们因此受到诸多质疑：报告里的内容是否可靠？是不是苹果的供应商？这家NGO的举动是不是动机不纯？
这时，马军他们只能寻找更多证据来证明自己。与此同时，2011年的苹果供应链则正在发生变化。
在发布2011年第二季度（苹果的第三财季）时，乔布斯说这个季度的“业绩为历史最佳”。一个月后，苹果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了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这主要得益于iPhone和iPad的热销。
从总量上看，苹果产品销售额一直在持续上升，比如苹果iPhone 2011年第二季度出货量为2034万部，是2010年同期的近2.5倍。而每次苹果新产品的推出，都会导致销量同比成倍增长。2010年9月，iPhone 4开始在中国内地发售，到第四季度，iPhone的出货量相比第三季度增加了68%。
2011年3月，苹果iPad 2开始在美国发售，这个更轻薄的产品再次引发销售突增。根据苹果的财报，2011年4月至6月，苹果销售出iPad类产品925万台，相当于2010年第二季度327万台的销售量的近3倍；相当于2011年第一季度469万台的近两倍。 苹果必须在短时间内制造数量数倍于以往的产品，这意味着要求供应商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压力陡增。
压力陡增可能造成极端情况的发生。比如，2011年5月20日，成都富士康iPad 2生产线抛光车间在生产中发生爆炸事故，造成3死16伤。根据事后的调查和媒体报道，这个预期将成为全球最大iPad生产企业的工厂，其第一期仅用时76天的时间建成投产。为赶工期，抛光车间边装机器边生产，第二批来的工人基本上只培训了两三天就上岗。
马军他们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苹果由于销量猛增而给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是苹果供应链问题增多的原因。
在寻找苹果供应商时，马军他们主要通过公开信息搜集，尤其是台湾的IT产业媒体。因为虽然苹果要求它的供应商保密，但台湾IT行业通常还是会传出消息，哪家厂拿到了比如苹果这种公司的大单。
在搜集公开信息时，马军发现数个消息源都提到，苹果于2011年年初敲定了新一代平板电脑iPad 2的第二批印刷电路板（PCB）供应商，这批供应商增加为7家,包括揖斐电（Ibiden）、TTM、金像电、南亚电子、华通、健鼎、名幸（Meiko）。
为了iPad 2的生产，苹果公司在华的印刷电路板生产也急剧扩张。
马军他们怀疑，之所以苹果的供应商用正己烷代替酒精来擦拭屏幕，并最终导致工人中毒，也跟赶工有关：正己烷挥发速度明显快于酒精，能提升工作效率，正己烷的擦拭效果明显优于酒精，可以大大降低次品率。
后来在跟苹果的接触中，马军他们发现，苹果供应链做质量管理的人非常多，但做企业社会责任部分的人则“少得惊人”。
当2011年8月底，马军他们发布第二期针对苹果的报告时，里面涉及的疑似供应商数量从上一期的6家增加到了27家。
当这份报告发布后，迫于媒体和公众的压力—美国的环保组织动员了近千人给苹果写信，并联系到了前美国副总统戈尔—9月，苹果先后有中方代表来见这些NGO，两个美国的副总裁跟他们通了几十分钟的电话，之后马军去旧金山开会时又聊了一个多小时，大致是一个“从不信任到建立信任”的过程。在10月31日与苹果美国总部的约五个小时的会谈中，最后苹果的一名副总裁终于松口，说“苹果也需要一定的透明度”。
2012年1月17日，美国苹果公司首次公布了一份涵盖其材料、代工等领域97%采购额的156家一级供应商名单。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能将具体的工厂、一级供应商的分包商与污染数据库一一对应，但已经是个开始。
同时，除了这些NGO提到的供应商外，苹果注册了IPE的污染数据库，开始对自己的供应商进行内部审查，并雇佣了IPE、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也信任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他们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公共环境中心的副主任王晶晶说，苹果已经换了管理供应链的负责人，人员也有增加。
苹果也在内部审查有进展时，会通报给环保组织。比如，富士康在太原的分厂花了7000多万元来解决废气等问题，苏州的一家供应商也花了400多万美元来解决污染问题。
名幸电子所做出的改变将不是一个个案，苹果未来会让供应链上出现更多的绿色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