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宦官专政，宫廷政治之下，皇帝用人，不是所亲，就是所爱。故外戚和宦官在宫廷政治中，是有天然优势的。
　　为了聚敛钱财，灵帝想出了种种卖官鬻爵的办法。
　　灵帝曾创办鸿都门学，招引了许多文士，其中大多是些趋炎附势的无行文人，喜欢讲些闾里风俗的故事，很能投合灵帝的口味。后来，灵帝就让地方州郡和朝廷三公来举荐这些人做官。凡被举荐者，名字和任官大小，都张榜于鸿都门，各按官爵等级出钱；而且允许先买后付，价钱加倍。他还设立了一个专门卖官的机构，叫“西邸”，按官爵大小，明码标价。若是二千石的官，就卖二千万贯。若是四百石的官，就卖四百万贯。卖官得的钱，都储放在宫中的西园。
　　因为兴建工程的需要，灵帝曾要求地方官在升迁时出钱“修宫”，一律到西园按等级核价，然后才能上任。有人交不上钱，甚至自杀。有人不屑于做这种勾当，想辞官不做，却不被允许。一个叫司马直的人，新任巨鹿太守，素有“清名”，朝廷允许他只缴三百万。但司马直坚决要求辞职，受拒后愤然服毒自杀。
　　还有这样一则故事。那时，一个叫崔烈的人，通过灵帝的傅母程夫人，花了五百万，买了一个司徒。等到拜官那一天，灵帝对身边的人说，后悔当初卖得太痛快了，其实可以跟崔烈要价一千万的。程夫人不高兴地对灵帝说，崔烈是冀州名士，是看在她的面子才肯花钱买这个官的，怎么还嫌卖得便宜呢？显然，崔烈是走后门，花了钱才买到这么个官的。灵帝无非是对程夫人旁敲侧击，说她从中得了好处。崔烈的名声，从此大跌。一天，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他的儿子崔钧，说自己现在位居三公，可曾听到有什么议论。崔钧回答说：“大人年轻时已获得了好名声，历任卿、太守之职，议论您的人都觉得您应当位居三公；现在您位居三公了，却让天下人失望。”崔烈问这是什么原因。崔钧说：“议论的人都嫌你的这个三公之位有铜臭嘛！”崔烈听了恼羞成怒，举起手杖，劈头盖脸打将过去。崔钧狼狈而逃。崔烈大骂，说父亲揍你，你也敢逃，这符合孝道吗？崔钧说，舜很孝敬父亲瞽叟，父亲打他，他就忍着，但父亲要杀他，他只好逃走了。
　　靠卖官鬻爵的钱，当然还不能满足私欲。灵帝在皇宫内还设立“中署”，让地方上在按常例“贡献”之外，并加收各种珍宝，直接送到“中署”，称为“导行费”。他把各地的平准机构，一律改名为“中准”。从此，各地平准机构贱买贵卖的收入，一律由宦官控制，直接归皇帝个人使用。灵帝入继皇位之前，身为侯爵，家境“宿贫”。等他做了皇帝，就觉得皇帝也应该有私人的积蓄。即使贵为皇帝，他依然抱怨钱不够用，抱怨自己没有条件“啃老”。他经常感叹，桓帝为什么没有许多积蓄留给他。遂在西园造万金堂，把国库的金钱和缯帛都收放其中，变为他的私财。他甚至还把搜刮来的钱，分藏于诸位小黄门和常侍宦官那里，各数千万。
　　说到底，宦官的专权擅政，从来都是以满足皇帝的贪欲为前提的。灵帝曾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就是张让，赵常侍就是赵忠。灵帝这么说，无非是因为这两个宦官，对他的贪欲从来都是支持和怂恿的。而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在东汉的宫廷之中，宦官往往反奴为主，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
　　吕思勉先生说，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政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是纨绔子弟，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宦官更不必说。他们既执掌政权，所用的自然都是他们一流人。这一班人布满天下，政治自然没有清明的希望。要晓得黑暗的政治，总是拣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总是和地方上强有力的人，互相结托的。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吕先生的话，讲得真是再透彻不过了！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