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热播，里面一些词许多人并不熟悉，比如，雷佳音饰演的张小敬，本为不良帅。
　　在读古书时，我们常能看到一个词，良家子。顾名思义，就是平民人家、清白人家、好人家的孩子。所以，当看到不良帅以及他手下的不良人时，免不得也望文生义。
　　《唐五代语言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唐代官府征用有恶迹者充任侦缉逮捕的小吏，称为不良，俗又称之为不良脊烂，其统管者称不良帅。”看到这个说法，有人不免觉得奇怪，大唐没人了吗？要用有前科的混混来维持治安？
　　其实并不是这样。
　　唐代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录》记载：“相国李司徒勉为开封知县尉捕贼。时有不良试公之宽猛，乃潜纳人贿，俾公知之。”
　　李勉，生于唐玄宗开元五年，虽为宗室，官场起步却只是个县尉。到位之后，不良想要看这位新官是个怎样的人，于是受人贿赂，还故意让人知道。李勉得知后，“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贿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陈首，不可过三日，过则舁榇相见’。”意思是他召集吏卒等人，说你们的丑事我都知道了，三天内自首，我当什么都没发生，超过三天，让你看看棺材。
　　从这记载可见，前文的“不良”，与后文的“吏卒”是相对的。说白了，不良就是县尉手下捕快一类人物。
　　有趣的是，李勉故事中的不良不但没有如期自首，反而在第四天上班时，抬着口棺材来了。李勉大发雷霆，当即命人搞来石灰，铺到棺材里，又往里面塞了很多荆棘，逼着那不良人睡到里面，钉死棺材盖，扔到汴河里去了。
　　这不良虽说最终没什么好下场，但确实有点桀骜不驯像个混混，但大唐真的会招有前科的人来做有编制的缉捕人员吗？我们再来看个例子。
　　宰相李适之在与李林甫的权斗中失败，被罢相，李林甫并未就此罢休。开元六年，隋炀帝玄孙、掌管财政的杨慎矜被牵连，与他关系密切的太府少卿张瑄亦被捕。
　　主审者卢炫先是好声相问，张瑄不答。又上了各种刑罚，还是不开口。卢炫没办法了，“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绊其足，以木按其足间……瑄竟不肯答”。不良所上刑罚有多痛苦呢？腰细欲绝，眼鼻皆血出。
　　这样残酷的活，一般正规的捕快们不愿干，但不良不怕，他们来干。由此可以推断，能领这份工资的人，都是狠人。但这些狠人，并非来自有恶迹者，而多是亦正亦邪的，毕竟，偌大长安，找点既无劣迹又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并不难。这与东厂番子有些类似。
　　番子是什么？《明史·刑法志》记载得很详细：“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獧巧者乃拨充之。役长曰档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
　　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到档头再到干事，都来自锦衣卫，而役长和番子，则是锦衣卫里“最轻黠獧巧者”。如果回到明朝，督主选人时大概会说：“将聪明伶俐的选上来。”但到了修《明史》的清朝，轻黠獧巧显然正是狡猾奸诈之意了。
　　罪人罪官，宁入刑部大牢，也不愿入锦衣卫狱，因为番子们的刑罚，比那些法律认可的，痛苦十倍。锦衣卫的干事如此野蛮，当时的人才会把他们斥为番子。那么，唐朝的不良，是不是也是这样来的呢？
　　虽然不良和番子，都是通过正规程序入职的，但他们做的，却是人人都知道又拿不上台面的事，百姓们便给他们送上这样的“恶名”，叫得越多，也就约定俗成了。
　　然而，与东厂番子天下闻名不同，大唐不良人却少见于史籍。宋元之际的作者，在引述唐朝史料的“不良人”时，多将其直接删除，以“敕令捕贼”等代替，忽略捕贼的主体。直到明清，才又从残存的记载中，将这词捡了起来，称“缉事番役，即唐之不良人”。
　　关于不良人的学术研究并不多，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讲师石野智大的《唐代县行政下“不良”的犯罪调查》算是详细的一篇。他提到，现在可以确认的案例只有从唐代前期的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为止;不良作为维持治安的要员，从事包括追捕盗贼在内的犯罪搜查工作。尤其长安城内的长安县和万年县，不仅存在不良，还存在有统率他们的不良主帅，他们独自进行犯罪搜查;不良被认为是县行政下的捕快，与县尉是直接上下级关系;部分不良的搜查和举止存在粗暴的一面。
　　或许正是因为不良确实不良，所以，他们作为县尉统领下的一个部门，逐渐被压缩、废除，并入其他捕快之中。
　　当然，失掉的只是名字而已。他们做的那些事，仍有人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