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扬州曾是大唐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对外交流的门户，其农业、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不仅曾被冠以“富甲天下”的名号，而且当年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史称“扬一益二”（益，史称益州，即今日之成都）。扬州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上，其凭借自身有利的地理位置、发达的水路交通和运河之优势，是南北粮、草、盐、钱、铁、茶叶、瓷器等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曾为大都督府、都督府、淮南节度使和淮南采访使治所，统领淮南、江北诸州。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体系中，扬州始终发挥着枢纽和骨干作用。作为拥有对外经济交往的水上运输要塞——港口，扬州还专设了市舶司，经管对外贸易和友好往来。唐代扬州长期居住的外国商人达数千之众，当时的扬州港“帆樯如林、商贾如织”，被誉为“东方四大商港”之一，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埠。其中瓷器这一大宗商品大多就是经水路，最终通过运河从各大窑口汇聚扬州，并由扬州这一集散中心转运出海、走向世界各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唐朝的扬州是当之无愧的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而古运河则像连接大江南北的珍珠链，发挥着贯通南北水上交通至关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扬州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唐王朝提供了丰厚的财政收入，确保了唐王朝政权的稳定和有序发展，还进一步促进了对外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唐朝的强国地位。
　　从扬州已发现的陶瓷类文物遗存中，其覆盖面涵盖越窑、相州窑、龙泉窑、巩县窑、邢窑、磁州窑、耀州窑、长沙窑、吉州窑、建窑、宣州窑、寿州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等众多窑口，其品种包括碗、盘、钵、瓮、罐、瓶、高足盘、高足杯、水盂、香薰、执壶等众多陈设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其窑口分布之广泛，涉及品种之齐全，各类器型之众多，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
　　这一件唐巩县窑黄釉褐彩执壶（图1），就是众多大唐运河文化遗存中的一件，当然，也是别具特色的巩县窑产品家族中的重要一员。该执壶胎为浅黄，壶体施黄釉，壶身主体部位伴有五处黄釉褐彩，黄釉釉下施化妆土，釉不及胫、足 ;壶体通高近17厘米，直颈，侈口，唇边圆润肥厚 ;壶口外径7厘米，壶颈高3厘米，宽肩，长圆腹，肩下腹部渐丰，下腹微下垂，较肩处丰腴 ;腹高13厘米，胫处内收，饼足平底，足底边沿较小角度的斜修胎痕迹近似“＼”形（图2），底部无釉 ;肩腹衔接处有一圆柱型短流（图3、4），壶流的另一面，颈与上腹近肩处安一双柱型弯曲成圆弧型的把手（图5），把手较小，只能一指勾拿，另在流与把的中间、肩与颈之间部位各安一系。
　　提到巩县窑，人们往往将其与著名的唐三彩联系起来，对该窑烧造的其他单色釉品种却言之甚少。实际上，巩县窑单色釉黄釉作品与唐三彩相比毫不逊色。其独具特色的釉水、粼波荡漾的色阶，是巩县窑单色釉瓷器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该黄釉执壶具有盛唐时期的审美取向。当历史步入唐朝以后，经济空前繁荣，国力强盛，社会安定，其审美取向有别于他朝，极具时代特征。如唐代的马俑造型肥硕，男俑外貌雍容，女俑体态丰满，等等。而黄釉褐斑执壶就展现了唐人生活的基本特征，它线条简洁、比例协调、素雅端庄、朴拙大气，尽显雍容华贵的审美取向;其周身几块褐彩就像大唐美女脸部的彩妆一样，给人以无穷的魅力。它丰腴大气、有姿有色、莹莹酥光、端庄美丽，唐人对美的追求在黄釉执壶壶体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黄釉执壶是研究唐朝酿造业和酒文化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面对太平盛世，老百姓把酒言欢，酒文化的发展印证了唐朝酿造业的繁荣。正如白居易在他的诗里写到 ：“家未苦贫常酝酒，身虽衰病尚吟诗”“莫愁客来无供给，家酝香波野菜香”。从白居易的诗里，似乎已经窥视到，老百姓自家酿造美酒当时已经成为常态。酿酒业的发展又刺激了酿酒与售酒为一体的酒肆、酒楼、酒家、酒舍等商业化的发展，而作为盛酒器具之一的执壶，当之无愧地成了这些店家和老百姓家中必备之物，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唐朝扬州商业的繁荣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安逸。
　　巩县窑是唐代重要且规模较大的窑场，它始于隋，盛于唐，衰败于五代初。巩县窑产品品种较多，除烧制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外，还生产白瓷、黑瓷、绞胎及黄、绿、蓝单色釉陶瓷等，其高档瓷器作为贡瓷专供皇家贵族及知名度极高的高等级寺庙所用。巩县虽距扬州千里之外，但大运河的开通却将两地的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由于水路运输载货量大，运输过程中不颠簸，从而减少了瓷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使运输过程安全高效，降低了成本。该黄釉执壶当年很可能和其他大宗商品一道，利用漕河广通渠或洛水，然后进入通济渠，并经通济渠入淮，最终通过山阳渎、邗沟而来到扬州。它不仅是一件流落扬州普普通通的执壶，更是一件见证河南巩县与扬州的经济交往史和游歷京杭大运河的亲历者。
　　由于巩县窑黄釉执壶存世量相对较少，人们往往将其误认为是寿州窑产品。实际上，巩县窑黄釉执壶与有一定知名度的寿州窑黄釉瓷器相比，其器型、胎、釉及修足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且艺术含量、视觉冲击力较寿州窑产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巩县窑黄釉执壶身上所反映的信息看，其胎为黏土，胎质细腻，胎体厚重，形制规整，施釉前先罩一层化妆土，从该黄釉执壶口沿脱釉现象可知，其胎釉结合不够紧密。该黄釉执壶虽瓷化程度不够理想，但釉水较佳，釉厚处其玻璃质感较强，放大镜下蝇翅纹明显，釉色不仅呈深浅有序的网状结构，而且壶身主体部位还出现了大块黄褐彩斑，说明当时窑工对单色釉的掌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其壶体上浓淡相间网状结构的釉面和随意流淌的几大块黄釉褐斑看似不起眼，却突出了釉面流淌变幻的韵律感，增加了该黄釉执壶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感染力，使该黄釉褐彩执壶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王朝之一，它是一个兼收并蓄、宽厚包容、高度开放的社会。社会矛盾趋于缓解，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生产技术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制瓷业形成了“南青北白”两大制瓷体系。老百姓向往的吉祥、安宁、幸福的生活变成了现实，社会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各民族之间互通婚姻，和平相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发展的全盛时期。而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出现了动荡，太平盛世渐行渐远，安逸幸福的生活一去不返，老百姓往往是以酒浇愁，艰难度日。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动荡的社会，酒已与老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此相匹配的执壶自然也成了餐桌上和平民百姓居家生活的必备之物。
　　该黄釉褐彩执壶现身扬州，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扬州酿造业的繁荣和以售酒为业的酒肆、酒楼、酒家、酒舍等已具一定的规模。而执壶作为老百姓饮酒的载体，常常相伴其左右，必然成了老百姓的生活伴侣。因此，黄釉褐彩执壶这一遗物，为我们研究唐代运河文化和酒文化提供了依据，它的存在不仅揭示了历史上巩县与扬州的经济交往史、古运河的开凿史及航运史，而且是研究扬州酒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扬州也因拥有众多的类似黄釉褐彩执壶等外来商品和文化而更富有、更丰采。黄釉执壶这一历史遗物，有幸让我们窥视到扬州运河文化的精彩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