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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九大”刚开过，陈伯达除留下六七人搞《红旗》编辑出版工作外，其余的工作人员，包括胡绳、邓力群这两位副总编、几位编委以及一般工作人员连带家属，都赶到石家庄市郊区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继续搞运动加劳动。干校由军宣队管理。一年后陈伯达倒台，姚文元主管《红旗》，他趁势把干校人员全部转给中央办公厅管理，并“指示”这些人不得回京和分配在党报党刊工作。我们在干校一呆就是六年。这中间发生的事情很多、很沉重。我现在只拣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说说。
一、废话王
干校同学中，有一位让人难以忘怀的人。他是部队出身，后随部队去黑龙江北大荒，屯垦戍边，同时写诗搞文艺，再后来到红旗文艺组搞编辑工作。他为人风趣幽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紧张气氛和高压政治之下，也总能借机说出几句逗人发笑的话。在那个年头，有许多事不仅不能做，连说也不能说，稍有不慎，甚至会招来灾祸。因此大家在一起时谈论的无非是一些“闲话”，也可以称之为无用的废话，天长日久，大家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废话王（他“贵姓”王），也叫老废。胡绳写的打油诗《干校同学录》中有“废话最称王”句，指的就是他。后来有人觉得此称谓还不能反映他废话水平，因为那个称呼可以理解为姓王的爱说废话，应该在王字之前加上一个“大”字，这不仅更有气势，而且与姓氏无关，真的到了可以称王的地步。大家认为此议很好，立即承认，他也笑纳，从此他真名渐隐，绰号日隆了。
二、批判林彪恶劣文风
1971年9月，林彪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给了大家一个一吐胸臆的某种机会。1971年10月以后，干校的主要活动，就是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记得当时徐荇同志找我和杨德（还有没有其他同志记不得了），说咱们批批林彪的坏文风好不好？大家一拍即合，分头准备，一起议论，议论中不约而同地也提到当时广为流行的以姚文元为代表的大批判文章的恶劣文风（当然没有点姚名，但大家心知肚明），说应当把它当做林彪的文风一起批。
下面就是当年批判会上的发言摘记，现在看了还挺有意思。说有意思，一是它带有当时大批判的八股味道，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内容确实说了我们想说的一些话；二是时间隔的长了，30多年了，回头再看林彪的一些话，仍然令人感到吃惊。发言分了几个方面：
（一）林彪是剥削阶级的代表，对事物不作深入调查研究，专想怎样对己有利就怎么说，以实用主义片面夸大、断章取义的形而上学的手法，讲一些极端、绝对、片面、耸人听闻的过头话为其重要特征。他说好就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坏就绝对的坏，一切都坏，他强调什么，什么就是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为装扮只有他最高举毛泽东红旗，便说“毛泽东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要用99％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可以受用一辈子，别的书可以不看，等等。
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林彪说，“文化大革命是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运动，也就是一个批判干部的运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批判每个干部，批判当权的党”，说“文化大革命不仅要闹得走资派睡不着觉，也闹得无产阶级睡不着觉”。总之，夸大、片面、极端、绝对用语，表现了他的伪装、投机、不惜一切手段窃取权名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
(二)以虚妄诡异、文理不通、故弄玄虚的词句，模糊不清、生搬硬造的概念，乱下判断、似是而非、以假乱真、玩弄词句、偷换概念的手法，讲歪理、搞诡辩、制造混乱。如：“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过去党内过生活，时常说为党、为真理、为无产阶级……为真理，容易犯以事实迁就理论，变成了教条主义；为党，……可能变成为小宗派；为阶级，容易缩小社会基础，成为小集团”；“敌人也不能例外，要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没有团结，没有觉悟”；“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共产主义可以叫‘公’产主义，是为公的，共产主义只讲公字。”“我们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任务、整体、党性、理论、一般，是上头的东西，情况、局部、唯物论、个别是基层的东西，党性是党中央的方针、原则，唯物论是下面的情况……”这些说法，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想当然，信口开河，语言上也是光怪陆离，混乱不堪。
(三)浮词滥调，同义反复，文字游戏，以时髦词藻大杂烩，掩盖他的思想空虚：“军队是复辟不复辟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中抽出的主要因素，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我们要把政治摆在一切工作的第一位，不能摆在第二位，第三位，也不能和其他工作摆同等的地位”；“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极大的一次，不是比它们小或者和它们一样大，或者比它们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的一次。”
在列举、分析、批判林彪行径和讲话中的种种恶劣文风之后，批判会又借批林联系王关戚的办法，把以姚文元为代表的大批判霸道文风拉出来也烧了一下。
三、应运而生的废话协会
陈伯达和林彪相继倒台后，中央有些政策作了微调，驻校军代表考虑到自身前途，只把力量放在少数人员的审查结案上，对大家的管束不像以前那么严了。事实上，由于学员的消极抵制，也管不住了。家在北京的，都请假回京，并找各种办法拖延留京时间，军代表没办法，只要求大家在农忙时一定回干校劳动几日，其余时间干什么，没有说，实际上就是默许，悉听尊便，家在干校的，便相当空闲了，气氛也相对宽松一些。
经过上边的反反复复，自身机关的反反复复，大家对于“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比较熟悉，也看穿了一些东西，逐步悟出一点对付的办法，私下里也可以悄悄说些被禁或犯忌的话，包括一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虽然总的形势还是那样让人无奈，但究竟自主时间、闲暇时间多了些。有一天，大家一起闲聊，谈到各家孩子在村学校学习情况，一位同志调侃：现在连小学生作文都知道讲形势大好，说，世界形势一片大好，我国形势一片大好，我省我市、我县、我区、我村形势一片大好，我校我班形势一片大好，是大好不是中好，更不是小好。现在“废话形势”也是这样，正乘东风之势，在报刊、会议、口头书面上，处处繁荣兴旺，呈一派膨胀暴发气象，形势也愈来愈好。接着指着废话大王说，废话现在大有作为啊!你可要抓住时机，好好发展呵!大王马上接茬：说得好!实在是好!鄙人早有此意，正等诸公鼎力相助。不过发展得有一个组织才成呀。咱们应该有个组织。想“文革”初期，造反组织到处出现，夫妇二人结成一个“造反”组织叫“百万雄师”；女流氓挑头拉几个同伙组织叫“闯天下”，到处横行，咱们正儿八经地成立个废话组织，我想这是名正言顺，实至名归的事，应当不成问题。说办就办。没隔几天，废话大王就向大家郑重而欢乐地宣布废话协会的诞生，并当仁不让地自任会长兼秘书长兼研究员，大家闻听此事，自是欢呼雀跃，额手称庆，一是光大废话之风有了组织保证，且更带有学术理论色彩；二是老王带有落草为寇意味的山大王单打独斗的个人行为，摇身一变，成了极具现代文明色彩的协会主任的集体活动，由此也可把废话带进了一个新的档次，可喜可贺。自此，人们也都改口称他为主任而不再叫“大王”或“老废”了，不知情的人，还不知道这“主任”是那一级的官呢!
他不愧是一位久经废话浸淫、精通废话规律的饱学之士，经过冥思苦索，居然对废话流派作了明晰形象的归纳和梳理，概括为四派曰：长、啰、空、玄。一经宣布，立即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和众人的共识。为使各废话流派的发展更有规范有秩，不久便宣告成立长、啰、空、玄四个分会。
大约又过了一两年，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干校学员陆续被分发各地，主任也去了一个新单位。大家风流云散，协会也就到此消失。至于主任以后又有何种新的创作与发展，便不得而知了。
责任编辑 肖阿伍
一、废话王
干校同学中，有一位让人难以忘怀的人。他是部队出身，后随部队去黑龙江北大荒，屯垦戍边，同时写诗搞文艺，再后来到红旗文艺组搞编辑工作。他为人风趣幽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紧张气氛和高压政治之下，也总能借机说出几句逗人发笑的话。在那个年头，有许多事不仅不能做，连说也不能说，稍有不慎，甚至会招来灾祸。因此大家在一起时谈论的无非是一些“闲话”，也可以称之为无用的废话，天长日久，大家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废话王（他“贵姓”王），也叫老废。胡绳写的打油诗《干校同学录》中有“废话最称王”句，指的就是他。后来有人觉得此称谓还不能反映他废话水平，因为那个称呼可以理解为姓王的爱说废话，应该在王字之前加上一个“大”字，这不仅更有气势，而且与姓氏无关，真的到了可以称王的地步。大家认为此议很好，立即承认，他也笑纳，从此他真名渐隐，绰号日隆了。
二、批判林彪恶劣文风
1971年9月，林彪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给了大家一个一吐胸臆的某种机会。1971年10月以后，干校的主要活动，就是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记得当时徐荇同志找我和杨德（还有没有其他同志记不得了），说咱们批批林彪的坏文风好不好？大家一拍即合，分头准备，一起议论，议论中不约而同地也提到当时广为流行的以姚文元为代表的大批判文章的恶劣文风（当然没有点姚名，但大家心知肚明），说应当把它当做林彪的文风一起批。
下面就是当年批判会上的发言摘记，现在看了还挺有意思。说有意思，一是它带有当时大批判的八股味道，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内容确实说了我们想说的一些话；二是时间隔的长了，30多年了，回头再看林彪的一些话，仍然令人感到吃惊。发言分了几个方面：
（一）林彪是剥削阶级的代表，对事物不作深入调查研究，专想怎样对己有利就怎么说，以实用主义片面夸大、断章取义的形而上学的手法，讲一些极端、绝对、片面、耸人听闻的过头话为其重要特征。他说好就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坏就绝对的坏，一切都坏，他强调什么，什么就是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为装扮只有他最高举毛泽东红旗，便说“毛泽东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要用99％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可以受用一辈子，别的书可以不看，等等。
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林彪说，“文化大革命是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运动，也就是一个批判干部的运动，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批判每个干部，批判当权的党”，说“文化大革命不仅要闹得走资派睡不着觉，也闹得无产阶级睡不着觉”。总之，夸大、片面、极端、绝对用语，表现了他的伪装、投机、不惜一切手段窃取权名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
(二)以虚妄诡异、文理不通、故弄玄虚的词句，模糊不清、生搬硬造的概念，乱下判断、似是而非、以假乱真、玩弄词句、偷换概念的手法，讲歪理、搞诡辩、制造混乱。如：“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人的命”；“过去党内过生活，时常说为党、为真理、为无产阶级……为真理，容易犯以事实迁就理论，变成了教条主义；为党，……可能变成为小宗派；为阶级，容易缩小社会基础，成为小集团”；“敌人也不能例外，要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没有团结，没有觉悟”；“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共产主义可以叫‘公’产主义，是为公的，共产主义只讲公字。”“我们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任务、整体、党性、理论、一般，是上头的东西，情况、局部、唯物论、个别是基层的东西，党性是党中央的方针、原则，唯物论是下面的情况……”这些说法，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想当然，信口开河，语言上也是光怪陆离，混乱不堪。
(三)浮词滥调，同义反复，文字游戏，以时髦词藻大杂烩，掩盖他的思想空虚：“军队是复辟不复辟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中抽出的主要因素，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我们要把政治摆在一切工作的第一位，不能摆在第二位，第三位，也不能和其他工作摆同等的地位”；“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极大的一次，不是比它们小或者和它们一样大，或者比它们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的一次。”
在列举、分析、批判林彪行径和讲话中的种种恶劣文风之后，批判会又借批林联系王关戚的办法，把以姚文元为代表的大批判霸道文风拉出来也烧了一下。
三、应运而生的废话协会
陈伯达和林彪相继倒台后，中央有些政策作了微调，驻校军代表考虑到自身前途，只把力量放在少数人员的审查结案上，对大家的管束不像以前那么严了。事实上，由于学员的消极抵制，也管不住了。家在北京的，都请假回京，并找各种办法拖延留京时间，军代表没办法，只要求大家在农忙时一定回干校劳动几日，其余时间干什么，没有说，实际上就是默许，悉听尊便，家在干校的，便相当空闲了，气氛也相对宽松一些。
经过上边的反反复复，自身机关的反反复复，大家对于“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比较熟悉，也看穿了一些东西，逐步悟出一点对付的办法，私下里也可以悄悄说些被禁或犯忌的话，包括一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虽然总的形势还是那样让人无奈，但究竟自主时间、闲暇时间多了些。有一天，大家一起闲聊，谈到各家孩子在村学校学习情况，一位同志调侃：现在连小学生作文都知道讲形势大好，说，世界形势一片大好，我国形势一片大好，我省我市、我县、我区、我村形势一片大好，我校我班形势一片大好，是大好不是中好，更不是小好。现在“废话形势”也是这样，正乘东风之势，在报刊、会议、口头书面上，处处繁荣兴旺，呈一派膨胀暴发气象，形势也愈来愈好。接着指着废话大王说，废话现在大有作为啊!你可要抓住时机，好好发展呵!大王马上接茬：说得好!实在是好!鄙人早有此意，正等诸公鼎力相助。不过发展得有一个组织才成呀。咱们应该有个组织。想“文革”初期，造反组织到处出现，夫妇二人结成一个“造反”组织叫“百万雄师”；女流氓挑头拉几个同伙组织叫“闯天下”，到处横行，咱们正儿八经地成立个废话组织，我想这是名正言顺，实至名归的事，应当不成问题。说办就办。没隔几天，废话大王就向大家郑重而欢乐地宣布废话协会的诞生，并当仁不让地自任会长兼秘书长兼研究员，大家闻听此事，自是欢呼雀跃，额手称庆，一是光大废话之风有了组织保证，且更带有学术理论色彩；二是老王带有落草为寇意味的山大王单打独斗的个人行为，摇身一变，成了极具现代文明色彩的协会主任的集体活动，由此也可把废话带进了一个新的档次，可喜可贺。自此，人们也都改口称他为主任而不再叫“大王”或“老废”了，不知情的人，还不知道这“主任”是那一级的官呢!
他不愧是一位久经废话浸淫、精通废话规律的饱学之士，经过冥思苦索，居然对废话流派作了明晰形象的归纳和梳理，概括为四派曰：长、啰、空、玄。一经宣布，立即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和众人的共识。为使各废话流派的发展更有规范有秩，不久便宣告成立长、啰、空、玄四个分会。
大约又过了一两年，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干校学员陆续被分发各地，主任也去了一个新单位。大家风流云散，协会也就到此消失。至于主任以后又有何种新的创作与发展，便不得而知了。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