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放学后，胖嘟嘟的弟弟，都因右手抢到那个三扁四不圆的小筐，左手举着弯把儿的小刀，跟我大呼小叫地炫耀：“哦，哦，今天我又是小筐喽！你还得比我挖得多喽！”我哪有心情搭理他呢，拎起爸妈给我准备的大一点儿的篮子，呼唤着小伙伴们，一起冲向了村西的那片沃野。
　　棵棵“曲麻菜”像刚出水的莲叶，更似镶嵌在大地上的绿梅花，脆生生娇滴滴地散开了花瓣。大兴安岭通常称这种野菜为苦菜，我的家乡却叫做“曲麻菜”。一堆堆挤在垄沟里抑或一排排散铺在几根垄台上。两瓣儿大的贴着地面，两瓣儿小的与那对大的相对着长开来。我们一般都是挑四个叶的挖，不大不小，幼嫩，香甜。只需碰到三五片，小篮子也就差不多满了。然后我们又大呼小叫着，钻进了南山坡的杏树花林，捉起了迷藏。
　　每当春天来临，我的眼前总会浮现这一场景。一晃儿，与那坡杏树花林分别竟二十多年。万万没想到，今年竟在内蒙古大学的校园里，与一场桃花盛开不期而遇。
　　因了那枝枝杈杈似是被摆得整整齐齐的样子，又因了那满树的串串粉嫩娇羞都架在高高大大的树干上，我猜想内大开的这些粉花定是桃花，而非杏花。管它是桃花还是杏花呢，追究起来终不是目的，谁让我更在意那满树芬芳，能勾出我与小伙伴们挖野菜时的欢乐呢。
　　我的家乡在辽西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几十户人家。大多数都是一个家族的亲戚。即使几户人家姓氏不一样，也会被各种连襟关系连成了亲戚。能满田野跑着挖野菜回来的，怎么都是八九岁以上的孩子了。那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济条件不好。每到春天，家家饭桌上的菜食，都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若能泡上一盆子黄豆芽出来，再炒上一点儿咸菜条，盛上一碗高粱米饭，简直就是富贵人家的标准了。大多数百姓家都是舍不得泡上一盆黄豆芽的，挨到春草吐绿，大人们便把房梁上藏金贵东西的小筐拿下来，再弄一把小刀，发给孩子们：“去大地里挖曲麻菜，那儿的干净。”于是，又给我们出去疯跑多了一个理由。
　　弟弟比我小三岁，虎头虎脑的，全村子的大人都说这孩子仁义，将来一定是个“大人物”，妈妈只要听到这样的称赞，满眼流露的都是希望。弟弟到了谁家都能多吃个糖球，头顶上还被多摩挲一回。因为有我带着，爸妈就给他也备了一个小筐，由着他有个去处。他挖野菜，哪里是挖呢，简直就是田地里的灾难。松软的大地里，随着春风也吹来了很多小虫子。有时候就会爬出来一只黑色的大肚子大脑袋的蚂蚁。触角直直地伸着，跑得特别快。弟弟一旦发现这个“敌情”，那个三扁四不圆的小筐，就会“嗖”地撇给我了。高兴了还顺便撇过来一句话：“姐，那边还有一片更多的，你赶紧去挖，一会他们发现了，就没你的份了。”说完，他便撅着屁股，跟踪那只硕大的蚂蚁，叽里咕噜地说起来。所过之处，垄沟和垄台基本就分不清了。
　　我比不得他那么自由，那时候的我已经懂得，全家人的晚餐就靠这一篮子曲麻菜调节胃口呢。小时候的我，干活已经会找窍门了。曲麻菜有大有小，为了挖得快，当然先挖大的了。所以每换一处，我总是先捡大的挖，然后再挑些小的，实在刚露头的嫩芽，我便看也不看了。有的小伙伴还能一边挖一边掐去菜根上的土末儿，我可不费那时间，妈妈说拿回家来，有的是时间掐。爸爸还说他更爱吃大点儿的，苦中有甜。
　　有爸妈做后盾，我挖得更快了。主要是挖完曲麻菜再去山坡上杏树花林里玩一圈，才是我们每天最大的快乐。说是杏树花林，一点儿也不夸张，那面山坡足足有几千平方米的面积，像有人特意播了种似的，撒满了杏树。每年四月初的时候，即使坐在家里的炕頭上，飘来的杏树花香也让人陶醉，如坠云里雾里。那些杏树不像内大院里的这些树，都有高高的树干，上面张开着大伞一样的树冠。南山坡上的那些杏树，像是一堆枝杈商量好了似的，席地而起，争相着旁逸斜出，竟是围成了一圈，拉着手跳起了圆圈舞。一棵挨着一棵，一丛挨着一丛，就那样毫无章法地铺满了一座南山。每年开花的时候，粉嘟嘟的杏花儿，从地面往上，一株株，一串串，挨挨挤挤，一副定能硕果累累的架势。一丛是这样，两棵是这样，一山坡都是这样。谁能不爱呢？
　　我们一起玩的伙伴大概有七八个。其中有个叫青春的女孩子长得最漂亮，肤白细嫩，一对大眼睛，长着忽闪忽闪的眼睫毛，看起来那样灵动。我们都爱跟她躲在杏树花里捉迷藏。人美花美，谁不喜欢呢？每每有小伙伴缠着青春不放，弟弟总会一本正经地跳出来大喝一声：“再不松手，我就告诉她妈妈去。”因为我们都领教过青春的妈妈护着青春的“阵仗”，便赶紧松开了青春，又跑去另一棵杏树旁了。还有舅舅们家里的表妹晓静、晓丽，我们都是形影不离的玩伴。冬天一起玩东北典型的女孩子游戏，在炕上歘嘎拉哈。往往从村南头跑到村北头，再从村北头跑到村南头。除了睡觉，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在一起。自然挖野菜、钻杏树花林是少不了彼此的。
　　那时候的我们，只听说过照相，却从没照过。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能和那一山的杏花留个合影。村子里第一次来照相的，是我十一岁的那个夏天，我借晓静的裙子和弟弟一起拍了唯一的一张照片，没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永恒。
　　那年我已经十四岁了，弟弟也长高了很多。又是夏天，一场罕见的暴风雨过后，爸爸让我骑车去八公里远的乡上给妈妈买药，弟弟缠着我也要一起去。那时候都是古老的二八自行车，我的个头是够不到车座的，一般都是骑在大梁上或者干脆蜷着腿，斜伸着脚够外手的脚蹬，半圈半圈地蹬着走。带着弟弟，他就要坐在后座上。我先蹬上车子呢，他就坐不到车座上；他先坐上呢，我就无法骑在大梁上。我一心想自己骑车，竟用特别强势的腔调，坚决拒绝了弟弟的哀求，欢快地骑车走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像疯了一样冲向村西头的那片高粱地。说是前一天的暴风雨刮断了电线，电工并没有严格检查线路，就让通了电。结果有人被电死了。当我冲过去的时候，弟弟已经被大人们抬回了家里。那个中午开始，妈妈是彻底疯的。正值暑假，温度那么高，弟弟小小的身躯是禁不起的。按照家乡的习俗，这么小的孩子走了，不能入祖坟，且应该在一个僻静地焚化才合规矩。疯了的妈妈，硬是让爸赶制一副棺木。其实爸爸又怎能不伤心欲绝，他疯了一样去找那个电工。电工自知理亏，答应了妈妈一切条件，做了棺木。弟弟的葬礼像去世的大人一样，三日后埋在了南山坡朝西的那侧半山腰上了。从此，如果找不见妈妈，她定是在弟弟的坟侧嘀嘀咕咕着什么。
　　而我，那个暑假是彻底被妈妈圈在屋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妈妈扯来一个蓝色的门帘布，还有一尺多宽的楹帘，一大堆五颜六色的花线，一个刴花用的花绷子，还有两根刴花针。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妈妈画画竟是那般行云流水。她在门帘布上画了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我需把凤凰的每一个线条，用花绷子撑紧，再把花针穿上线，一针一针地刴出来。这对于喜欢漫山遍野疯跑的我来说，无异于一场酷刑。可我不敢违背妈妈的意愿，在她的指导下，一针一线地刴出了一只呼之欲出的凤凰。楹帘上是一对相向而生的干枝梅。我已经可以独立画完刴完修剪完了。门帘挂上的瞬间，我想我已经懂得妈妈的用心了。
　　那个暑假似乎漫长得出奇，刴完门帘，妈妈竟拿回来两本厚如砖头的“大书”——《杨家将》《呼家将》。接下来的日子，我必须读完这两本书，糊弄不得。妈妈不仅看着我读书的姿势，还时常问我哪个章节里讲了什么。半文半白的书，是我从没读过的。每遇到“之乎者也”我都直接略过，竟也没耽误记住情节。待看到“穆桂英挂帅”的时候，心中早已义愤填膺，恨不得跨马出征，杀他个片甲不留。我想，正是在那个暑假，妈妈的文学天赋，开始嫁接给我一些了吧。
　　后来的日子里，妈妈还在灯下教我硬笔书法，讲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故事。那时候我才懂得妈妈作为老三届毕业生，未曾实现大学梦的落寞。妈妈是希望我有机会帮她实现她的梦想的。可她终是没能扛过对弟弟的思念，在又陪了我八百多个日子后，选择去南山那坡杏树林里陪伴了弟弟。
　　从此，我再无快乐。再遇桃花开，弟弟脖子上那道深深的疤痕一如我一生的自责，扎得我心如针锥般巨痛。直至女儿已经二十周岁的今天，我仍无法原谅自己，发誓将必须活下去作为对妈妈寄托哀思的源泉，哪怕尝尽世间的悲欢离合。
　　那一坡杏树花林，那一场童年的欢乐，踏过岁月这条静静的河，仍在流向未知的远方。如今，晓静考了大学，留在沈阳；晓丽打工也在沈阳有了两套房产；青春嫁到了外村，生了两个女儿。
　　而我就是现在的样子，幸遇桃花，却泪眼迷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