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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台湾省的新文化运动，与发生在祖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一样，是一场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以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标志的伟大的文化启蒙运动。
当时，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25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体系日趋完备。这种特殊条件，决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发展成为极其深刻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认同祖国的爱国主义运动。在日本殖民当局严密控制下，这场运动像地心的岩浆，以其不可阻挡的威势迸发而出。这是历史的奇迹!它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为维护民族尊严而顽强斗争的最可宝贵的性格与传统。
紧跟祖国母亲的历史步伐
198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面霸占了台湾省。翌年，日本帝国政府以“法律第63号”，发布“关于施行于台湾之法律”(即所谓“六三法”)，赋予“台湾总督”以“所颁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的特权。自此，日本帝国对台湾实行了封建独裁的总督统治。台湾同胞陷入了空前浩劫。
面对异族入侵与统治，不愿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揭竿而起，组织义军，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燃遍全岛的武装抗日战火，虽被日本殖民军逐一扑灭，但各种形式的起义暴动，依旧此伏彼起。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大陆上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受其鼓舞，台湾同胞有的潜返祖国大陆参加革命，有的则在岛上织织武装起义。仅1912年至1915年3年间，台胞就发动了近十次起义斗争。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殖民者面前，台湾同胞无所畏惧，毫不退缩，起而抗击强敌，他们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历史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篇章!1915年5月，西来庵主持人余清芳，以“斋教”为掩护，以“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为号召，发动起义。这是台湾同胞在武装抗日斗争时期开展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此后，形势的演变迫使台湾同胞转而寻求民族解放的新出路。台湾省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非武装抗日斗争时期。
正是在这历史的转换关头，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工农革命的成功，把世界各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推向新高潮。紧接着，1918年，世界大战的结束，又导致“民族自决原则”的广泛传播。这波及全世界的民主浪潮，促进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觉醒。1919年3月1日，朝鲜发生了民族独立大暴动。暴动虽惨遭日本政府镇压，但由于朝鲜和台湾同是日本殖民地，朝鲜人民喊出的“大韩独立万岁”则直接刺激了台湾同胞。这一切都推动并加速了台湾同胞的民族觉悟。“台湾向何处去?”成了台湾人民密切关注、深深思索并急于求得答案的历史课题。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场轰轰烈烈、所向披靡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她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崭新的姿态震撼了东方。她为正在寻求民族解放新出路的台湾同胞作出了明晰而具体的回答。于是，台湾同胞毫不犹豫地跟定祖国母亲豪迈的历史步伐，满怀信心地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尊严
“五四”运动之能够成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并不是历史的偶然。
众所周知：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设台湾行省前，台湾为福建省的一府，政府、经济、文化等机构，均属福建巡抚和闽浙总督管辖。另据1943年统计，台湾同胞中，祖籍福建的占台湾人口的80％以上。因而，大自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民欲风情、宗教信仰，小至房屋建筑、语文习惯、戏曲娱乐、日常用品，台湾均与闽南相同或近似。换言之，台湾文化是大陆文化的延伸，和其它沿海省份一样，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三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曾把异族文化带进台湾岛。他们都曾梦想在吞掉这美丽宝岛的同时，篡改她的历史，甚至重新捏塑台胞的灵魂。但是，中华民族的意识与心态使英雄的台胞一面抗击帝国主义的入侵，一面捍卫了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殖民的梦想终归是梦想。到头来，他们一个个都失败了，谁也无法割断台湾省与祖国大陆之间天然的、民族的血肉联系。
19世纪末，日本入据台湾，和所有殖民主义者一样，也妄图消灭我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他们一面挥舞战刀任意砍杀中国人民，一面挟持“大和文化”强制推行野蛮的同化政策。他们定日语为“国语”、实行不平等的差别教育、硬行灌输日本国体观念，甚至废汉文、禁汉语、逼台胞改用日本姓氏、穿和服、信奉“天照大神”……其用心之恶毒，手段之卑劣，气焰之嚣张，在帝国主义罪恶的殖民历史上可谓登峰造极。这造成了台湾省思想文化战线上一个至为险恶的形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异族文化的恶性冲撞与毁灭性打击。
台湾同胞承担的历史任务是艰巨的：捍卫民族传统文化、开展了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
日军入据台湾伊始，台胞在组织义军掀起武装抗日斗争同时，展开了声势壮观的汉学运动。台湾同胞为了有效地传承中华文化、培养民族精神、抵制日本同化教育而全力办私塾(或义塾)。据查，1897年，全台共有私塾1127所。5年后，猛增至1822所。千万个家庭不顾日本殖民当局的种种限制，亲自把子女送进私塾学汉字、读汉书、习汉文。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早期先锋人物赖和、张我军等人，幼年都是在私塾里受到了民族传统与汉文的启蒙教育。私塾运动在培育民族文化战士方面做出了可贵却又鲜为人知的贡献。与此同时，台湾知识界兴起了汉诗热。在那个“无泪可挥唯说诗”的年代，爱国的知识分子们纷纷组织诗社，唱合联吟，互诉衷曲，藉以“希延汉学于一线”、“维系斯文于不坠”。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加以回忆到诗社活动时说：“我入栗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汉诗运动在保存祖国文化，养成民族气节，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民族意识渗透在社会架构的各个方面，因而同化与反同化斗争便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日本定日语为“国语”，可千万台胞终身坚持说汉浯、着汉装，赖和就是他们的典型。日本人执意要改变台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台胞则针锋相对：建相堂、修族谱，教育后代不要数典忘家。日本人要台胞除去汉装、剪掉辫发，台胞便组织“保发会”、“守发谊”等团体公然抑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或许有人以为当年台辫保护胞发的举动未免“保守”“落后”得可笑，岂不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异族强行同化的各种精神凌辱，保护辫发实在是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意识的一件大事。
这一切生动地说明：台胞英勇顽强地坚持了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与武装抗日活动相辅相成，有效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和尊严，抗击了日本殖民统治，培育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的青年一代。倘没有文化战线上延续二十余年的反同化斗争，倘没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意识与祖国意识作基础，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从产生的。
不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打有明显的封建烙印。其中相当部分自身就是封建或半封建文化。这一部分又往往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或殖民文化的帮凶。即以台湾的汉诗运动来说：汉诗热兴起之后，日本殖民当局摆出“大兴文教、礼遇贤士”的架式，怀柔收揽，力图扭转汉诗运动方向。历任台湾总督微笑登场，“奖励风雅”，垂范于先，御用报纸鸣锣开道，“招贤纳士”，鼓噪于后。到20年代，殖民当局与封建势力的勾结，终于导致汉诗运动走入末流。这表明：台湾同胞肩负着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不避免地要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时，担负起反对封建文化的历史任务，显然，台湾老一代知识分子(指“旧读书人”)是无力完成这一使命的，历史的重担天然地落在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的肩上。
这一代青年出生于日本占据台湾前后，成长于已沦为殖民地的台湾。按照日本帝国的意愿，这一代人应该是被同化了的一代。果真如此，他们也就会变成民族文化断裂的一代。可是，他们耳闻目睹了日本殖民当局的种种罪行；亲身经历了殖民统治带给中华民族、台湾社会和个人家庭的诸多灾难，亲自领受了延续二十余年的武装抗日和反同化斗争的教育。诸多因素使他们成为接过父辈未尽事业，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生力军。所以，当他们抱着探求台湾出路的意愿或去日本留学，或回祖国读书，一旦接触到科学、民主的新潮流，一旦领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旦倾听到祖国母亲的召唤，便满怀赤子之心，英勇百倍地奔向了新文化运动的战场。
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25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体系日趋完备。这种特殊条件，决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发展成为极其深刻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认同祖国的爱国主义运动。在日本殖民当局严密控制下，这场运动像地心的岩浆，以其不可阻挡的威势迸发而出。这是历史的奇迹!它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为维护民族尊严而顽强斗争的最可宝贵的性格与传统。
紧跟祖国母亲的历史步伐
198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面霸占了台湾省。翌年，日本帝国政府以“法律第63号”，发布“关于施行于台湾之法律”(即所谓“六三法”)，赋予“台湾总督”以“所颁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的特权。自此，日本帝国对台湾实行了封建独裁的总督统治。台湾同胞陷入了空前浩劫。
面对异族入侵与统治，不愿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揭竿而起，组织义军，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燃遍全岛的武装抗日战火，虽被日本殖民军逐一扑灭，但各种形式的起义暴动，依旧此伏彼起。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大陆上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受其鼓舞，台湾同胞有的潜返祖国大陆参加革命，有的则在岛上织织武装起义。仅1912年至1915年3年间，台胞就发动了近十次起义斗争。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殖民者面前，台湾同胞无所畏惧，毫不退缩，起而抗击强敌，他们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历史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篇章!1915年5月，西来庵主持人余清芳，以“斋教”为掩护，以“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为号召，发动起义。这是台湾同胞在武装抗日斗争时期开展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此后，形势的演变迫使台湾同胞转而寻求民族解放的新出路。台湾省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非武装抗日斗争时期。
正是在这历史的转换关头，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工农革命的成功，把世界各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推向新高潮。紧接着，1918年，世界大战的结束，又导致“民族自决原则”的广泛传播。这波及全世界的民主浪潮，促进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觉醒。1919年3月1日，朝鲜发生了民族独立大暴动。暴动虽惨遭日本政府镇压，但由于朝鲜和台湾同是日本殖民地，朝鲜人民喊出的“大韩独立万岁”则直接刺激了台湾同胞。这一切都推动并加速了台湾同胞的民族觉悟。“台湾向何处去?”成了台湾人民密切关注、深深思索并急于求得答案的历史课题。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场轰轰烈烈、所向披靡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她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崭新的姿态震撼了东方。她为正在寻求民族解放新出路的台湾同胞作出了明晰而具体的回答。于是，台湾同胞毫不犹豫地跟定祖国母亲豪迈的历史步伐，满怀信心地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尊严
“五四”运动之能够成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并不是历史的偶然。
众所周知：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设台湾行省前，台湾为福建省的一府，政府、经济、文化等机构，均属福建巡抚和闽浙总督管辖。另据1943年统计，台湾同胞中，祖籍福建的占台湾人口的80％以上。因而，大自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民欲风情、宗教信仰，小至房屋建筑、语文习惯、戏曲娱乐、日常用品，台湾均与闽南相同或近似。换言之，台湾文化是大陆文化的延伸，和其它沿海省份一样，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三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曾把异族文化带进台湾岛。他们都曾梦想在吞掉这美丽宝岛的同时，篡改她的历史，甚至重新捏塑台胞的灵魂。但是，中华民族的意识与心态使英雄的台胞一面抗击帝国主义的入侵，一面捍卫了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殖民的梦想终归是梦想。到头来，他们一个个都失败了，谁也无法割断台湾省与祖国大陆之间天然的、民族的血肉联系。
19世纪末，日本入据台湾，和所有殖民主义者一样，也妄图消灭我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他们一面挥舞战刀任意砍杀中国人民，一面挟持“大和文化”强制推行野蛮的同化政策。他们定日语为“国语”、实行不平等的差别教育、硬行灌输日本国体观念，甚至废汉文、禁汉语、逼台胞改用日本姓氏、穿和服、信奉“天照大神”……其用心之恶毒，手段之卑劣，气焰之嚣张，在帝国主义罪恶的殖民历史上可谓登峰造极。这造成了台湾省思想文化战线上一个至为险恶的形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异族文化的恶性冲撞与毁灭性打击。
台湾同胞承担的历史任务是艰巨的：捍卫民族传统文化、开展了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
日军入据台湾伊始，台胞在组织义军掀起武装抗日斗争同时，展开了声势壮观的汉学运动。台湾同胞为了有效地传承中华文化、培养民族精神、抵制日本同化教育而全力办私塾(或义塾)。据查，1897年，全台共有私塾1127所。5年后，猛增至1822所。千万个家庭不顾日本殖民当局的种种限制，亲自把子女送进私塾学汉字、读汉书、习汉文。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早期先锋人物赖和、张我军等人，幼年都是在私塾里受到了民族传统与汉文的启蒙教育。私塾运动在培育民族文化战士方面做出了可贵却又鲜为人知的贡献。与此同时，台湾知识界兴起了汉诗热。在那个“无泪可挥唯说诗”的年代，爱国的知识分子们纷纷组织诗社，唱合联吟，互诉衷曲，藉以“希延汉学于一线”、“维系斯文于不坠”。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加以回忆到诗社活动时说：“我入栗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汉诗运动在保存祖国文化，养成民族气节，教育子孙后代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民族意识渗透在社会架构的各个方面，因而同化与反同化斗争便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日本定日语为“国语”，可千万台胞终身坚持说汉浯、着汉装，赖和就是他们的典型。日本人执意要改变台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台胞则针锋相对：建相堂、修族谱，教育后代不要数典忘家。日本人要台胞除去汉装、剪掉辫发，台胞便组织“保发会”、“守发谊”等团体公然抑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或许有人以为当年台辫保护胞发的举动未免“保守”“落后”得可笑，岂不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异族强行同化的各种精神凌辱，保护辫发实在是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意识的一件大事。
这一切生动地说明：台胞英勇顽强地坚持了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与武装抗日活动相辅相成，有效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和尊严，抗击了日本殖民统治，培育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的青年一代。倘没有文化战线上延续二十余年的反同化斗争，倘没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意识与祖国意识作基础，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从产生的。
不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打有明显的封建烙印。其中相当部分自身就是封建或半封建文化。这一部分又往往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或殖民文化的帮凶。即以台湾的汉诗运动来说：汉诗热兴起之后，日本殖民当局摆出“大兴文教、礼遇贤士”的架式，怀柔收揽，力图扭转汉诗运动方向。历任台湾总督微笑登场，“奖励风雅”，垂范于先，御用报纸鸣锣开道，“招贤纳士”，鼓噪于后。到20年代，殖民当局与封建势力的勾结，终于导致汉诗运动走入末流。这表明：台湾同胞肩负着文化战线上的反同化斗争，不避免地要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时，担负起反对封建文化的历史任务，显然，台湾老一代知识分子(指“旧读书人”)是无力完成这一使命的，历史的重担天然地落在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的肩上。
这一代青年出生于日本占据台湾前后，成长于已沦为殖民地的台湾。按照日本帝国的意愿，这一代人应该是被同化了的一代。果真如此，他们也就会变成民族文化断裂的一代。可是，他们耳闻目睹了日本殖民当局的种种罪行；亲身经历了殖民统治带给中华民族、台湾社会和个人家庭的诸多灾难，亲自领受了延续二十余年的武装抗日和反同化斗争的教育。诸多因素使他们成为接过父辈未尽事业，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生力军。所以，当他们抱着探求台湾出路的意愿或去日本留学，或回祖国读书，一旦接触到科学、民主的新潮流，一旦领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旦倾听到祖国母亲的召唤，便满怀赤子之心，英勇百倍地奔向了新文化运动的战场。
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