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钢铁工业的技术嬗变

来源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ate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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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选取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冶金学家魏寿昆院士(1907-2014)系列访谈中,有关1949-1965年当代中国钢铁工业主要技术问题方面的内容。1949-1965年的中国钢铁工业,在波峰浪谷的大时代起伏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全面学习苏联,在此模式的发展观念指导下建立比较完整的钢铁工业技术发展模式,到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来探索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道路,以及大跃进狂澜中冶金行业发展遭受的巨大破坏和冲击,无不交织着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与钢铁工业技术发展观念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其视角以选取平炉作为全面学习苏联的技术代表;选取侧吹空气转炉作为强调寻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技术代表;选取“大炼钢铁”作为技术发展过程中曲折和突变的代表。其口述史中融汇着魏寿昆院士的思考。当代中国钢铁工业技术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或者消失的技术现象,有的属于正常的技术发展更替,有的是过于强调某些思想的固守和坚持,还有的是过分狂热后自然地被历史和现实淘汰。口述中力求通过魏寿昆院士在所探讨的平炉、侧吹空气转炉和大炼钢铁三个典型的技术问题,来观察当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中的观念模式和技术特点,希冀有助于后来的人们能更多了解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技术发展的变迁和社会影响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 魏寿昆;钢铁技术史;平炉;侧吹空气转炉;大炼钢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4-0001-09
  魏壽昆(1907~2014),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冶金学和冶金物理化学家、冶金教育家,中国冶金物理化学学科创始人之一。1923~1929年就读于北洋大学(天津大学),1929年获矿冶系工学学士。1930年考取天津市公费留德。1931~1936年留学德国。1935年获德国累斯顿工业大学化学系工学博士。1935~1936年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钢铁冶金研究所从事博士后进修一年。建国前曾任北洋大学矿冶系助教、北洋工学院、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重庆大学、北洋大学及唐山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重庆矿冶研究所钢铁研究室主任、代理所长及重庆材料试验处冶金组主任等职务。建国后曾任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兼冶金系教授,天津大学副教务长兼冶金系教授,北京钢铁学院教务长兼理化系教授、图书馆馆长、副院长等职。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顾问、日本钢铁学会名誉会员及中国金属学会荣誉会员。
  追述中国1949年到1965年的钢铁技术和社会问题,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和发端,不可避免要从1949年之前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情况开始回顾。①
  一
  姜曦(以下简称姜):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工作是否初步改变了解放前钢铁工业的局面?
  魏寿昆(以下简称魏):解放以前,除去日本在东三省,本溪、鞍山搞了几个厂,资源委员会计划在湘潭成立中央钢铁厂②,主要是和德国合作,已经商量好了,后来因为卢沟桥事变,很快就变成了泡影,没有搞成。刚要建厂,七七事变发生了。昆明钢铁厂也是资源委员会当时搞小厂之一。经济部所属之下搞钢铁的都在资源委员会。
  姜:可以据此认为,资源委员会奠定了解放前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吗?
  魏:这个很难说,从根本讲,解放前钢铁工业没有什么,关键的都在东北。苏联攻打日本,日本被打败后,苏联拆走了鞍山的好多机器,搬到苏联,不过后来又重建鞍钢时好像又还回来了一小部分。解放前,除去昆明钢铁厂是新建的外,没有什么大的钢铁厂。另外,綦江有铁矿,那也是资源委员会搞的,所以大渡口那时候的钢铁厂,是汉冶萍③搬过来的,用的也是当时綦江的铁矿。其余都是些小厂,小高炉,还有不少,有些是小洋群,也有些是中洋群,但都很小,最大的30吨,30立方米的高炉。有离嘉陵江、长江近的,组建的小型厂。炼钢就是大渡口,用平炉④。抗战期间,除去东北、天津钢厂是日本人搞的,都不大,10吨、15吨左右的平炉,真正解放以前,中国钢铁工业的底子是很薄的,也就是汉冶萍的规模还可以,整个搬过来就是大渡口(钢铁厂)⑤,大渡口(钢铁厂)的规模也就是个中型钢厂,采用平炉,高炉是多大容积,炼钢的产量也很难说,最后还要考察下它真正的生产能力。昆明钢铁厂当时也不大,可能采用的是电炉。解放以前严格讲,除了东北的有点规模以外,其余规模都很小。
  姜:共产党的解放区当时是什么情况?
  魏:解放区没有大炉子,主要是挖铁轨出来,做炸弹。铁轨是钢的,手榴弹是生铁的,拿来铁轨后加上焦炭重化,做手榴弹。大钢厂可能没有,都是手榴弹厂,有一部分做步枪。
  姜: 当时都是采用土法吗?
  魏:大都是半土法,新法可能也有,但是很少。
  姜:当时的大渡口采用新法轧制了成渝铁路的钢轨?
  魏:解放以前钢铁工业的底子非常薄弱,那时汉冶萍搬家到重庆的大渡口(钢铁厂)留下那点东西。汉冶萍的所谓成绩,还是西方的。一般来讲,技术没有问题,搬迁到后方还见上了成效,到大渡口(钢铁厂)还轧钢轨,成渝铁路的钢轨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那时钢轨从国外也运不进来,我们的交通很需要,所以钢轨都是自己轧的,大渡口钢铁厂那还是新法,不是土法,当然规模还是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有成果,成渝铁路自己修的,自己铺的自己的钢轨。成渝铁路估计邵象华①先生知道的多一些。原来钢研院有一个专家,那时候就主管这个事情。
  姜:土法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冶金技术吗?
  魏:对,所谓土法,就是中国传统的冶金技术。
  姜:国外有些刊物上说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土法是古代中国的冶金技术,是吗?
  魏:对,大炼钢铁,是想象要采用古代的方法。大跃进中的土法炼铁,完全是不科学复古的运动。
  二   姜:1949-1965年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国钢铁工业历史发展中属于快速建设时期,是吗?
  魏:这个时期快是快,但是还不如以后快。
  姜:1949年后的三年恢复时期,有一些技术得到发展,那时情况怎样?
  魏:武钢、包钢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的,那时在搞大平炉,武钢的平炉可能是100噸左右,包钢是600 吨平炉。武钢在后面文革期间有点乱的,后来在文革结束投入正轨,特别是后来引进了1米7轧机②,做宽1米7的板子,不是太厚,也不是太薄,像易拉罐马口铁那种当时还不能做,后来那样的板子(1米7)鞍钢也能做了。另外,大炼钢铁之后,1960-1966年期间转炉的发展过程中,当时丘玉池③曾到过奥地利,看过LD厂,后来签过字的(签字注意参观保密)。首钢的后来的设计,是不是跟丘玉池一行这次考察有关?太原钢厂当时好像也跟国外订了顶吹转炉,当时也没得到飞速发展。
  北京有个黑色冶金设计院,此外重庆有,包钢有,鞍山有没有?这个设计院是专门设计钢铁大企业,包括各种炉子、轧钢、成品生产。过去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都没有设计院,美国过去也没有,国家有冶金设计院,是苏联搞的一套,我们有好几个设计院都和156项有关系,比如包钢就有黑色冶金设计院。
  三
  姜:为什么中国当时要搞6吨的侧吹空气转炉④,而不搞当时国际上最新出现的氧气顶吹转炉⑤?
  魏:那时候氧气顶吹转炉刚开始,国家和冶金部号召“自力更生”,搞中国自己的东西,当时首钢是不是在设计氧气转炉,我不确定,为什么没搞氧气顶吹转炉,这个是设备问题,投资太大。那时的武钢、包钢都是省里的厂,顶吹转炉大约五层楼高,侧吹转炉大约两层楼,国内氧气机当时也跟不上。当时冶金部一些领导强调要自力更生,这也是很大的原因之一。中央要搞武钢、包钢,省里要搞LD炉成本太高、投资太大,另外氧气机的大量生产也有问题,因为这些,我们转向侧吹转炉。搞大平炉也是文革前,文革中还在继续搞,那时候大平炉的发展,也影响了顶吹转炉LD炉。
  姜:侧吹空气转炉除了成本低,是否存在需要克服的技术问题?
  魏:侧吹转炉原来计划是要超过6吨,但是不能执行,我想因为它是用空气吹的,空气吹的过去有贝塞麦法和Thomas法(托马斯),这些都是底吹。底吹上边是一个大罐,下面的底是活的,有好多眼用来通空气,换底很方便。底吹空气转炉可以扩大,所以好做大,起码是30吨,有的还能50吨。中国为什么侧吹空气转炉到了6吨就打住了呢?我想是因为侧吹的原因。大罐是个圆圈,在圆圈的地方是比较容易打洞,但是也容易坏,侧面打洞,一面打好几个洞,洞多了,壁就容易坏,一坏了的话,整个炉子就完了。侧吹跟底吹不一样,底吹只需要换底,上面的部分不用换,所以侧吹受到限制,侧吹炉子的洞越多,壁就越支持不住,所以大于6吨就不那么理想了。炉子吹不了几次就坏了,成本太高了;好打眼,但炉子越大眼也多,侧面的墙壁容易坏。相反炉子不大,简单好做,有两层楼(高)就够了。它倾倒的时候也好倒,下面是钢锭车间,一歪就倒出来了,下面的钢包直接运走铸锭。所以侧吹转炉相对容易,省级的钢铁厂都用这个,它设备简单,不能再扩大了,炉子寿命相对短,所以整体受限。
  另外还有一个限制,就是用空气,用空气不如用氧气,侧面的洞多的话,空气会进去,眼太多壁也受不了。所以很多专家研究后,有侧吹,有面吹,有浮吹,空气来了就在表面吹,还有深吹,一歪的话空气容易进到钢水里头,这个是深吹和侧吹的道理,我们进行了研究。侧吹转炉有面吹、有深吹,深吹吹到里头,面吹在表面吹,我们研究深吹和面吹还是花了不少精力。另外,侧吹转炉的产品质量,我们可以保证,就是不能再扩大了,炉子的寿命不如底吹的好。
  姜:您谈到转炉摇炉技术以及深吹,这也算技术上的一点小尝试和进步。
  魏:6吨侧吹转炉,空气吹,我们能成功,脱硫还能控制不错,也算技术进步。不过呢,这个方法不能大力发展,寿命控制不了,成本太高。
  姜:为什么LD法①在中国发展比较慢?
  魏:中国的想法不一定晚,也不是我们没有考虑。我们的想法不晚,但是进展慢,迟迟不前,是因为LD设备复杂、氧气机的问题。还有当时的国营大厂受苏联600吨大平炉②的影响,LD就向后推了。受600吨的影响,省一级又没有那么大的投资条件和能力。另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氧气机。侧吹转炉真正消灭恐怕到了90年,90年以后才没有了,侧吹转炉都变成LD了。以后,顶吹我们发展成了顶底吹,底上我们也打一些孔,主要是上面,顶底复合吹,现在的转炉都是顶底复合吹。下面喷些石灰,石灰对炉子深部起脱硫作用。过去我们用平炉,600吨,炼一炉至少要40小时,得好几天,所以它跟连铸不好配合。转炉像250吨的LD顶底复合吹转炉,1个钟头出钢,可连续铸锭。后来这套成型了,平炉也要淘汰了,平炉能炼好钢,但是时间太长,它跟连铸配合也有一定困难,当然跟着平炉这条线发展走也可以,接连铸就不太合适。现在的转炉跟着连铸机,连铸机几乎不停,中间交接的时候最长停十几二十分钟,所以后来这个路线就定了。
  四
  姜:1949-1952年前后开始有过的平炉快速炼钢法③, 后来1958年大跃进时期又提倡过“多装快炼”,您了解最初提出“快速炼钢”的情况吗?
  魏:可能是苏联的平炉快速炼钢时间太长,所以在原料上(改进),加生铁。即平炉加生铁矿,不用液体铁水。转炉都是用液体铁水,在地上撒上小块,猪铁pigiron,就是一大长条,像很多小猪吃奶,都是一段一段的,有一个大沟,沟一般是耐火土,出来以后是大长沟,旁边有很多小沟,小沟一断,就是一个大块,在一断出来很多小块,小块就叫pig。平炉想办法缩短时间,主要是生产的含碳量不能太高。这个可能是针对600吨大平炉的,比如包钢、鞍钢那种大平炉。
  姜:1952年在奥地利出现了炉顶吹氧的转炉炼钢法,美国20世纪60年代约有60-70%的比例采用平炉炼钢,但到了70年代美国就发展成氧气转炉炼钢为主,是不是国外也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比中国要快呢?   魏:对。我们慢,就是因为600吨那样的大平炉,花了很多钱修建的。在80年以后,包钢开始拆掉部分平炉。什么时候600吨彻底淘汰,我不太清楚。
  姜: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其他设备跟不上,所以发展不了LD技术?
  魏:LD方法跟不上,就是当时条件和投资比较高。起码小厂不行,资本不够。
  姜:侧吹空气转炉和大平炉的发展是否影响氧气转炉的发展?
  魏:以包钢为例,600吨大平炉那时候,还是很解决问题的。回顾过去的技术,侧吹转炉淘汰了,侧吹空气碱性转炉还是我们独创的,侧吹转炉原则上讲在国外还是很早,但是都很小,因为最初发展是空气底吹,那时有酸性和碱性,碱性的是为一种特种矿,那时候德国和法国中间有一部分高磷的矿,估计已经采完了,所以托马斯炉也可算做历史了。氧气转炉在前一(阶)段能保证量,以后我们发展二次精炼,更帮助转炉站稳了脚,转炉就能够保质保量。转炉和连续浇锭配合的好,我们连续浇锭发展其实也很晚,现在连铸已经普及了,锭铸已经大部分都淘汰了,我们恐怕已经到了百分之九十几了。
  姜:不管是顶吹还是底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都没有赶上国外的发展速度,是这样的吗?
  魏: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怠工闹革命,国外发展走的快,我们停滞不前。那时候炼钢是次要的,革命是第一的。
  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成立了鞍钢、武钢、宝钢三个钢铁生产基地之外,还成立了其它20多个中型厂,可不可以说这一时期奠定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
  魏:对,可以这么说,奠定了基础,有所提高。就是进步慢,相比国外速度差,这个还是和投资有关系。那时候中国的建设,各方面都要考虑,不能光搞炼钢,还有化工、机械、航空、石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所以光投资钢铁是不行的。“一五”后期,有一个“三大、五中、十八小”①在全国建立钢铁厂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毛主席和陈云的认可,认为符合国情和当时的总路线精神。
  姜:有说法认为,自从“十八小”之后,建立了众多地方中小型钢铁企业,中国钢鐵工业逐渐走上了一段与西方和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完全不同的道路?
  魏:建厂都需要时间,小厂太多了。小厂的成本高,小的厂轧钢都是薄弱环节,那时轧钢比较简单粗陋,我们轧钢方面(技术)还不如炼钢本身,炼钢跟上了,轧钢有几个环节还停滞不前,板子太薄太厚都不行,管子现在天津有大无缝,以前都没有。大无缝是1990年以后建的。建设大无缝时,其它的都搞成了,但原料还找了一段时间,这反映当时还是有些认识不足。
  姜:“十八小”,有些也没有建设起来,在当时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建的太早了?是不是为了响应号召,开展努力建设的局面,个别有的存在一哄而上?
  魏:当时不存在一哄而上。“十八小”,主要是省里办,就是响应号召建设的。
  姜:钢铁工业奠定基础,规模得以扩大发展是否直接源于苏联“156项”②?
  魏:原则上讲,到扩大发展就要和苏联的156项联系到一起了。另外说,1949年以后的成就,主要就是156项,形成了我们的钢铁工业体系。很多都是苏联帮助我们搞起来的,我们冶炼一些品种的钢需要用合金,用合金的话就要有原料,比如说锰铁,我们自己能够做硅铁,硅铁在解放前就有,但是规模很小。锰铁在实验室做过一些,产量也很小,其它的钨铁、铬铁过去都没有。锰铁是苏联帮助投资搞起来,上海有铁合金厂,吉林有一个铁合金厂,那些厂全都是苏联帮着搞的。
  姜:“156项”钢铁方面的援建中,在具体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促进呢?
  魏:我们铁合金是一套完全的技术,虽然不是特别困难,自己搞也能搞出来,但是苏联提供的工作进度快,很快就搞出来了。苏联的156项中帮助在钢铁方面建立新厂,就是补我们所没有的,铁合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还有大平炉方面,在这个期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苏联帮助我们搞大平炉,500吨、600多吨,现在讲呢,平炉就落伍了都拆了,包钢那600吨的平炉啊,有6座还是几座很大的。那时平炉为什么好呢,因为平炉质量有保证。平炉冶炼比较慢,包钢几个大平炉也都相继拆了,以后改为150吨以上的转炉,但是大平炉技术大部分还是依仗着苏联的156项。轧钢技术进步很大,过去都是小轧钢厂,规模太小了,后来管材、板材还不行,比如石油管要求特殊。轧钢技术那一阶段也得到了发展。鞍钢当时实现了量的增产,另外就是型材,但是型材我们只能做工字钢,H型的大钢那时还不行,铁轨没问题,三角钢没问题,小工字钢也没问题,钢筋更没问题了,但是大的H型的钢不行,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钢锭,也没有连铸。156项估计还有耐火材料方面,耐火材料要是跟不上,钢铁还是没法炼,中国由此搞了不少耐火材料有关的东西。
  姜:156项里头有7个钢铁工业项目,鞍钢、武钢、包钢、本钢、富拉尔基特钢,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碳素厂。
  魏:炭素厂很重要,因为大量电炉,要有电极,合金厂就是炼合金钢啊,不锈钢,还有轴承钢。过去我们中国也搞一点。
  姜:您能否简要的评价一下,苏联提供的钢铁技术?
  魏:苏联帮助的钢铁技术方面,可能当时不存在最强和最前端的说法,但是那些当时正是我们缺乏的,我们解放以前非常薄弱,工业各门类都不完全,这个也缺,那个也缺,苏联156项牵扯到的钢铁建设,正是苏联给我们提供了技术。这无论如何都代表一个技术发展过程,一个也可以当作借鉴的历史过程。
  五
  魏:关于大炼钢铁,我也想提几个小问题:一个问题是认识不足,第二是热情过度高涨,这只是表面印象,第三钢铁工业是一个高度机械化的工业,对这个高度机械化工业如何实行群众路线?这些都值得研究。人海战术能提高钢产量?
  姜:人海战术不可能提高钢厂量,大炼钢铁运动中,土法炼钢有的地方杂质高达85%。
  魏:人海战术得出来的钢,都是废铁。土洋群不能去硫,硫都挪到钢里去了,最多只能去50%(硫),剩下50%远远超过限度,而剩下那50%,对钢来讲,钢就是废钢了。所以小土群完全是制造废铁。这是一个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   姜:大炼钢铁时期,侧吹空气转炉大发展和找矿运动,您如果评价呢?
  魏:我们做了侧吹转炉的努力,但是侧吹转炉严格的讲也是示范。侧吹转炉在我们中国最大炼到6吨,现在我们顶吹转炉一般都是250吨。那个小的很,才6吨,而且做的示范时间也很长,原因就是为了自力更生,也由于受到国际封锁和限制,太强调自力更生了。所以顶吹转炉实际上讲,苏联专家在那几年之前就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就知道了,钢研院也做过详细试验,就是没有办法推行。化冶所①的冶金专家叶渚沛②,当时也极力主张过发展氧气转炉。长时间的维持侧吹转炉,这也是失败的经验教训。
  找矿有一些收获,甘肃金川③、西固那里,有个镍矿原来认为是铁矿,后来被证实是镍矿,影响了镍矿的发展,所以这一点来讲呢,是找矿的收获。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有镍矿,原来以为没有镍。镍矿就是从大跃进找那时候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镍的用处很大,不锈钢用镍,镍其余的用处也很大,那个就离开钢铁的问题了。矿产资源有些的发现和发展,可以说跟大炼钢铁有些关系,是大炼钢铁带来的群众找矿运动的一个正面的收获。其余方面,大炼钢铁都没有收获,属于白白浪费时间。
  姜:氧气顶吹转炉发展过程当中,侧吹空气转炉是否算是一个技术弯路?
  魏:氧气顶吹,当时我们只有实验厂,太原有个实验厂,首钢也起了作用。首钢是30吨,是第一个搞转炉的设备。顶吹转炉第一个发明的是奥地利。但是就是推广、大家接受太晚了,1990以后才接受的,我们搞的晚,主要就是我们寄托希望用侧吹转炉,等于小走了一个弯路,又特别强调自力更生。侧吹转炉在从前是根据托马斯转炉,酸性的,国外钢铁厂采用它铸钢件,生铁件不如钢件好,得找点好矿,高炉炼出铁以后再用侧吹转炉,一般都是一吨的,制作小件用。以后国外侧吹空气转炉就没有再发展,就转到发展顶吹转炉,氧气顶吹转炉发展很快也上去了。我国可以说侧吹转炉从50年代后几乎一直用了近三十年,这个严格的讲,我们技术上有失策。不过那时候条件限制,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另外技术呢,侧吹转炉上中国还真下了功夫,因为侧吹转炉呢,用碱性的,要去磷,要去硫,这点国外没有。側吹转炉过去也有人出过书,都是小薄册子,侧吹转炉的研究还怎么脱硫啊、脱磷啊,用碱性方法,用空气,扩充到6吨,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炉子的寿命短,另外一个既然侧吹,不能扩充到太大,侧吹很难控制,空气进去以后,很容易就烧坏了,一烧坏,炉子就停炉重修,所以没法再发展超过6吨以上,所以这个是中国特色,但是特色呢,又等于走了一个小弯路。
  姜:其他的方面也存在走了弯路或者认识不足吗,比如只有我国和苏联搞的超大型平炉呢?
  魏:超大平炉淘汰的慢了,也算是走了一点冤枉路了。苏联也用过一段,后来大平炉也很少了,世界上都是250吨氧气顶底吹转炉,我们中国搞的起码也是150吨。还有轧钢方面我们也很欠缺,比如做管子,管子后来我们可能还是个热点。现在管子能轧了,大无缝等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搞起来的,那个管子也不错,我们自己做的也能用了,过去都买日本人的大无缝。管子最初还是苏联提供我们的资料,管材、板材,解放前我们一点都没有,现在我们板子还有些问题,太薄的板子是不是能做了呢,大厚板子造船的板子是不是还要国外买的我也太不知道。所以当时中国这些都还满足不了。
  姜:那么氧气机是否是制约氧气转炉最初发展的瓶颈和关键因素?
  魏:大型化就是炉体体积的增加,过去高炉都是150立方米,可能是国外大型化比我们早。我们都是小炉子,跟鼓风机有关系,鼓风机没有这么大,接续设备跟不上。氧气顶吹不能大量采用,当时就是氧气机问题。那时我们侧吹转炉没有的大量制氧机可用,所以有人提出来,我们国家机械部为什么不做氧气机。机械部提出来,是你们(冶金部)没有提出来要大量制氧机,所以我们没研究。当时普遍的认识,还是不重视氧气转炉,主要就是自力更生,也只能自力更生,没有想到氧气转炉发展的这么快,恐怕西方也没想到,特别是60年代以后发展到二次精炼。所以我们缺乏炼钢用制氧机的原因,不能说是认识问题,而是当时条件下,整体的工业机械制造水平相对落后的原因造成的。
  苏联发展600吨大炉,对苏联讲也是个设想,国际上转炉也就100吨,150吨,基本上都是50吨,有的才20吨,所以搞600吨是苏联的一个设想,美国就没有600吨,美国平炉也就是50吨,顶多80吨。氧气转炉一个钟头可能250吨出炉,出来以后花一个钟头也铸完了,配合很好。600吨平炉耗费时间,可能有时40小时才出一炉,出一炉600吨,1个钟头放完了,连铸就要停了,所以没法跟连铸配合,转炉的设备可以互相配合,平炉不行,平炉保证质量没问题,但是最后顶吹转炉出二次精炼,质量比平炉又提高一步,这又有个发展的问题。
  姜:我们何时实现全连铸的突破呢?
  魏:全连铸的突破已经很晚了,过了1990年。最初我国第一个设计连铸的就是我校的徐宝陞教授,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当时世界上技术领先的三个人之一,他是机械方面第一位。不过那时技术面临一个难点,研究连铸要研究传热问题,结晶器的大小、形状,还有钢水流的速度,都跟传热有关系,这方面研究稍微有点欠缺,但是机械方面他是第一个设计的,有很大贡献。
  姜:武钢的1米7轧机之后,宝钢后来实现了全连铸。
  魏:宝钢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所以技术走向最新的趋势,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宝钢最初设立的时候,那是1977年,那时候我们的连续铸锭根本不普及。钢锭还入初轧厂,初轧厂现在有人讲是小小败笔,我们国家更早就应该开始大力发展连铸。
  姜:这一时期,炼铁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技术进步?
  魏:高炉喷煤还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发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先进的。当初德国要买我们的这个专利,但是我们一个仪表都没有,究竟是每分钟过多少煤,速度是多少,煤是热的少、还是少的好,我买你的专利,你一个数据都没有。这是我听说的,不知真假,但是我们科技化的方法啊,就是一个半土法,没有量的方法,不完全是科研工作没跟上,主要还是我们当时的仪器仪表的制备水平不行。现在国外不仅喷煤还喷石灰。我们先发明,人家后改进。   還有重要的是攀枝花和包头资源综合利用的问题。攀枝花有个特点就是矿含碳多,泡沫渣多。后来用30%,还是15%,加普通矿,以后那个泡沫渣就没有了,这也是一个发明。我自己还有个设想和思考,攀枝花当初的路线我觉得是对的,起码铌可以提出来,电炉太小,电炉本身又是炼废钢的,合金钢是搞精的,不是搞(数)量的,搞(数)量只有高炉、转炉。还有里面的钒并不太多,只是一个附属的东西,既然是附属的东西,这个路线我现在认为还是十分可取的。
  姜:我们回顾技术的更替,除了当时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仍然要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考量和评价。
  魏:除了有些技术发展比较缓慢以外,我们的钢铁科研人员也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的,这样来讲,也比较全面一点。不能只关注都有什么东西发展的慢了,希望也能适当关注一下,建国初期在特定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下,特别是面临国际经济技术封锁,和百业待兴的困难经济的环境,以及钢铁工业薄弱的基础,中国钢铁工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都做了怎样的一些探索和努力。
  后记:魏寿昆院士,以他百余年的人生经验,百岁之后六年间给予无私赐教。今先生107岁高龄仙逝。感念先生长年悉心的口述历史,以先生“捧着一颗心,不带走一根草”真正的大师精神与学界分享。先生见解精辟,弥足珍贵,特致数句,敬表谢忱。囿于个人的专业疏陋和记录误植,尚待读者辨析。望以些许历史价值飨于读者,盼与学人共勉之。
  〔参考文献〕
  [1] 《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编辑委员会.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数字汇编(上下卷)[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3:1~3.
  [2] 《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编辑委员会.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9:16~17.
  [3] 王麦.当代中国钢铁工业的科学技术[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7:77~79.
  (责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materials from the series of interviews with famous iron and steel expert, WEI Shou-kun(1907-2014),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ocusing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ssues. Chinese steel industry went through an unprecedentedly rapi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many fluctuations, between 1949 and 1965. Its entanglement with development in Chinese society, politics, foreign relations and other aspects is evident both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50s, when the base of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was established, and during the phase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as core, foreign assistance as supplement”,when China experimented with a unique way of development, or the frenz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hich caused much damage to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Some technologies that emerged and subsequently disappeared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open-hearth furnaces introduced during the period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side-blown converters introduc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and by “backyard furnaces” as typical for the obstacles and frequent reversals of development. Some of these technologies emerged and were replaced in a natural process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because of exaggerated insistence on particular lines of thought; some were naturally eliminated by history and real life after the period of frenzy. Although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all become history today, this interview attempts to formulate the major development models and features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of modern China, using many new perspectives and asking new questions. Its main subjects are open-hearth furnaces, side-blown converters and backyard furnaces as case studies for discussion, in order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of modern Chin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social phenomena, and to explore the ideals and learning processes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WEI Shou-kun; history of iron and steel technique; open-hearth furnaces; air side-blown converters; backyard furn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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