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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的利益日趋多样，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而这些主体的利益往往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但互相矛盾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因此吸收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成为了国家理性的选择，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2006年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完善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程序和方法，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表明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并通过完善制度实质性地推动社会大众共同参与政治的进程。此举将不仅能提高各种社会力量在政府决策和公共管理事务中的地位，而且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政治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代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
所谓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特定体制框架内的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府政策指定的各种行为。它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缺少事先的沟通，其决策往往只能在政府封闭的系统内进行，这无疑是对公民参与权利的忽视，也往往是政府决策无法顺利进行的关键原因。充分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
首先，公民政治参与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公权力实际上是公众权力的部分让渡，民众是权利的母体。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让渡的只是管理权、统治权、保卫权等部分权利，所保留的参政议政权力是不可非法剥夺的。人类出于各种需要结成了社会，过着有组织的生活是一种积极的行为，政府的组成更是这种积极行为的体现。而政府就是这种公共权力下产生的政府，其权力也根本上来源于人民权力的让渡。列宁指出，“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民主意味着公民的平等和参政权利。公民有着天然的参政权利，公民的参与政治过程是国家民主政治的风向标。
其次，公民的政治参与维护了民主政体的稳定发展。如果我们把国家当作一个大系统，那么政府和社会就是并列的子系统，并共同构成一个大的系统。公民的政治参与，实际上维护了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政府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根本上有利于政治民主的稳定发展。一方面，社会是公众群体和关系的集合。没有公众关系的和谐就没有稳定生态的社会系统，而和谐的公众关系需要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整合与妥协。实现这样的利益整合，首先要为公众提供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让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因为社会的容忍度是有限的，需要有“排气孔”。如果说社会是一潭湖水，湖水满了不及时排水，到一定程度湖水势必会以决堤的方式发泄自己。这样的成本和损害远比为湖开设“宣泄渠道”来得高。另一方面，社会又是在政府控制下的共同体。无论政府如何顺应民意，为民谋利都不可能百分百地让社会的所有民众满意，社会上总会有部分权利让渡者的利益受损。在这个时候，要想社会系统和政府系统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失控，国家必须为社会安置大量的“排气孔”，以保证社会与政府间的“生态平衡”。这样的“排气行为”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民众参与行为。这个参与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系统内部各利益群体的利益整合的过程。这不仅仅维护了民众的发言权，也是促进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
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制度化地进行
国家不仅仅要认可和肯定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而且要力图把公民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的框架内，以实现公民公平有序的参与。所谓制度化，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指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不断取得社会认可、并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过程。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就是公民对政治参与组织原则和程序的普遍认可的过程。我们强调政治参与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是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但却不一定带来民主的进步，只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才是带来民主进步的参与方式。
首先，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有利于政治系统维持自身的稳定。制度化参与是相对于非制度化而言，是一种体制内的参与。人们通过体制内的渠道参与政治过程基本上是一种体制内的非暴力行为，它的途径多种多样：人们可以直接与政府官员接触对话，也可以是投票选举、合法的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等。这些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共同点是提倡公平有序的进行。而非制度化的参与，是在体制外进行的，如政治恐怖主义、军事政变、武装暴乱等。二战后的一些亚非拉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政局混乱，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化的落后。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参与制度化的落后，往往会迫使利益诉求者转而寻求体制外途径实现自身利益。这显然不利于政治稳定，也与政治民主相背离。因此作为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才是现代国家的理性选择。
其次，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化要求国家必须以制度化来保证公民的参政权利。在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出现，这些主体各自具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在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即改变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我们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是各方面利益关系都能得到协调的社会。和谐社会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多元性，决定了各种矛盾的广泛存在，有矛盾就必须要沟通表达，并通过表达实现利益整合。通过建立利益表达渠道，把政治参与纳入到一个经常性、可预测的制度化渠道，这恰是建设和谐社会、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从而让矛盾得到有效控制，并在系统内合理解决矛盾，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兴旺发达。
制度化的参与渠道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构建
我们提倡吸收公民制度化的参与政治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也不会自动产生，需要各方面做出共同的努力，通过政府和社会本身的不断完善以及制度安排才能实现。
首先，政府要通过转型来完善自身的运行系统。因为不同利益之间的有效整合始终是围绕政府系统进行的。政府能否有效转型是关系到政府的制度安排能否构建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政府的转型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代表公共利益。政府的公共权力并不是自身天然拥有的，其内在逻辑在于“公众作为委托人让政府代理部分公共权力的过程”。政府履行职能的目的在于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又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规范。它往往与政府自身利益，利益集团利益和政治竞争相互交织在一起，导致政府职能的履行容易变味。特别是在缺乏公民制度化的政治表达渠道情况下，政府的决策往往不容易被民众所认同。另一方面，政府的转型方向应该是以公共服务为主。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上的卓越表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相对封闭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完全实现政府的职能。而政府之所以要转向以公共服务为主，就在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符合了现代政府的治理模式。正像林肯曾说的那样：“政府的性质为民有、民治、民享。”公共服务型政府重视人的作用，要求把民众和公民利益作为政府行政的根本目标，这也与我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相一致。
其次，政府不仅仅要完善自身系统，还要为公民政治参与做出实质性的制度安排。也只有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才能实现政府、社会团体、公民之间的“讨价还价”的有序进行。制度上的设计可以从制定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建立稳定的参与渠道入手。一方面，制度上的设计必须首先要实现参与的有法可依。制度化参与是一种规范化的参与，要规范化就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包括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制度、专门条例等。这些“规则”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往往对制约公民、社会组织及政府的行为比较有效，因为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实际上这种共同的“规则”的设计不仅仅体现了政府的依法行政，对于树立公民和平理性的参与政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制度上必须设计一种稳定的参与渠道。公民要参与，没有一个载体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而稳定的参与渠道就是这种参与载体。也就是说公民可以在某种比较稳定的、有共同“规则”的框架内表达自己的要求。这种稳定的参与渠道实际上是为国家提供一个可控制的公民利益诉求的空间，实现在体制内化解矛盾。
再次，制度安排不能单靠政府，也必须发挥社会系统其应有的功能。社会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提供社会支持。一方面，社会通过分散社会群体矛盾对政府的压力和接受政府让渡的权力，与政府共同构建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市场经济下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往往容易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这就使政府系统往往处于空前紧张状态，而社会通过建立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缓冲空间”（如社会组织），来促使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和社会控制方式多样化，以实现分散政府系统的压力。而在政府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为了更好实现公共服务，将把一些职能交由社会来运作，社会将更多地作为权力主体身份参加政治生活。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在某些领域取代政府实现自我管理，从而克服传统政府“管得过多、管的过死”的毛病，并有力地支持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而以这种互动方式，推动政府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在制度化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对政府系统的监督和制衡，与政府共同构建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因为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构建，实际上也是靠政府决策来推动的。政府在构建参与制度过程中不能缺少社会对政府的具体行为的检测，即社会的监督和制衡。总体上来讲，行政决策与社会环境是一种双向的制约关系，即社会环境是行政决策存在的条件，而行政决策又能反作用于社会环境。如果社会对政府构建制度化参与渠道的政策措施，持积极评价，那么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化的渠道获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可。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自身完善以及有意识的制度化安排，以及社会系统发挥其应有功能才能真正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在这个过程，社会通过分散社会群体矛盾对政府的压力和接受政府让渡的权力，以及对政府系统的监督和制衡，实现其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制度化渠道的建立。
总之，现代政治民主需要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过程，但这种参与不是无序混乱的，而应该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以保证政治参与以社会普遍认可的方式有序进行。然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本身不会自动产生和完善，需要通过政府和社会两大组织系统的共同努力才能构建起来。这个过程既要以政府转型为前提，又要以充分发挥社会的制衡监督功能为条件。通过政府和社会双方的协调互动，最终建立起各方都能接受的制度化参与渠道。
现代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
所谓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特定体制框架内的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府政策指定的各种行为。它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缺少事先的沟通，其决策往往只能在政府封闭的系统内进行，这无疑是对公民参与权利的忽视，也往往是政府决策无法顺利进行的关键原因。充分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
首先，公民政治参与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公权力实际上是公众权力的部分让渡，民众是权利的母体。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让渡的只是管理权、统治权、保卫权等部分权利，所保留的参政议政权力是不可非法剥夺的。人类出于各种需要结成了社会，过着有组织的生活是一种积极的行为，政府的组成更是这种积极行为的体现。而政府就是这种公共权力下产生的政府，其权力也根本上来源于人民权力的让渡。列宁指出，“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民主意味着公民的平等和参政权利。公民有着天然的参政权利，公民的参与政治过程是国家民主政治的风向标。
其次，公民的政治参与维护了民主政体的稳定发展。如果我们把国家当作一个大系统，那么政府和社会就是并列的子系统，并共同构成一个大的系统。公民的政治参与，实际上维护了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政府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根本上有利于政治民主的稳定发展。一方面，社会是公众群体和关系的集合。没有公众关系的和谐就没有稳定生态的社会系统，而和谐的公众关系需要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整合与妥协。实现这样的利益整合，首先要为公众提供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让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因为社会的容忍度是有限的，需要有“排气孔”。如果说社会是一潭湖水，湖水满了不及时排水，到一定程度湖水势必会以决堤的方式发泄自己。这样的成本和损害远比为湖开设“宣泄渠道”来得高。另一方面，社会又是在政府控制下的共同体。无论政府如何顺应民意，为民谋利都不可能百分百地让社会的所有民众满意，社会上总会有部分权利让渡者的利益受损。在这个时候，要想社会系统和政府系统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失控，国家必须为社会安置大量的“排气孔”，以保证社会与政府间的“生态平衡”。这样的“排气行为”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民众参与行为。这个参与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系统内部各利益群体的利益整合的过程。这不仅仅维护了民众的发言权，也是促进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
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制度化地进行
国家不仅仅要认可和肯定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而且要力图把公民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的框架内，以实现公民公平有序的参与。所谓制度化，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指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不断取得社会认可、并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过程。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就是公民对政治参与组织原则和程序的普遍认可的过程。我们强调政治参与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是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但却不一定带来民主的进步，只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才是带来民主进步的参与方式。
首先，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有利于政治系统维持自身的稳定。制度化参与是相对于非制度化而言，是一种体制内的参与。人们通过体制内的渠道参与政治过程基本上是一种体制内的非暴力行为，它的途径多种多样：人们可以直接与政府官员接触对话，也可以是投票选举、合法的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等。这些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共同点是提倡公平有序的进行。而非制度化的参与，是在体制外进行的，如政治恐怖主义、军事政变、武装暴乱等。二战后的一些亚非拉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政局混乱，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化的落后。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参与制度化的落后，往往会迫使利益诉求者转而寻求体制外途径实现自身利益。这显然不利于政治稳定，也与政治民主相背离。因此作为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才是现代国家的理性选择。
其次，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化要求国家必须以制度化来保证公民的参政权利。在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出现，这些主体各自具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在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即改变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我们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是各方面利益关系都能得到协调的社会。和谐社会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多元性，决定了各种矛盾的广泛存在，有矛盾就必须要沟通表达，并通过表达实现利益整合。通过建立利益表达渠道，把政治参与纳入到一个经常性、可预测的制度化渠道，这恰是建设和谐社会、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从而让矛盾得到有效控制，并在系统内合理解决矛盾，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兴旺发达。
制度化的参与渠道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构建
我们提倡吸收公民制度化的参与政治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也不会自动产生，需要各方面做出共同的努力，通过政府和社会本身的不断完善以及制度安排才能实现。
首先，政府要通过转型来完善自身的运行系统。因为不同利益之间的有效整合始终是围绕政府系统进行的。政府能否有效转型是关系到政府的制度安排能否构建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政府的转型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代表公共利益。政府的公共权力并不是自身天然拥有的，其内在逻辑在于“公众作为委托人让政府代理部分公共权力的过程”。政府履行职能的目的在于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又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规范。它往往与政府自身利益，利益集团利益和政治竞争相互交织在一起，导致政府职能的履行容易变味。特别是在缺乏公民制度化的政治表达渠道情况下，政府的决策往往不容易被民众所认同。另一方面，政府的转型方向应该是以公共服务为主。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上的卓越表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相对封闭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完全实现政府的职能。而政府之所以要转向以公共服务为主，就在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符合了现代政府的治理模式。正像林肯曾说的那样：“政府的性质为民有、民治、民享。”公共服务型政府重视人的作用，要求把民众和公民利益作为政府行政的根本目标，这也与我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相一致。
其次，政府不仅仅要完善自身系统，还要为公民政治参与做出实质性的制度安排。也只有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才能实现政府、社会团体、公民之间的“讨价还价”的有序进行。制度上的设计可以从制定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建立稳定的参与渠道入手。一方面，制度上的设计必须首先要实现参与的有法可依。制度化参与是一种规范化的参与，要规范化就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包括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制度、专门条例等。这些“规则”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往往对制约公民、社会组织及政府的行为比较有效，因为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实际上这种共同的“规则”的设计不仅仅体现了政府的依法行政，对于树立公民和平理性的参与政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制度上必须设计一种稳定的参与渠道。公民要参与，没有一个载体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而稳定的参与渠道就是这种参与载体。也就是说公民可以在某种比较稳定的、有共同“规则”的框架内表达自己的要求。这种稳定的参与渠道实际上是为国家提供一个可控制的公民利益诉求的空间，实现在体制内化解矛盾。
再次，制度安排不能单靠政府，也必须发挥社会系统其应有的功能。社会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提供社会支持。一方面，社会通过分散社会群体矛盾对政府的压力和接受政府让渡的权力，与政府共同构建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市场经济下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往往容易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这就使政府系统往往处于空前紧张状态，而社会通过建立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缓冲空间”（如社会组织），来促使社会治理结构合理化和社会控制方式多样化，以实现分散政府系统的压力。而在政府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为了更好实现公共服务，将把一些职能交由社会来运作，社会将更多地作为权力主体身份参加政治生活。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在某些领域取代政府实现自我管理，从而克服传统政府“管得过多、管的过死”的毛病，并有力地支持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而以这种互动方式，推动政府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在制度化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对政府系统的监督和制衡，与政府共同构建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因为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构建，实际上也是靠政府决策来推动的。政府在构建参与制度过程中不能缺少社会对政府的具体行为的检测，即社会的监督和制衡。总体上来讲，行政决策与社会环境是一种双向的制约关系，即社会环境是行政决策存在的条件，而行政决策又能反作用于社会环境。如果社会对政府构建制度化参与渠道的政策措施，持积极评价，那么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化的渠道获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可。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自身完善以及有意识的制度化安排，以及社会系统发挥其应有功能才能真正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在这个过程，社会通过分散社会群体矛盾对政府的压力和接受政府让渡的权力，以及对政府系统的监督和制衡，实现其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制度化渠道的建立。
总之，现代政治民主需要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过程，但这种参与不是无序混乱的，而应该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以保证政治参与以社会普遍认可的方式有序进行。然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本身不会自动产生和完善，需要通过政府和社会两大组织系统的共同努力才能构建起来。这个过程既要以政府转型为前提，又要以充分发挥社会的制衡监督功能为条件。通过政府和社会双方的协调互动，最终建立起各方都能接受的制度化参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