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读到丁礼庭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相对的》一文，文章讨论的是香港著名政治学教授15万字的《民主四讲》。丁礼庭论述了民主无须绝对优越便可实行的理由，同时对《民主四讲》得出这样的结论：“文章里提供的素材实在是丰富多彩，但对这些素材的解读和认识却是如此地肤浅和愚昧”，“在15万字的文章中，绕来绕去，主要论点只有一个，就是论证了‘现代民主制度’不是‘好东西’，而是‘坏东西’！但是其手法却是如此的拙劣”。丁礼庭甚至认为，“这位博学多才的教授在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误导。”
仔细分析《民主四讲》所运用的论证逻辑。这种逻辑在类似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似乎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它包括两个步骤：第一，现有的民主都不够好，都不完美，既然如此，那就不该再提倡和要求民主。第二，既然没有必要提倡民主，那么实行其他任何的政治制度，包括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制度，都是合理的。这是一种从政治制度完美论极端一下子摆向虚无论极端的典型例子：既然天下没有绝对完美的政治制度，那就不妨实行任何恶劣的制度。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政治制度和制度选择，那就会成为乔治?奥威尔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批判过的那种“失职的知识分子”。
失职的知识分子
1930、40年代的时候，许多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崇拜苏联的共产主义。他们“从正面理解”斯大林主义，并为之辩护。著名诗人奥登就是其中之一。奥威尔分析了英国诗人奥登的著名诗作《西班牙》（1937），开头两小节是：
“明天属于年轻人，诗人们像炸弹一样爆发，
湖边的漫步，在一起相拥的美好时光；
明天的自行车比赛
要在夏夜穿过郊区。但是今天还得斗争。
今天是死亡几率的有意增加，
是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犯的存心原谅；
今天是在乏味而短命的传单和无聊的会议上行使权力。”
奥威尔对此评论道：“请注意‘必要的谋杀’这个短语。只有根本不懂什么叫谋杀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我自己绝不会那么轻松地谈论谋杀。我亲眼看到过几具被谋杀的尸体——我指的不是在战场上被打死的，我指的是被谋杀的。因此，我知道什么是谋杀——恐怖、仇恨、嚎哭的家属、尸体解剖、血、臭味。对我来说，谋杀是件应当避免的事。每个普通人也都这么看。希特勒们和斯大林们觉得谋杀是必需的，但他们也不宣扬谋杀的可怕，他们也不称那是谋杀，而是‘蒸发’、‘清除’，或者别的能安慰人的什么词。如果在谋杀发生的时候，你是在其它的地方，那么，奥登先生的那种无道德感才有可能产生。左翼思想也是一样，就好比不知道火会烧伤的人在玩火。”（奥威尔：《阿瑟?凯斯特勒》）
奥威尔认为，像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不只是知识上的无知，而且更是道义上的失职和伪善。《民主四讲》的作者生活在民主相对有保障的香港，却对其他地方的缺乏民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和接受。奥威尔敏锐地看到，知识分子是最需要有所信仰的，但他们并不总是清楚应该信仰什么，所以他们往往会胡乱信仰，并把这种胡乱信仰敷衍成为某种政治理论，这也恰恰是我们在《民主四讲》中看到的。
奥威尔这样分析那些胡乱信仰的知识分子：“30年代年轻的作家为什么会投奔共产党？原因很简单：他们需要信仰。这里有宗教、军队、正统和纪律。这里有祖国和元首——至少在1935年或者1935年以后是这样。知识分子曾经好像抛弃的忠诚和迷信，转眼之间，又披着薄薄的外衣回来了。爱国主义、宗教、帝国和军事荣耀——用一个词说，就是俄国。父亲、皇帝、领袖、英雄和救世主——用一个词说，就是斯大林。上帝-斯大林，恶魔-希特勒，天堂-莫斯科，地狱-柏林。一切鸿沟都被填满了。因此，英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信仰共产主义，原因还是很清楚的。那是背井离乡者的爱国主义。”（《在巨鲸肚子里》）
“背井离乡者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犬儒主义，它爱的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国家或制度，只要自己不在那个制度中生活，别人在那个制度中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是根本无所谓的。现在有的人怀念和赞美“文革”，如果他们自己不想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那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类犬儒主义的表现。
道德完美主义的困窘
撇开媚权讨好或首鼠两端这类可疑的私人动机，从最好的情况来看，知识分子因为看到民主不完美，而沦落到道德虚无主义之中，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就算《民主四讲》的作者对民主没有敌意，他把民主想象得必须绝对优秀才有实行的价值，已经是一种比道德完美主义更危险的完美主义。
道德完美主义往往使得一个人更难以，而不是更能够坚持他原先的主张或原则，在面临挫折和考验时，也会变得格外脆弱，并因为丧失意志而迅速放弃，从而走向反面，甚至比其他反面人物走得更远。奥威尔批评的17、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作者）就是一个例子：“从政治上看，斯威夫特属于那种因为受不了当时的进步党的愚蠢而被迫采取反常的保守党政策的人。”（《政治与文学：对<格列佛游记>的考察》）。
奥威尔的小说《1984》常常使读者对故事的结尾感到困惑。温斯顿是一个有自由和反抗要求的人，为什么他一下子会被成功改造，变得全然顺从和合作，是被动的洗脑，还是并非全然被动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他独自的致命弱点（所谓的“阿基里斯之踵”）。统治者只要找到这种弱点，就能将所有的反叛者一一制服。那笼子里让温斯顿吓破了胆的“老鼠”是令他精神抵抗彻底崩溃的“死穴”吗？还是他的崩溃另有原因？奥威尔对完美道德的思考至少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温斯顿最后的意志崩溃。
温斯顿本不具有他所期许自己的那种超人的勇敢，他背弃了朱丽叶，为此感到一种彻底绝望的羞辱，当他和朱丽叶再次相逢的时候，他们已经对彼此毫无感情。他们都在刑室里看清了自己的道德不完美（“你在乎的只是自己”），都因此彻底放弃了抵抗。他们都不能看到，真正的现实抵抗，是凡人的抵抗，不是圣人的抵抗。道德完美主义是“非人”的，使人变得软弱，而不是坚强，因为太理想化，才特别容易放弃现实的反抗。在《1984》中，温斯顿最后被极权成功改造，选择了顺从，完全放弃反抗，不只是因为极权暴力的酷刑发生了作用，而且也是因为温斯顿自己的道德完美主义本来就十分脆弱，不堪一击。
奥威尔对“完美道德”的思考集中表现在《李尔、托尔斯泰与弄臣》和《关于甘地的思考》这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里，他批评托尔斯泰“当圣人”的野心，在后一篇里，他批评了甘地禁欲主义的“非人化”。奥威尔认为，托尔斯泰不喜欢李尔这个人物，是因为他自己太像李尔了，莎士比亚把李尔写得那么逼真，那么“跟托尔斯泰自己的历史惊人地相似”，托尔斯泰因此才“更加感到愤怒和不安”。在托尔斯泰的一生中，跟李尔一样，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无偿的放弃财产的行为。托尔斯泰老年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的庄园、爵位和版权，并且真诚地想要摆脱自己的特权地位，过普通农民的生活。而且，托尔斯泰跟李尔还有更深层次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并没有得到所希望的生活。在托尔斯泰看来，每个人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要得到幸福，只有按上帝的要求去做。但是，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事，就意味着要弃绝一切人间的快乐和野心，只为他人而活着。所以，托尔斯泰最终放弃了这个世界，以为这样能使他更幸福些。但是，假若说他晚年的生活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他并不幸福。 就连托尔斯泰的死亡也跟李尔惊人地相似，他突然心血来潮，要穿越整个国家，只有他能信任的女儿在陪伴，结果死在一个陌生村庄的小茅屋里。托尔斯泰为了想得到完美的“幸福”而放弃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就像有的革命圣人为了想实现某种完美的“新生活”，而不惜整个摧毁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一样，在奥威尔看来，这样的道德主义中，有一种自私的因素，是道德完美主义者自己不肯承认的。
“对托尔斯泰的性格，我总有一些怀疑，就跟我对甘地的性格也有怀疑一样。托尔斯泰不像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是个粗俗的伪善者，假如他没有受到周围人尤其是他妻子的干预，他很可能会更为严格地要求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对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我们也不可完全采信其信徒对他们的评价。总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以一种形式的自私换取另一种形式的自私而已。”这种道德就是：“如果你想放弃你的土地，那就请便；但不要指望会因此得到幸福。你很可能得不到幸福。如果你为别人而活着，你就必须为别人活着，别想着靠它为自己谋取什么好处。”（《李尔、托尔斯泰与弄臣》）
完美主义的面具
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非常努力地想使自己成为圣人。奥威尔对一切“圣人”都抱有本能的怀疑和不信任，包括对像甘地这样已经成为神话的圣人：“所有的圣人，在被证明清白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有罪”，也就是说，所有的圣人，在被证明是圣人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是假圣人，都可以怀疑他是一个怀有不可告人的自私目的的伪君子。
奥威尔指出，嘴上奉行道德的人和赞扬他们的人，其实并不是纯粹的道德主义者，都会有自私的目的。他们看不清或不说破这个，有的是被自己的道德完美主义所蒙蔽，有的则是故意利用它来蒙蔽世人。在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就是后一种情况，他们对待甘地向来很温和，是因为“英国人觉得甘地对他们有用处。1942年，甘地也用非暴力反抗去对付日本侵略者，英国的保守党人才真的生气了。他们只对甘地生过这一回气”。而且，印度富豪们对甘地的态度，也是这样，“甘地号召这些人悔悟，自然地，跟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比，富豪们更喜欢甘地，因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想方设法要剥夺富豪的财产。”（《关于甘地的思考》，下同）
奥威尔认为，对于甘地，不能只看到甘地反对中央集权和国家暴力的一面，而且还要看到另外一面：“他的原则中那些来世的、反人类的倾向”。称赞甘地前一方面的人已经很多了，越是这样，批评他的“非人的态度”就越成为一种忌讳。奥威尔偏偏要打破这一忌讳，他说，没有必要像甘地那样奉行素食主义，“喝鸡汤属于不该干的事，这也许是很高贵的态度，但也是非人的态度。人之所以为人，恰恰在于人不追求完美。”
人并不需要做圣人才有意义，当圣人往往并不是因为特别关爱普通人，而是因为根本就看不起普通人。圣人不是普通人的朋友，而是他们的对头：“平常人都是失败的圣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值得怀疑。许多人真的是不想做圣人，而那些已经成为圣人或者渴望成为圣人的人，也许压根儿就不想做普通人。”
奥威尔不同意甘地以忍耐的牺牲来换取正义的主张，因为事实上，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1938年，有人也问过甘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刘易斯?费舍尔先生所著《甘地与斯大林》一书中有记载。甘地认为，德国犹太人应当集体自杀，这样就能‘唤醒世界和德国人民注意到希特勒的暴行’。战后，甘地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犹太人怎么着都会被杀死，那何不死得壮烈一些呢？费舍尔先生是甘地最热烈的崇拜者，但他听了甘地这番话，好像也惊得目瞪口呆。不过，无论如何，甘地是诚实的。如果你不准备自杀，那就得预备着以其它方式丧命。1942年，甘地呼吁对日本侵略者实行非暴力抵抗时，他已经做好了牺牲数百万条生命的准备。”
奥威尔非常清醒地看到，甘地的“非暴力”和“不抗恶”主义对于反抗极权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了解极权统治的本质；他是根据自己反抗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行事的。确实，英国人一直很有耐心地对待甘地，反倒使他能够不断地扩大影响，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甘地相信‘唤醒世界’的重要意义，但是，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唯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转达给对手。现在的俄罗斯（苏联），有一个甘地吗？假如俄罗斯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只有当非暴力抵抗的观念碰巧同时降临到俄罗斯民众的脑子里时，俄罗斯民众才有可能进行非暴力抵抗；即便如此，从乌克兰饥荒的历史来看，那也不会有任何效果。虽然如此，我们先假定，针对本国政府或者外国侵略者的非暴力抵抗，也会有效果，可是，你如何将它扩展到国际上呢？”
奥威尔显然不是就甘地论甘地，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诫他的读者：不要把改变世界，尤其是改变世界上极权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甘地的道德化的政治主张之上，也不要去编造不切实际的甘地神话，甘地并不是圣人或“圣雄”，而只是一个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著名政治家”比较起来相对“清新干净”的政治家而已。
奥威尔对道德完美主义的批评未免过于严苛，因为在所有的完美主义者当中，道德完美主义如果不能算是最真诚的，至少也是最不虚伪的，这就像民主在所有的现代政体中，如果不能算是最优秀的，至少也是最不恶劣的。像托尔斯泰和甘地这样的道德主义者，他们对道德有真诚的追求，所以不会因为追求不到完美的道德，而索性主张在不道德中随波逐流。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在责备民主不完善的人士中，是绝对找不到的。
仔细分析《民主四讲》所运用的论证逻辑。这种逻辑在类似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似乎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它包括两个步骤：第一，现有的民主都不够好，都不完美，既然如此，那就不该再提倡和要求民主。第二，既然没有必要提倡民主，那么实行其他任何的政治制度，包括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制度，都是合理的。这是一种从政治制度完美论极端一下子摆向虚无论极端的典型例子：既然天下没有绝对完美的政治制度，那就不妨实行任何恶劣的制度。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政治制度和制度选择，那就会成为乔治?奥威尔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批判过的那种“失职的知识分子”。
失职的知识分子
1930、40年代的时候，许多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崇拜苏联的共产主义。他们“从正面理解”斯大林主义，并为之辩护。著名诗人奥登就是其中之一。奥威尔分析了英国诗人奥登的著名诗作《西班牙》（1937），开头两小节是：
“明天属于年轻人，诗人们像炸弹一样爆发，
湖边的漫步，在一起相拥的美好时光；
明天的自行车比赛
要在夏夜穿过郊区。但是今天还得斗争。
今天是死亡几率的有意增加，
是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犯的存心原谅；
今天是在乏味而短命的传单和无聊的会议上行使权力。”
奥威尔对此评论道：“请注意‘必要的谋杀’这个短语。只有根本不懂什么叫谋杀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我自己绝不会那么轻松地谈论谋杀。我亲眼看到过几具被谋杀的尸体——我指的不是在战场上被打死的，我指的是被谋杀的。因此，我知道什么是谋杀——恐怖、仇恨、嚎哭的家属、尸体解剖、血、臭味。对我来说，谋杀是件应当避免的事。每个普通人也都这么看。希特勒们和斯大林们觉得谋杀是必需的，但他们也不宣扬谋杀的可怕，他们也不称那是谋杀，而是‘蒸发’、‘清除’，或者别的能安慰人的什么词。如果在谋杀发生的时候，你是在其它的地方，那么，奥登先生的那种无道德感才有可能产生。左翼思想也是一样，就好比不知道火会烧伤的人在玩火。”（奥威尔：《阿瑟?凯斯特勒》）
奥威尔认为，像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不只是知识上的无知，而且更是道义上的失职和伪善。《民主四讲》的作者生活在民主相对有保障的香港，却对其他地方的缺乏民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和接受。奥威尔敏锐地看到，知识分子是最需要有所信仰的，但他们并不总是清楚应该信仰什么，所以他们往往会胡乱信仰，并把这种胡乱信仰敷衍成为某种政治理论，这也恰恰是我们在《民主四讲》中看到的。
奥威尔这样分析那些胡乱信仰的知识分子：“30年代年轻的作家为什么会投奔共产党？原因很简单：他们需要信仰。这里有宗教、军队、正统和纪律。这里有祖国和元首——至少在1935年或者1935年以后是这样。知识分子曾经好像抛弃的忠诚和迷信，转眼之间，又披着薄薄的外衣回来了。爱国主义、宗教、帝国和军事荣耀——用一个词说，就是俄国。父亲、皇帝、领袖、英雄和救世主——用一个词说，就是斯大林。上帝-斯大林，恶魔-希特勒，天堂-莫斯科，地狱-柏林。一切鸿沟都被填满了。因此，英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信仰共产主义，原因还是很清楚的。那是背井离乡者的爱国主义。”（《在巨鲸肚子里》）
“背井离乡者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犬儒主义，它爱的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国家或制度，只要自己不在那个制度中生活，别人在那个制度中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是根本无所谓的。现在有的人怀念和赞美“文革”，如果他们自己不想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那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类犬儒主义的表现。
道德完美主义的困窘
撇开媚权讨好或首鼠两端这类可疑的私人动机，从最好的情况来看，知识分子因为看到民主不完美，而沦落到道德虚无主义之中，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就算《民主四讲》的作者对民主没有敌意，他把民主想象得必须绝对优秀才有实行的价值，已经是一种比道德完美主义更危险的完美主义。
道德完美主义往往使得一个人更难以，而不是更能够坚持他原先的主张或原则，在面临挫折和考验时，也会变得格外脆弱，并因为丧失意志而迅速放弃，从而走向反面，甚至比其他反面人物走得更远。奥威尔批评的17、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作者）就是一个例子：“从政治上看，斯威夫特属于那种因为受不了当时的进步党的愚蠢而被迫采取反常的保守党政策的人。”（《政治与文学：对<格列佛游记>的考察》）。
奥威尔的小说《1984》常常使读者对故事的结尾感到困惑。温斯顿是一个有自由和反抗要求的人，为什么他一下子会被成功改造，变得全然顺从和合作，是被动的洗脑，还是并非全然被动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他独自的致命弱点（所谓的“阿基里斯之踵”）。统治者只要找到这种弱点，就能将所有的反叛者一一制服。那笼子里让温斯顿吓破了胆的“老鼠”是令他精神抵抗彻底崩溃的“死穴”吗？还是他的崩溃另有原因？奥威尔对完美道德的思考至少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温斯顿最后的意志崩溃。
温斯顿本不具有他所期许自己的那种超人的勇敢，他背弃了朱丽叶，为此感到一种彻底绝望的羞辱，当他和朱丽叶再次相逢的时候，他们已经对彼此毫无感情。他们都在刑室里看清了自己的道德不完美（“你在乎的只是自己”），都因此彻底放弃了抵抗。他们都不能看到，真正的现实抵抗，是凡人的抵抗，不是圣人的抵抗。道德完美主义是“非人”的，使人变得软弱，而不是坚强，因为太理想化，才特别容易放弃现实的反抗。在《1984》中，温斯顿最后被极权成功改造，选择了顺从，完全放弃反抗，不只是因为极权暴力的酷刑发生了作用，而且也是因为温斯顿自己的道德完美主义本来就十分脆弱，不堪一击。
奥威尔对“完美道德”的思考集中表现在《李尔、托尔斯泰与弄臣》和《关于甘地的思考》这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里，他批评托尔斯泰“当圣人”的野心，在后一篇里，他批评了甘地禁欲主义的“非人化”。奥威尔认为，托尔斯泰不喜欢李尔这个人物，是因为他自己太像李尔了，莎士比亚把李尔写得那么逼真，那么“跟托尔斯泰自己的历史惊人地相似”，托尔斯泰因此才“更加感到愤怒和不安”。在托尔斯泰的一生中，跟李尔一样，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无偿的放弃财产的行为。托尔斯泰老年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的庄园、爵位和版权，并且真诚地想要摆脱自己的特权地位，过普通农民的生活。而且，托尔斯泰跟李尔还有更深层次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并没有得到所希望的生活。在托尔斯泰看来，每个人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要得到幸福，只有按上帝的要求去做。但是，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事，就意味着要弃绝一切人间的快乐和野心，只为他人而活着。所以，托尔斯泰最终放弃了这个世界，以为这样能使他更幸福些。但是，假若说他晚年的生活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他并不幸福。 就连托尔斯泰的死亡也跟李尔惊人地相似，他突然心血来潮，要穿越整个国家，只有他能信任的女儿在陪伴，结果死在一个陌生村庄的小茅屋里。托尔斯泰为了想得到完美的“幸福”而放弃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就像有的革命圣人为了想实现某种完美的“新生活”，而不惜整个摧毁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一样，在奥威尔看来，这样的道德主义中，有一种自私的因素，是道德完美主义者自己不肯承认的。
“对托尔斯泰的性格，我总有一些怀疑，就跟我对甘地的性格也有怀疑一样。托尔斯泰不像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是个粗俗的伪善者，假如他没有受到周围人尤其是他妻子的干预，他很可能会更为严格地要求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对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我们也不可完全采信其信徒对他们的评价。总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以一种形式的自私换取另一种形式的自私而已。”这种道德就是：“如果你想放弃你的土地，那就请便；但不要指望会因此得到幸福。你很可能得不到幸福。如果你为别人而活着，你就必须为别人活着，别想着靠它为自己谋取什么好处。”（《李尔、托尔斯泰与弄臣》）
完美主义的面具
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非常努力地想使自己成为圣人。奥威尔对一切“圣人”都抱有本能的怀疑和不信任，包括对像甘地这样已经成为神话的圣人：“所有的圣人，在被证明清白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有罪”，也就是说，所有的圣人，在被证明是圣人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是假圣人，都可以怀疑他是一个怀有不可告人的自私目的的伪君子。
奥威尔指出，嘴上奉行道德的人和赞扬他们的人，其实并不是纯粹的道德主义者，都会有自私的目的。他们看不清或不说破这个，有的是被自己的道德完美主义所蒙蔽，有的则是故意利用它来蒙蔽世人。在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就是后一种情况，他们对待甘地向来很温和，是因为“英国人觉得甘地对他们有用处。1942年，甘地也用非暴力反抗去对付日本侵略者，英国的保守党人才真的生气了。他们只对甘地生过这一回气”。而且，印度富豪们对甘地的态度，也是这样，“甘地号召这些人悔悟，自然地，跟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比，富豪们更喜欢甘地，因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想方设法要剥夺富豪的财产。”（《关于甘地的思考》，下同）
奥威尔认为，对于甘地，不能只看到甘地反对中央集权和国家暴力的一面，而且还要看到另外一面：“他的原则中那些来世的、反人类的倾向”。称赞甘地前一方面的人已经很多了，越是这样，批评他的“非人的态度”就越成为一种忌讳。奥威尔偏偏要打破这一忌讳，他说，没有必要像甘地那样奉行素食主义，“喝鸡汤属于不该干的事，这也许是很高贵的态度，但也是非人的态度。人之所以为人，恰恰在于人不追求完美。”
人并不需要做圣人才有意义，当圣人往往并不是因为特别关爱普通人，而是因为根本就看不起普通人。圣人不是普通人的朋友，而是他们的对头：“平常人都是失败的圣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值得怀疑。许多人真的是不想做圣人，而那些已经成为圣人或者渴望成为圣人的人，也许压根儿就不想做普通人。”
奥威尔不同意甘地以忍耐的牺牲来换取正义的主张，因为事实上，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1938年，有人也问过甘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刘易斯?费舍尔先生所著《甘地与斯大林》一书中有记载。甘地认为，德国犹太人应当集体自杀，这样就能‘唤醒世界和德国人民注意到希特勒的暴行’。战后，甘地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犹太人怎么着都会被杀死，那何不死得壮烈一些呢？费舍尔先生是甘地最热烈的崇拜者，但他听了甘地这番话，好像也惊得目瞪口呆。不过，无论如何，甘地是诚实的。如果你不准备自杀，那就得预备着以其它方式丧命。1942年，甘地呼吁对日本侵略者实行非暴力抵抗时，他已经做好了牺牲数百万条生命的准备。”
奥威尔非常清醒地看到，甘地的“非暴力”和“不抗恶”主义对于反抗极权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了解极权统治的本质；他是根据自己反抗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行事的。确实，英国人一直很有耐心地对待甘地，反倒使他能够不断地扩大影响，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甘地相信‘唤醒世界’的重要意义，但是，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唯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转达给对手。现在的俄罗斯（苏联），有一个甘地吗？假如俄罗斯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只有当非暴力抵抗的观念碰巧同时降临到俄罗斯民众的脑子里时，俄罗斯民众才有可能进行非暴力抵抗；即便如此，从乌克兰饥荒的历史来看，那也不会有任何效果。虽然如此，我们先假定，针对本国政府或者外国侵略者的非暴力抵抗，也会有效果，可是，你如何将它扩展到国际上呢？”
奥威尔显然不是就甘地论甘地，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诫他的读者：不要把改变世界，尤其是改变世界上极权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甘地的道德化的政治主张之上，也不要去编造不切实际的甘地神话，甘地并不是圣人或“圣雄”，而只是一个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著名政治家”比较起来相对“清新干净”的政治家而已。
奥威尔对道德完美主义的批评未免过于严苛，因为在所有的完美主义者当中，道德完美主义如果不能算是最真诚的，至少也是最不虚伪的，这就像民主在所有的现代政体中，如果不能算是最优秀的，至少也是最不恶劣的。像托尔斯泰和甘地这样的道德主义者，他们对道德有真诚的追求，所以不会因为追求不到完美的道德，而索性主张在不道德中随波逐流。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在责备民主不完善的人士中，是绝对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