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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漫步神州，寻访古都名城，或者走出国门游览世界，在诸多著名的历史与艺术博物馆里，几乎都可以看到中华青铜器的倩影。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其中还含有少量的铅。它作为一种合金，与纯铜相比有几大优点。一是熔点低，易于铸造；二是硬度大，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或减少锡与铅的比量，以达到不同的硬度；三是溶液在浇铸时气泡少，在模子内无孔不入，容易铸造出锐利的锋刃和细密的花纹。
青铜的发明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考古学上将青铜器的发明到铁器的普遍使用以前这段时间称为“青铜时代”。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晖。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现的青铜器相比，中国的青铜器有其自身独特的魅力。首先是数量大，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刻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已发现万件以上，但这还只占青铜器总量的少部分。众多的青铜器令人目不暇接，有眼花缭乱之感。其次是造型丰富，种类繁多，它包含有酒器、食器、水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铜镜等。再次是质量高，尤其是处于发展顶峰阶段的商末周初的青铜器更是极品迭出，其诡异的形制、精湛的铸工、华丽的纹样、恢弘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
“夏铸九鼎”之谜
我国夏代开始出现少量青铜器，古史所记“夏铸九鼎”，就是打开中华青铜文明首页的标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用各诸侯朝贡的铜铸造了九只气壮山河的大鼎，九鼎由三件圆鼎、六件方鼎组成。鼎上铸有九州山川名物。自此，九鼎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拥有九鼎，就拥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鼎在国在，鼎失国亡”。
夏朝灭亡后，九鼎被商朝所得。商纣王时，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纣，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九鼎于是成为周的镇国之宝。春秋时，诸侯国势力不断强大，周朝统治日渐衰落。齐、晋、秦、楚、宋五霸先后称雄，都有意图谋九鼎以代周室。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戎，进军周室边界，观兵周郊，以显示武力。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劳军。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知其心怀叵测，针锋相对地回答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于有没有仁德和天命，不在于有没有九鼎和九鼎的大小轻重，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天命未改，九鼎的大小轻重是不能随便泄露的。”楚庄王见意图被识破。于是说：“九鼎没有什么稀奇的，有足够的铜，谁都可以铸造，楚国在战场上所缴获的各种兵器就足够铸九个鼎了。”王孙满正告楚庄王：“九鼎是神圣的镇国之宝。夏桀暴虐，被商朝推翻，九鼎传给商汤；商纣王荒淫，被周所灭，九鼎传给周武王，现在必然还保存在周室。”楚庄王自讨没趣，悻悻而回。
西周亡后，鼎被秦所取，公元前296年，秦昭王在运鼎回国经泗水时，一鼎突然跃入水中，当时打捞未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派遣千余人到泗水打捞周鼎。关于泗水捞鼎一事，不但见于文献史料，还成为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如山东嘉祥城南武宅山出土的泗水捞鼎画像石，描绘了鼎被捞出水面时系鼎绳被鼎中忽然伸出的龙咬断，鼎复落水前一瞬间的生动场面。
那么，夏代是否铸过九鼎呢？如果铸过，九鼎流传了千余年，至秦失落一只而剩八只的话，那剩余八鼎又到了哪里?按常理推断，八鼎如果被秦国得到，秦亡，则归于汉，但据史书载，秦王子婴降刘邦时，只交出了象征皇权的皇帝玺印，对鼎只字未提。是鼎被秦所毁，还是秦从来未得鼎?也许随着考古发掘的发展，未来有一天，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夏铸九鼎一事会真相大白。
司母戊鼎为何缺耳
商代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这时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青铜制作业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青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巧，造型准确，器身上还出现了粗疏的动物纹或几何纹。到商代后期，青铜器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青铜铸造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大量的青铜容器上，常常铸出三重花纹，衬底用云雷纹，上面凸起兽面纹，主纹之上又加几何纹等。器内有时还铸出字数不等的铭文，颇具时代特征。
我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当属商代的司母戊鼎。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这么巨大的方鼎是干什么用的?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司母戊鼎是祭祀的器物，“司母戊”即“祭祀母亲戊”，司母戊鼎是商王祖庚祭祀他的母亲妣戊的，这么巨大的青铜器，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司母戊鼎是用传统的浑铸法整体铸造出来的。铸造前，先用陶土塑模，然后翻范，范分腹范、顶范、底范和洗口范。范制好后，组合成铸型。司母戊鼎的鼎足是与整个铸型连为一体的。其中三个鼎足作为浇铸时的浇铸口，一个鼎足作为排气口。铸造时，将大型熔炉置于铸型鼎足的外侧，当熔炉中的青铜熔化之后，将铜汁从三个鼎足口的洗口范上慢慢往铸型里灌注，待鼎身铸好后，再在上面安模、翻范，浇注鼎耳。这样，巨大的司母戊鼎便铸造出来了。司母戊大鼎需要二三百人用七八十斤重的将军盔，协同合作才能制成。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和复杂的工艺过程，说明我国青铜冶铸业早在商代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后来随着商朝的灭亡，司母戊鼎也随之湮没于废墟之中。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到一个硬物，吴希增把探杆取上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是没锯动，又改用铁锤砸，最后砸掉了鼎耳，使方鼎受到严重破坏。后来，村民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入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抗战胜利后，方鼎被运往南京。解放后，又被运送到了北京，现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就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模样了。
精妙绝伦的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商代又一知名的青铜器。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寓动于静。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喇叭状劲张的方形口部，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几乎接近器身的高度58.3厘米。尽管尊口很大，由于尊的四角有4只脚踏实地的山羊，所以没有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在尊的颈部饰有蕉叶、夔纹和兽面纹，肩部有4条龙相互蟠缠。最突出的是尊的腹部四角铸有4只大卷角羊，在宁静中有威严感。羊背和胸部饰有鳞纹，前腿为长冠鸟，圈足上饰有夔纹。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增强了造型的气势。肩部的龙及羊的卷角都用分铸法做成。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达到整器浑然一体的效果。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匠心独运，恰到好处。
四羊方尊集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于一身，体现出威严的气氛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风格，表现出了极其成熟的金属加工技巧和出色的艺术感染力，不愧是古代青铜艺术最杰出的珍品之一。1938年春天，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的村民姜景舒兄弟，在山上挖土种红薯时，锄头碰到一块硬物，他们想清除这块硬物，谁知道一锄头下去，“哐”的一声，从土里飞溅出一块长约10厘米宽约8厘米的锈铜片，一面是新茬儿，另一面的铜锈上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一些纹路图案。两兄弟继续挖下去，这件沉睡在地下3000多年的商朝末期的青铜国宝渐渐露出了瑰丽的身影，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的美丽传说
青铜冶炼技术到春秋战国已经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代表就是曾侯乙编钟，它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编钟分8组，共分3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包括1枚 ）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仅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5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
曾侯乙编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此钟为曾侯乙所造。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曾侯乙是地处楚国境内北部的曾国皇宫的一名乐师，他对音乐要求非常严格。后来铜碌山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天然铜，质地纯净，重达万斤。曾侯乙很早就想制造一件伟大乐器，于是派人连夜赶到楚境，将铜运回。运铜途中遭到楚国的三次截击，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运回到曾国。
编钟铸成后，曾侯乙大宴群臣，编钟奏响震耀古今，场景之恢宏可谓空前绝后。秦王闻听编钟之事后，派乐府总管亲往观摩，乐府总管深知秦王之意，领命前往。这时楚王秘密派了一名高手前去盗钟，以阻止曾国把编钟贡献给秦国。秦乐府总管到曾国后，晓以利害、动之以情地对曾侯乙游说：秦强大无比，且雄霸中原之心坚决，楚国尚不敢开罪，何况这小小的曾国。只要献上编钟，秦王大悦，就能保全你曾国清平康乐。曾侯乙虽是个刚正贤雅之人，但为了举国百姓的生死，不得不委曲求全，答应将编钟献于秦王。
当夜曾侯乙遣去众人，独自留于乐宫之内，对着编钟挥泪作别，然后离去。整套编钟被运送到大秦后，秦国庆祝胜利，杀猪宰牛犒劳军士，并在秦百万大军围观下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声乐歌舞表演，当压轴戏编钟演奏时，秦王大惊，因为编钟可以发出世上最纯粹的音乐，这音乐竟能净化秦国士兵的心灵，让他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人间的美好，军士们的兵器纷纷落下……秦王开始把编钟当成烫手的山芋，于是秘密派人射死曾侯乙，以编钟是曾侯乙毕生的心血，尊重曾侯乙为由，命编钟陪葬曾侯乙。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1979年，湖北随州城郊的一个小山包上，沉睡于地下2430年的曾侯乙编钟得以重见天日。这是我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1997年7月，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庆典音乐会上，编钟奏出了中华民族的世纪强音。
青铜器制造业的衰落
青铜器制造到了秦朝以后就渐渐衰落下去。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唐朝以来开始仿造先秦青铜器，到宋朝时达到鼎盛。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流传到现在的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的作品也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设之鼎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等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同时也下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但是无论如何，这时的青铜器制造，再也无法与先秦时期相媲美了。
青铜的发明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考古学上将青铜器的发明到铁器的普遍使用以前这段时间称为“青铜时代”。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晖。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现的青铜器相比，中国的青铜器有其自身独特的魅力。首先是数量大，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刻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已发现万件以上，但这还只占青铜器总量的少部分。众多的青铜器令人目不暇接，有眼花缭乱之感。其次是造型丰富，种类繁多，它包含有酒器、食器、水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铜镜等。再次是质量高，尤其是处于发展顶峰阶段的商末周初的青铜器更是极品迭出，其诡异的形制、精湛的铸工、华丽的纹样、恢弘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
“夏铸九鼎”之谜
我国夏代开始出现少量青铜器，古史所记“夏铸九鼎”，就是打开中华青铜文明首页的标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用各诸侯朝贡的铜铸造了九只气壮山河的大鼎，九鼎由三件圆鼎、六件方鼎组成。鼎上铸有九州山川名物。自此，九鼎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拥有九鼎，就拥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鼎在国在，鼎失国亡”。
夏朝灭亡后，九鼎被商朝所得。商纣王时，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纣，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九鼎于是成为周的镇国之宝。春秋时，诸侯国势力不断强大，周朝统治日渐衰落。齐、晋、秦、楚、宋五霸先后称雄，都有意图谋九鼎以代周室。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戎，进军周室边界，观兵周郊，以显示武力。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劳军。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知其心怀叵测，针锋相对地回答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于有没有仁德和天命，不在于有没有九鼎和九鼎的大小轻重，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天命未改，九鼎的大小轻重是不能随便泄露的。”楚庄王见意图被识破。于是说：“九鼎没有什么稀奇的，有足够的铜，谁都可以铸造，楚国在战场上所缴获的各种兵器就足够铸九个鼎了。”王孙满正告楚庄王：“九鼎是神圣的镇国之宝。夏桀暴虐，被商朝推翻，九鼎传给商汤；商纣王荒淫，被周所灭，九鼎传给周武王，现在必然还保存在周室。”楚庄王自讨没趣，悻悻而回。
西周亡后，鼎被秦所取，公元前296年，秦昭王在运鼎回国经泗水时，一鼎突然跃入水中，当时打捞未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派遣千余人到泗水打捞周鼎。关于泗水捞鼎一事，不但见于文献史料，还成为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如山东嘉祥城南武宅山出土的泗水捞鼎画像石，描绘了鼎被捞出水面时系鼎绳被鼎中忽然伸出的龙咬断，鼎复落水前一瞬间的生动场面。
那么，夏代是否铸过九鼎呢？如果铸过，九鼎流传了千余年，至秦失落一只而剩八只的话，那剩余八鼎又到了哪里?按常理推断，八鼎如果被秦国得到，秦亡，则归于汉，但据史书载，秦王子婴降刘邦时，只交出了象征皇权的皇帝玺印，对鼎只字未提。是鼎被秦所毁，还是秦从来未得鼎?也许随着考古发掘的发展，未来有一天，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夏铸九鼎一事会真相大白。
司母戊鼎为何缺耳
商代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这时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青铜制作业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青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巧，造型准确，器身上还出现了粗疏的动物纹或几何纹。到商代后期，青铜器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青铜铸造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大量的青铜容器上，常常铸出三重花纹，衬底用云雷纹，上面凸起兽面纹，主纹之上又加几何纹等。器内有时还铸出字数不等的铭文，颇具时代特征。
我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当属商代的司母戊鼎。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这么巨大的方鼎是干什么用的?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司母戊鼎是祭祀的器物，“司母戊”即“祭祀母亲戊”，司母戊鼎是商王祖庚祭祀他的母亲妣戊的，这么巨大的青铜器，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司母戊鼎是用传统的浑铸法整体铸造出来的。铸造前，先用陶土塑模，然后翻范，范分腹范、顶范、底范和洗口范。范制好后，组合成铸型。司母戊鼎的鼎足是与整个铸型连为一体的。其中三个鼎足作为浇铸时的浇铸口，一个鼎足作为排气口。铸造时，将大型熔炉置于铸型鼎足的外侧，当熔炉中的青铜熔化之后，将铜汁从三个鼎足口的洗口范上慢慢往铸型里灌注，待鼎身铸好后，再在上面安模、翻范，浇注鼎耳。这样，巨大的司母戊鼎便铸造出来了。司母戊大鼎需要二三百人用七八十斤重的将军盔，协同合作才能制成。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和复杂的工艺过程，说明我国青铜冶铸业早在商代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后来随着商朝的灭亡，司母戊鼎也随之湮没于废墟之中。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到一个硬物，吴希增把探杆取上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是没锯动，又改用铁锤砸，最后砸掉了鼎耳，使方鼎受到严重破坏。后来，村民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入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抗战胜利后，方鼎被运往南京。解放后，又被运送到了北京，现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就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模样了。
精妙绝伦的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商代又一知名的青铜器。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寓动于静。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喇叭状劲张的方形口部，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几乎接近器身的高度58.3厘米。尽管尊口很大，由于尊的四角有4只脚踏实地的山羊，所以没有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在尊的颈部饰有蕉叶、夔纹和兽面纹，肩部有4条龙相互蟠缠。最突出的是尊的腹部四角铸有4只大卷角羊，在宁静中有威严感。羊背和胸部饰有鳞纹，前腿为长冠鸟，圈足上饰有夔纹。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增强了造型的气势。肩部的龙及羊的卷角都用分铸法做成。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达到整器浑然一体的效果。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匠心独运，恰到好处。
四羊方尊集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于一身，体现出威严的气氛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风格，表现出了极其成熟的金属加工技巧和出色的艺术感染力，不愧是古代青铜艺术最杰出的珍品之一。1938年春天，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的村民姜景舒兄弟，在山上挖土种红薯时，锄头碰到一块硬物，他们想清除这块硬物，谁知道一锄头下去，“哐”的一声，从土里飞溅出一块长约10厘米宽约8厘米的锈铜片，一面是新茬儿，另一面的铜锈上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一些纹路图案。两兄弟继续挖下去，这件沉睡在地下3000多年的商朝末期的青铜国宝渐渐露出了瑰丽的身影，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的美丽传说
青铜冶炼技术到春秋战国已经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代表就是曾侯乙编钟，它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编钟分8组，共分3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包括1枚 ）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仅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5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
曾侯乙编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此钟为曾侯乙所造。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曾侯乙是地处楚国境内北部的曾国皇宫的一名乐师，他对音乐要求非常严格。后来铜碌山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天然铜，质地纯净，重达万斤。曾侯乙很早就想制造一件伟大乐器，于是派人连夜赶到楚境，将铜运回。运铜途中遭到楚国的三次截击，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运回到曾国。
编钟铸成后，曾侯乙大宴群臣，编钟奏响震耀古今，场景之恢宏可谓空前绝后。秦王闻听编钟之事后，派乐府总管亲往观摩，乐府总管深知秦王之意，领命前往。这时楚王秘密派了一名高手前去盗钟，以阻止曾国把编钟贡献给秦国。秦乐府总管到曾国后，晓以利害、动之以情地对曾侯乙游说：秦强大无比，且雄霸中原之心坚决，楚国尚不敢开罪，何况这小小的曾国。只要献上编钟，秦王大悦，就能保全你曾国清平康乐。曾侯乙虽是个刚正贤雅之人，但为了举国百姓的生死，不得不委曲求全，答应将编钟献于秦王。
当夜曾侯乙遣去众人，独自留于乐宫之内，对着编钟挥泪作别，然后离去。整套编钟被运送到大秦后，秦国庆祝胜利，杀猪宰牛犒劳军士，并在秦百万大军围观下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声乐歌舞表演，当压轴戏编钟演奏时，秦王大惊，因为编钟可以发出世上最纯粹的音乐，这音乐竟能净化秦国士兵的心灵，让他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人间的美好，军士们的兵器纷纷落下……秦王开始把编钟当成烫手的山芋，于是秘密派人射死曾侯乙，以编钟是曾侯乙毕生的心血，尊重曾侯乙为由，命编钟陪葬曾侯乙。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1979年，湖北随州城郊的一个小山包上，沉睡于地下2430年的曾侯乙编钟得以重见天日。这是我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1997年7月，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庆典音乐会上，编钟奏出了中华民族的世纪强音。
青铜器制造业的衰落
青铜器制造到了秦朝以后就渐渐衰落下去。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唐朝以来开始仿造先秦青铜器，到宋朝时达到鼎盛。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流传到现在的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的作品也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设之鼎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等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同时也下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但是无论如何，这时的青铜器制造，再也无法与先秦时期相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