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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际气候变化议题设置与推动中，欧盟是特殊的参与实体，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观察欧盟领导力起伏变化的历程，分析欧盟领导力的影响因素，构建了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模型，回答了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变迁的原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作为气候变化领导者之一的角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应基于自身经济发展战略与实力，灵活调整气候变化议题的谈判策略，创新治理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力作用，为遏制全球变暖、解决环境难题作出贡献。
关键词：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动机；能力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11
一、问题的提出
欧盟是国际气候变化议题非常特殊且重要的参与实体，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其立场与领导力影响因素与主权国家存在差别。与其他区域联盟相比，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成功的模式，并被广泛认为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与世界榜样[1]358。然而，欧盟在气候变化方面领导力角色的塑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次大会中的角色经历了一个波折的过程。
国内外学者对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原因讨论比较多①，但是从动态的视角来分析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变迁原因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通过梳理欧盟领导力起伏变化的历程，分析欧盟领导力的影响因素，构建了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模型，回答了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变迁的原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气候变化领导者之一的角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框架可以为我国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建立提供借鉴。
二、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概念及变迁脉络
（一）气候变化领导力概念
领导力是指行为者指导或者引导他人走向某个方向的影响力[2]。Pattrerson指出，个人、组织以及社会影响力来源来自两个方面：能力与动机[3]。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现实国际多边关系中，一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出的领导力需要从动机与能力两个方面理解，尤其是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等“低政治”议题方面。一方面，欧盟的行为是欧盟追求国际领导力的产物[4]。虽然欧盟不具有军事力量，但是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具有一定优势；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具有伦理意义与规范价值，欧盟在追求全球影响力的企图在美国退出国际环境政治之后获得了机会，并借此契机取得其在国际环境政治全球领导者的地位[5]。另一方面，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6]，国际政治领导力由国际或者国际组织实力决定[7]。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领导力是其经贸实力、文化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体现。
（二）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类型
气候变化领导力类型主要有两种视角：领导者视角与追随者视角。
1.基于领导者视角的领导力类型[8]。从领导者的视角看主要存在四种类型：（1）结构领导力，利用经济及政治的影响力推动谈判。欧盟拥有经济技术等优势以及欧盟拥有內部巨大的消费市场，使得欧盟在国际多边或者双边谈判桌上拥有了强大的谈判筹码。（2）方向领导力，即通过示范来实现领导全球行动[9]。欧盟是通过率先推出单方面的减排承诺，并且以实际行动说明经济发展与气候减排是可以实现双赢的。欧盟的这一双赢理论逐渐被其他国家采纳[1]346，欧盟通过在率先减排承诺及行为取得国际谈判中的道义高地。（3）工具领导力，即利用谈判中的外交手腕来建立联盟和谈判技巧，以实现共同目标。欧盟理事会1995年在柏林成立“国际环境问题工作组—气候变化组”，主要承担制定欧盟对外气候决策的职责，协调欧盟内部立场，试图达成欧盟对外谈判一个声音的企图；环境部长理事会、轮值国主席以及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形成了欧盟特殊技术主导型谈判方式，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谈判能力非常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取得重要进展和这些是密不可分的”[10]。（4）智慧领导力，即在谈判中议程设定、提供集体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促进达成共识[11]。欧盟所构建的碳排放交易系统等措施，以及对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应控制在工业化前2℃以内的论断支持都是这一领导力的体现。
2.基于追随者视角的领导力类型。如果缺少追随者的认可并跟进领导者所引导的方向，那么领导者对某一议题的领导力将成为空谈，“追随者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授权领导者领导某一议题”[12]。追随者视角下有两个理论假设：第一个是公共产品领导力假设。领导者追求公共利益而不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整体考虑成为领导认可的重要因素。欧盟能够长期成为气候变化领导者原因在于他们追求的控制气候变化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是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第二个是利己主义假设。领导者代表了追随者利益，越能代表当事国的利益，在追随者当中越能被认可为领导力[13]，小岛国联盟对欧盟立场支持验证这一假设。
（三）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变迁脉络回顾
国际气候变化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阶段划分，有“两阶段”[1415]说，四阶段说[1617]，普遍认为欧盟目前这一政策领域的“领导力作用式微”[1718]，经历了起伏变化过程，我们采用了四阶段说法，并以重要气候变化国际会议欧盟表现以及Parker， Karlsson和Hjerpe在成员大会上大型访谈问卷结果（样本数为1571）为依据进行划分。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时期（1997之前）。
这一时期，欧盟积极作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领导力处于上升时期，但还不是领导者。20世纪60年代几次大的环境公害事件，欧洲在共同体层面开始处理环境问题，以及欧共体建立之后发现环境标准成为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制约因素，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入环境议题，通过设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一系列条约，环境议题在欧盟的地位不断提升；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欧洲国家及欧共体将气候变化与能源议题连接；为了配合《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出台，在会谈之前，欧洲理事会提出“确认欧洲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的倡议，一些成员国内部已经作出高于《公约》要求的气体减排要求。《公约》（从1991年2月到1992年5月）中提到的有关举行的六次会议中欧盟均积极参与；“美国基本控制了1992的《公约》谈判结果，被看作领导者”[17]。 2.《京都议定书》时期（1997-2008）。
欧盟利用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消极作为，顺利接棒成为这一议题上的绝对领导者，并且延续到2008年。期间虽然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的影响力上升，但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能够超越欧盟（具体见表2）。当全世界认为《京都议定书》彻底失败时，欧盟却作出了许多学者与专家期待的相反事情：欧洲留在《京都议定书》中，并且采取了极高的减排单边政策，发挥了领导力作用，率先执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
欧盟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智慧领导力的作用。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欧盟推出了自己的排放交易体系，这套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其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欧盟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途径。
欧盟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达成和批准、生效的谈判过程中，积极作为，为谈判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准备，充分发挥工具领导力的作用。在处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分歧时，采取了灵活策略，在碳税和共同履约等方面作出让步，把日本和加拿大等伞型国家集团成员国留在《京都议定书》之内；同时承诺提供更多资金，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达成“马拉喀什协议”，彻底挽救了京都进程。
欧盟也充分利用了结构领导力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力。欧盟以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交换，使俄罗斯最终同意批准《京都议定书》，欧盟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协议中将天然气价格提升了两倍，这是欧盟对俄罗斯的示好，从而为《京都议定书》符合法定条件正式生效铺平了道路。
3.《哥本哈根协议时期》（2008-2009）。
2007年，巴厘岛会议被看作是“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起点，欧盟因为在《京都议定书》的签署问题上没有任何争议，并一直致力于说服那些立场摇摆的国家加入，仍被国际社会看作气候谈判的表率和先锋。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2008年12月出台的气候变化政策计划饱受诟病，被认为是退步的表现，因为该计划的出台是源自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求，就此，欧盟逐渐偏离了领导者角色[16]。会议进行不久，欧盟似乎就失去了扮演领导者的激情，不仅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京都议定书》存续等问题上持消极态度，而且强势表态希望在某些具有国际竞争性的行业采取统一减排行动的提议以及希望采用征收碳税等方式大范围实施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这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谈判中，欧盟在自身没有作出理想的减排承诺前提下，不断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印度和美国作出更多的减排承诺；欧盟主张放弃“巴厘路线图”中所授权采取的双轨谈判机制，固执坚持提出的单一轨道，遭到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阻碍了会议进程。
欧盟的失败让基础四国联盟在COP15中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产生了实质影响。后期在美国与基础四国联盟的合作下，会议达成《哥本哈根协议》，欧盟从领导者沦为旁观者；欧盟被各国认可的领导力地位急剧下降；而这一时期中国、美国的地位则上升，甚至超过了欧盟位置（具体见表2）。
4.“德班路线图”时期（2010-至今）。
2009年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沦为边缘者之后，欧盟内部对此颇有微词，欧盟及成员国召开多轮磋商，试图重新夺回领导者地位。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通过行政命令采取了一系列减排措施，还有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有力作为，美国与中国的领导力地位逐步上升。2010年3月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题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重振全球气候变化行动刻不容缓》的政策文件，明确地阐述了欧盟后哥本哈根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总体战略。2011年的德班气候大会，欧盟极力推动并达成的“德班路线图”重新让欧盟获得了“气候谈判推动者”的美名。
2012年多哈会议，欧盟针对波兰“热空气”问题出现了明显内部分裂，根本无力主导多哈谈判。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期间，东道主波兰（欧盟成员国）的“煤炭门”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愤然离席；2015年3月，欧盟率先向联合国递交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欧盟内部表现出了强烈的领导者企图。2015年11月27日，在欧盟、中国及美国的积极协调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近200个缔约方一致通过并不完美的《巴黎协定》。
总体而言，欧盟在这一阶段积极参与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欧盟已无力扭转领导力下降的颓势；尽管欧盟的领导者地位有所上升，但是已经难以恢复到2009年之前的状态，国际气候变化议题上呈现出“三足鼎立”格局。
三、欧盟环境领导力综合解释框架
（一）欧盟环境领导力综合解释模型
如同前面对领导力概念的分析，我们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来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动机与能力。欧盟环境领导力是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结果，不仅仅是单一经济或者利益因素所能够解释的，应该把欧盟参与气候议题的各种动机以及欧盟作为超国家实体的不同能力纳入到综合解释框架当中。
1.动机。动机要回答“是否值得做的问题”。动机是驱使人们或者组织从事各种活动的原因。以利益为基础的国际环境政策分析模式同样适用于分析说明欧盟的环境领导力，包括环境脆弱性，成本（经济利益）以及收益（政治上的能源安全以及文化民意基础）[19]。欧盟在2007年就明文提出它的目標是领导全球行动对抗气候变化[20]。
（1）环境脆弱性。环境脆弱性是指“人类易受或敏感于自然灾害破坏与伤害的状态”[21]。基本假设是环境脆弱性越严重，对环境重视程度越高。国外学者德特勒夫·斯普林兹和塔帕尼·瓦阿托兰塔利用环境损害（或称生态脆弱性）和减排成本这两个变量解释一国参与国际环境合作的态度和行动[22]。根据这一逻辑，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采取的积极姿态所对应的动机及行为是因为较高生态脆弱性以及较低的减排成本。
欧洲地理位置偏北方，对气候的变化异常敏感；欧洲大陆上国家众多，各国的国土面积狭小，面对各种自然灾害时回旋余地小。根据测算，欧洲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如果未来的气温升高2.5℃，估计欧洲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会下降约2.83%，高于美国（0.45%）、日本（0.50%）、中国（0.22%）和俄罗斯（-0.65%）等国家[23]。 气候改变带来的灾害会让所在国当时对气候变化的立场造成重大影响。不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造成了欧洲地区严峻的环境问题，对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欧洲国家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影响，将环境保护议题列在欧盟及国家关注问题的前列。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积极参与是其在追求国际领导力的产物[24]。其基本假设是：欧盟越想追求全球领导力，越会在可能的议题领域积极作为。欧洲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球影响力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欧洲希望凭借欧洲联合的力量力挽狂澜、重振雄风，欧盟就是在这一思想下成立。而在高级政治领域，由于实力使然，难以发挥作用，作为“低政治议题”的环境议题在开始被关注之初，就成为欧盟愿意积极作为的领域，欧盟的持续关注气候议题是典型的规范诱捕（normative entrapment），“欧洲领导力是气候变化规范立场和保持促进强大政策的自我形象的产物”[25]。第二，欧盟绿色政治在外交上的延伸[26]。欧洲有关国家在70年代出现了“绿党政治”，尤其以德国为盛[27]；欧盟各国的代议民主政體及欧盟的治理结果，让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为分散的绿色利益进行整合和渗透提供了土壤，公众意见可以转化为政策，各国国内的政治主张向外扩展，成为欧盟及欧洲国家的“绿色外交”。这种绿色政治的兴起和欧洲社会舆论对环境事务的关注以及公众强烈的环保意识，形成了欧洲地区大规模的环境运动，并且对各国政府及欧盟的对外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迫使欧洲一些保守政党也披上“绿色外衣”，这样的发展为欧盟环境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28]。
（3）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指欧盟立场与动机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一方面，基于能源经济安全的考虑，增强欧盟的长期竞争力。欧盟高度依赖燃料与矿物资源，欧盟国家能源资源较为匮乏且分布不均，欧盟能源依存度高且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渠道并不安全[29]；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欧盟意识到环境政策是“可以把钱留在欧盟内部，而不用将钱送给与欧盟价值观与治理方式不同的国家与地区”[30]的方法，化石能源供应链断裂的恐惧使得欧盟国家积极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欧盟试图增加技术出口，让环保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31]。在20世纪70年代，欧盟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具有强烈政治经济学色彩，欧盟在环保产业方面的优势与能力，试图通过环境领导力推动出口欧盟的规则与标准，以增强欧盟绿色技术的潜在出口市场。1994年7月，欧盟制定了“新亚洲战略”，同样将欧盟与亚洲国家的环境合作列为优先的领域；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名为《中国欧洲关系长期政策》的文件，明确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列为对华新战略的四大战略之一，帮助中国在发展经济时优先考虑环境问题。欧盟在《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中提出了要使其经济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变的战略目标，并要求欧盟委员会绘制一条经济转轨的时间路径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欧盟减排80%-95%的目标承诺，欧盟试图在未来新的技术革命中抢得先机。随着气候治理的深入，碳交易市场已经逐渐成为气候变化治理的核心制度，其作用不容小觑。欧盟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特别是在其他国家的相继跟随下，欧元定价的碳交易可以带动欧盟相关的金融服务业发展，并向全球渗透，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优势地位[32]。
（4）文化及民意基础。欧盟有非常强烈的环境保护的社会传统。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环境保护意识较强，民众的环境感知度和环境保护意识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都比较高。根据2009年欧委会信息总司在27个成员国中的调查显示，欧洲人将气候变化视为当今全球面临的第二大严峻问题（排在贫穷、饥饿和缺少饮用水之后）。62%的欧洲人认为气候变化是最严重的问题，24%的人认为相当严重，只有10%的人认为不严重[33]。
欧盟的环境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有前面几个因素的相互影响。一是环境脆弱性，大量环境危机让欧洲人意识到保护行动及预防措施的重要性。此外，高密度人口的生活方式激发了欧洲保护自然的动力。二是政治因素，环境社区、环境学习政党、环境更进步的成员国、委员会及议会加深了欧洲保护环境的意识且提高了其保护环境的能力。欧盟内部与其他机制（如代议制民主制度）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在欧盟内部达成政治共识，形成了重视环境议题、关注气候变化的文化与民意基础。
2.能力。能力是回答能否做得成的问题。早期的气候议题中，能力在环境外交中作用很小[3436]，随着该议题关注度的提高，维持领导力需要在方向、工具以及结构等方面加强[37]。欧盟能够发挥领导力的重要原因从内外来看：欧盟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最大出口地区、最大捐赠者以及最大外商投资者，欧盟可以在国际政治领域提供经济、技术以及外交激励，用强大的内部市场支撑欧盟影响力与行动[38]，使用贸易等非传统权力手段推动价值规范[39]；此外还有政治领导力[40]，主要是政策能力与谈判能力。从外部来看，相较于欧盟之外竞争者的影响力，欧盟是否在环境议题上有相对优势。
（1）经济及产业能力。经济能力是指欧盟的经济实力。欧盟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博弈中可以通过贸易措施发挥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欧盟市场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耗大量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大且增速快，中国在2007年成为最大温室排放国，2008年，印度和中国的排放量是欧盟27国的2倍[41]。根据Green Innovation Index（绿色创新指数）2015年的报告在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上依次排名全球前十的国家（实体）分别为：中国、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日本、德国、韩国、伊朗、沙特阿拉伯[42]；发达国家在技术优势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均碳排放量在逐步下降，总体增速也在放缓，尤其是欧盟碳排放总量呈现整体下降趋势，欧盟在国际气候改变的相关议题中，往往会利用欧盟大消费市场，通过贸易措施让发展中国家妥协。 近几年，WTO的相关条款贸易技术障碍协议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均已承认国家再不能超过需要的贸易限制而采取措施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权力。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國家的矛盾一直存在，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提供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欧盟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其在经济援助与技术上支持的能力与力度成为影响其领导力的重要因素。2015年10月29日，欧盟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夕宣布未来五年向全球欠发达国家提供总额3.5亿欧元的援助资金[43]，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产业能力是指欧盟气候变化相关环保产业发展与实力[44]。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欧盟气候变化议题的领导力与生态产业技术能力明显呈正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生态产业实力越强，就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会越发积极与超前[45]。欧盟在气候变化上的整体立场也可以使用该逻辑，欧盟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一直居于世界前列；能源危机以来，欧盟就开始补贴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并且补贴幅度高于美国，使得欧盟的绿色经济具有巨大的优势与经济利益。2015年全球由《人民日报》下属单位中国能源报社主办的“2015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发布会暨新能源发展高峰论坛”发布的数据显示，新能源企业财富500强前十大企业中，欧盟的公司占5家，超过美国的3家[46]。总体而言，欧盟在低碳经济领域和相关科技领域已经捷足先登，并且处于领先地位。
（2）政策整合能力。欧盟有别于其他区域组织，能够承担气候变化领导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盟通过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具有比较大的权力空间，可以承担环境议题领导力的角色。
第一，法规上设定了权力空间。1986年的《单一欧盟法案》赋予了欧共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特别权力，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将环境问题纳入欧盟的具体职责范围内。这些条约赋予欧盟代表各成员国在欧盟内部和国际上提出、执行环境政策的权力。欧盟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力空间赋予了欧盟处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也提高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积极性。
第二，欧盟政策制定机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具有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欧洲国家集合体，也会遇到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通过选择性激励（主要通过财政方式激励成员国节能减排）、集体结构和制度建设（欧盟有一种“内部分担协议”，即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上承诺8%的减排指标，欧盟根据该协议对减排指标进行分解）、大国贡献（德国在气候变化方面不断提出挑战性的目标，并且自己率先完成目标）[47]三个方面加以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促使后进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比利时）支持先进国家（德国、荷兰、丹麦、芬兰、瑞典和奥地利）环境政策；欧盟正走向超国家的联合，使欧盟在很多问题领域尤其是环境问题上的“民族意识”逐步淡化，“一个建立在共同遵循的国际制度之上的世界秩序在欧洲人的眼里具备相当的合法性”[48]。
第三，欧盟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先进环境政策出台。欧洲理事会、委员会及欧洲议会在促进环境保护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欧洲理事会及部长理事会来说，国家可以将环境问题推动成为欧盟的议程。在不同的环境领域不同的国家倾向于在建立国家环境监管方面成为开拓者或者潮流引领者。欧盟委员会下面的环境总局（欧盟委员会）形成环境监管、促使成员国采用环境监管，在一些国际谈判中代表成员国监管欧盟内部促进环境保护的项目，承担了促进气候变化行动、气候谈判及达成2020年欧盟目标和执行碳排放交易系统的责任；欧洲委员会起草与执行法律，被认为可以影响环境议程设定和政策执行。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分享权力，现在有更大的影响力。欧盟相对松散的治理结构中存在多个决策机制，从而为相关国家或者组织影响欧洲的议程提供了多种管道。欧盟理事会先进的成员国、欧盟委员会的技术官僚及欧洲议会的成员可以抵消来自反对者的压力。当一个国家放弃领导作用的时候，会有其他先进者接过接力棒继续扮演领导角色；绿党是欧洲议会第四大党团[49]，可以发挥非常大的影响力，而这些机构的环境监管的投票规则均为多数票决制而不是一票否决制。因此，只要不遇到欧盟内部普遍挑战的时刻，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基本上还是以一个声音发声。
第四，欧盟有完善的执行机制，能确保政策得到执行。欧盟与其他地区组织的不同点是欧盟拥有权力去强制遵守欧盟监管，一些公民及NGO团体举报相关国家违反事实DG Environment确保执行（发起违反程序）——欧洲司法法院可以对没有遵守的国家给予财政处罚[1]358373。
（3）谈判能力。谈判能力是指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使用有效协商策略[50]。这种策略有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欧盟在谈判中理念上的先进性，与智慧领导力内涵一致。尽管学术研究趋势将国际政治关注于国家行为而不是说辞，但是在气候变化领域有说服与对话改变了政策偏好的成功案例，欧洲在气候谈判期间的争论促成了许多国家气候政策的经济利益观点的改变。以往的观点认为，经济与环境利益之间作出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在21世纪早期欧洲将“双赢”（经济与环境利益可以共存）引入气候对话当中并且身体力行，逐渐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第二，欧盟在国际气候变化的治理与谈判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谈判战略理念与原则。我们认为，欧盟所采取的策略能否与其实力匹配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策略和方式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应用得当，善于把握大局，逐渐将自己的气候谈判雄心与实际情况相权衡，从而懂得在国际气候谈判场上运用自身的优势和砝码适度地推进国际气候谈判，并赢得谈判方的信任，对巩固欧盟的领导力地位具有积极影响。
（4）外部竞争者。外部竞争者是指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上除欧盟之外的其他领导者的出现。随着气候问题低级政治属性的高级化，以及气候变化议题与经济发展议题关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国家开始认识到减排是实现经济利益的必须投资，各国环保产业开始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方式。 第一，新兴经济体态度转变。国际社会相关国家（美国、中国、印度等）以及国家联盟（G77+中国，基础四国等）开始在这一议题领域挑战欧盟的领导地位。根据中国环保部门的报告显示，十二五”前期（2012-2013年），环保投入共计2.33万亿元，拉动GDP增加2.56万亿元，占据测算《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需要环保总投入4.6万亿元，带动GDP增加5.7万亿元，累计增加非农就业约400万人，带动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超过1.9万亿元[51]。西方很多外交官把中国“十二五”规划（2011-2015）看成是历史上迈向低碳经济最进步的立法。中国早期反对将其国家适当减排行为提交给国际监管、报告与验证，但在坎昆2011会议上改变了态度，在2011年的德班大会上中国签署了接受在未来全球协议中有约束力的承诺意愿书。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多年努力也得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的肯定[52]。
第二，全球领导者美国准备“带头”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则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改变了前任总统在气候变化上的消极立场，表达了即使没有国会支持也将积极开展气候行动的决心[53]。2013年6月25日，奥巴马发布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计划》通过行政手段执行，无需国会批准，这是美国发布的最全面的全国气候变化应对计划，它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层面上“气候沉默”时代的历史性终结。
（二）基本模型与欧盟变迁路径结合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欧盟的环境领导力早期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者，环境保护是欧洲合作领域最为先进的领域；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所具备的跨国性使其比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国、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甚至是主权国家更为关注全球公共问题，也更有优势应对全球环境议题，但是目前欧盟的领导力也出现了变化。
第一，欧盟在动机方面基本变化不大。欧盟环境脆弱性、文化与民意基础在四个时期没有大变化，欧洲各国均面对普遍性问题，欧盟公民对环境保护的议题依然纳入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两个指标依然不会有大的变化；只是在民意基础层面可能会有一定波动，一般的观点认为，公众在繁荣时期更加关注环境议题[54]，在危机时期则更加关注经济议题，进而影响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政策优先排序。
第二，2008年的經济危机对动机产生重大影响。2008年经济危机对欧盟气候变化议题领域的领导力产生了多方面重大影响[55]，是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下降的重要原因[56]。
危机引发了欧盟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地位的重新认知，欧盟认识到面对新兴行为体的崛起，与之相比，其全球责任和能力差距进一步加大。在此背景下，欧盟对外政策优先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调整，重点应对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在危机背景下，欧盟内部最大的挑战是增长和失业问题，外部挑战则是中东和北非动荡所引发的周边安全问题。因此，欧盟对外政策优先度最明显的变化是对经贸领域与周边政策并表现出更加“进取”的特征。经贸领域内的“进取”意在加强与新兴力量的竞争的同时，缓解内部增长和就业问题。周边政策的“进取”一方面是周边形势变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对“全球责任战略”收缩的一种平衡[57]。与之形成对比，气候变化作为欧盟的长期对外政策优先领域，则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重要性明显下降，从而影响了欧盟在气候变化上的政治与经济动机。
债务危机损害了欧盟的软硬实力，削弱了其对外行动能力，欧盟对外政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双层化”和“双向化”态势。“双层化”是指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更加疏离的现象，这种离心作用对欧盟的政策整合能力——对一个声音说话——是一个致命打击；在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上，甚至出现欧盟轮值主席国、欧盟委员会及气候会议举办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58]。“双向化”则指欧盟在战略收缩的同时加强了在重点地区和重点问题上的进取态势[57]。这种态势让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谈判立场日趋强硬，尽管欧盟继续采取拉拢策略，“拉拢”小岛国集团和最不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卡塔赫纳集团由来自伞形集团、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组成。
欧盟的利益诉求限制了欧盟谈判策略。欧盟认为，只有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纳入到统一的绑定性的国际减排协议中，才能充分发挥欧盟在人口、能源需求、低碳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实现欧盟利益。因此，在目前的谈判中，欧盟使用结盟策略，在道义上为排放大国施加压力，“基础四国”的团结或多或少受到影响[59]。不仅要求发达国家制定具体量化的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而且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需要提上日程，逐步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而严重影响了其谈判能力。
欧盟的经济产业能力呈现下降的趋势。欧盟在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在经历了高峰之后持续下降，2015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中，亚洲入围企业总营业收入额10 653亿元，占500强总营收额的37.60%，首次超过欧洲位列洲际第一[60]；在市场份额较为稳定的风能设备全球前十大主要出口商，“在2004年占当年世界市场份额的96.4%。其中前五大出口商中有四个是在欧盟国家，前四家的占有量占全球73%”[61]，2011年全球前十大风电企业中，欧盟拥有4家，占有量大幅度下降为34.5%。经济产业能力的下降，让欧盟在履行发达国家出资义务上表现消极，在经济方面的动机下降，从而也影响了其环境领导力。
第三，外部竞争者的出现挑战了欧盟长期以来的领导力。全球气候变化议题领域从低政治议题变为高政治议题，气候变化议题逐渐与经贸相联系，这一领域领导力逐渐由一元走向多元。2008年之前，基本处于一元格局；2008年危机之后，多元领导显现；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为哥本哈根会议作了充分大量的准备，采取积极主动态势，一度与印度、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中国由于在气候改变议题上的作为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从而在气候议题上逐渐形成欧盟、美国及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四、总结与启示
随着气候变化议题逐渐由低级政治议题变为高级政治议题，欧盟气候变化的领导力逐渐式微。目前全球气候变化议题领域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欧盟领导力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是难以回到以往的单一领导状态。可以预见，气候变化等环境保护的议题依然是欧盟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欧盟也依然会扮演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美国开始关注气候变化议题②，中国、印度等国在环保产业、减排技术、能源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欧盟的动机及能力（相对优势）将继续衰减。
这一解释框架可以通过量化指标来测量，通过对欧盟产业、经济指标等的跟踪，通过主客观指标解释与预测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变迁；并且可以将量化验证的模型拓展到对中国、印度及美国等气候变化领导力变化的测量。中国应聚焦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灵活调整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气候变化议题谈判策略，创新治理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力作用，为遏制全球变暖、解决全球环境难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一般的学者都是以Gupt与Grubb两位学者气候变化领导力划分类型为基础静态分析欧盟气候变化议题的领导力。如Parker，Karlsson的Climate change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leadership moment： an inconvenient truth？ Wurzel和James发表的The European Union as a leader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一书；谢来辉的《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②布鲁金斯学会高级兼职研究员Nathan Hultman在2016年底撰文指出在特朗普领导下，短时间内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不会积极塑造领导力角色，但是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基本不会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1]Falkner R. The handbook of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policy[M].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3：358.
[2]Spero J E E， Hart J A.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M].Boston： Cengage Learning，2009：113.
[3]帕特森.影响力：2[M].彭 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
[4]Hovi J， Skodvin T， Andresen 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Kyoto Protocol： why other Annex I countries move on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3，3（4）：123.
[5]吴建辉.欧盟做为全球环境行动者：以其在全球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之参与为例[J].欧美研究，2013，43（1）：46.
[6]Barnett M， Duvall R.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59（1）：3975.
[7]刘列励.从国际政治看霸权主义， 实力理论与强国之路[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4346.
[8]Gupta， J.， Grubb， M. J. Climate change and European leadership： A sustainable role for Europe？[M].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0.
[9]Gupta J， Ringius L. The EU's climate leadership： reconciling ambition and reality[J].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2001，1（2）：294.
[10]杨晓娟.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与策略研究[D].北京：外交学院，2014：12.
[11]R Malnes. Leader and Entrepreneur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5，1（1）：101.
[12]JS Nye. The Powers to Lead[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34.
[13][15][22]Parker C F， Karlsson C， Hjerpe M. Climate change leaders and followers： Leadership recognition and selection in the UNFCCC negotiations[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5，29（4）：440444.
[14]汝醒君，劉 峰.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3）：109113.
[15]Oberthür S， Roche Kelly C. EU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J].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2008，43（3）：3550. [16]汪 遒.歐盟与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归来[D].上海：复旦大学，2012：310.
[17]华 炜.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角色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4（11）：177178.
[18]马库斯，雷德勒，夏晓文.欧盟在国际气候与能源政策中的领导角色和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J].德国研究，2013（2）：1534.
[19]Sprinz D， Vaahtoranta T. The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48（1）：77105.
[20]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imi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to 2 degrees Celsius [EB/OL].（20070716）[20170107].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52007DC0002.
[21]于脆松.环境脆弱性研究进展综述[J].水电能源科学，2007（8）：2327.
[22]Detlef Sprinz and Tapani Vaahtoranta. The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4，48（1）：77105.
[23]Europe. Climate Change 2007： Impacts，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EB/OL]. [20160919][20170107].https：//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4/wg2/ar4wg2chapter12.pdf.
[24]J Hovi，T Skodvin，S Andrese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Kyoto Protocol： Why Annex I Countries Move On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3，3（4）：123.
[25]Vogler， John. The European Contribut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5，81：835850.
[26]柳思思.欧盟绿色北极政策： 理论依据与规范实践[J].和平与发展，2016（3）：99110.
[27]夏汛鸽.德国绿党：理念与政策探析[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10.
[28]钟志明.欧洲联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新协议谈判中的地位及参与：一个建构主义之考察[R].南华大学欧洲研究所，2009.
[29]傅 聪.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为动因[J].欧洲研究，2012（1）：7576.
[30]Observ’ ER. 2011. The State of Renewable Energies in Europe. EurObserv’ER Report 11. Paris： Observ’ER [EB/OL].（20121020）[20170107].http：//www.eurobserver.org/pdf/barobilan11.pdf.
[31]ENV E. Ecoindustry， its size， employment， perspectives and barriers to growth in an enlarged EU[R]. European Commission， DG Environment， Final Report， produced by Ernst & Young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Services （France） and by RDCEnvironment，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32]周 剑，何建坤.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及其经济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09（2）：3843.
[33]Eurobarometer S. Europeans’ attitudes towards climate change[R].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34]Young A. 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1.
[35]Underdal A. Leadership theory： Rediscovering the arts of management[R].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 1994：178197.
[36]Falkner G. Complying with Europe： EU harmonisation and soft law in the member stat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7]Gupta J， Ringius L. The EU's climate leadership： reconciling ambition and reality[J].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2001，1（2）：281299.
[38]Parker C F， Karlsson C.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leadership moment： an inconvenient truth？[J].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0，48（4）：928.
[39]賴昀辰.欧洲联盟贸易政策的权力分析[J].问题与研究，2014，53（1）：99123.
[40]李永成.国际关系中的领导力探析[J].当代世界，2010（4）：5759.
[41]刘 毅.“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只是表象[EB/OL]. （20100804）[20170107].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335306.html.
[42]美通社.中国居可再生能源生产量全球前十[EB/OL].（20150519）[20160915].http：//view.inews.qq.com/a/20150518A00AGX00.
[43]欧盟宣布加大对外援助为巴黎大会铺路 [EB/OL]. （20151021）[20160202].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10/7879541.html.
[44]周 剑，刘 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动向及其动因假设[J].求索，2009（12）：6971.
[45]李慧明.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J].欧洲研究，2012（1）：8199.
[46]2015年全球新能源500强企业名单[EB/OL].（20151013）[20170116].http：//www.askci.com/news/data/2015/10/13/1059548ucu.shtml.
[47]吴志成，狄英娜.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J].国外社会科学，2011（6）：4344.
[48]蒲 俜.欧盟全球战略中的环境政策及其影响[J].国际论坛，2003，11（6）：5.
[49]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 欧洲议会绿党党团简介[EB/OL]. （20100519）[20170107].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191085/191164/11641228.html.
[50]Bckstrand K， Elgtrm O. The EU's role i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from leader to ‘leadiator’[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3，20（10）：13691386.
[51]环境保护会影响经济吗？环保部竟回答：会[EB/OL]. （20150509）[20160705].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909/13963868_0.shtml.
[52]新华网. 菲格雷斯：中国气候行动”令人印象深刻 [EB/OL]. （20151119）[20160405].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1/19/c_1117194831.htm.
[53]新华网.奥巴马说美国准备“带头”应对气候变化[EB/OL]. （20090405）[20170107].http：//news.163.com/09/0405/21/565QILUE000120GU.html.
[54]Scruggs L， Benegal S. Declining public concern about climate change： Can we blame the great recession？[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2，22（2）：505515.
[55]Skovgaard J. EU climate policy after the crisis[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4，23（1）：117.
[56]Droege S. Climate policy and economic bu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s to create green stimulus[J]. Carbon & Climate L. Rev.， 2009：135.
[57]金 玲.债务危机对欧盟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视角[J].欧洲研究，2013，31（6）：5165.
[58]Vogler J.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or： climate change[R]. EU，2011.
[59]朱松丽.欧盟对内对外气候变化政策分析[J].当今世界，2014（10）：35.
[60]2015年全球新能源500强完整榜单[EB/OL]. （20151119）[20160605]. http：//mt.sohu.com/20151013/n423083704.shtml.
[61]谢来辉.为什么欧盟积极领导应对气候变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8）：88.
（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It’s found that EU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genda as a special participating entity.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EU leadership through observ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EU leadership. It is try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EU 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 changes by constructing the EU 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 model.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realize that China has being playing one of leading roles regarding climate change issue. China should make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tackle global warming issue though adapting negotiation strategy on climate change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own strength and developing governance mechanism creatively.
Key words：EU； 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 motive； competence
关键词：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动机；能力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11
一、问题的提出
欧盟是国际气候变化议题非常特殊且重要的参与实体，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其立场与领导力影响因素与主权国家存在差别。与其他区域联盟相比，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成功的模式，并被广泛认为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与世界榜样[1]358。然而，欧盟在气候变化方面领导力角色的塑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次大会中的角色经历了一个波折的过程。
国内外学者对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原因讨论比较多①，但是从动态的视角来分析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变迁原因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通过梳理欧盟领导力起伏变化的历程，分析欧盟领导力的影响因素，构建了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模型，回答了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变迁的原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气候变化领导者之一的角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框架可以为我国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建立提供借鉴。
二、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概念及变迁脉络
（一）气候变化领导力概念
领导力是指行为者指导或者引导他人走向某个方向的影响力[2]。Pattrerson指出，个人、组织以及社会影响力来源来自两个方面：能力与动机[3]。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现实国际多边关系中，一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出的领导力需要从动机与能力两个方面理解，尤其是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等“低政治”议题方面。一方面，欧盟的行为是欧盟追求国际领导力的产物[4]。虽然欧盟不具有军事力量，但是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具有一定优势；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具有伦理意义与规范价值，欧盟在追求全球影响力的企图在美国退出国际环境政治之后获得了机会，并借此契机取得其在国际环境政治全球领导者的地位[5]。另一方面，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6]，国际政治领导力由国际或者国际组织实力决定[7]。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领导力是其经贸实力、文化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体现。
（二）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类型
气候变化领导力类型主要有两种视角：领导者视角与追随者视角。
1.基于领导者视角的领导力类型[8]。从领导者的视角看主要存在四种类型：（1）结构领导力，利用经济及政治的影响力推动谈判。欧盟拥有经济技术等优势以及欧盟拥有內部巨大的消费市场，使得欧盟在国际多边或者双边谈判桌上拥有了强大的谈判筹码。（2）方向领导力，即通过示范来实现领导全球行动[9]。欧盟是通过率先推出单方面的减排承诺，并且以实际行动说明经济发展与气候减排是可以实现双赢的。欧盟的这一双赢理论逐渐被其他国家采纳[1]346，欧盟通过在率先减排承诺及行为取得国际谈判中的道义高地。（3）工具领导力，即利用谈判中的外交手腕来建立联盟和谈判技巧，以实现共同目标。欧盟理事会1995年在柏林成立“国际环境问题工作组—气候变化组”，主要承担制定欧盟对外气候决策的职责，协调欧盟内部立场，试图达成欧盟对外谈判一个声音的企图；环境部长理事会、轮值国主席以及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形成了欧盟特殊技术主导型谈判方式，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谈判能力非常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取得重要进展和这些是密不可分的”[10]。（4）智慧领导力，即在谈判中议程设定、提供集体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促进达成共识[11]。欧盟所构建的碳排放交易系统等措施，以及对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应控制在工业化前2℃以内的论断支持都是这一领导力的体现。
2.基于追随者视角的领导力类型。如果缺少追随者的认可并跟进领导者所引导的方向，那么领导者对某一议题的领导力将成为空谈，“追随者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授权领导者领导某一议题”[12]。追随者视角下有两个理论假设：第一个是公共产品领导力假设。领导者追求公共利益而不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整体考虑成为领导认可的重要因素。欧盟能够长期成为气候变化领导者原因在于他们追求的控制气候变化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是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第二个是利己主义假设。领导者代表了追随者利益，越能代表当事国的利益，在追随者当中越能被认可为领导力[13]，小岛国联盟对欧盟立场支持验证这一假设。
（三）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变迁脉络回顾
国际气候变化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阶段划分，有“两阶段”[1415]说，四阶段说[1617]，普遍认为欧盟目前这一政策领域的“领导力作用式微”[1718]，经历了起伏变化过程，我们采用了四阶段说法，并以重要气候变化国际会议欧盟表现以及Parker， Karlsson和Hjerpe在成员大会上大型访谈问卷结果（样本数为1571）为依据进行划分。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时期（1997之前）。
这一时期，欧盟积极作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领导力处于上升时期，但还不是领导者。20世纪60年代几次大的环境公害事件，欧洲在共同体层面开始处理环境问题，以及欧共体建立之后发现环境标准成为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制约因素，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入环境议题，通过设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一系列条约，环境议题在欧盟的地位不断提升；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欧洲国家及欧共体将气候变化与能源议题连接；为了配合《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出台，在会谈之前，欧洲理事会提出“确认欧洲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的倡议，一些成员国内部已经作出高于《公约》要求的气体减排要求。《公约》（从1991年2月到1992年5月）中提到的有关举行的六次会议中欧盟均积极参与；“美国基本控制了1992的《公约》谈判结果，被看作领导者”[17]。 2.《京都议定书》时期（1997-2008）。
欧盟利用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消极作为，顺利接棒成为这一议题上的绝对领导者，并且延续到2008年。期间虽然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的影响力上升，但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能够超越欧盟（具体见表2）。当全世界认为《京都议定书》彻底失败时，欧盟却作出了许多学者与专家期待的相反事情：欧洲留在《京都议定书》中，并且采取了极高的减排单边政策，发挥了领导力作用，率先执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
欧盟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智慧领导力的作用。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欧盟推出了自己的排放交易体系，这套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其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欧盟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途径。
欧盟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达成和批准、生效的谈判过程中，积极作为，为谈判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准备，充分发挥工具领导力的作用。在处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分歧时，采取了灵活策略，在碳税和共同履约等方面作出让步，把日本和加拿大等伞型国家集团成员国留在《京都议定书》之内；同时承诺提供更多资金，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达成“马拉喀什协议”，彻底挽救了京都进程。
欧盟也充分利用了结构领导力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力。欧盟以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交换，使俄罗斯最终同意批准《京都议定书》，欧盟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协议中将天然气价格提升了两倍，这是欧盟对俄罗斯的示好，从而为《京都议定书》符合法定条件正式生效铺平了道路。
3.《哥本哈根协议时期》（2008-2009）。
2007年，巴厘岛会议被看作是“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起点，欧盟因为在《京都议定书》的签署问题上没有任何争议，并一直致力于说服那些立场摇摆的国家加入，仍被国际社会看作气候谈判的表率和先锋。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2008年12月出台的气候变化政策计划饱受诟病，被认为是退步的表现，因为该计划的出台是源自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求，就此，欧盟逐渐偏离了领导者角色[16]。会议进行不久，欧盟似乎就失去了扮演领导者的激情，不仅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京都议定书》存续等问题上持消极态度，而且强势表态希望在某些具有国际竞争性的行业采取统一减排行动的提议以及希望采用征收碳税等方式大范围实施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这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谈判中，欧盟在自身没有作出理想的减排承诺前提下，不断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印度和美国作出更多的减排承诺；欧盟主张放弃“巴厘路线图”中所授权采取的双轨谈判机制，固执坚持提出的单一轨道，遭到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阻碍了会议进程。
欧盟的失败让基础四国联盟在COP15中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产生了实质影响。后期在美国与基础四国联盟的合作下，会议达成《哥本哈根协议》，欧盟从领导者沦为旁观者；欧盟被各国认可的领导力地位急剧下降；而这一时期中国、美国的地位则上升，甚至超过了欧盟位置（具体见表2）。
4.“德班路线图”时期（2010-至今）。
2009年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沦为边缘者之后，欧盟内部对此颇有微词，欧盟及成员国召开多轮磋商，试图重新夺回领导者地位。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通过行政命令采取了一系列减排措施，还有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有力作为，美国与中国的领导力地位逐步上升。2010年3月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题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重振全球气候变化行动刻不容缓》的政策文件，明确地阐述了欧盟后哥本哈根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总体战略。2011年的德班气候大会，欧盟极力推动并达成的“德班路线图”重新让欧盟获得了“气候谈判推动者”的美名。
2012年多哈会议，欧盟针对波兰“热空气”问题出现了明显内部分裂，根本无力主导多哈谈判。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期间，东道主波兰（欧盟成员国）的“煤炭门”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愤然离席；2015年3月，欧盟率先向联合国递交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欧盟内部表现出了强烈的领导者企图。2015年11月27日，在欧盟、中国及美国的积极协调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近200个缔约方一致通过并不完美的《巴黎协定》。
总体而言，欧盟在这一阶段积极参与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欧盟已无力扭转领导力下降的颓势；尽管欧盟的领导者地位有所上升，但是已经难以恢复到2009年之前的状态，国际气候变化议题上呈现出“三足鼎立”格局。
三、欧盟环境领导力综合解释框架
（一）欧盟环境领导力综合解释模型
如同前面对领导力概念的分析，我们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来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动机与能力。欧盟环境领导力是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结果，不仅仅是单一经济或者利益因素所能够解释的，应该把欧盟参与气候议题的各种动机以及欧盟作为超国家实体的不同能力纳入到综合解释框架当中。
1.动机。动机要回答“是否值得做的问题”。动机是驱使人们或者组织从事各种活动的原因。以利益为基础的国际环境政策分析模式同样适用于分析说明欧盟的环境领导力，包括环境脆弱性，成本（经济利益）以及收益（政治上的能源安全以及文化民意基础）[19]。欧盟在2007年就明文提出它的目標是领导全球行动对抗气候变化[20]。
（1）环境脆弱性。环境脆弱性是指“人类易受或敏感于自然灾害破坏与伤害的状态”[21]。基本假设是环境脆弱性越严重，对环境重视程度越高。国外学者德特勒夫·斯普林兹和塔帕尼·瓦阿托兰塔利用环境损害（或称生态脆弱性）和减排成本这两个变量解释一国参与国际环境合作的态度和行动[22]。根据这一逻辑，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采取的积极姿态所对应的动机及行为是因为较高生态脆弱性以及较低的减排成本。
欧洲地理位置偏北方，对气候的变化异常敏感；欧洲大陆上国家众多，各国的国土面积狭小，面对各种自然灾害时回旋余地小。根据测算，欧洲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如果未来的气温升高2.5℃，估计欧洲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会下降约2.83%，高于美国（0.45%）、日本（0.50%）、中国（0.22%）和俄罗斯（-0.65%）等国家[23]。 气候改变带来的灾害会让所在国当时对气候变化的立场造成重大影响。不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造成了欧洲地区严峻的环境问题，对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欧洲国家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影响，将环境保护议题列在欧盟及国家关注问题的前列。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积极参与是其在追求国际领导力的产物[24]。其基本假设是：欧盟越想追求全球领导力，越会在可能的议题领域积极作为。欧洲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球影响力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欧洲希望凭借欧洲联合的力量力挽狂澜、重振雄风，欧盟就是在这一思想下成立。而在高级政治领域，由于实力使然，难以发挥作用，作为“低政治议题”的环境议题在开始被关注之初，就成为欧盟愿意积极作为的领域，欧盟的持续关注气候议题是典型的规范诱捕（normative entrapment），“欧洲领导力是气候变化规范立场和保持促进强大政策的自我形象的产物”[25]。第二，欧盟绿色政治在外交上的延伸[26]。欧洲有关国家在70年代出现了“绿党政治”，尤其以德国为盛[27]；欧盟各国的代议民主政體及欧盟的治理结果，让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为分散的绿色利益进行整合和渗透提供了土壤，公众意见可以转化为政策，各国国内的政治主张向外扩展，成为欧盟及欧洲国家的“绿色外交”。这种绿色政治的兴起和欧洲社会舆论对环境事务的关注以及公众强烈的环保意识，形成了欧洲地区大规模的环境运动，并且对各国政府及欧盟的对外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迫使欧洲一些保守政党也披上“绿色外衣”，这样的发展为欧盟环境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28]。
（3）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指欧盟立场与动机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一方面，基于能源经济安全的考虑，增强欧盟的长期竞争力。欧盟高度依赖燃料与矿物资源，欧盟国家能源资源较为匮乏且分布不均，欧盟能源依存度高且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渠道并不安全[29]；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欧盟意识到环境政策是“可以把钱留在欧盟内部，而不用将钱送给与欧盟价值观与治理方式不同的国家与地区”[30]的方法，化石能源供应链断裂的恐惧使得欧盟国家积极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欧盟试图增加技术出口，让环保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31]。在20世纪70年代，欧盟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具有强烈政治经济学色彩，欧盟在环保产业方面的优势与能力，试图通过环境领导力推动出口欧盟的规则与标准，以增强欧盟绿色技术的潜在出口市场。1994年7月，欧盟制定了“新亚洲战略”，同样将欧盟与亚洲国家的环境合作列为优先的领域；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名为《中国欧洲关系长期政策》的文件，明确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列为对华新战略的四大战略之一，帮助中国在发展经济时优先考虑环境问题。欧盟在《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中提出了要使其经济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变的战略目标，并要求欧盟委员会绘制一条经济转轨的时间路径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欧盟减排80%-95%的目标承诺，欧盟试图在未来新的技术革命中抢得先机。随着气候治理的深入，碳交易市场已经逐渐成为气候变化治理的核心制度，其作用不容小觑。欧盟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特别是在其他国家的相继跟随下，欧元定价的碳交易可以带动欧盟相关的金融服务业发展，并向全球渗透，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优势地位[32]。
（4）文化及民意基础。欧盟有非常强烈的环境保护的社会传统。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环境保护意识较强，民众的环境感知度和环境保护意识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都比较高。根据2009年欧委会信息总司在27个成员国中的调查显示，欧洲人将气候变化视为当今全球面临的第二大严峻问题（排在贫穷、饥饿和缺少饮用水之后）。62%的欧洲人认为气候变化是最严重的问题，24%的人认为相当严重，只有10%的人认为不严重[33]。
欧盟的环境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有前面几个因素的相互影响。一是环境脆弱性，大量环境危机让欧洲人意识到保护行动及预防措施的重要性。此外，高密度人口的生活方式激发了欧洲保护自然的动力。二是政治因素，环境社区、环境学习政党、环境更进步的成员国、委员会及议会加深了欧洲保护环境的意识且提高了其保护环境的能力。欧盟内部与其他机制（如代议制民主制度）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在欧盟内部达成政治共识，形成了重视环境议题、关注气候变化的文化与民意基础。
2.能力。能力是回答能否做得成的问题。早期的气候议题中，能力在环境外交中作用很小[3436]，随着该议题关注度的提高，维持领导力需要在方向、工具以及结构等方面加强[37]。欧盟能够发挥领导力的重要原因从内外来看：欧盟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最大出口地区、最大捐赠者以及最大外商投资者，欧盟可以在国际政治领域提供经济、技术以及外交激励，用强大的内部市场支撑欧盟影响力与行动[38]，使用贸易等非传统权力手段推动价值规范[39]；此外还有政治领导力[40]，主要是政策能力与谈判能力。从外部来看，相较于欧盟之外竞争者的影响力，欧盟是否在环境议题上有相对优势。
（1）经济及产业能力。经济能力是指欧盟的经济实力。欧盟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博弈中可以通过贸易措施发挥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欧盟市场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耗大量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大且增速快，中国在2007年成为最大温室排放国，2008年，印度和中国的排放量是欧盟27国的2倍[41]。根据Green Innovation Index（绿色创新指数）2015年的报告在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上依次排名全球前十的国家（实体）分别为：中国、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日本、德国、韩国、伊朗、沙特阿拉伯[42]；发达国家在技术优势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均碳排放量在逐步下降，总体增速也在放缓，尤其是欧盟碳排放总量呈现整体下降趋势，欧盟在国际气候改变的相关议题中，往往会利用欧盟大消费市场，通过贸易措施让发展中国家妥协。 近几年，WTO的相关条款贸易技术障碍协议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均已承认国家再不能超过需要的贸易限制而采取措施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权力。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國家的矛盾一直存在，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提供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欧盟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其在经济援助与技术上支持的能力与力度成为影响其领导力的重要因素。2015年10月29日，欧盟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夕宣布未来五年向全球欠发达国家提供总额3.5亿欧元的援助资金[43]，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产业能力是指欧盟气候变化相关环保产业发展与实力[44]。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欧盟气候变化议题的领导力与生态产业技术能力明显呈正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生态产业实力越强，就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会越发积极与超前[45]。欧盟在气候变化上的整体立场也可以使用该逻辑，欧盟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一直居于世界前列；能源危机以来，欧盟就开始补贴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并且补贴幅度高于美国，使得欧盟的绿色经济具有巨大的优势与经济利益。2015年全球由《人民日报》下属单位中国能源报社主办的“2015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发布会暨新能源发展高峰论坛”发布的数据显示，新能源企业财富500强前十大企业中，欧盟的公司占5家，超过美国的3家[46]。总体而言，欧盟在低碳经济领域和相关科技领域已经捷足先登，并且处于领先地位。
（2）政策整合能力。欧盟有别于其他区域组织，能够承担气候变化领导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盟通过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具有比较大的权力空间，可以承担环境议题领导力的角色。
第一，法规上设定了权力空间。1986年的《单一欧盟法案》赋予了欧共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特别权力，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将环境问题纳入欧盟的具体职责范围内。这些条约赋予欧盟代表各成员国在欧盟内部和国际上提出、执行环境政策的权力。欧盟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力空间赋予了欧盟处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也提高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积极性。
第二，欧盟政策制定机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具有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欧洲国家集合体，也会遇到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通过选择性激励（主要通过财政方式激励成员国节能减排）、集体结构和制度建设（欧盟有一种“内部分担协议”，即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上承诺8%的减排指标，欧盟根据该协议对减排指标进行分解）、大国贡献（德国在气候变化方面不断提出挑战性的目标，并且自己率先完成目标）[47]三个方面加以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促使后进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比利时）支持先进国家（德国、荷兰、丹麦、芬兰、瑞典和奥地利）环境政策；欧盟正走向超国家的联合，使欧盟在很多问题领域尤其是环境问题上的“民族意识”逐步淡化，“一个建立在共同遵循的国际制度之上的世界秩序在欧洲人的眼里具备相当的合法性”[48]。
第三，欧盟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先进环境政策出台。欧洲理事会、委员会及欧洲议会在促进环境保护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欧洲理事会及部长理事会来说，国家可以将环境问题推动成为欧盟的议程。在不同的环境领域不同的国家倾向于在建立国家环境监管方面成为开拓者或者潮流引领者。欧盟委员会下面的环境总局（欧盟委员会）形成环境监管、促使成员国采用环境监管，在一些国际谈判中代表成员国监管欧盟内部促进环境保护的项目，承担了促进气候变化行动、气候谈判及达成2020年欧盟目标和执行碳排放交易系统的责任；欧洲委员会起草与执行法律，被认为可以影响环境议程设定和政策执行。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分享权力，现在有更大的影响力。欧盟相对松散的治理结构中存在多个决策机制，从而为相关国家或者组织影响欧洲的议程提供了多种管道。欧盟理事会先进的成员国、欧盟委员会的技术官僚及欧洲议会的成员可以抵消来自反对者的压力。当一个国家放弃领导作用的时候，会有其他先进者接过接力棒继续扮演领导角色；绿党是欧洲议会第四大党团[49]，可以发挥非常大的影响力，而这些机构的环境监管的投票规则均为多数票决制而不是一票否决制。因此，只要不遇到欧盟内部普遍挑战的时刻，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基本上还是以一个声音发声。
第四，欧盟有完善的执行机制，能确保政策得到执行。欧盟与其他地区组织的不同点是欧盟拥有权力去强制遵守欧盟监管，一些公民及NGO团体举报相关国家违反事实DG Environment确保执行（发起违反程序）——欧洲司法法院可以对没有遵守的国家给予财政处罚[1]358373。
（3）谈判能力。谈判能力是指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使用有效协商策略[50]。这种策略有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欧盟在谈判中理念上的先进性，与智慧领导力内涵一致。尽管学术研究趋势将国际政治关注于国家行为而不是说辞，但是在气候变化领域有说服与对话改变了政策偏好的成功案例，欧洲在气候谈判期间的争论促成了许多国家气候政策的经济利益观点的改变。以往的观点认为，经济与环境利益之间作出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在21世纪早期欧洲将“双赢”（经济与环境利益可以共存）引入气候对话当中并且身体力行，逐渐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第二，欧盟在国际气候变化的治理与谈判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谈判战略理念与原则。我们认为，欧盟所采取的策略能否与其实力匹配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策略和方式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应用得当，善于把握大局，逐渐将自己的气候谈判雄心与实际情况相权衡，从而懂得在国际气候谈判场上运用自身的优势和砝码适度地推进国际气候谈判，并赢得谈判方的信任，对巩固欧盟的领导力地位具有积极影响。
（4）外部竞争者。外部竞争者是指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上除欧盟之外的其他领导者的出现。随着气候问题低级政治属性的高级化，以及气候变化议题与经济发展议题关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国家开始认识到减排是实现经济利益的必须投资，各国环保产业开始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方式。 第一，新兴经济体态度转变。国际社会相关国家（美国、中国、印度等）以及国家联盟（G77+中国，基础四国等）开始在这一议题领域挑战欧盟的领导地位。根据中国环保部门的报告显示，十二五”前期（2012-2013年），环保投入共计2.33万亿元，拉动GDP增加2.56万亿元，占据测算《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需要环保总投入4.6万亿元，带动GDP增加5.7万亿元，累计增加非农就业约400万人，带动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超过1.9万亿元[51]。西方很多外交官把中国“十二五”规划（2011-2015）看成是历史上迈向低碳经济最进步的立法。中国早期反对将其国家适当减排行为提交给国际监管、报告与验证，但在坎昆2011会议上改变了态度，在2011年的德班大会上中国签署了接受在未来全球协议中有约束力的承诺意愿书。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多年努力也得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的肯定[52]。
第二，全球领导者美国准备“带头”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则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改变了前任总统在气候变化上的消极立场，表达了即使没有国会支持也将积极开展气候行动的决心[53]。2013年6月25日，奥巴马发布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计划》通过行政手段执行，无需国会批准，这是美国发布的最全面的全国气候变化应对计划，它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层面上“气候沉默”时代的历史性终结。
（二）基本模型与欧盟变迁路径结合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欧盟的环境领导力早期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者，环境保护是欧洲合作领域最为先进的领域；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所具备的跨国性使其比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国、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甚至是主权国家更为关注全球公共问题，也更有优势应对全球环境议题，但是目前欧盟的领导力也出现了变化。
第一，欧盟在动机方面基本变化不大。欧盟环境脆弱性、文化与民意基础在四个时期没有大变化，欧洲各国均面对普遍性问题，欧盟公民对环境保护的议题依然纳入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两个指标依然不会有大的变化；只是在民意基础层面可能会有一定波动，一般的观点认为，公众在繁荣时期更加关注环境议题[54]，在危机时期则更加关注经济议题，进而影响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政策优先排序。
第二，2008年的經济危机对动机产生重大影响。2008年经济危机对欧盟气候变化议题领域的领导力产生了多方面重大影响[55]，是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下降的重要原因[56]。
危机引发了欧盟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地位的重新认知，欧盟认识到面对新兴行为体的崛起，与之相比，其全球责任和能力差距进一步加大。在此背景下，欧盟对外政策优先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调整，重点应对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在危机背景下，欧盟内部最大的挑战是增长和失业问题，外部挑战则是中东和北非动荡所引发的周边安全问题。因此，欧盟对外政策优先度最明显的变化是对经贸领域与周边政策并表现出更加“进取”的特征。经贸领域内的“进取”意在加强与新兴力量的竞争的同时，缓解内部增长和就业问题。周边政策的“进取”一方面是周边形势变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对“全球责任战略”收缩的一种平衡[57]。与之形成对比，气候变化作为欧盟的长期对外政策优先领域，则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重要性明显下降，从而影响了欧盟在气候变化上的政治与经济动机。
债务危机损害了欧盟的软硬实力，削弱了其对外行动能力，欧盟对外政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双层化”和“双向化”态势。“双层化”是指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更加疏离的现象，这种离心作用对欧盟的政策整合能力——对一个声音说话——是一个致命打击；在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上，甚至出现欧盟轮值主席国、欧盟委员会及气候会议举办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58]。“双向化”则指欧盟在战略收缩的同时加强了在重点地区和重点问题上的进取态势[57]。这种态势让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谈判立场日趋强硬，尽管欧盟继续采取拉拢策略，“拉拢”小岛国集团和最不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卡塔赫纳集团由来自伞形集团、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组成。
欧盟的利益诉求限制了欧盟谈判策略。欧盟认为，只有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纳入到统一的绑定性的国际减排协议中，才能充分发挥欧盟在人口、能源需求、低碳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实现欧盟利益。因此，在目前的谈判中，欧盟使用结盟策略，在道义上为排放大国施加压力，“基础四国”的团结或多或少受到影响[59]。不仅要求发达国家制定具体量化的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而且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需要提上日程，逐步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而严重影响了其谈判能力。
欧盟的经济产业能力呈现下降的趋势。欧盟在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在经历了高峰之后持续下降，2015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中，亚洲入围企业总营业收入额10 653亿元，占500强总营收额的37.60%，首次超过欧洲位列洲际第一[60]；在市场份额较为稳定的风能设备全球前十大主要出口商，“在2004年占当年世界市场份额的96.4%。其中前五大出口商中有四个是在欧盟国家，前四家的占有量占全球73%”[61]，2011年全球前十大风电企业中，欧盟拥有4家，占有量大幅度下降为34.5%。经济产业能力的下降，让欧盟在履行发达国家出资义务上表现消极，在经济方面的动机下降，从而也影响了其环境领导力。
第三，外部竞争者的出现挑战了欧盟长期以来的领导力。全球气候变化议题领域从低政治议题变为高政治议题，气候变化议题逐渐与经贸相联系，这一领域领导力逐渐由一元走向多元。2008年之前，基本处于一元格局；2008年危机之后，多元领导显现；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为哥本哈根会议作了充分大量的准备，采取积极主动态势，一度与印度、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中国由于在气候改变议题上的作为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从而在气候议题上逐渐形成欧盟、美国及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四、总结与启示
随着气候变化议题逐渐由低级政治议题变为高级政治议题，欧盟气候变化的领导力逐渐式微。目前全球气候变化议题领域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欧盟领导力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是难以回到以往的单一领导状态。可以预见，气候变化等环境保护的议题依然是欧盟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欧盟也依然会扮演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美国开始关注气候变化议题②，中国、印度等国在环保产业、减排技术、能源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欧盟的动机及能力（相对优势）将继续衰减。
这一解释框架可以通过量化指标来测量，通过对欧盟产业、经济指标等的跟踪，通过主客观指标解释与预测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变迁；并且可以将量化验证的模型拓展到对中国、印度及美国等气候变化领导力变化的测量。中国应聚焦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灵活调整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气候变化议题谈判策略，创新治理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力作用，为遏制全球变暖、解决全球环境难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一般的学者都是以Gupt与Grubb两位学者气候变化领导力划分类型为基础静态分析欧盟气候变化议题的领导力。如Parker，Karlsson的Climate change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leadership moment： an inconvenient truth？ Wurzel和James发表的The European Union as a leader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一书；谢来辉的《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②布鲁金斯学会高级兼职研究员Nathan Hultman在2016年底撰文指出在特朗普领导下，短时间内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不会积极塑造领导力角色，但是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基本不会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1]Falkner R. The handbook of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policy[M].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3：358.
[2]Spero J E E， Hart J A.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M].Boston： Cengage Learning，2009：113.
[3]帕特森.影响力：2[M].彭 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
[4]Hovi J， Skodvin T， Andresen 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Kyoto Protocol： why other Annex I countries move on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3，3（4）：123.
[5]吴建辉.欧盟做为全球环境行动者：以其在全球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之参与为例[J].欧美研究，2013，43（1）：46.
[6]Barnett M， Duvall R.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59（1）：3975.
[7]刘列励.从国际政治看霸权主义， 实力理论与强国之路[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4346.
[8]Gupta， J.， Grubb， M. J. Climate change and European leadership： A sustainable role for Europe？[M].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0.
[9]Gupta J， Ringius L. The EU's climate leadership： reconciling ambition and reality[J].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2001，1（2）：294.
[10]杨晓娟.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与策略研究[D].北京：外交学院，2014：12.
[11]R Malnes. Leader and Entrepreneur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5，1（1）：101.
[12]JS Nye. The Powers to Lead[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34.
[13][15][22]Parker C F， Karlsson C， Hjerpe M. Climate change leaders and followers： Leadership recognition and selection in the UNFCCC negotiations[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5，29（4）：440444.
[14]汝醒君，劉 峰.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3）：109113.
[15]Oberthür S， Roche Kelly C. EU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J].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2008，43（3）：3550. [16]汪 遒.歐盟与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归来[D].上海：复旦大学，2012：310.
[17]华 炜.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角色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4（11）：177178.
[18]马库斯，雷德勒，夏晓文.欧盟在国际气候与能源政策中的领导角色和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J].德国研究，2013（2）：1534.
[19]Sprinz D， Vaahtoranta T. The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48（1）：77105.
[20]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imi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to 2 degrees Celsius [EB/OL].（20070716）[20170107].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52007DC0002.
[21]于脆松.环境脆弱性研究进展综述[J].水电能源科学，2007（8）：2327.
[22]Detlef Sprinz and Tapani Vaahtoranta. The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4，48（1）：77105.
[23]Europe. Climate Change 2007： Impacts，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EB/OL]. [20160919][20170107].https：//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4/wg2/ar4wg2chapter12.pdf.
[24]J Hovi，T Skodvin，S Andrese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Kyoto Protocol： Why Annex I Countries Move On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3，3（4）：123.
[25]Vogler， John. The European Contribut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5，81：835850.
[26]柳思思.欧盟绿色北极政策： 理论依据与规范实践[J].和平与发展，2016（3）：99110.
[27]夏汛鸽.德国绿党：理念与政策探析[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10.
[28]钟志明.欧洲联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新协议谈判中的地位及参与：一个建构主义之考察[R].南华大学欧洲研究所，2009.
[29]傅 聪.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为动因[J].欧洲研究，2012（1）：7576.
[30]Observ’ ER. 2011. The State of Renewable Energies in Europe. EurObserv’ER Report 11. Paris： Observ’ER [EB/OL].（20121020）[20170107].http：//www.eurobserver.org/pdf/barobilan11.pdf.
[31]ENV E. Ecoindustry， its size， employment， perspectives and barriers to growth in an enlarged EU[R]. European Commission， DG Environment， Final Report， produced by Ernst & Young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Services （France） and by RDCEnvironment，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32]周 剑，何建坤.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及其经济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09（2）：3843.
[33]Eurobarometer S. Europeans’ attitudes towards climate change[R].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34]Young A. 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1.
[35]Underdal A. Leadership theory： Rediscovering the arts of management[R].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 1994：178197.
[36]Falkner G. Complying with Europe： EU harmonisation and soft law in the member stat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7]Gupta J， Ringius L. The EU's climate leadership： reconciling ambition and reality[J].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2001，1（2）：281299.
[38]Parker C F， Karlsson C.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leadership moment： an inconvenient truth？[J].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0，48（4）：928.
[39]賴昀辰.欧洲联盟贸易政策的权力分析[J].问题与研究，2014，53（1）：99123.
[40]李永成.国际关系中的领导力探析[J].当代世界，2010（4）：5759.
[41]刘 毅.“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只是表象[EB/OL]. （20100804）[20170107].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335306.html.
[42]美通社.中国居可再生能源生产量全球前十[EB/OL].（20150519）[20160915].http：//view.inews.qq.com/a/20150518A00AGX00.
[43]欧盟宣布加大对外援助为巴黎大会铺路 [EB/OL]. （20151021）[20160202].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10/7879541.html.
[44]周 剑，刘 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动向及其动因假设[J].求索，2009（12）：6971.
[45]李慧明.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J].欧洲研究，2012（1）：8199.
[46]2015年全球新能源500强企业名单[EB/OL].（20151013）[20170116].http：//www.askci.com/news/data/2015/10/13/1059548ucu.shtml.
[47]吴志成，狄英娜.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J].国外社会科学，2011（6）：4344.
[48]蒲 俜.欧盟全球战略中的环境政策及其影响[J].国际论坛，2003，11（6）：5.
[49]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 欧洲议会绿党党团简介[EB/OL]. （20100519）[20170107].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191085/191164/11641228.html.
[50]Bckstrand K， Elgtrm O. The EU's role i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from leader to ‘leadiator’[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3，20（10）：13691386.
[51]环境保护会影响经济吗？环保部竟回答：会[EB/OL]. （20150509）[20160705].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909/13963868_0.shtml.
[52]新华网. 菲格雷斯：中国气候行动”令人印象深刻 [EB/OL]. （20151119）[20160405].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1/19/c_1117194831.htm.
[53]新华网.奥巴马说美国准备“带头”应对气候变化[EB/OL]. （20090405）[20170107].http：//news.163.com/09/0405/21/565QILUE000120GU.html.
[54]Scruggs L， Benegal S. Declining public concern about climate change： Can we blame the great recession？[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2，22（2）：505515.
[55]Skovgaard J. EU climate policy after the crisis[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4，23（1）：117.
[56]Droege S. Climate policy and economic bu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s to create green stimulus[J]. Carbon & Climate L. Rev.， 2009：135.
[57]金 玲.债务危机对欧盟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视角[J].欧洲研究，2013，31（6）：5165.
[58]Vogler J.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or： climate change[R]. EU，2011.
[59]朱松丽.欧盟对内对外气候变化政策分析[J].当今世界，2014（10）：35.
[60]2015年全球新能源500强完整榜单[EB/OL]. （20151119）[20160605]. http：//mt.sohu.com/20151013/n423083704.shtml.
[61]谢来辉.为什么欧盟积极领导应对气候变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8）：88.
（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It’s found that EU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genda as a special participating entity.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EU leadership through observ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EU leadership. It is try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EU 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 changes by constructing the EU 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 model.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realize that China has being playing one of leading roles regarding climate change issue. China should make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tackle global warming issue though adapting negotiation strategy on climate change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own strength and developing governance mechanism creatively.
Key words：EU； 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 motive； compet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