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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叫我去他家看看，说了几次了。
其实我跟松林不熟，先是他请人吃饭，顺便请了我，然后我回请了一次。他老家在南几列岛，字写得不错。
我送过一支善琏庄的湖笔给他。有一阵他经常打电话给我。说他以前上班的公司每年有多少收入，说他怎么下决心不干了，一路打工过来，受很多白眼。说他跟家里别的人不一样，他父亲一辈子没离开过岛上一步；他三个姐姐都嫁在岛上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说他家屋前有两株桃树，春天开白花。我就记得这些。
松林只看我在那帮书画家中混得不错，不相信我只是个蹩脚的灯具设计师，一个人住在一套又旧又小的公寓里，收入不多，又没前途。
之后我和松林又见过三次。一次在一拨书画家的聚会上。一次我在上班，他路过进来坐了一会。一次他打电话来，我正好一个人在山上发呆，他叫我别走，他来找我。
后来是这样，报社的朋友——也是书画协会的——叫我小心他一点，别跟他走太近。
如果就是到处告诉别人我们认识，我是他朋友关系挺不错的也算了。可是，报社的朋友说，“谁知道，他还会打什么主意？”
过年的时候，他要回南几列岛，问我借了点钱。这以后，除了过节，他就不大给我打电话了。
他家在东山那边。那一带的房子多是过去棉纺厂的宿舍楼，不知道有什么新建的小区。
我跟松林说好礼拜天下午没事就去他那儿。
礼拜天上午，手机响了，是菲姐打来的，叫我在家等她。
菲姐是我以前的同事，和前夫闹离婚那阵天天来找我。把一笔应收款弄丢后她辞职不干了。她说那笔钱是主任拿的，她是替人代过，还叫我小心主任，提防他背后做小动作搞我。这事也无法证实。听说厂里叫她把钱补上，最后也没补。反正数量不大，也算不上贪污，便也不了了之。
她跳槽走了一年多，我也从厂里走了。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一次路过她上班的面包房进去找她，她们说她走了，去宾馆干了。
她跟安德森结婚，我听熟人说的。“她现在是安德森太太了。”熟人说，古怪地笑了笑，又说，“谁相信，她认识安德森以前一句英语也不会，在宾馆铺床洗马桶，被吃饭的客人逼着喝酒，喝得天天吐。反正她现在是安德森太太了。”
我和她又开始来往后，见过几次那美国人，稍微有点谢顶，中国话很棒，不看见他，还以为中国人在讲呢。
菲姐勸我去哈里森学英语，虽然他们第一次见面在宾馆走廊上，安德森打不开门了，打电话给总台，总台派她上去开门，他们正儿八经认识却在哈里森。那天她喝多了，把脸搁在我肩膀上诡笑着说，“哈，胡琴，你真以为那是巧遇么？告诉你，是我听见他打电话，说他晚上六点半准时去哈里森。他有朋友在那儿当外教。”
“然后你就去了？”我们俩说得哈哈大笑。我想象她兴奋地往脸上涂抹脂粉，喝多了趴在宾馆厕所地上狂吐的样子。
我吹着头发想着，换了我做宾馆服务员，我有办法嫁给安德森这样的美国人吗？不一会她就来了，翻出一张照片，把照片推到我面前说，“别跟我说你下午没空。”
照片上的男人三十来岁，瘦瘦的脸，眼睛很小，再看他的白衬衫，黑西装，黑领带，我好像回到十七八年以前的时光，问她，“这什么年代的照片？”
“哈，你去了就知道这个人并不像照片上这么古板。”
“上次你也这么说。”我按了唱机的播放键。是列侬和大野洋子的“双重幻想”。我喜欢“Woman”，菲姐喜欢“Every man has a woman who loves him”——每个男人都有爱他的女人。有时我们也为这张唱片悲伤，录完这张专辑不久列侬就被枪杀了。
菲姐穿着白袜子的脚在地上打着节拍。
“你爱安德森吗？”我想起安德森看她的眼神。
“他能让我生活得更好。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爱不爱他。他能满足我全部的虚荣心，这就够了。”
“他叫什么？”我又拿起照片，和照片上的眼睛对视着。
“杜伟强。”
“杜—伟—强？这什么年代的名字？”我笑了。
“好啦。”她点着烟，“别看名字不怎么样，这人做电脑可有一套，没准以后就是乔布斯第二。你就是乔布斯第二的太太啦。”
吃过午饭，我一个人去“森”咖啡馆。这是菲姐成了安德森太太后和别人合伙开的。安德森腼腆不善交友，同别的做皮革生意的美国人也没什么联系。一到礼拜天，就骑辆自行车到处乱逛。
“森”咖啡馆很小，楼下是前厅和厕所，上面一层有七张靠窗的火车式包厢。另一侧是吧台。
他们雇了个烫波波头的女人给客人端咖啡，添茶水，没事她就在吧台后面翻画报，背后的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旧蒸汽式火车头的黑白图片，旁边是旧船拆下来的同样巨大的舵，坐在那里，你会恍然以为坐在一艘船上，一列喷着蒸汽的老式火车上，正赶往过去的一个遥远的所在。
一个穿灰绿外套的男人坐在最尽头的一张座位上。看见我，远远站起来，脸上含着笑，直到我走近才坐下。
这是个有礼貌的男人。有礼貌的男人总会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让你放松。
他含着笑看着我，眼睛和照片上一样小，一副认识我的样子。看来菲姐也把我的照片给他看过了。他正看妹尾河童的一本书。于是我们从妹尾河童谈起。我正巧刚看过《窥视工作间》。我说那些工作间多数极其拥挤杂乱，放满和工作无关的东西，否则冒险小说家内藤陈就不会说“与其说工作间，不如说是他的地狱”这样的话。
我的咖啡端上来了。他问我，“你爱蓝山？”他喝的是日式炭烧，看来是个工作狂，需要浓郁的东西提神。然后我们就谈到了牙买加，谈到牙买加盛产咖啡的那些终年高寒的山峰。虽然我只偶尔看过一本介绍牙买家的中英文对照的旅行小册子。接下去我们谈到今年去过哪儿，我告诉他夏天去了内蒙，他则说在普济岛呆了几天，问我骑马了吗？我说骑了，问他游泳了吗？他说游了。 说到这儿，突然都没话了。
我是因为想起了被马鞍磨得流血的屁股、一晃而过的两天欢愉。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突然醒过来似的一招手，问波波头有没有烟。波波头说没有，我这才注意到他面前扔着一碟烟头。
杜伟强说他出去买包烟。他走后，我从架子上抽了本杂志。远处两个女人低声说着话。一个女人说，“我喜欢强势，可我的性格让我永远强势不了。”另一个女人声音低哑地说，“所以你喜欢强势的男人……”
她们越说越轻，楼下传来女人的哭喊，更听不清了。
我探向窗外，看到两截颤抖的男人的腿，被另外两截女人的腿不停地冲撞着。我又往外探出一点，还是只能看见四截腿。我想算了吧，难道无聊到跑出去看别人打架？虽说我坐坐正，注意力也重新集中到杂志上，可这女人的撕扯刺激了我的一处神经，不由想如果我也像这女人，不顾一切争夺自己想要的东西，说不定就不会把日子搞成现在这样了。
杜伟强回来了，抱歉说他平时不怎么抽烟，实在是这几天忙得不行，熬夜，没办法。我问他看见打架的那对男女吗？那会他们已经走了。也许换一个地方闹了。
“女人总这样。”他咧开嘴一笑。
“这不能怪女人。”我斟酌说，“多半这男的没给她安全感。对，安全感。你知道的。”
“好吧。可是女人不能自己给自己安全感吗？”
“至少大部分不能。不然就不是女人了。”我说。后来我们不知怎么谈到了猫。
杜伟强问我养不养猫，我说不养。
杜伟强说他也不养，“猫这东西，你经常不知道它到底想干吗。”
“我倒觉得喂食太麻烦，乱拉屎就更麻烦了，就像没事给自己找了个主人。”说到这儿，我想起有人把他的猫叫“彼得大帝”。我们一同笑了起来。
他说小时候家里无缘无故跑来过一只猫，呆了两个月，又无缘无故走了。猫食盆还在门口，他妈也不收起来，就搁在那儿。他进进出出看着，心里很恍惚。
过了会，他又说，“和你说话挺开心。”
“我也是，挺开心的。”我笑着说，望着他瘦瘦的脸。
“其实，我早已对相亲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又说，喊来波波头，付了两杯咖啡的账。
走出“森”咖啡馆，他说，“有时间联系。”我们便在马路上分手了。
时间还不晚。
我上了公交车，在最后一排坐下。
最近我確实懒得可以。以前坐班，天天往公司赶，后来老板允许不坐班了，经常在家一待就是一整天。我很努力地忙着，到了傍晚却常常冒出又虚度了一天的感觉。
松林一直不接电话，车靠站了，我只能跳下车，一边找，一边打他电话。
总算他接了，我已经照着门牌号找到他家楼下了。
他从楼上跑下来接我，脸红通通的气色很好。
“哈，好久不见。”我说。
“哈，快一年了。”
“时间真快。”我努力回想上次说了什么，“上次，”我说，“上次你一天到晚想着辞职。”
想起我一本正经劝他先别辞职的话，我笑起来，“你还在那儿？”
“辞了……”
“哦……，”我看着他，“现在呢？做什么？”
“开压路机。”
“压路机？你什么时候学的？听说跟开汽车一样要考个证？”
“要什么证！”松林大笑，“跟师傅开几趟就会了。”
他开了门，客厅里摆的全是老家具。
“不错啊。”我说。走到梳妆台前，看看老镜子里模模糊糊的自己。
松林指着一把太师椅叫我坐，说这堆老古董全是水娟家的。
看来他们的事水娟父母同意了。
“这是红木的？”我摸摸梳妆台的台面。
“黄花梨的还是什么？水娟说是她祖母的陪嫁。”
“水娟呢？”我看看左右。
“上班。”
“礼拜天也上班？”
“没办法，这段时间太忙了。”
松林端来茶，坐在旁边的太师椅上，眯细眼睛，仿佛藏着喜事。
我问他最近是不是很不错，他看了我一会终于开口说，“我要结婚了。”
“结婚？好啊！”我脱口说，想这小子总算能安定了，感慨道，“我们认识时你刚来这儿。”
“那时什么人也不认识……”
“你看你现在都要结婚了！你还记得上次在西山……”
那次在广福寺一间偏殿里我劝了他好长时间，叫他想想好再说，别一冲动就辞职，每家厂其实都差不多。他窝了一肚子气似的说，“我买不起房子！要是结婚生孩子，我连孩子也养不起！”我想你朝我发什么火，又不是我让你买不起房子的。我自己还想买房子呢。
当时他垂头丧气一会，说他还得去加班，我们就一起往楼下走。走了几级台阶，他突然转过身——在那阴暗狭窄的楼道里，我猝不及防地停下，警惕地看着他，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挺怕这个南几列岛来的愣头愣脑的小子，一直对他心存着一种难以启齿的恐惧，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都出了一会神，松林说，“我跟水娟说好了，酒席过了年办。喝喜酒你一定要来啊。”
我忙说一定来一定来，脑子里掠过他叫我下楼小心点的样子，到了殿外我的恐惧才解除了。我喝了口茶，问他写字画画那拨人都叫了哪些。突然松林的手机响了，他接通了，说了几句挂断，看着我说，“真不巧，我得去李教授那儿一下。”
李教授眼睛不好，玻璃晶体浑浊，松林这一阵在帮李教授做校对。李教授认识人多，说不定能替他找个事做。松林开压路机能开多久？我想他实在受够那些体力活了，有点心浮气躁了。
我刚想说那我也走了，松林说，“你坐会，我去去就来。”眯细眼睛冲我点点头，出去了。
有一会，我仍一动不动坐着，扶着太师椅的扶手，就像松林还在旁边，脑中却想起“森”咖啡馆和杜伟强，回味着说过的话，那张瘦瘦的脸，面颊上那道不注意不太看得出来的淡淡的凹痕。 十分钟过去了。我起来添了水，走到阳台上。松林家的阳台很小，还不到三个平方，楼下有一小片草地，几棵树，一棵树上挂着青绿的小果子。
太阳缩了进去。风立刻变阴冷了。我回到客厅，卫生间门开着，再过去是卧室，那儿很巧妙地设计了一个转角，挡住了视线。我走过去。这房子的结构跟我以前住的那套差不多，是我前夫单位分的。从那搬出来总有八九年了吧？我注意地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外面仍是寂静的，但不完全是寂静，细听有一种水快要沸滚的喘息声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说不定是有人在山上做什么。我望着转角，再往里看就算偷窥了，我又不是妹尾河童，松林信得过我才把我留在这儿，也可能他根本不认为这儿有什么秘密。
两间卧室门都开着，我走进朝南那间。房子没装修就住，总有种仓促感，好像随时可以弃家而逃。床上被子半摊半卷，松林刚才很可能在睡觉，还留着一点热烘烘的气息。桌上地上到处是纸，有着墨的，也有干净的白纸。我随手拾起一张，头一句依稀是：“贺兰山上几株草”，再下面一句，读到“南北东西总——”，读不下去了。我画画五年了，书法却不行，题款都是找人代笔。松林字虽不错，名气毕竟不大。其实也不关名气不名气，我从来没想过找他题款。我拨了拨笔筒，没见送他的那支。
朝北的那间放着一只不锈钢衣架，四季的衣服全挂在上面，边上搭了一个内衣，尺寸不大，我看了一眼，目光移到一件蓝白格子的衣服上去。我有条裙子也是这种格子的，拉出来一看，也是条裙子，也长到脚踝。还有一件白毛线衣也和我的一件一样。
我有点意外。有那么一霎，以为在自己家里，看自己的衣服。
窗开着，不知哪儿折射过来一道光在地上忽闪忽闪地动着。
我回到太师椅上。
我其实并不在乎跟松林说，“哎，松林，水娟有两件衣服跟我一样！”
有两件衣服和松林女朋友的一样，不能算是诡异的事。顶多只是偶然或巧合吧。
回想起来，我碰到偶然或巧合的事概率非常低。我几乎没碰到过偶然或巧合的事。
烧水的声音近了一点，好像不久就要沸滚起来了。想着家里摊着的设计图，就是回去，这一下午也虚度了。我很久没有设计出自己满意的吊灯来了。我试过从十七八世纪的老式吊灯里寻找细节上的设计，也试着设计了一批样子怪异的被认为时尚新颖的东西来。这批吊灯风靡过很短的时间从市场上退出去了。当然，我相信有几个家庭的天花板上仍挂着那么一盏过时的吊灯。
不成功的设计带来的不安只持续了一会儿就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了。
我的思绪回到松林的女朋友有两件衣服跟我一样这件事上。我对自己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店里一样的衣服很多，只能说明有个女人穿衣服的喜好跟我差不多。
那我不自在什么？
我又不可能爱上松林。连喜欢他都谈不上。
他也不可能爱我。他有水娟。他和水娟的浪漫史认识他的人都听他说过。
要说偶然或巧合，有一年春天，我买了几个花盆，给阳台上的花换了盆，夜里我梦见一个人死了，尸体停在带螺旋花纹那个花盆里，几个人围在边上哭。第二天起来，看着花盆好好的，还想自己怎么做这种梦。怪的是，隔了两天盆里的杜鹃真死了。
前夫过来帮我换热水器老化的胶皮管，我把这事讲给他听，他听得直笑，还说：“你千万别梦见我死了。”
茶几上有五六个桔子，皮薄薄的，看上去很甜。我拿了一个慢慢地剥着吃了，起來去卫生间洗手。从外面望进去，卫生间也是毛坯的，水娟用的瓶瓶罐罐堆在窗台上，洗脸盆上方还没装镜子，他们不知从哪弄来一块斜竖在地上。
我正要进去，其实已经走到门口，只差一步就进去了，蓦地在镜子上看到一个女人穿得松垮垮的从转角那儿出来，往阳台走去。
是我眼花了吗？
我还是进去洗了手，回到太师椅上。屋子里是不是真的有人啊。松林怎么不说一声？她肯定不是水娟。我见过水娟。也不像是松林的母亲。她没这么年轻。不然是他妹妹，怕见人，躲着不出来？我以前就这样，来了人就躲着不出来。我从来不承认这是心理疾病，认为自己不过内向，是性格问题，而且这种闲聊除了花掉点时间大部分没什么意思。
去阳台上看看不就知道了？这么想着，人却没动。从我坐的地方望过去，阳台静静的，稀淡的阳光落在地上。就算有人过去，也该出来了。在阳台上站那么久干什么？看风景？衣服的影子落在地上，也没见有人的影子啊？真是我眼花了？大白天的，这好好的新房子哪来的鬼。不过要是屋子里真有人，回头告诉松林他不在的时候我在屋子里乱看乱走，那也是挺糟糕的。
烧水的声音越来越响，听上去马上要开了。也不知怎么想的——其实就是脑袋里突然晃过一个念头，不如到楼下等松林吧，“腾”地站起，抓起桌上的钥匙就走。
松林接电话时我已经在楼下了，我说有事要走了，看着钥匙圈上吊着的中国结，忽然发觉竟是松林的钥匙。再找我的，好好的在包里呢，问他家里有没有人在，我把钥匙拿上去，要不干脆先放我这儿，他过来拿？只听他声音很大地说着“荤荤荤”，我还在问“什么？你说什么？”电话断了。再打过去，已经关了机。
保安站在门口，看上去注意我一会了。我从他边上走过又走回来，把钥匙用纸巾包了，请他转交给松林。心里还是有一点不妥，这保安应该没问题吧，不会拿了钥匙去开松林家的门？
上了车，我给松林发了个短信，告诉他钥匙给保安了，拿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也行。
发完短信，我靠着车窗看着外面，奇怪刚才干吗怕得那么厉害？还有，松林说的到底是什么？荤荤荤？昏昏昏？
我还想起一件事。我是突然想起来的。也可能是坐我前面的小女孩让我想起来的。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三天两头和邻居家的小朋友往于老头那儿跑，那时我们同住一幢很大的老宅院。这宅院我现在还有印象，虽然旧得厉害，墙裂出了缝，天井却很大，还留着一点凉亭假山的模样。于老头说他从前打过仗，不过大家都说当兵的不是他，是他弟弟，每年给他寄钱。他的腰和一只胳膊是伸不直的，不过他会吹口琴，我们经常听他吹口琴，听他说打仗的故事，他们怎么躲在壕沟里，男兵怎么偷偷地去村里找相好的女人。于老头好像很羡慕那些男兵。他没结过婚，一直一个人过。他有很多吃的东西，瓜子、甘草话梅、猫耳朵饼、松子糕、桔红糕，一袋一袋叠在床头两边，叠得老高。让我瞠目结舌的是后来听爸爸妈妈说医生从妮妮肚子里拿出来两颗玻璃弹珠，他们很庆幸玻璃弹珠不是从我肚子里拿出来的，还说别的没什么，以后不要生不出小孩。
这些话的意思过了很多年我才回过味来——最早进入妮妮身体的不是男人，而是两颗玻璃弹珠。不知道于老头怎么把弹珠塞到妮妮的肚子里去的。我们总是在一起玩。可我对这个事一点不知道。说不定就是我玩过的那两颗，一颗中间有蓝花，一颗中间有黄花。我根本想不到它们会钻进妮妮的肚子里。我还记得妮妮的妈妈流着眼泪怨恨地瞪着后院的样子。后来他们搬走了。再后来我们也搬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呢？给我和妮妮带来什么呢？我和妮妮就是这样长大了。我连妮妮后来有没有结婚也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见了。上回在超市边上碰到她，她胖了很多，脸上有颗挺大的黑痣。我想不起来她以前脸上有没有痣。我真想不起来了，小时候她的脸一年四季红通通的，很像苹果。
这也没什么。我和小时候也不像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比妮妮运气好，无忧无虑，和什么样的人——设计所的同行，书画协会形形色色的人——还有松林这样的，谁都能打打交道，保持不错的关系。
晚上菲姐打电话问我在“森”咖啡馆谈得怎么样，我说杜伟强说“有空再联系”。
菲姐叫我别泄气。我知道不久她会再给我看一张什么人的照片。
“对了，”我问菲姐，“你去过南几列岛，知不知道荤荤荤什么意思？”
“荤荤荤？你是不是听错了？”
“怎么会听错呢？”我把听筒从耳朵边挪开一点，不知道她干嘛那么大声。
“那——大概就是好好好吧？”她声音更响了。“好好好你也害怕？”
好好好？是好好好？我想来想去，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那天我正准备跟杜伟强出去吃饭，接到松林的电话。他没问我那天为什么急着走，也没说钥匙的事，高兴地说他下礼拜结婚，请我去喝喜酒。“你去吧。协会好多人都去。”
我说我一定去一定去。
我很想问他那天他家里是不是有个穿睡衣的女人，杜伟强一直笑着看着我，我也笑着看着他，缓缓放下了电话。
其实我跟松林不熟，先是他请人吃饭，顺便请了我，然后我回请了一次。他老家在南几列岛，字写得不错。
我送过一支善琏庄的湖笔给他。有一阵他经常打电话给我。说他以前上班的公司每年有多少收入，说他怎么下决心不干了，一路打工过来，受很多白眼。说他跟家里别的人不一样，他父亲一辈子没离开过岛上一步；他三个姐姐都嫁在岛上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说他家屋前有两株桃树，春天开白花。我就记得这些。
松林只看我在那帮书画家中混得不错，不相信我只是个蹩脚的灯具设计师，一个人住在一套又旧又小的公寓里，收入不多，又没前途。
之后我和松林又见过三次。一次在一拨书画家的聚会上。一次我在上班，他路过进来坐了一会。一次他打电话来，我正好一个人在山上发呆，他叫我别走，他来找我。
后来是这样，报社的朋友——也是书画协会的——叫我小心他一点，别跟他走太近。
如果就是到处告诉别人我们认识，我是他朋友关系挺不错的也算了。可是，报社的朋友说，“谁知道，他还会打什么主意？”
过年的时候，他要回南几列岛，问我借了点钱。这以后，除了过节，他就不大给我打电话了。
他家在东山那边。那一带的房子多是过去棉纺厂的宿舍楼，不知道有什么新建的小区。
我跟松林说好礼拜天下午没事就去他那儿。
礼拜天上午，手机响了，是菲姐打来的，叫我在家等她。
菲姐是我以前的同事，和前夫闹离婚那阵天天来找我。把一笔应收款弄丢后她辞职不干了。她说那笔钱是主任拿的，她是替人代过，还叫我小心主任，提防他背后做小动作搞我。这事也无法证实。听说厂里叫她把钱补上，最后也没补。反正数量不大，也算不上贪污，便也不了了之。
她跳槽走了一年多，我也从厂里走了。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一次路过她上班的面包房进去找她，她们说她走了，去宾馆干了。
她跟安德森结婚，我听熟人说的。“她现在是安德森太太了。”熟人说，古怪地笑了笑，又说，“谁相信，她认识安德森以前一句英语也不会，在宾馆铺床洗马桶，被吃饭的客人逼着喝酒，喝得天天吐。反正她现在是安德森太太了。”
我和她又开始来往后，见过几次那美国人，稍微有点谢顶，中国话很棒，不看见他，还以为中国人在讲呢。
菲姐勸我去哈里森学英语，虽然他们第一次见面在宾馆走廊上，安德森打不开门了，打电话给总台，总台派她上去开门，他们正儿八经认识却在哈里森。那天她喝多了，把脸搁在我肩膀上诡笑着说，“哈，胡琴，你真以为那是巧遇么？告诉你，是我听见他打电话，说他晚上六点半准时去哈里森。他有朋友在那儿当外教。”
“然后你就去了？”我们俩说得哈哈大笑。我想象她兴奋地往脸上涂抹脂粉，喝多了趴在宾馆厕所地上狂吐的样子。
我吹着头发想着，换了我做宾馆服务员，我有办法嫁给安德森这样的美国人吗？不一会她就来了，翻出一张照片，把照片推到我面前说，“别跟我说你下午没空。”
照片上的男人三十来岁，瘦瘦的脸，眼睛很小，再看他的白衬衫，黑西装，黑领带，我好像回到十七八年以前的时光，问她，“这什么年代的照片？”
“哈，你去了就知道这个人并不像照片上这么古板。”
“上次你也这么说。”我按了唱机的播放键。是列侬和大野洋子的“双重幻想”。我喜欢“Woman”，菲姐喜欢“Every man has a woman who loves him”——每个男人都有爱他的女人。有时我们也为这张唱片悲伤，录完这张专辑不久列侬就被枪杀了。
菲姐穿着白袜子的脚在地上打着节拍。
“你爱安德森吗？”我想起安德森看她的眼神。
“他能让我生活得更好。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爱不爱他。他能满足我全部的虚荣心，这就够了。”
“他叫什么？”我又拿起照片，和照片上的眼睛对视着。
“杜伟强。”
“杜—伟—强？这什么年代的名字？”我笑了。
“好啦。”她点着烟，“别看名字不怎么样，这人做电脑可有一套，没准以后就是乔布斯第二。你就是乔布斯第二的太太啦。”
吃过午饭，我一个人去“森”咖啡馆。这是菲姐成了安德森太太后和别人合伙开的。安德森腼腆不善交友，同别的做皮革生意的美国人也没什么联系。一到礼拜天，就骑辆自行车到处乱逛。
“森”咖啡馆很小，楼下是前厅和厕所，上面一层有七张靠窗的火车式包厢。另一侧是吧台。
他们雇了个烫波波头的女人给客人端咖啡，添茶水，没事她就在吧台后面翻画报，背后的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旧蒸汽式火车头的黑白图片，旁边是旧船拆下来的同样巨大的舵，坐在那里，你会恍然以为坐在一艘船上，一列喷着蒸汽的老式火车上，正赶往过去的一个遥远的所在。
一个穿灰绿外套的男人坐在最尽头的一张座位上。看见我，远远站起来，脸上含着笑，直到我走近才坐下。
这是个有礼貌的男人。有礼貌的男人总会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让你放松。
他含着笑看着我，眼睛和照片上一样小，一副认识我的样子。看来菲姐也把我的照片给他看过了。他正看妹尾河童的一本书。于是我们从妹尾河童谈起。我正巧刚看过《窥视工作间》。我说那些工作间多数极其拥挤杂乱，放满和工作无关的东西，否则冒险小说家内藤陈就不会说“与其说工作间，不如说是他的地狱”这样的话。
我的咖啡端上来了。他问我，“你爱蓝山？”他喝的是日式炭烧，看来是个工作狂，需要浓郁的东西提神。然后我们就谈到了牙买加，谈到牙买加盛产咖啡的那些终年高寒的山峰。虽然我只偶尔看过一本介绍牙买家的中英文对照的旅行小册子。接下去我们谈到今年去过哪儿，我告诉他夏天去了内蒙，他则说在普济岛呆了几天，问我骑马了吗？我说骑了，问他游泳了吗？他说游了。 说到这儿，突然都没话了。
我是因为想起了被马鞍磨得流血的屁股、一晃而过的两天欢愉。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突然醒过来似的一招手，问波波头有没有烟。波波头说没有，我这才注意到他面前扔着一碟烟头。
杜伟强说他出去买包烟。他走后，我从架子上抽了本杂志。远处两个女人低声说着话。一个女人说，“我喜欢强势，可我的性格让我永远强势不了。”另一个女人声音低哑地说，“所以你喜欢强势的男人……”
她们越说越轻，楼下传来女人的哭喊，更听不清了。
我探向窗外，看到两截颤抖的男人的腿，被另外两截女人的腿不停地冲撞着。我又往外探出一点，还是只能看见四截腿。我想算了吧，难道无聊到跑出去看别人打架？虽说我坐坐正，注意力也重新集中到杂志上，可这女人的撕扯刺激了我的一处神经，不由想如果我也像这女人，不顾一切争夺自己想要的东西，说不定就不会把日子搞成现在这样了。
杜伟强回来了，抱歉说他平时不怎么抽烟，实在是这几天忙得不行，熬夜，没办法。我问他看见打架的那对男女吗？那会他们已经走了。也许换一个地方闹了。
“女人总这样。”他咧开嘴一笑。
“这不能怪女人。”我斟酌说，“多半这男的没给她安全感。对，安全感。你知道的。”
“好吧。可是女人不能自己给自己安全感吗？”
“至少大部分不能。不然就不是女人了。”我说。后来我们不知怎么谈到了猫。
杜伟强问我养不养猫，我说不养。
杜伟强说他也不养，“猫这东西，你经常不知道它到底想干吗。”
“我倒觉得喂食太麻烦，乱拉屎就更麻烦了，就像没事给自己找了个主人。”说到这儿，我想起有人把他的猫叫“彼得大帝”。我们一同笑了起来。
他说小时候家里无缘无故跑来过一只猫，呆了两个月，又无缘无故走了。猫食盆还在门口，他妈也不收起来，就搁在那儿。他进进出出看着，心里很恍惚。
过了会，他又说，“和你说话挺开心。”
“我也是，挺开心的。”我笑着说，望着他瘦瘦的脸。
“其实，我早已对相亲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又说，喊来波波头，付了两杯咖啡的账。
走出“森”咖啡馆，他说，“有时间联系。”我们便在马路上分手了。
时间还不晚。
我上了公交车，在最后一排坐下。
最近我確实懒得可以。以前坐班，天天往公司赶，后来老板允许不坐班了，经常在家一待就是一整天。我很努力地忙着，到了傍晚却常常冒出又虚度了一天的感觉。
松林一直不接电话，车靠站了，我只能跳下车，一边找，一边打他电话。
总算他接了，我已经照着门牌号找到他家楼下了。
他从楼上跑下来接我，脸红通通的气色很好。
“哈，好久不见。”我说。
“哈，快一年了。”
“时间真快。”我努力回想上次说了什么，“上次，”我说，“上次你一天到晚想着辞职。”
想起我一本正经劝他先别辞职的话，我笑起来，“你还在那儿？”
“辞了……”
“哦……，”我看着他，“现在呢？做什么？”
“开压路机。”
“压路机？你什么时候学的？听说跟开汽车一样要考个证？”
“要什么证！”松林大笑，“跟师傅开几趟就会了。”
他开了门，客厅里摆的全是老家具。
“不错啊。”我说。走到梳妆台前，看看老镜子里模模糊糊的自己。
松林指着一把太师椅叫我坐，说这堆老古董全是水娟家的。
看来他们的事水娟父母同意了。
“这是红木的？”我摸摸梳妆台的台面。
“黄花梨的还是什么？水娟说是她祖母的陪嫁。”
“水娟呢？”我看看左右。
“上班。”
“礼拜天也上班？”
“没办法，这段时间太忙了。”
松林端来茶，坐在旁边的太师椅上，眯细眼睛，仿佛藏着喜事。
我问他最近是不是很不错，他看了我一会终于开口说，“我要结婚了。”
“结婚？好啊！”我脱口说，想这小子总算能安定了，感慨道，“我们认识时你刚来这儿。”
“那时什么人也不认识……”
“你看你现在都要结婚了！你还记得上次在西山……”
那次在广福寺一间偏殿里我劝了他好长时间，叫他想想好再说，别一冲动就辞职，每家厂其实都差不多。他窝了一肚子气似的说，“我买不起房子！要是结婚生孩子，我连孩子也养不起！”我想你朝我发什么火，又不是我让你买不起房子的。我自己还想买房子呢。
当时他垂头丧气一会，说他还得去加班，我们就一起往楼下走。走了几级台阶，他突然转过身——在那阴暗狭窄的楼道里，我猝不及防地停下，警惕地看着他，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挺怕这个南几列岛来的愣头愣脑的小子，一直对他心存着一种难以启齿的恐惧，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都出了一会神，松林说，“我跟水娟说好了，酒席过了年办。喝喜酒你一定要来啊。”
我忙说一定来一定来，脑子里掠过他叫我下楼小心点的样子，到了殿外我的恐惧才解除了。我喝了口茶，问他写字画画那拨人都叫了哪些。突然松林的手机响了，他接通了，说了几句挂断，看着我说，“真不巧，我得去李教授那儿一下。”
李教授眼睛不好，玻璃晶体浑浊，松林这一阵在帮李教授做校对。李教授认识人多，说不定能替他找个事做。松林开压路机能开多久？我想他实在受够那些体力活了，有点心浮气躁了。
我刚想说那我也走了，松林说，“你坐会，我去去就来。”眯细眼睛冲我点点头，出去了。
有一会，我仍一动不动坐着，扶着太师椅的扶手，就像松林还在旁边，脑中却想起“森”咖啡馆和杜伟强，回味着说过的话，那张瘦瘦的脸，面颊上那道不注意不太看得出来的淡淡的凹痕。 十分钟过去了。我起来添了水，走到阳台上。松林家的阳台很小，还不到三个平方，楼下有一小片草地，几棵树，一棵树上挂着青绿的小果子。
太阳缩了进去。风立刻变阴冷了。我回到客厅，卫生间门开着，再过去是卧室，那儿很巧妙地设计了一个转角，挡住了视线。我走过去。这房子的结构跟我以前住的那套差不多，是我前夫单位分的。从那搬出来总有八九年了吧？我注意地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外面仍是寂静的，但不完全是寂静，细听有一种水快要沸滚的喘息声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说不定是有人在山上做什么。我望着转角，再往里看就算偷窥了，我又不是妹尾河童，松林信得过我才把我留在这儿，也可能他根本不认为这儿有什么秘密。
两间卧室门都开着，我走进朝南那间。房子没装修就住，总有种仓促感，好像随时可以弃家而逃。床上被子半摊半卷，松林刚才很可能在睡觉，还留着一点热烘烘的气息。桌上地上到处是纸，有着墨的，也有干净的白纸。我随手拾起一张，头一句依稀是：“贺兰山上几株草”，再下面一句，读到“南北东西总——”，读不下去了。我画画五年了，书法却不行，题款都是找人代笔。松林字虽不错，名气毕竟不大。其实也不关名气不名气，我从来没想过找他题款。我拨了拨笔筒，没见送他的那支。
朝北的那间放着一只不锈钢衣架，四季的衣服全挂在上面，边上搭了一个内衣，尺寸不大，我看了一眼，目光移到一件蓝白格子的衣服上去。我有条裙子也是这种格子的，拉出来一看，也是条裙子，也长到脚踝。还有一件白毛线衣也和我的一件一样。
我有点意外。有那么一霎，以为在自己家里，看自己的衣服。
窗开着，不知哪儿折射过来一道光在地上忽闪忽闪地动着。
我回到太师椅上。
我其实并不在乎跟松林说，“哎，松林，水娟有两件衣服跟我一样！”
有两件衣服和松林女朋友的一样，不能算是诡异的事。顶多只是偶然或巧合吧。
回想起来，我碰到偶然或巧合的事概率非常低。我几乎没碰到过偶然或巧合的事。
烧水的声音近了一点，好像不久就要沸滚起来了。想着家里摊着的设计图，就是回去，这一下午也虚度了。我很久没有设计出自己满意的吊灯来了。我试过从十七八世纪的老式吊灯里寻找细节上的设计，也试着设计了一批样子怪异的被认为时尚新颖的东西来。这批吊灯风靡过很短的时间从市场上退出去了。当然，我相信有几个家庭的天花板上仍挂着那么一盏过时的吊灯。
不成功的设计带来的不安只持续了一会儿就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了。
我的思绪回到松林的女朋友有两件衣服跟我一样这件事上。我对自己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店里一样的衣服很多，只能说明有个女人穿衣服的喜好跟我差不多。
那我不自在什么？
我又不可能爱上松林。连喜欢他都谈不上。
他也不可能爱我。他有水娟。他和水娟的浪漫史认识他的人都听他说过。
要说偶然或巧合，有一年春天，我买了几个花盆，给阳台上的花换了盆，夜里我梦见一个人死了，尸体停在带螺旋花纹那个花盆里，几个人围在边上哭。第二天起来，看着花盆好好的，还想自己怎么做这种梦。怪的是，隔了两天盆里的杜鹃真死了。
前夫过来帮我换热水器老化的胶皮管，我把这事讲给他听，他听得直笑，还说：“你千万别梦见我死了。”
茶几上有五六个桔子，皮薄薄的，看上去很甜。我拿了一个慢慢地剥着吃了，起來去卫生间洗手。从外面望进去，卫生间也是毛坯的，水娟用的瓶瓶罐罐堆在窗台上，洗脸盆上方还没装镜子，他们不知从哪弄来一块斜竖在地上。
我正要进去，其实已经走到门口，只差一步就进去了，蓦地在镜子上看到一个女人穿得松垮垮的从转角那儿出来，往阳台走去。
是我眼花了吗？
我还是进去洗了手，回到太师椅上。屋子里是不是真的有人啊。松林怎么不说一声？她肯定不是水娟。我见过水娟。也不像是松林的母亲。她没这么年轻。不然是他妹妹，怕见人，躲着不出来？我以前就这样，来了人就躲着不出来。我从来不承认这是心理疾病，认为自己不过内向，是性格问题，而且这种闲聊除了花掉点时间大部分没什么意思。
去阳台上看看不就知道了？这么想着，人却没动。从我坐的地方望过去，阳台静静的，稀淡的阳光落在地上。就算有人过去，也该出来了。在阳台上站那么久干什么？看风景？衣服的影子落在地上，也没见有人的影子啊？真是我眼花了？大白天的，这好好的新房子哪来的鬼。不过要是屋子里真有人，回头告诉松林他不在的时候我在屋子里乱看乱走，那也是挺糟糕的。
烧水的声音越来越响，听上去马上要开了。也不知怎么想的——其实就是脑袋里突然晃过一个念头，不如到楼下等松林吧，“腾”地站起，抓起桌上的钥匙就走。
松林接电话时我已经在楼下了，我说有事要走了，看着钥匙圈上吊着的中国结，忽然发觉竟是松林的钥匙。再找我的，好好的在包里呢，问他家里有没有人在，我把钥匙拿上去，要不干脆先放我这儿，他过来拿？只听他声音很大地说着“荤荤荤”，我还在问“什么？你说什么？”电话断了。再打过去，已经关了机。
保安站在门口，看上去注意我一会了。我从他边上走过又走回来，把钥匙用纸巾包了，请他转交给松林。心里还是有一点不妥，这保安应该没问题吧，不会拿了钥匙去开松林家的门？
上了车，我给松林发了个短信，告诉他钥匙给保安了，拿到了给我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也行。
发完短信，我靠着车窗看着外面，奇怪刚才干吗怕得那么厉害？还有，松林说的到底是什么？荤荤荤？昏昏昏？
我还想起一件事。我是突然想起来的。也可能是坐我前面的小女孩让我想起来的。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三天两头和邻居家的小朋友往于老头那儿跑，那时我们同住一幢很大的老宅院。这宅院我现在还有印象，虽然旧得厉害，墙裂出了缝，天井却很大，还留着一点凉亭假山的模样。于老头说他从前打过仗，不过大家都说当兵的不是他，是他弟弟，每年给他寄钱。他的腰和一只胳膊是伸不直的，不过他会吹口琴，我们经常听他吹口琴，听他说打仗的故事，他们怎么躲在壕沟里，男兵怎么偷偷地去村里找相好的女人。于老头好像很羡慕那些男兵。他没结过婚，一直一个人过。他有很多吃的东西，瓜子、甘草话梅、猫耳朵饼、松子糕、桔红糕，一袋一袋叠在床头两边，叠得老高。让我瞠目结舌的是后来听爸爸妈妈说医生从妮妮肚子里拿出来两颗玻璃弹珠，他们很庆幸玻璃弹珠不是从我肚子里拿出来的，还说别的没什么，以后不要生不出小孩。
这些话的意思过了很多年我才回过味来——最早进入妮妮身体的不是男人，而是两颗玻璃弹珠。不知道于老头怎么把弹珠塞到妮妮的肚子里去的。我们总是在一起玩。可我对这个事一点不知道。说不定就是我玩过的那两颗，一颗中间有蓝花，一颗中间有黄花。我根本想不到它们会钻进妮妮的肚子里。我还记得妮妮的妈妈流着眼泪怨恨地瞪着后院的样子。后来他们搬走了。再后来我们也搬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呢？给我和妮妮带来什么呢？我和妮妮就是这样长大了。我连妮妮后来有没有结婚也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见了。上回在超市边上碰到她，她胖了很多，脸上有颗挺大的黑痣。我想不起来她以前脸上有没有痣。我真想不起来了，小时候她的脸一年四季红通通的，很像苹果。
这也没什么。我和小时候也不像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比妮妮运气好，无忧无虑，和什么样的人——设计所的同行，书画协会形形色色的人——还有松林这样的，谁都能打打交道，保持不错的关系。
晚上菲姐打电话问我在“森”咖啡馆谈得怎么样，我说杜伟强说“有空再联系”。
菲姐叫我别泄气。我知道不久她会再给我看一张什么人的照片。
“对了，”我问菲姐，“你去过南几列岛，知不知道荤荤荤什么意思？”
“荤荤荤？你是不是听错了？”
“怎么会听错呢？”我把听筒从耳朵边挪开一点，不知道她干嘛那么大声。
“那——大概就是好好好吧？”她声音更响了。“好好好你也害怕？”
好好好？是好好好？我想来想去，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那天我正准备跟杜伟强出去吃饭，接到松林的电话。他没问我那天为什么急着走，也没说钥匙的事，高兴地说他下礼拜结婚，请我去喝喜酒。“你去吧。协会好多人都去。”
我说我一定去一定去。
我很想问他那天他家里是不是有个穿睡衣的女人，杜伟强一直笑着看着我，我也笑着看着他，缓缓放下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