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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7日，欧盟贸易委员拉米给各国部长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拉米为欧盟作了一场完美的“辩护”：
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致信各国贸易部长，说明他在欧盟农业模式和该产业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挑战方面的观点。以下是拉米信的原文（本刊编辑时有删节）：
人们担心开放贸易会使任何农业政策都无法维持，因为农业将经历其他产业都经历过的贸易自由化和取消补贴的进程。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欧盟认为农业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这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上的立场：有管理的经济、明确的社会选择、环境保护和有质量的产品。
我们并不怀疑农业是一个能够产出财富和就业的经济活动，而且应有面对市场的力量。但是，和其他产业不同的是，这种经济活动是受气候和地理影响的。欧盟的农民必须满足越来越重视食物口味和安全的消费者，消费者还要求食物的生产必须考虑环境和动物福利。所有这些，很自然地会有代价。
最后一点，农业带来土地使用问题。我们仍有55％的农场位于艰险和山区地段。如果这些重要的地方完全没人了会变成什么样子？欧盟宪法草案把加强地区凝聚力作为欧盟的目标之一，显示了欧盟致力于地区的平衡发展。
这些因素说明欧盟为什么拒绝让农业完全受制于比较优势和国际劳动分工的规律。我们不能让消费者选择由国际市场上最有效的生产者提供的价格最低廉的产品。
让我们讨论措施而不是原则
上述观点已经清楚，但关于农业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辩论显然仍没有定论。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其他产业中，市场的缺陷需要由官方的管理弥补。所以农业支持是否必要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种支持从何处来，用何种形式。
欧盟对农业政策的体制而不是这种政策是否应存在的讨论更有兴趣。这一点反映在我们共同农业政策（CAP）出台以来的重大变革中。
二战后我们最初的目标是让欧洲重新在食物生产上自给自足。所以我们强制平抑农业中典型的价格波动。在60年代和70年代，欧盟使用的是价格支持，还有生产支持，用配额的形式保证。
CAP初级阶段的情况使我们寻找既保证收入又不人为刺激生产的办法。
我们的办法是给农民直接的、与生产水平和参考价格无关的收入支持。新政策的目的是让市场再次成为农民决策的指导。我们自90年代以来一直在执行这一政策，直接（对价格或产量）的市场支持从90年代初占预算的45％降到今天的18％，出口补贴农业预算的比例从30％降到了9％。
这种做法的主要缺点是它是基于往年的生产情况提供支持，因此收入支持造成了农场之间的不平等，还掩盖了他们在生产率上的差别。因此，第二个挑战是保证公平的收入。
我们尝试更多地按照农场的规模来提供支持并且鼓励农民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这意味着要对农民提供的服务给予市场所不能给予的报酬，一个办法是更多地关注小规模农场以有利于区域更加协调发展；另一个办法是取代农民只靠生产得到报酬而为社会所做工作却没有报酬的体制，使农民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包括他们为保证产品达到高的环境、营养和健康标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以上就是形成最近CAP改革的一些观点，而这只是欧盟加强未来农业长远战略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推动欧盟农业向高附加值产品发展。
经验已经证明这将是一个成功的战略。过去的十年中，欧盟加工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从32％提高到42％。我们同美国的贸易自1995年来一直顺差。
2003年6月的改革标志着改革的进程进入了新阶段：目前，占农业预算75％的收入支持仍是按生产数量的比例支付，未来的支持基本上将完全以统一费用（flat rate）为基础支付，即与生产的种类和产量均没有关系。因此，农民必须更好地对产出和市场价格进行权衡，并会更多地将质量放在数量之前优先考虑。进一步的改革是加强质量控制，既要通过法律形式提出要求，又要通过引入质量证书进行鼓励。为实现公平，我们将逐渐削减对最大的农场的援助，并以农村发展支持的形式将其重新分配给条件较差地区的农民。
共同农业政策是鸡，世贸组织是蛋
一定要为WTO谈判而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吗？不应从这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是由其自身需要而驱动的。在WTO的背景下，欧盟只在目前的共同农业政策基础上进行谈判。我们提议以乌拉圭回合公式将关税削减36％，出口补贴削减45％，影响贸易的国内支持削减55％。
这些改革为我们在WTO提供了更大的运作空间，因为削减对贸易影响最大的补贴是谈判的首要议题。在乌拉圭回合时期，欧盟是使用的直接刺激生产、对贸易扭曲作用最大的补贴（WTO中的“篮箱”）。WTO成员因此特别希望欧盟能够继续削减此类补贴。
这是欧盟首次根据1999年的改革及相关决定所采取的行动。正是由于这些决定，欧盟将向农民提供支持的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显得更加中性，对生产的管理更为有效，以保证出口的是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不是有补贴的过剩原材料。
让我们进行同类比較
在目前的争论中，一些人可能提出这些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削减我们的补贴。的确，欧盟和美国对农民的补贴量经常引起争议。让我们看看事实。欧盟每年400亿欧元的农业预算（与美国类似）占其总产值（wealth）的0.6％。欧盟扩大后，预算增至450亿欧元，而实际分享预算的农民或农业工人将会增加400万左右。
根据被广泛引用的OECD的研究数字，发达国家每年支付3000亿美元对农业进行支持（其中，欧盟占1000亿美元），但必须从三个方面对这些数字进行说明：
首先，他们的计算方法。OECD在确定农业“补贴等值”时，将政府采取的各种完全不相关的措施（直接预算支持、关税等等）加在一起，然后再用农民在国内市场获得的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行比较。普遍认为，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是人为形成的，因为农产品中只有比重极小的部分用于出口，多数用于国内消费，这种自给自足也正是农业的首要功能。因此，国际农产品市场是剩余产品市场，价格只反映短期投机。
其次，OECD的数字忽略了国内措施对贸易的实际影响。农业预算本身不是问题——当它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时，WTO不应限制使用的条件和数量。OECD的计算恰恰有损于这个区分国内措施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基础。
最后，任何限制在此基础上的公共干预行为都会导致实际上的社会倾销。
欧盟的雄心和局限
欧盟考虑最多的是国际谈判应当有助于农业政策的改革。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改革的稳定性反映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我们一直致力建设一流的农业，且采用对国际贸易影响较小的政策。
这可以解释欧盟在WTO农业谈判中的立场。过去10年中，我们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保持在19％的稳定水平上。我们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热带产品（如，大豆进口占世界的40％）；我们主要出口加工制成品。简而言之，我们不以出口产品为目的——我们努力实现增值。
我们认为，农业有多种功能，国际贸易不应仅仅为了保证食物贸易的公平而限制为发挥农业的作用而进行的管理。这是必须要考虑非贸易因素的原因。不能就我们支持农业的原则和不扭曲贸易的支持的数量进行谈判。
欧盟还有更为“进攻性”的利益。由于我们依赖产品的质量，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牌能够被认可。品牌必须通过认定我们的原产地的方式加以保护。这是我们利用竞争优势的方式。我们不再寻求对我们的劣势进行财政补助，以上这些正是关于保护地理标识讨论中最为艰难的内容。
坎昆的挫折
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去年9月在坎昆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对于坎昆的失败有许多分析与解释，最简单的分析就是谈判过程从未步入正轨。有两点是肯定的：
首先，坎昆会议上，“南方”的“内部”立场走向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极是高姿态的20国协调小组（G20），G20削减美欧农业支持的目标最终让步于行业利益保护。另一极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他们视这一开放市场的新阶段为威胁，担心最终会侵蚀他们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贸易优惠。
第二，可以肯定的是坎昆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农业，这一议题甚至没有真正讨论和谈判。虽然由于G20的出现，一些牌被重新洗过，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现实是存在的4个利益迥异的集团：
凯恩斯集团
该集团包括世界上20个最大出口国中的13个。巴西、澳大利亚（2001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的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28亿美元和124亿美元，超过美国。
凯恩斯集团的重点应该是打开市场和取消农业支持。G20的出现表明，虽然这些国家不能形成立场相近的集团，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享有的自然优势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者，他们认为，农业应当像其他行业一样适用同样的规则。
最不发达国家
除去南美国家（许多南美国家是凯恩斯集团成员），亚、非和中美洲的发展中国家10年间市场份额下降了6％以上。由于最穷国日益意识到南方国家间竞争力与生产能力的巨大差异，他们大声呼吁确保他们在农业和食物需求方面的权利。虽然国与国的情况可能不同，但所有国家都期盼在保护或支持农民方面保留一定的回旋余地。
很自然地，他们也要求足够富裕的国家在帮助农民时要公平，因此，他们希望欧盟和美国减少出口补贴和最为影响市场的收入支持。
美国
美国与凯恩斯集团的相似之处是出口导向型。虽然过去10年中美国的市场份额相对稳定（占世界贸易的20％），但美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国。因此，美国的谈判代表经常最大限度地支持凯恩斯集团的立场。
但是，这种团结时冷时热：美国许多地区的农民需要政府的支持。
欧盟
同美国一样，我们承认需要加强农业补贴的纪律。我们接受了以前没有接受的观念：削减影响贸易的、所有与生产相关的国内支持措施，包括直接收入支持。
“蓝箱”支持封顶（限定在产值的5％的范围内）是欧盟的一个主要让步，反映了它自上次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以来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将美国农业政策置于更严格的规则之下。在这一点上，生产支持的大幅削减，特别是对直接收入支持的限制，保证了未来对美国《农业法案》的改革。美国还第一次接受了对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进行平行削减的原则，包括那些目前WTO协定没有包括的内容，如出口信贷。
在尊重凯恩斯集团客观利益的同时，我们不理解他们怎么可以声称代表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言。
我们同意低收入国家关于农业不应向不受制约的自由贸易开放的关注。
然而，我们的确意识到我们应以一种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最小损害的方式来支持农业。
如果将双边和自主关税优惠计算在内的话，目前平均关税为10％。这使得欧盟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进口方。我们因此认为应在其他发达国家和经济新兴国家中寻找新的大规模市场开放。
在坎昆后续活动中，欧盟第一次宣布了取消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相关产品的出口补贴的承诺，但收到的反应甚微。
吸取坎昆的教训
我从坎昆失败中接受的教训是，所有国家必须认识其他WTO成员的合理利益。欧盟已经承担了它的责任；它在2003年初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建议；它在2003年6月再次改革了农业政策；它与美国在2003年8月达成妥协，从而提供了谈判特别需要的推动。
我们的伙伴没有接受欧盟——在坎昆的提案。在欧盟方面，这一提案意味着我们准备通过继续我们的内部改革推动WTO谈判，以避免谈判进程倒退。这是一个欧盟时刻准备做出的巨大妥协。但如果要达成协议，就需要尽快形成成功谈判所需要的要素：有利于发展的真诚行动；不再用要么成要么不成的谈判方式（all-or-nothing approach）；对内部改革应鼓励而不是惩罚；选择决定而不是漫骂。
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致信各国贸易部长，说明他在欧盟农业模式和该产业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挑战方面的观点。以下是拉米信的原文（本刊编辑时有删节）：
人们担心开放贸易会使任何农业政策都无法维持，因为农业将经历其他产业都经历过的贸易自由化和取消补贴的进程。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欧盟认为农业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这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上的立场：有管理的经济、明确的社会选择、环境保护和有质量的产品。
我们并不怀疑农业是一个能够产出财富和就业的经济活动，而且应有面对市场的力量。但是，和其他产业不同的是，这种经济活动是受气候和地理影响的。欧盟的农民必须满足越来越重视食物口味和安全的消费者，消费者还要求食物的生产必须考虑环境和动物福利。所有这些，很自然地会有代价。
最后一点，农业带来土地使用问题。我们仍有55％的农场位于艰险和山区地段。如果这些重要的地方完全没人了会变成什么样子？欧盟宪法草案把加强地区凝聚力作为欧盟的目标之一，显示了欧盟致力于地区的平衡发展。
这些因素说明欧盟为什么拒绝让农业完全受制于比较优势和国际劳动分工的规律。我们不能让消费者选择由国际市场上最有效的生产者提供的价格最低廉的产品。
让我们讨论措施而不是原则
上述观点已经清楚，但关于农业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辩论显然仍没有定论。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其他产业中，市场的缺陷需要由官方的管理弥补。所以农业支持是否必要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种支持从何处来，用何种形式。
欧盟对农业政策的体制而不是这种政策是否应存在的讨论更有兴趣。这一点反映在我们共同农业政策（CAP）出台以来的重大变革中。
二战后我们最初的目标是让欧洲重新在食物生产上自给自足。所以我们强制平抑农业中典型的价格波动。在60年代和70年代，欧盟使用的是价格支持，还有生产支持，用配额的形式保证。
CAP初级阶段的情况使我们寻找既保证收入又不人为刺激生产的办法。
我们的办法是给农民直接的、与生产水平和参考价格无关的收入支持。新政策的目的是让市场再次成为农民决策的指导。我们自90年代以来一直在执行这一政策，直接（对价格或产量）的市场支持从90年代初占预算的45％降到今天的18％，出口补贴农业预算的比例从30％降到了9％。
这种做法的主要缺点是它是基于往年的生产情况提供支持，因此收入支持造成了农场之间的不平等，还掩盖了他们在生产率上的差别。因此，第二个挑战是保证公平的收入。
我们尝试更多地按照农场的规模来提供支持并且鼓励农民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这意味着要对农民提供的服务给予市场所不能给予的报酬，一个办法是更多地关注小规模农场以有利于区域更加协调发展；另一个办法是取代农民只靠生产得到报酬而为社会所做工作却没有报酬的体制，使农民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包括他们为保证产品达到高的环境、营养和健康标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以上就是形成最近CAP改革的一些观点，而这只是欧盟加强未来农业长远战略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推动欧盟农业向高附加值产品发展。
经验已经证明这将是一个成功的战略。过去的十年中，欧盟加工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从32％提高到42％。我们同美国的贸易自1995年来一直顺差。
2003年6月的改革标志着改革的进程进入了新阶段：目前，占农业预算75％的收入支持仍是按生产数量的比例支付，未来的支持基本上将完全以统一费用（flat rate）为基础支付，即与生产的种类和产量均没有关系。因此，农民必须更好地对产出和市场价格进行权衡，并会更多地将质量放在数量之前优先考虑。进一步的改革是加强质量控制，既要通过法律形式提出要求，又要通过引入质量证书进行鼓励。为实现公平，我们将逐渐削减对最大的农场的援助，并以农村发展支持的形式将其重新分配给条件较差地区的农民。
共同农业政策是鸡，世贸组织是蛋
一定要为WTO谈判而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吗？不应从这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是由其自身需要而驱动的。在WTO的背景下，欧盟只在目前的共同农业政策基础上进行谈判。我们提议以乌拉圭回合公式将关税削减36％，出口补贴削减45％，影响贸易的国内支持削减55％。
这些改革为我们在WTO提供了更大的运作空间，因为削减对贸易影响最大的补贴是谈判的首要议题。在乌拉圭回合时期，欧盟是使用的直接刺激生产、对贸易扭曲作用最大的补贴（WTO中的“篮箱”）。WTO成员因此特别希望欧盟能够继续削减此类补贴。
这是欧盟首次根据1999年的改革及相关决定所采取的行动。正是由于这些决定，欧盟将向农民提供支持的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显得更加中性，对生产的管理更为有效，以保证出口的是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不是有补贴的过剩原材料。
让我们进行同类比較
在目前的争论中，一些人可能提出这些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削减我们的补贴。的确，欧盟和美国对农民的补贴量经常引起争议。让我们看看事实。欧盟每年400亿欧元的农业预算（与美国类似）占其总产值（wealth）的0.6％。欧盟扩大后，预算增至450亿欧元，而实际分享预算的农民或农业工人将会增加400万左右。
根据被广泛引用的OECD的研究数字，发达国家每年支付3000亿美元对农业进行支持（其中，欧盟占1000亿美元），但必须从三个方面对这些数字进行说明：
首先，他们的计算方法。OECD在确定农业“补贴等值”时，将政府采取的各种完全不相关的措施（直接预算支持、关税等等）加在一起，然后再用农民在国内市场获得的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行比较。普遍认为，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是人为形成的，因为农产品中只有比重极小的部分用于出口，多数用于国内消费，这种自给自足也正是农业的首要功能。因此，国际农产品市场是剩余产品市场，价格只反映短期投机。
其次，OECD的数字忽略了国内措施对贸易的实际影响。农业预算本身不是问题——当它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时，WTO不应限制使用的条件和数量。OECD的计算恰恰有损于这个区分国内措施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基础。
最后，任何限制在此基础上的公共干预行为都会导致实际上的社会倾销。
欧盟的雄心和局限
欧盟考虑最多的是国际谈判应当有助于农业政策的改革。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改革的稳定性反映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我们一直致力建设一流的农业，且采用对国际贸易影响较小的政策。
这可以解释欧盟在WTO农业谈判中的立场。过去10年中，我们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保持在19％的稳定水平上。我们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热带产品（如，大豆进口占世界的40％）；我们主要出口加工制成品。简而言之，我们不以出口产品为目的——我们努力实现增值。
我们认为，农业有多种功能，国际贸易不应仅仅为了保证食物贸易的公平而限制为发挥农业的作用而进行的管理。这是必须要考虑非贸易因素的原因。不能就我们支持农业的原则和不扭曲贸易的支持的数量进行谈判。
欧盟还有更为“进攻性”的利益。由于我们依赖产品的质量，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牌能够被认可。品牌必须通过认定我们的原产地的方式加以保护。这是我们利用竞争优势的方式。我们不再寻求对我们的劣势进行财政补助，以上这些正是关于保护地理标识讨论中最为艰难的内容。
坎昆的挫折
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去年9月在坎昆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对于坎昆的失败有许多分析与解释，最简单的分析就是谈判过程从未步入正轨。有两点是肯定的：
首先，坎昆会议上，“南方”的“内部”立场走向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极是高姿态的20国协调小组（G20），G20削减美欧农业支持的目标最终让步于行业利益保护。另一极是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他们视这一开放市场的新阶段为威胁，担心最终会侵蚀他们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贸易优惠。
第二，可以肯定的是坎昆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农业，这一议题甚至没有真正讨论和谈判。虽然由于G20的出现，一些牌被重新洗过，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现实是存在的4个利益迥异的集团：
凯恩斯集团
该集团包括世界上20个最大出口国中的13个。巴西、澳大利亚（2001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的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28亿美元和124亿美元，超过美国。
凯恩斯集团的重点应该是打开市场和取消农业支持。G20的出现表明，虽然这些国家不能形成立场相近的集团，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享有的自然优势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者，他们认为，农业应当像其他行业一样适用同样的规则。
最不发达国家
除去南美国家（许多南美国家是凯恩斯集团成员），亚、非和中美洲的发展中国家10年间市场份额下降了6％以上。由于最穷国日益意识到南方国家间竞争力与生产能力的巨大差异，他们大声呼吁确保他们在农业和食物需求方面的权利。虽然国与国的情况可能不同，但所有国家都期盼在保护或支持农民方面保留一定的回旋余地。
很自然地，他们也要求足够富裕的国家在帮助农民时要公平，因此，他们希望欧盟和美国减少出口补贴和最为影响市场的收入支持。
美国
美国与凯恩斯集团的相似之处是出口导向型。虽然过去10年中美国的市场份额相对稳定（占世界贸易的20％），但美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国。因此，美国的谈判代表经常最大限度地支持凯恩斯集团的立场。
但是，这种团结时冷时热：美国许多地区的农民需要政府的支持。
欧盟
同美国一样，我们承认需要加强农业补贴的纪律。我们接受了以前没有接受的观念：削减影响贸易的、所有与生产相关的国内支持措施，包括直接收入支持。
“蓝箱”支持封顶（限定在产值的5％的范围内）是欧盟的一个主要让步，反映了它自上次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以来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将美国农业政策置于更严格的规则之下。在这一点上，生产支持的大幅削减，特别是对直接收入支持的限制，保证了未来对美国《农业法案》的改革。美国还第一次接受了对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进行平行削减的原则，包括那些目前WTO协定没有包括的内容，如出口信贷。
在尊重凯恩斯集团客观利益的同时，我们不理解他们怎么可以声称代表所有发展中国家发言。
我们同意低收入国家关于农业不应向不受制约的自由贸易开放的关注。
然而，我们的确意识到我们应以一种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最小损害的方式来支持农业。
如果将双边和自主关税优惠计算在内的话，目前平均关税为10％。这使得欧盟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进口方。我们因此认为应在其他发达国家和经济新兴国家中寻找新的大规模市场开放。
在坎昆后续活动中，欧盟第一次宣布了取消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相关产品的出口补贴的承诺，但收到的反应甚微。
吸取坎昆的教训
我从坎昆失败中接受的教训是，所有国家必须认识其他WTO成员的合理利益。欧盟已经承担了它的责任；它在2003年初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建议；它在2003年6月再次改革了农业政策；它与美国在2003年8月达成妥协，从而提供了谈判特别需要的推动。
我们的伙伴没有接受欧盟——在坎昆的提案。在欧盟方面，这一提案意味着我们准备通过继续我们的内部改革推动WTO谈判，以避免谈判进程倒退。这是一个欧盟时刻准备做出的巨大妥协。但如果要达成协议，就需要尽快形成成功谈判所需要的要素：有利于发展的真诚行动；不再用要么成要么不成的谈判方式（all-or-nothing approach）；对内部改革应鼓励而不是惩罚；选择决定而不是漫骂。